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贵州毕节选择了坦承，公布了殴打极目记者李贤诚的三名施暴者身份：一人为织金县马场派出所副所长的熊某，另两人为辅警李某和陶某。处理上，熊某被免职，调离公安系统，辞退两名辅警，同时免去马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彭某某职务。
在当地通报之前，织金县县委书记去医院探视了李贤诚，当时官方的表态是尚不清楚打人者身份。考虑到现实，这种托词实际上最终定性出来前的委婉说法。李贤诚被三名警务人员围殴，鉴定为轻微伤，但他的心理创伤要想痊愈只怕要待时日。
这次打记者事件最恶劣的地方，是警务人员乔装成平民身份，以一名干警、两名辅警的出警建制匿名阻挠记者，阻挠未遂后，便暴力殴打执行采访公务的新闻记者。打完后，施暴者擦干净门把手上的指纹，这是一种可笑且徒劳的所谓专业手法。
外派记者在采访全国性新闻选题时，遭遇盯梢、跟踪、贴身紧逼、拖延时间等干扰动作，早已是先锋媒体中90后主力记者的家常便饭。毕节织金县暴力袭击记者突破了使用软暴力侵扰记者的常规模式，而是改头换面，直接驱使便装警员上马硬暴力。
从织金县现有的处理内容看，将袭击记者的责任圈定在镇一级，处理到镇长为止。这种限定性很强的问责划定并不能平息怀疑，因为外界并不清楚警员袭击记者背后的指挥链条是怎样的，通报未涉及这块内容，所以留下了公众合理怀疑的空间。
在一件全国关注的新闻发生后，一旦记者进入本地采访，就会将舆情处置的一线集中到记者和相关责任官员身上。织金县镇一级政府选择的应对方式，不仅没有和缓“教师溺水身亡”这一中心焦点的传播，反而扬汤止沸，起到了主动扩大地方负面形象的作用。
在如何恰当应付外来记者方面，高校舆论讲师传授给地方宣传部门的经验都是“热接触、冷回避”，就是表面热情，内里拒绝提供信息量，用损耗记者时间、转移采访指向来虚与委蛇。可一旦记者从打电话远赴当地，拖字诀就面临压力。
从这方面来说，马场镇政府对李贤诚的到访，意图不是拖延，而是暴力恫吓，想要立竿见影获得阻吓效果。从具体实施看，不再是利用闲杂人等的社会人员，而是由体制内一线人员亲自动手，亲自干脏活，这是跟20年前大有不同的地方。
出于对事实、真相等信息管控的不同目的，基层官员与一线新闻记者多有立场差别。毕节这件事自然是当地信息管控的失败案例，它也说明当信息管控因暴力袭击而越过界限后，上级官员会迅速转向纪律管控，这时候就得挑出人来背锅。
很多前媒体人习惯于列举从前的采访环境，来对比现时新闻记者面临的环境，言语中不自觉滑向今不如昔的结论。总体而言，这不是一种恰当和健康的态度，90后、00后记者要应付的采访环境，不比从前轻松，某种程度上，他们从事的工作比前辈更有挑战性。
放眼当前的机构媒体，能实地派员采访全国选题的机构媒体并不多（十家以内？），能够在一线直接抗压采访的记者百人左右，相比全国70万左右的持证记者，这是一支很小的队伍。但正是这支小规模的采访记者，向舆论场供应被称之为“新闻”的头部产品。
这也是打记者事件在民意上广受谴责的原因。经过媒介环境劣质化的熏陶，人们对坏的信息产品早已经习焉不察，但对真正的新闻产品的需求仍然旺盛。舆论对新闻的僭越时常发生，但舆论中正大光明的那部分，多数与李贤诚他们的努力分不开。
袭击记者一事进展至今，可见两种逻辑上的沮丧。一种是施暴者从实施到被查办所见证的，他们展露了无能狂怒与显而易见的挫败感，他们先是铤而走险，而后事与愿违。另一种是新闻界担忧那些暴露在暴力阴影下的年轻记者，这种情绪已体现为同仇敌忾。
自然，新闻记者与基层官员不同，后者是与“事件”浑然一体的部分，而前者对成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仍有职业伦理上的羞惭。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当两下在具体事件中狭路相逢时，各自采取的反应模式。这是国情与民意剧烈连接之处，身处其中又要突围的记者值得祝福。
溺水身故的教师遭遇了什么，仍待记者还原。而毕节不会是前述“相逢”的最后一次，但类似李贤诚遇到的这种“冒险”——准确说是破事——真的会让人厌倦。因为，无论用贴身紧逼的软暴力“隔离”记者，还是用暴行阻吓记者，都给人挥之不去的污秽感。
