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0日，香港年度书展上展出以中国政治为题材的图书。 法新社图片 最近，中共党内清查高官购买、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书刊、音像制品”的风暴愈演愈烈。仅9月以来，就有云南省前副省长张祖林等多人被通报存在相关行为。那么，中国当局为何要清查党内官员阅看书籍的政治倾向？此举又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2024年9月12日，中纪委通报了云南省副省长张祖林被党纪政务处分并移送司法的消息。在官方通报中，张祖林被指“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等罪名。这只是近期以来，因类似罪名而落马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之一。在官方公告中，有类似行为的还有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周清玉等等。 目前尚未有任何信息披露这些官员私藏、阅看书刊名目，这反倒引起了外界的兴趣。 “如果没看过，我怎么知道一本书是反动的呢？” 曾在中国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任职的高伐林对自由亚洲电台调侃地说，“这虽然是中共党纪中的一条，但本身就有些悖论。” 原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观察到，目前有近20名官员的落马公告中有类似的“罪名”。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这个现象太吓人了，说明共产党内已经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 了，更别提什么辨证唯物主义、批判性思维了，都成了罪证。” 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则认为，当一个党制造公开的政治恐怖，启图控制全党的思想，“说明这个党已经散架了。” “灰皮书”与《读书无禁区》 中共建政之后数十年，高层官员在允许的情况下，一直拥有获得更多信息的特权。比如，曾经的内部书店和“灰皮书”系列。 据人民出版社老编辑张惠卿撰文回忆，出版“灰皮书”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和部署，由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具体负责的，并在中宣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总司其职。"灰皮书""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 2012年7月18日，一名男子在香港书展上走过展示中国政治书籍的海报。（法新社) 但随着局势演变，灰皮书的范围越来越大，书皮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又出现了“黄皮书”等。除了理论书籍，许多文学书籍也被纳入出版范围， 高伐林对此颇有印象。他回忆说：“当时内部书店对我们来说是开了眼界， 至少看了几十本书，许多后来也变成了公开出版的图书，比如《第三帝国的兴亡》《通往奴役之路》。” 到了197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主持创刊《读书》杂志，发刊辞便是著名的《读书无禁区》。中共自此迎来“思想解放”。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回忆，由《读书无禁区》开创的自由读书的氛围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左右。她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戈尔巴乔夫改革20年后，一本反思其革命价值的书《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中央编译出版社非常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否应该出版，应该怎么出版，讨论了很久，最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常委曾庆红做了批示。 “我不知道原话是怎么讲的，当时听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人转述，意思是同意出版，但是要放在内部卖。他还有一个建议，建议省部级以上的官员都来看看这本书， 看看前苏联在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情况有多么复杂，我们能够从中获得哪些思考或者说哪些教训。”蔡霞对自由亚洲回忆。 这本书最终于2007年出版。 杜文这一时期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他说他经常订阅国外报纸，“彭博，《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联合早报》， 包括台湾的报纸，都能订到，都允许。”他甚至还有一个高频头，可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节目，价格高达1万块钱左右，“这都是允许的，因为你要搞研究啊，你需要了解外面的情况呀， 不了解情况怎么搞研究？” 香港一家宾馆的桌上2014年12月30日放置的中国政治书籍（路透社） “政治也和艺术一样，是需要想象力的。”蔡霞分析说，中共党内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各种来源的思想持开放、欢迎的态度，“因为经验表明，共产党尤其是高层干部，思想越是单一，越是封闭，视野不开阔， 思想越贫乏，你就越难理解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现象和复杂情况，也不能很深入地去思考由这种变化引发的各种矛盾。你怎么能够去寻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化解这些矛盾呢？那就无法使得这个国家能够一直往前走。” 