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核心期刊《文化纵横》 托马斯·弗里德曼 (田好奇/译)【导读】本世纪初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近日发表文章指出，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的历史分界点。他认为，在漫长的历史中，一些国家经历了重大灾难，因此形成了“紧密型社会”的政治文化，如中国、新加坡等，它们在此次疫情中展现出优秀的应对能力。而另外一些今天松散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允许更多的个人自由与更少的国家管制，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享受着没有重大灾难的奢侈。而在面临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时，这些“松散型社会”暴露出的大量问题，显示它们需要向“紧密型社会”学习。他认为，美国的松散文化在未来需要一次重大转型。 本文原发表于《纽约时报》网站，转自“雅理读书”，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在新冠肺炎危机爆发前，我正在构思一本新书，关于21世纪的政党；但鉴于当下传染的全球蔓延，很显然，无论你目前正要写什么非小说类的著作，停下手来！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新冠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目前甚至压根没有开始去思考，但是存在一些趋势，是我正在观察的。▍尚且未知的未知 2004年，我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讨论了日益加深的全球互联。自此起，世界已经越变越平，各部分之间的连接也越来越深。呜呼，当我刚开始动笔这本书的时候，Facebook刚刚上线；twitter不过是一个发音；“云”仍然飘于空中；4G是一个停车场；Linkedln是一个监狱。对大多数人而言，App就是你发给大学的申请，Skype是一个错别字，Big Data是一个说唱明星。而iPhone也不过是乔布斯的秘密项目。 所有这些连通世界的工具，更不必说全球贸易和旅游，都在2004年后取得爆炸性的增长，世界也因此真正连成一线。这就解释了为何我们今天的星球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依存，甚至是在很多方面的相互融合。这已经带动了相当多的经济增长。但这同样意味着，当某一地区出现问题时，比起从前任何时候，麻烦都能传播地更远、更快、更深入、并且更容易。▍指数的力量 人类思维最难掌握的现象之一，就是指数的力量——有一种东西能持续不断地加倍再加倍，例如一场肆虐的流行病。我们的头脑就是很难理解，如若我们现在不采取抑制措施，美国已经确诊的5000例病毒感染者会如何迅速暴增至100万例。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释我们当前面临的指数威胁——这种方式，也恰恰是唐纳德·特朗普这样时常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所能理解的。这一说法同样来自Bill Joy：“这一病毒就好似一个放高利贷者，收取每天25%的利息。我们借了1美元（出现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接下来的40天，我们坐视不管，所以现在，我们就欠债7500美元。如果我们继续拖延三周才还款，我们最终的欠款就接近100万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天都要减缓传染速度，要测试每一个可能感染的人，这是一切的一切。输掉了这场战役，也就输掉了一场战争。 正因为如此，我所关注的唯一数字，不是美联储的利率，而是美国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数与为救治他们所需的综合医院及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数之比例。如果在该病毒感染达到峰值之时，第二个数字大于第一个数字，即所提供的床位数足以接纳这些病人，那么我们可能安然过关，否则，我们就将在传染的高峰陷入大混乱。▍美国的文化或政治会因为新冠肺炎而发生根本转变吗？ 我确信，有一个政治笑话，共和党政客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不会再讲了——往常竞选时，他们会说，“嗨，我来自政府，并在这里为您提供帮助”，借此揶揄并抨击联邦政府、政府官僚，从而博得观众大笑。 我们终将会度过这次危机，因为在我们的联邦政府、我们的大政府中的济济人才与无私奉献：科学家，专业医疗人员，应对灾难的专业人员，环境专家——所有这些特朗普试图革除的人员。现在，我支持大政府和大制药公司来拯救我们。 在新冠病毒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亦可能发生变化。马里兰大学的Michele Gelfand教授在上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她和同事在数年前曾在《科学》杂志上发文，在那篇论文中，她们将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紧密的”，另一类是“松散的”，分类的依据在于这些国家是更重视规则，还是更重视自由。诸如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之类的紧密型社会，存在许多规则以及惩罚措施，以规制社会行为。这些地方的民众习惯于较高程度的监管，旨在强化良好的行为。而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盛行的则是松散文化，通常规则更弱，氛围更加宽松。 Gelfand教授指出，这种紧密和松散的差异形成，并非随机的，“通常拥有严刑峻法的国家是那些在历史上发生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大瘟疫的国家。这些灾害频仍的国家在数个世纪的斗争中，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严密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与之对应，几乎没有受到灾害威胁的文化地域，例如美国，还能享有保持松散的奢侈。”“很明显，在那些周知的紧密型社会，如新加坡……展示出对2019新冠肺炎的最有效回应。”所以，Gelfand教授总结道：“在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我们需要牢记的是，病毒的发展轨迹不仅同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而且也同文化有关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一代”就这么做过。当下属于我们的时刻，我们能做到么？▍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们 有数以百万的企业主和雇主，用借来的钱投资于他们认为会增加价值的长期资产——一只股票、一家公司、一个住宅、一家饭店、一家商店。这些钱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偿还。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支持其银行防止崩盘，我们不仅仅需要银行重组债务，我们还需要向所有工人的口袋提供现金，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花光最后一笔薪水后仍然有米下锅。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和国会采取了迅速的措施来做到这一点。 收紧我们的文化，同时放松我们的钱包，这两点我们做得越多，那么在新冠之后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就越强大、越美好。本文原发表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网站，原题为“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B.C. and A.C. — 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转自“雅理读书”。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纵横》
