中国云南省高级法院12月23日对孙小果再审案公开宣判，决定对孙小果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是对孙小果案1998年一审判决的重新确认。孙小果案的尘埃落定，无疑是中国法治史上“拨乱反正”值得记上一笔的标志性事件，但更是中国一段不堪法治史的真实写照。
云南省高级法院的公告显示：云南省高级法院对孙小果1997年犯强奸罪、强制侮辱妇女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再审案件公开宣判，判决认为该院2007年9月作出的原再审判决以及1999年3月作出的二审判决对孙小果的定罪量刑确有错误，予以撤销，维持昆明市中级法院1998年2月一审对孙小果判处死刑的判决，并与孙小果出狱后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的终审判决合并，决定对孙小果作出上述判决。
这意味着，因强奸罪等在1998年被判处死刑的孙小果，在21年后的2019年年末，终于要被执行死刑。
根据官方通报，在孙小果被判处死刑之后的20余年间，2013年至2018年间，孙小果还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妨害作证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而孙小果案的荒诞之处，更在于，被污染的不仅仅是水源，而是整个水源地的生态环境。是中国过去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司法系统，甚至整个中国官场腐败的现实映照。
上述法院的公告并没有指明，孙小果为什么在1998年被判处死刑后逃过死刑，上演“亡者归来”戏码，甚至在此后20年重操旧业，继续称霸一方。但之前公开的信息显示，上演了魔幻的“死刑复活”的孙小果，并未有传说中显赫身世和特殊背景。
官方通报显示，孙小果生父陈某，只是昆明市一单位职工，1996年因脑溢血中风瘫痪后病退，2016年8月20日离世。孙小果生母孙鹤予，曾用名孙学梅，系昆明公安局官渡分局原民警，并非外界所传的连跳三级的警督，因包庇孙小果强奸罪被开除公职，于1998年获刑5年。
孙小果继父李桥忠，1992年与孙鹤予结婚，1996年任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副局长，1998年因帮助孙小果办理取保候审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撤职处分。2004年他任五华区城管局局长，2018年退休。孙小果爷爷奶奶为陈某清、陈某芬，系某中学原职工，已去世；外公孙某翔，并非外传的中共早期重要人物孙雨亭，外婆吴某兰，分别是某铁路局、某针织厂原职工，也已去世。
虽然孙小果拥有“警二代”身份，但怎么看，孙小果这样的身世在中国地方上，都是并不少见的普通公职人员家庭，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和所传言的有“通天”的背景。但正是这样的身世和背景，在中国上演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死”而复生剧情。这才是整个事件的可怕之处。因为，这表明在中国之前的20余年甚至更长的法治进程中，有太多的人有机会成为，或者早已经成为另一个孙小果。这是最为真实的中国基层官场腐败的一个侧面。
当然，孙小果的再次案发，让孙小果“死而复生”背后的操盘手也受到了相应的惩处。2019年12月15日，涉孙小果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职务犯罪案一审宣判，包括孙小果父母在内，总计19人获刑，其中，云南司法系统15名涉案，孙小果母亲孙鹤予被判20年监禁，孙小果继父李桥忠获刑19年。他们的罪名包括：徇私枉法罪、徇私舞弊减刑罪、受贿罪、行贿罪等。
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孙小果重操旧业再次犯事，如果没有中共十八大后对依法治国的强力落实，如果没有中共十九大后的扫黑除恶，以及中共扫黑督察组和扫黑办挂牌介入，孙小果案能够在21年后的今天，完成“拨乱反正”。
类似的还有“湖南操场埋尸杀人案”这样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的旧案重查。“湖南操场埋尸杀人案”也是一起举国震惊的恶性涉黑案件。因举报校长在学校修建中有违规行为，中国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一位有正义感的老师邓世平，被杀害并埋在操场下16年，离奇案件令人惊心触目。案件重现天日后，除涉案主犯杜少平被判处死刑，包括时任怀化市公安局局长在内的19名公职人员，因失职渎职被查处。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深入的反腐运动之后，中国的官场生态发生变化的同时，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法治状况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被广泛诟病的劳教制度的废除，发生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劳教制度源于苏联，并非法律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政府的行政法规作出的行政处罚。政府机关不经过法庭定罪，就可以限制公民最高长达四年的自由，这在全球都是极为罕见的。劳教制度的废除，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国法治的进步。
中国法治的进步，还体现在多起冤假错案的平反。近几年中国司法系统加大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力度，一批知名案件被平反，如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据统计，截至2019年11月1日，中共十八大以来，共纠正37件重大冤假错案，涉61名当事人。有媒体引述消息源的消息称，习近平对司法不公有强烈的厌恶情绪。
此外，有罪推定逐渐不再成为案件侦破的方式，也发生在中共十八大之后这一段时期。
这些都无疑说明，中国司法和法治有了实质的进步。但今天的“成绩”，恰恰映射的是不堪的过往。好在，中国似乎已经翻过了这个历史山头，期望历史不会重演。
