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乌冲突持续、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欧盟正加速推进军事化，试图借扩军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并刺激本土工业复苏。然而，美国《纽约时报》6月30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这种激进的军备扩张思路，不仅难以达成欧洲设想的战略目标，反而可能成为欧盟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今年早些时候，有着77年历史、曾被视为“欧洲之都”象征的奥迪布鲁塞尔车厂，因席卷全欧的工业危机被彻底关停。文章作者、来自比利时的牛津大学政治学讲师安东·耶格尔（Anton Jäger）指出，在最近几个月，这座奥迪工厂的故事几乎成了整个欧洲的缩影——两者同样陷入困境，面临被本世纪新的地缘经济浪潮席卷的危险。
按照比利时政府的初步规划，被关停的奥迪工厂将被改建为武器生产基地。该改建方案的支持者认为，这既能提升欧洲的战略自主性，同时也能为比利时创造3000个新的就业岗位。
文章称，这也与当前欧洲希望通过提高军费，来同时解决其地缘政治脆弱性、经济低迷两大危机的整体战略思路一致：一方面，欧洲国家认为需要以此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巩固其“强权”地位；另一方面，这一举措也被寄希望能重振因中国竞争对手和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而承压的欧洲本地工业。
然而，耶格尔认为，受财政资源、社会风气等多种因素影响，欧洲试图“一石二鸟”的希望很有可能落空。而该战略一旦失败，其代价将十分惨重，很可能酿成“历史性错误”，让欧洲社会“不进反退”。
当地时间2025年6月25日，荷兰海牙，荷兰皇家宪兵队在海牙世界论坛北约峰会现场 视觉中国
耶格尔指出，欧洲的这种战略其实有其历史原型，通常被称为“军事凯恩斯主义”（military Keynesianism）。该概念最初指的是20世纪中叶各国政府为应对经济衰退而增加军费支出的做法，据称最早由纳粹德国于1930年代首创，后由美国在1940年代加以推广。
但他认为，欧洲目前的举措还难说是否真能称得上是“军事凯恩斯主义”，因为欧洲当前增加的军费既达不到能引发规模效应的“强刺激”程度，只是回到了1989年前的水平，也缺乏凯恩斯主义的内核，即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和赤字，来刺激需求。
文章称，虽然德国对财政赤字的限制略有放松，但欧洲政策制定者普遍仍不愿大举举债，反而是牺牲社会服务预算去养军费，这更像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主义”——军费暴涨、民生受限。
比利时国防大臣特奥·弗兰肯（Theo Francken）是“奥迪军工厂”改造计划的主要倡导者，他此前就公开表示，一个国家若想同时削减赤字和增加军费预算，就必须减少福利支出。“社会保障金太肥了，”弗兰肯说，“从2000亿的预算中抽走几十亿，这算不上什么不人道的事，不是吗？”
耶格尔直言，在欧洲社会的普遍不满情绪已经滋生出极右翼势力，以至于威胁到欧洲内部凝聚力的当下，这种观点可谓目光短浅。
当地时间2025年3月22日，德国柏林，德国极右翼分子集会游行 视觉中国
此外，欧洲试图“重新武装自己”的战略也面临着其他挑战。
文章提到，许多传统工业部门一旦转向军工，对海外战争就有了既得利益诉求，因为军火生意显然不像汽车制造那样有稳定的消费市场。另一边，军费增加也未必意味着军力提升。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所指出，欧洲国家虽然集体砸下大笔军费，却只养出了“僵尸军队”，在人力和装备上产出甚微。比如，在全球十大国防企业中，没有一家是欧洲公司。
再者是堪称欧洲特色的协调效率问题，这在欧洲援乌弹药供应停滞中就有所体现。耶格尔指出，由于欧盟各国长期在武器采购决策上“各自为政”，在军备本就成本高昂的背景下，其分散化的决策模式只会进一步推高成本，各国将争抢军火合同。
耶格尔表示，其中讽刺的是，在欧洲各地军工厂尚未建成之前，第一批军购支出极可能流入美国军火商的口袋。据英国《金融时报》上周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军工企业瞄准了欧洲国家不断增长的军费，正试图扩大与欧洲企业的合作，提前抢占市场。也就是说，欧洲“战略自主”的最初受益者，很可能不是欧洲人，而是美国人。