反动VS真相 什么是“反动”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中国官方至今并未明确公布相关书刊的名称或视频内容。 根据2023年12月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于相关内容的规定包括：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 一位大陆资深出版界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介绍，在实际出版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他摸索出三条规律，相关内容被打成“反动”的可能性较高：一、与正统马列主义和中共官方历史不符的，二、对历史的记录与官方不合的；三、涉及高级领导人的生活、军事等内容。 出于安全原因，这位资深出版界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以书面方式回复本台采访：“但至于是不是真的被打成反动，还是有很多随意性和偶然性，决定于主持办案人个人的认识水平和野心。另外，这个概念也永远是在‘与时俱进’。昨天反动的书今天可能不会反动了，昨天不反动的书今天可能就反动了。” 2024年8月3日所拍摄的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内的一个旧书书摊（路透社） 通常，中国的出版机构会接到新闻出版总署和各省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直接指令，指示哪部书可以出或不能出。但其他部门，甚至个人，也可以对某一出版的图书发表意见，或去出版署投诉。出版署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精神，一个电话，就把一本书禁了。 这位资深出版界人士用一次亲身经历的事件举例：在一本中共官员的回忆录里，涉及到了另一个略有级别的老干部。这位老干部已作古，在书中也并不是重要部分，但他的遗孀对书中的描述不满意，状告到了出版署。这本书本已上市，市场反响也很好，但因为这封告函，出版署下令停止销售：“我们所有的编辑、校对、装帧设计、印刷、营销、发行，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已经印出了几千册书，也只好送去化纸浆。”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大陆资深媒体人士则对自由亚洲分析说，当局对于“反动书籍”的定义有明显的变化。在文革时期，任何外国书籍都可能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毒草”；但到2000年后，当局比较敏感的书籍主要集中在前中共官员回忆历史真实内幕的书籍，如《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晚年周恩来》《赵紫阳回忆录：改革的历程》《邓力群：十二个春秋》，也有国内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等。 “最反动的其实是真相。”这位人士分析说，“而真相是可能动摇其统治基础的”。 时间到了2017年，社会上又开始出现因人禁书的现象。 如台湾作家龙应台，祖上是外省人，曾在马英九政府担任文化部长，虽然曾在2006年就《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被整肃，并向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过公开信，但一直也没有影响她的作品在大陆出版。2019年9月，龙应台在其脸书（Facebook）上发表短文《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呼吁北京倾听香港年轻人的声音。之后，她所有的作品在京东、当当等中国主要销售平台下架。 新冠疫情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作家略萨将之称为“中国病毒”，批评中国政府专制、封锁资讯。随后，他的其他作品也无法在中国销售。 纽约博登书屋主理人荣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博登书屋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的《戊戌六章》。此书本来计划在香港出版，被拒绝后，转至纽约。2020年甫一出版，许章润即遭学校以“道德败坏”的理由开除，而《戊戌六章》1个月就在亚马逊上售出5000册。那之后，许章润连诗集也不能在大陆出版了。 杜文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共官员对“禁书”的兴趣有时可能只是出于好奇，“没见过的事情，没听过的事情，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另一个层面，官场内有时也很封闭，有时需要获得更多信息，以便对时局做出判断，“你说他信吗？他也不一定信。但就是想知道。” 2021年6月25日，在北京新落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宣传栏右侧展示中共党员总人数。（美联社） “中国的党员，其实是党奴” 上述资深媒体人士认为，从文革到现在，从内部放宽信息渠道到对内全面收紧，反映了中共高层统治信心的减弱：“毛时代敢于在党内放开，是因为对统制有信心，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外国人说几句，他们有信心打不垮。但是现在，这个信心已经没有了。” 高伐林则认为，看似有放开、有收紧，但其内核并没有改变：“我们觉得灰皮书是一种特权，但其实也是分级别的，只不过后来没怎么执行。现在还是换汤不换药，就是我给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要恪守上司给你划定的信息范围，就像唐僧给孙悟空画的圆圈一样，你不能越雷池一步。你竟然还自己去找境外的书刊，还私藏，看了还传播……那我就要罚你。所以，这个这个思路是一以贯之的。” “其实就是使党员工具化。你什么也不必知道，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就行了。”杜文总结说。 