中国云南省高级法院12月23日对孙小果再审案公开宣判，决定对孙小果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是对孙小果案1998年一审判决的重新确认。孙小果案的尘埃落定，无疑是中国法治史上“拨乱反正”值得记上一笔的标志性事件，但更是中国一段不堪法治史的真实写照。
云南省高级法院的公告显示：云南省高级法院对孙小果1997年犯强奸罪、强制侮辱妇女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再审案件公开宣判，判决认为该院2007年9月作出的原再审判决以及1999年3月作出的二审判决对孙小果的定罪量刑确有错误，予以撤销，维持昆明市中级法院1998年2月一审对孙小果判处死刑的判决，并与孙小果出狱后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的终审判决合并，决定对孙小果作出上述判决。
这意味着，因强奸罪等在1998年被判处死刑的孙小果，在21年后的2019年年末，终于要被执行死刑。
根据官方通报，在孙小果被判处死刑之后的20余年间，2013年至2018年间，孙小果还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妨害作证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而孙小果案的荒诞之处，更在于，被污染的不仅仅是水源，而是整个水源地的生态环境。是中国过去20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司法系统，甚至整个中国官场腐败的现实映照。
上述法院的公告并没有指明，孙小果为什么在1998年被判处死刑后逃过死刑，上演“亡者归来”戏码，甚至在此后20年重操旧业，继续称霸一方。但之前公开的信息显示，上演了魔幻的“死刑复活”的孙小果，并未有传说中显赫身世和特殊背景。
官方通报显示，孙小果生父陈某，只是昆明市一单位职工，1996年因脑溢血中风瘫痪后病退，2016年8月20日离世。孙小果生母孙鹤予，曾用名孙学梅，系昆明公安局官渡分局原民警，并非外界所传的连跳三级的警督，因包庇孙小果强奸罪被开除公职，于1998年获刑5年。
孙小果继父李桥忠，1992年与孙鹤予结婚，1996年任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副局长，1998年因帮助孙小果办理取保候审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撤职处分。2004年他任五华区城管局局长，2018年退休。孙小果爷爷奶奶为陈某清、陈某芬，系某中学原职工，已去世；外公孙某翔，并非外传的中共早期重要人物孙雨亭，外婆吴某兰，分别是某铁路局、某针织厂原职工，也已去世。
虽然孙小果拥有“警二代”身份，但怎么看，孙小果这样的身世在中国地方上，都是并不少见的普通公职人员家庭，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和所传言的有“通天”的背景。但正是这样的身世和背景，在中国上演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死”而复生剧情。这才是整个事件的可怕之处。因为，这表明在中国之前的20余年甚至更长的法治进程中，有太多的人有机会成为，或者早已经成为另一个孙小果。这是最为真实的中国基层官场腐败的一个侧面。
当然，孙小果的再次案发，让孙小果“死而复生”背后的操盘手也受到了相应的惩处。2019年12月15日，涉孙小果案公职人员和重要关系人职务犯罪案一审宣判，包括孙小果父母在内，总计19人获刑，其中，云南司法系统15名涉案，孙小果母亲孙鹤予被判20年监禁，孙小果继父李桥忠获刑19年。他们的罪名包括：徇私枉法罪、徇私舞弊减刑罪、受贿罪、行贿罪等。
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孙小果重操旧业再次犯事，如果没有中共十八大后对依法治国的强力落实，如果没有中共十九大后的扫黑除恶，以及中共扫黑督察组和扫黑办挂牌介入，孙小果案能够在21年后的今天，完成“拨乱反正”。
类似的还有“湖南操场埋尸杀人案”这样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的旧案重查。“湖南操场埋尸杀人案”也是一起举国震惊的恶性涉黑案件。因举报校长在学校修建中有违规行为，中国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一位有正义感的老师邓世平，被杀害并埋在操场下16年，离奇案件令人惊心触目。案件重现天日后，除涉案主犯杜少平被判处死刑，包括时任怀化市公安局局长在内的19名公职人员，因失职渎职被查处。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深入的反腐运动之后，中国的官场生态发生变化的同时，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法治状况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被广泛诟病的劳教制度的废除，发生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劳教制度源于苏联，并非法律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政府的行政法规作出的行政处罚。政府机关不经过法庭定罪，就可以限制公民最高长达四年的自由，这在全球都是极为罕见的。劳教制度的废除，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国法治的进步。
中国法治的进步，还体现在多起冤假错案的平反。近几年中国司法系统加大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力度，一批知名案件被平反，如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据统计，截至2019年11月1日，中共十八大以来，共纠正37件重大冤假错案，涉61名当事人。有媒体引述消息源的消息称，习近平对司法不公有强烈的厌恶情绪。
此外，有罪推定逐渐不再成为案件侦破的方式，也发生在中共十八大之后这一段时期。
这些都无疑说明，中国司法和法治有了实质的进步。但今天的“成绩”，恰恰映射的是不堪的过往。好在，中国似乎已经翻过了这个历史山头，期望历史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