上周的北约峰会，除了西班牙以外的北约成员国承诺，在未来十年内将军费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夫莱斯6月27日在参议院表示，达到5%的军费目标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她强调，这不仅因为财政压力，也因为欧洲军工产能有限。“我们可以说任何我们想说的漂亮话来包装（此事），但是没有工业能够承接它，不管是5%还是3.5%，美国不行，欧洲更不行。”
更深层的障碍，则是欧洲在社会风气和文化上对战争动员和军事化生活的抗拒。文章指出，许多欧洲国家在21世纪初废除了义务兵役制，如今即使想恢复也遭遇强烈抵触。最近，在德国有关义务兵役制的讨论中，一名年轻的德国播客主持人兼自由记者就公开反对扩军，表示：“我宁愿活着，也不要去死。”他还写了一本名为《为什么我不会为我的国家而战》的书，强调自己“不会为了所谓西方价值观牺牲”。
因此，在耶格尔看来，尽管欧洲扩军战略的本意是军事独立和经济复兴“两手都要抓”，但从现实层面来看，这两个目标都难以实现。相反，他认为，欧洲激进扩军会让布鲁塞尔陷入“两头落空”的局面：经济上复苏乏力，增长前景渺茫；军工企业拿到大量资金，却不足以让欧洲与真正的强国抗衡。“若以牺牲其他领域为代价专注于国防，可能使欧盟倒退而非前进。”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晨枫在北约峰会结束后曾撰文表示，欧洲“重新武装自己”的战略缺乏明确、完整、协调的计划和目标，虽然增加军备从表面上“针对”的是俄罗斯，“实际上，欧洲更在意的是感觉”。
晨枫分析，除了支持乌克兰继续打下去，欧洲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欧洲的工业界也对转产军工不起劲。他表示，欧洲军工在很大程度上是碎片化的，作为美国军工的延伸，这不是问题，但要自成体系，需要大规模的整合、集中，这会遇到数不清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问题。
他指出，有民调结果显示，如果德国遭到入侵，只有9%的绿党支持者愿意拿起枪来战斗，是所有党派支持者中比例最低的；同时，他们也不愿增加国防开支，北约标准的GDP占比2%都是丧失理智的过分措施。
“实际上，反战、厌战、惧战思维在德国很普遍，大部分德国人即使国家遭到入侵，也不愿拿抢保卫家园，有40%甚至拒绝在任何情况下战斗。在至少曾经有过尚武传统的德国尚且如此，重新武装欧洲就不只是枪炮坦克飞机导弹的问题了。”晨枫写道。
在俄乌冲突持续、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欧盟正加速推进军事化，试图借扩军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并刺激本土工业复苏。然而，美国《纽约时报》6月30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这种激进的军备扩张思路，不仅难以达成欧洲设想的战略目标，反而可能成为欧盟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今年早些时候，有着77年历史、曾被视为“欧洲之都”象征的奥迪布鲁塞尔车厂，因席卷全欧的工业危机被彻底关停。文章作者、来自比利时的牛津大学政治学讲师安东·耶格尔（Anton Jäger）指出，在最近几个月，这座奥迪工厂的故事几乎成了整个欧洲的缩影——两者同样陷入困境，面临被本世纪新的地缘经济浪潮席卷的危险。
按照比利时政府的初步规划，被关停的奥迪工厂将被改建为武器生产基地。该改建方案的支持者认为，这既能提升欧洲的战略自主性，同时也能为比利时创造3000个新的就业岗位。
文章称，这也与当前欧洲希望通过提高军费，来同时解决其地缘政治脆弱性、经济低迷两大危机的整体战略思路一致：一方面，欧洲国家认为需要以此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巩固其“强权”地位；另一方面，这一举措也被寄希望能重振因中国竞争对手和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而承压的欧洲本地工业。
然而，耶格尔认为，受财政资源、社会风气等多种因素影响，欧洲试图“一石二鸟”的希望很有可能落空。而该战略一旦失败，其代价将十分惨重，很可能酿成“历史性错误”，让欧洲社会“不进反退”。
当地时间2025年6月25日，荷兰海牙，荷兰皇家宪兵队在海牙世界论坛北约峰会现场 视觉中国
耶格尔指出，欧洲的这种战略其实有其历史原型，通常被称为“军事凯恩斯主义”（military Keynesianism）。该概念最初指的是20世纪中叶各国政府为应对经济衰退而增加军费支出的做法，据称最早由纳粹德国于1930年代首创，后由美国在1940年代加以推广。