在蔡霞看来，这反映了习近平在党内建立其绝对精神权威的意图，“他希望自己成为9000万共产党员的教皇”。 但结果可能并不能如愿。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罚条例》（以下称《条例》）自2003年正式颁布，在2015年之前从未修改过。自2015年起，7年间修改了3次，与阅读书刊杂志相关的条款连续增加。 2003年《条例》中仅有87个字：第四十七条 从国（境）外携带反动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等入境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2015年修订后，相关内容增加至716个字，同时明确禁止“私自携带、寄递”涉及所列内容的任何产品。 2023年最近一次修订后，《条例》内相关规定增加到了832字，禁止行为中增加了“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所涉内容题材扩展到“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 “党的纪律之多，处罚党员的条款之多，反映了党组织对党员控制的严密度和他们承受的暴力，或者是恐吓，或者心理压力之大 。”蔡霞说，“所以我才说，现在中国的党员其实是党奴。” 蔡霞质疑，“但为什么中共的干部还要去看？证明他们需要从精神上向外伸展。这样下去，其实会导致中共内部的一种疏离态势。他会更隐蔽，而且现在是全球互联网，再怎么控制，只要能上网，只要抓不到他，他其实都能看到。” 2021年5月10日，陕西省延安干部学院党员学习。（法新社） 高伐林同意这个判断，“一个拥有近1亿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对书籍存在这么大的敌意，说明这个统治是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思想基础上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会使更多中共官员成为‘两面 人’。” 他拿文革时期对比分析，“文革时，大家还是真诚地相信当局的说法。现在不一样了，党内官员也都上过学，互联网的信息通常不超过24小时就传回国内了。这样公然吓阻，必然的结果是大家都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会上讲得比谁都好听， 实际他内心怎么想，你是不知道的，只能使‘两面人’的现象更普遍、更彻底。” 在杜文看来，目前中共党内的宣传趋势是所有事情都倾向于大一统，“类似秦始皇时期，车同轨，书同文，大一统的思想，统一的教材， 用国家叙事代替个人思考，焚书坑儒。但这一套已经过时了。谁还藏书那么low呢？只要想看，什么看不到？看过之后，删掉就行了。” 蔡霞则为此陷入深深的担忧，“当一个党需要对党员进行精神控制来加强它的权威性时，这个党就已经散架了。” 在这个基础上，她认为，可以预期的未来景象一是党组织与党员分崩离析，二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疏离：“原来党内一直要求只做规定动作，不做自选动作，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现在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不得不让大家各自努力，去‘砸锅卖铁’了。当每个省都要努力救活自己的时候， 它就不会管你中央怎么说，只能自己顾自己了。”
2016年7月20日，香港年度书展上展出以中国政治为题材的图书。 法新社图片
最近，中共党内清查高官购买、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书刊、音像制品”的风暴愈演愈烈。仅9月以来，就有云南省前副省长张祖林等多人被通报存在相关行为。那么，中国当局为何要清查党内官员阅看书籍的政治倾向？此举又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2024年9月12日，中纪委通报了云南省副省长张祖林被党纪政务处分并移送司法的消息。在官方通报中，张祖林被指“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等罪名。这只是近期以来，因类似罪名而落马的共产党高级官员之一。在官方公告中，有类似行为的还有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周清玉等等。
目前尚未有任何信息披露这些官员私藏、阅看书刊名目，这反倒引起了外界的兴趣。
“如果没看过，我怎么知道一本书是反动的呢？” 曾在中国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任职的高伐林对自由亚洲电台调侃地说，“这虽然是中共党纪中的一条，但本身就有些悖论。”
原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观察到，目前有近20名官员的落马公告中有类似的“罪名”。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这个现象太吓人了，说明共产党内已经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 了，更别提什么辨证唯物主义、批判性思维了，都成了罪证。”
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则认为，当一个党制造公开的政治恐怖，启图控制全党的思想，“说明这个党已经散架了。”
“灰皮书”与《读书无禁区》
中共建政之后数十年，高层官员在允许的情况下，一直拥有获得更多信息的特权。比如，曾经的内部书店和“灰皮书”系列。
据人民出版社老编辑张惠卿撰文回忆，出版“灰皮书”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和部署，由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具体负责的，并在中宣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总司其职。"灰皮书""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
2012年7月18日，一名男子在香港书展上走过展示中国政治书籍的海报。（法新社)
但随着局势演变，灰皮书的范围越来越大，书皮的颜色也发生了变化，又出现了“黄皮书”等。除了理论书籍，许多文学书籍也被纳入出版范围，