托马斯·弗里德曼
(田好奇/译)
【导读】本世纪初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近日发表文章指出，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的历史分界点。他认为，在漫长的历史中，一些国家经历了重大灾难，因此形成了“紧密型社会”的政治文化，如中国、新加坡等，它们在此次疫情中展现出优秀的应对能力。而另外一些今天松散的社会之所以能够允许更多的个人自由与更少的国家管制，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享受着没有重大灾难的奢侈。而在面临今天的公共卫生危机时，这些“松散型社会”暴露出的大量问题，显示它们需要向“紧密型社会”学习。他认为，美国的松散文化在未来需要一次重大转型。
本文原发表于《纽约时报》网站，转自“雅理读书”，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在新冠肺炎危机爆发前，我正在构思一本新书，关于21世纪的政党；但鉴于当下传染的全球蔓延，很显然，无论你目前正要写什么非小说类的著作，停下手来！这将会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新冠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目前甚至压根没有开始去思考，但是存在一些趋势，是我正在观察的。
▍尚且未知的未知
2004年，我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讨论了日益加深的全球互联。自此起，世界已经越变越平，各部分之间的连接也越来越深。呜呼，当我刚开始动笔这本书的时候，Facebook刚刚上线；twitter不过是一个发音；“云”仍然飘于空中；4G是一个停车场；Linkedln是一个监狱。对大多数人而言，App就是你发给大学的申请，Skype是一个错别字，Big Data是一个说唱明星。而iPhone也不过是乔布斯的秘密项目。
所有这些连通世界的工具，更不必说全球贸易和旅游，都在2004年后取得爆炸性的增长，世界也因此真正连成一线。这就解释了为何我们今天的星球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依存，甚至是在很多方面的相互融合。这已经带动了相当多的经济增长。但这同样意味着，当某一地区出现问题时，比起从前任何时候，麻烦都能传播地更远、更快、更深入、并且更容易。
▍指数的力量
人类思维最难掌握的现象之一，就是指数的力量——有一种东西能持续不断地加倍再加倍，例如一场肆虐的流行病。我们的头脑就是很难理解，如若我们现在不采取抑制措施，美国已经确诊的5000例病毒感染者会如何迅速暴增至100万例。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解释我们当前面临的指数威胁——这种方式，也恰恰是唐纳德·特朗普这样时常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所能理解的。这一说法同样来自Bill Joy：“这一病毒就好似一个放高利贷者，收取每天25%的利息。我们借了1美元（出现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接下来的40天，我们坐视不管，所以现在，我们就欠债7500美元。如果我们继续拖延三周才还款，我们最终的欠款就接近100万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每一天都要减缓传染速度，要测试每一个可能感染的人，这是一切的一切。输掉了这场战役，也就输掉了一场战争。
正因为如此，我所关注的唯一数字，不是美联储的利率，而是美国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数与为救治他们所需的综合医院及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数之比例。如果在该病毒感染达到峰值之时，第二个数字大于第一个数字，即所提供的床位数足以接纳这些病人，那么我们可能安然过关，否则，我们就将在传染的高峰陷入大混乱。
▍美国的文化或政治会因为新冠肺炎而发生根本转变吗？
我确信，有一个政治笑话，共和党政客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不会再讲了——往常竞选时，他们会说，“嗨，我来自政府，并在这里为您提供帮助”，借此揶揄并抨击联邦政府、政府官僚，从而博得观众大笑。
我们终将会度过这次危机，因为在我们的联邦政府、我们的大政府中的济济人才与无私奉献：科学家，专业医疗人员，应对灾难的专业人员，环境专家——所有这些特朗普试图革除的人员。现在，我支持大政府和大制药公司来拯救我们。
在新冠病毒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亦可能发生变化。马里兰大学的Michele Gelfand教授在上周《波士顿环球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她和同事在数年前曾在《科学》杂志上发文，在那篇论文中，她们将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紧密的”，另一类是“松散的”，分类的依据在于这些国家是更重视规则，还是更重视自由。诸如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之类的紧密型社会，存在许多规则以及惩罚措施，以规制社会行为。这些地方的民众习惯于较高程度的监管，旨在强化良好的行为。而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盛行的则是松散文化，通常规则更弱，氛围更加宽松。
Gelfand教授指出，这种紧密和松散的差异形成，并非随机的，“通常拥有严刑峻法的国家是那些在历史上发生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大瘟疫的国家。这些灾害频仍的国家在数个世纪的斗争中，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严密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与之对应，几乎没有受到灾害威胁的文化地域，例如美国，还能享有保持松散的奢侈。”“很明显，在那些周知的紧密型社会，如新加坡……展示出对2019新冠肺炎的最有效回应。”所以，Gelfand教授总结道：“在所有的不确定性当中，我们需要牢记的是，病毒的发展轨迹不仅同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而且也同文化有关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伟大的一代”就这么做过。当下属于我们的时刻，我们能做到么？
▍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们
有数以百万的企业主和雇主，用借来的钱投资于他们认为会增加价值的长期资产——一只股票、一家公司、一个住宅、一家饭店、一家商店。这些钱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偿还。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支持其银行防止崩盘，我们不仅仅需要银行重组债务，我们还需要向所有工人的口袋提供现金，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花光最后一笔薪水后仍然有米下锅。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和国会采取了迅速的措施来做到这一点。
收紧我们的文化，同时放松我们的钱包，这两点我们做得越多，那么在新冠之后的世界，我们的社会就越强大、越美好。
本文原发表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网站，原题为“Our New Historical Divide: B.C. and A.C. — the World Before Corona and the World After”，转自“雅理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