但他认为，欧洲目前的举措还难说是否真能称得上是“军事凯恩斯主义”，因为欧洲当前增加的军费既达不到能引发规模效应的“强刺激”程度，只是回到了1989年前的水平，也缺乏凯恩斯主义的内核，即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和赤字，来刺激需求。
文章称，虽然德国对财政赤字的限制略有放松，但欧洲政策制定者普遍仍不愿大举举债，反而是牺牲社会服务预算去养军费，这更像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主义”——军费暴涨、民生受限。
比利时国防大臣特奥·弗兰肯（Theo Francken）是“奥迪军工厂”改造计划的主要倡导者，他此前就公开表示，一个国家若想同时削减赤字和增加军费预算，就必须减少福利支出。“社会保障金太肥了，”弗兰肯说，“从2000亿的预算中抽走几十亿，这算不上什么不人道的事，不是吗？”
耶格尔直言，在欧洲社会的普遍不满情绪已经滋生出极右翼势力，以至于威胁到欧洲内部凝聚力的当下，这种观点可谓目光短浅。
当地时间2025年3月22日，德国柏林，德国极右翼分子集会游行 视觉中国
此外，欧洲试图“重新武装自己”的战略也面临着其他挑战。
文章提到，许多传统工业部门一旦转向军工，对海外战争就有了既得利益诉求，因为军火生意显然不像汽车制造那样有稳定的消费市场。另一边，军费增加也未必意味着军力提升。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所指出，欧洲国家虽然集体砸下大笔军费，却只养出了“僵尸军队”，在人力和装备上产出甚微。比如，在全球十大国防企业中，没有一家是欧洲公司。
再者是堪称欧洲特色的协调效率问题，这在欧洲援乌弹药供应停滞中就有所体现。耶格尔指出，由于欧盟各国长期在武器采购决策上“各自为政”，在军备本就成本高昂的背景下，其分散化的决策模式只会进一步推高成本，各国将争抢军火合同。
耶格尔表示，其中讽刺的是，在欧洲各地军工厂尚未建成之前，第一批军购支出极可能流入美国军火商的口袋。据英国《金融时报》上周报道，越来越多的美国军工企业瞄准了欧洲国家不断增长的军费，正试图扩大与欧洲企业的合作，提前抢占市场。也就是说，欧洲“战略自主”的最初受益者，很可能不是欧洲人，而是美国人。
上周的北约峰会，除了西班牙以外的北约成员国承诺，在未来十年内将军费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国防大臣罗夫莱斯6月27日在参议院表示，达到5%的军费目标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她强调，这不仅因为财政压力，也因为欧洲军工产能有限。“我们可以说任何我们想说的漂亮话来包装（此事），但是没有工业能够承接它，不管是5%还是3.5%，美国不行，欧洲更不行。”
更深层的障碍，则是欧洲在社会风气和文化上对战争动员和军事化生活的抗拒。文章指出，许多欧洲国家在21世纪初废除了义务兵役制，如今即使想恢复也遭遇强烈抵触。最近，在德国有关义务兵役制的讨论中，一名年轻的德国播客主持人兼自由记者就公开反对扩军，表示：“我宁愿活着，也不要去死。”他还写了一本名为《为什么我不会为我的国家而战》的书，强调自己“不会为了所谓西方价值观牺牲”。
因此，在耶格尔看来，尽管欧洲扩军战略的本意是军事独立和经济复兴“两手都要抓”，但从现实层面来看，这两个目标都难以实现。相反，他认为，欧洲激进扩军会让布鲁塞尔陷入“两头落空”的局面：经济上复苏乏力，增长前景渺茫；军工企业拿到大量资金，却不足以让欧洲与真正的强国抗衡。“若以牺牲其他领域为代价专注于国防，可能使欧盟倒退而非前进。”
对此，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晨枫在北约峰会结束后曾撰文表示，欧洲“重新武装自己”的战略缺乏明确、完整、协调的计划和目标，虽然增加军备从表面上“针对”的是俄罗斯，“实际上，欧洲更在意的是感觉”。
晨枫分析，除了支持乌克兰继续打下去，欧洲并没有明确的计划，欧洲的工业界也对转产军工不起劲。他表示，欧洲军工在很大程度上是碎片化的，作为美国军工的延伸，这不是问题，但要自成体系，需要大规模的整合、集中，这会遇到数不清的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问题。
他指出，有民调结果显示，如果德国遭到入侵，只有9%的绿党支持者愿意拿起枪来战斗，是所有党派支持者中比例最低的；同时，他们也不愿增加国防开支，北约标准的GDP占比2%都是丧失理智的过分措施。
“实际上，反战、厌战、惧战思维在德国很普遍，大部分德国人即使国家遭到入侵，也不愿拿抢保卫家园，有40%甚至拒绝在任何情况下战斗。在至少曾经有过尚武传统的德国尚且如此，重新武装欧洲就不只是枪炮坦克飞机导弹的问题了。”晨枫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