高伐林对此颇有印象。他回忆说：“当时内部书店对我们来说是开了眼界， 至少看了几十本书，许多后来也变成了公开出版的图书，比如《第三帝国的兴亡》《通往奴役之路》。”
到了197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主持创刊《读书》杂志，发刊辞便是著名的《读书无禁区》。中共自此迎来“思想解放”。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回忆，由《读书无禁区》开创的自由读书的氛围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左右。她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戈尔巴乔夫改革20年后，一本反思其革命价值的书《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中央编译出版社非常想出版这本书，但是否应该出版，应该怎么出版，讨论了很久，最后由时任中共中央常委曾庆红做了批示。
“我不知道原话是怎么讲的，当时听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人转述，意思是同意出版，但是要放在内部卖。他还有一个建议，建议省部级以上的官员都来看看这本书， 看看前苏联在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情况有多么复杂，我们能够从中获得哪些思考或者说哪些教训。”蔡霞对自由亚洲回忆。
这本书最终于2007年出版。
杜文这一时期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他说他经常订阅国外报纸，“彭博，《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联合早报》， 包括台湾的报纸，都能订到，都允许。”他甚至还有一个高频头，可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节目，价格高达1万块钱左右，“这都是允许的，因为你要搞研究啊，你需要了解外面的情况呀， 不了解情况怎么搞研究？”
香港一家宾馆的桌上2014年12月30日放置的中国政治书籍（路透社）
“政治也和艺术一样，是需要想象力的。”蔡霞分析说，中共党内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各种来源的思想持开放、欢迎的态度，“因为经验表明，共产党尤其是高层干部，思想越是单一，越是封闭，视野不开阔， 思想越贫乏，你就越难理解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现象和复杂情况，也不能很深入地去思考由这种变化引发的各种矛盾。你怎么能够去寻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化解这些矛盾呢？那就无法使得这个国家能够一直往前走。”
反动VS真相
什么是“反动”或“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中国官方至今并未明确公布相关书刊的名称或视频内容。
根据2023年12月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于相关内容的规定包括：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
一位大陆资深出版界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介绍，在实际出版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但他摸索出三条规律，相关内容被打成“反动”的可能性较高：一、与正统马列主义和中共官方历史不符的，二、对历史的记录与官方不合的；三、涉及高级领导人的生活、军事等内容。
出于安全原因，这位资深出版界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以书面方式回复本台采访：“但至于是不是真的被打成反动，还是有很多随意性和偶然性，决定于主持办案人个人的认识水平和野心。另外，这个概念也永远是在‘与时俱进’。昨天反动的书今天可能不会反动了，昨天不反动的书今天可能就反动了。”
2024年8月3日所拍摄的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内的一个旧书书摊（路透社）
通常，中国的出版机构会接到新闻出版总署和各省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直接指令，指示哪部书可以出或不能出。但其他部门，甚至个人，也可以对某一出版的图书发表意见，或去出版署投诉。出版署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精神，一个电话，就把一本书禁了。
这位资深出版界人士用一次亲身经历的事件举例：在一本中共官员的回忆录里，涉及到了另一个略有级别的老干部。这位老干部已作古，在书中也并不是重要部分，但他的遗孀对书中的描述不满意，状告到了出版署。这本书本已上市，市场反响也很好，但因为这封告函，出版署下令停止销售：“我们所有的编辑、校对、装帧设计、印刷、营销、发行，所有的工作都白做了，已经印出了几千册书，也只好送去化纸浆。”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大陆资深媒体人士则对自由亚洲分析说，当局对于“反动书籍”的定义有明显的变化。在文革时期，任何外国书籍都可能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毒草”；但到2000年后，当局比较敏感的书籍主要集中在前中共官员回忆历史真实内幕的书籍，如《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晚年周恩来》《赵紫阳回忆录：改革的历程》《邓力群：十二个春秋》，也有国内出版的《庐山会议实录》等。
“最反动的其实是真相。”这位人士分析说，“而真相是可能动摇其统治基础的”。
时间到了2017年，社会上又开始出现因人禁书的现象。