最终，贵州毕节选择了坦承，公布了殴打极目记者李贤诚的三名施暴者身份：一人为织金县马场派出所副所长的熊某，另两人为辅警李某和陶某。处理上，熊某被免职，调离公安系统，辞退两名辅警，同时免去马场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彭某某职务。
在当地通报之前，织金县县委书记去医院探视了李贤诚，当时官方的表态是尚不清楚打人者身份。考虑到现实，这种托词实际上最终定性出来前的委婉说法。李贤诚被三名警务人员围殴，鉴定为轻微伤，但他的心理创伤要想痊愈只怕要待时日。
这次打记者事件最恶劣的地方，是警务人员乔装成平民身份，以一名干警、两名辅警的出警建制匿名阻挠记者，阻挠未遂后，便暴力殴打执行采访公务的新闻记者。打完后，施暴者擦干净门把手上的指纹，这是一种可笑且徒劳的所谓专业手法。
外派记者在采访全国性新闻选题时，遭遇盯梢、跟踪、贴身紧逼、拖延时间等干扰动作，早已是先锋媒体中90后主力记者的家常便饭。毕节织金县暴力袭击记者突破了使用软暴力侵扰记者的常规模式，而是改头换面，直接驱使便装警员上马硬暴力。
从织金县现有的处理内容看，将袭击记者的责任圈定在镇一级，处理到镇长为止。这种限定性很强的问责划定并不能平息怀疑，因为外界并不清楚警员袭击记者背后的指挥链条是怎样的，通报未涉及这块内容，所以留下了公众合理怀疑的空间。
在一件全国关注的新闻发生后，一旦记者进入本地采访，就会将舆情处置的一线集中到记者和相关责任官员身上。织金县镇一级政府选择的应对方式，不仅没有和缓“教师溺水身亡”这一中心焦点的传播，反而扬汤止沸，起到了主动扩大地方负面形象的作用。
在如何恰当应付外来记者方面，高校舆论讲师传授给地方宣传部门的经验都是“热接触、冷回避”，就是表面热情，内里拒绝提供信息量，用损耗记者时间、转移采访指向来虚与委蛇。可一旦记者从打电话远赴当地，拖字诀就面临压力。
从这方面来说，马场镇政府对李贤诚的到访，意图不是拖延，而是暴力恫吓，想要立竿见影获得阻吓效果。从具体实施看，不再是利用闲杂人等的社会人员，而是由体制内一线人员亲自动手，亲自干脏活，这是跟20年前大有不同的地方。
出于对事实、真相等信息管控的不同目的，基层官员与一线新闻记者多有立场差别。毕节这件事自然是当地信息管控的失败案例，它也说明当信息管控因暴力袭击而越过界限后，上级官员会迅速转向纪律管控，这时候就得挑出人来背锅。
很多前媒体人习惯于列举从前的采访环境，来对比现时新闻记者面临的环境，言语中不自觉滑向今不如昔的结论。总体而言，这不是一种恰当和健康的态度，90后、00后记者要应付的采访环境，不比从前轻松，某种程度上，他们从事的工作比前辈更有挑战性。
放眼当前的机构媒体，能实地派员采访全国选题的机构媒体并不多（十家以内？），能够在一线直接抗压采访的记者百人左右，相比全国70万左右的持证记者，这是一支很小的队伍。但正是这支小规模的采访记者，向舆论场供应被称之为“新闻”的头部产品。
这也是打记者事件在民意上广受谴责的原因。经过媒介环境劣质化的熏陶，人们对坏的信息产品早已经习焉不察，但对真正的新闻产品的需求仍然旺盛。舆论对新闻的僭越时常发生，但舆论中正大光明的那部分，多数与李贤诚他们的努力分不开。
袭击记者一事进展至今，可见两种逻辑上的沮丧。一种是施暴者从实施到被查办所见证的，他们展露了无能狂怒与显而易见的挫败感，他们先是铤而走险，而后事与愿违。另一种是新闻界担忧那些暴露在暴力阴影下的年轻记者，这种情绪已体现为同仇敌忾。
自然，新闻记者与基层官员不同，后者是与“事件”浑然一体的部分，而前者对成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仍有职业伦理上的羞惭。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当两下在具体事件中狭路相逢时，各自采取的反应模式。这是国情与民意剧烈连接之处，身处其中又要突围的记者值得祝福。
溺水身故的教师遭遇了什么，仍待记者还原。而毕节不会是前述“相逢”的最后一次，但类似李贤诚遇到的这种“冒险”——准确说是破事——真的会让人厌倦。因为，无论用贴身紧逼的软暴力“隔离”记者，还是用暴行阻吓记者，都给人挥之不去的污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