如台湾作家龙应台，祖上是外省人，曾在马英九政府担任文化部长，虽然曾在2006年就《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被整肃，并向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发过公开信，但一直也没有影响她的作品在大陆出版。2019年9月，龙应台在其脸书（Facebook）上发表短文《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呼吁北京倾听香港年轻人的声音。之后，她所有的作品在京东、当当等中国主要销售平台下架。
新冠疫情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班牙作家略萨将之称为“中国病毒”，批评中国政府专制、封锁资讯。随后，他的其他作品也无法在中国销售。
纽约博登书屋主理人荣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博登书屋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的《戊戌六章》。此书本来计划在香港出版，被拒绝后，转至纽约。2020年甫一出版，许章润即遭学校以“道德败坏”的理由开除，而《戊戌六章》1个月就在亚马逊上售出5000册。那之后，许章润连诗集也不能在大陆出版了。
杜文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共官员对“禁书”的兴趣有时可能只是出于好奇，“没见过的事情，没听过的事情，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另一个层面，官场内有时也很封闭，有时需要获得更多信息，以便对时局做出判断，“你说他信吗？他也不一定信。但就是想知道。”
2021年6月25日，在北京新落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宣传栏右侧展示中共党员总人数。（美联社）
“中国的党员，其实是党奴”
上述资深媒体人士认为，从文革到现在，从内部放宽信息渠道到对内全面收紧，反映了中共高层统治信心的减弱：“毛时代敢于在党内放开，是因为对统制有信心，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外国人说几句，他们有信心打不垮。但是现在，这个信心已经没有了。”
高伐林则认为，看似有放开、有收紧，但其内核并没有改变：“我们觉得灰皮书是一种特权，但其实也是分级别的，只不过后来没怎么执行。现在还是换汤不换药，就是我给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要恪守上司给你划定的信息范围，就像唐僧给孙悟空画的圆圈一样，你不能越雷池一步。你竟然还自己去找境外的书刊，还私藏，看了还传播……那我就要罚你。所以，这个这个思路是一以贯之的。”
“其实就是使党员工具化。你什么也不必知道，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就行了。”杜文总结说。
在蔡霞看来，这反映了习近平在党内建立其绝对精神权威的意图，“他希望自己成为9000万共产党员的教皇”。
但结果可能并不能如愿。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罚条例》（以下称《条例》）自2003年正式颁布，在2015年之前从未修改过。自2015年起，7年间修改了3次，与阅读书刊杂志相关的条款连续增加。
2003年《条例》中仅有87个字：第四十七条 从国（境）外携带反动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等入境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2015年修订后，相关内容增加至716个字，同时明确禁止“私自携带、寄递”涉及所列内容的任何产品。
2023年最近一次修订后，《条例》内相关规定增加到了832字，禁止行为中增加了“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所涉内容题材扩展到“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
“党的纪律之多，处罚党员的条款之多，反映了党组织对党员控制的严密度和他们承受的暴力，或者是恐吓，或者心理压力之大 。”蔡霞说，“所以我才说，现在中国的党员其实是党奴。”
蔡霞质疑，“但为什么中共的干部还要去看？证明他们需要从精神上向外伸展。这样下去，其实会导致中共内部的一种疏离态势。他会更隐蔽，而且现在是全球互联网，再怎么控制，只要能上网，只要抓不到他，他其实都能看到。”
2021年5月10日，陕西省延安干部学院党员学习。（法新社）
高伐林同意这个判断，“一个拥有近1亿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对书籍存在这么大的敌意，说明这个统治是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思想基础上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会使更多中共官员成为‘两面 人’。”
他拿文革时期对比分析，“文革时，大家还是真诚地相信当局的说法。现在不一样了，党内官员也都上过学，互联网的信息通常不超过24小时就传回国内了。这样公然吓阻，必然的结果是大家都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会上讲得比谁都好听， 实际他内心怎么想，你是不知道的，只能使‘两面人’的现象更普遍、更彻底。”
在杜文看来，目前中共党内的宣传趋势是所有事情都倾向于大一统，“类似秦始皇时期，车同轨，书同文，大一统的思想，统一的教材， 用国家叙事代替个人思考，焚书坑儒。但这一套已经过时了。谁还藏书那么low呢？只要想看，什么看不到？看过之后，删掉就行了。”
蔡霞则为此陷入深深的担忧，“当一个党需要对党员进行精神控制来加强它的权威性时，这个党就已经散架了。”
在这个基础上，她认为，可以预期的未来景象一是党组织与党员分崩离析，二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疏离：“原来党内一直要求只做规定动作，不做自选动作，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现在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不得不让大家各自努力，去‘砸锅卖铁’了。当每个省都要努力救活自己的时候， 它就不会管你中央怎么说，只能自己顾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