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1989年六四学运领袖群体主持筹建的纽约"#六四纪念馆"即将在今年6月4日天安门民主运动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当天在纽约曼哈顿开幕。这个纪念馆是如何缘起、其筹建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 @Jeff23Wang 的追踪报道。https://t.co/p786xGc45e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31, 2023
由1989年六四学运领袖群体主持筹建的纽约"#六四纪念馆"即将在今年6月4日天安门民主运动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当天在纽约曼哈顿开幕。这个纪念馆是如何缘起、其筹建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 @Jeff23Wang 的追踪报道。https://t.co/p786xGc45e
由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领袖群体主持筹建的纽约"六四纪念馆"即将在今年6月4日天安门民主运动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前在纽约曼哈顿开幕。这个纪念馆是如何缘起、其筹建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追踪报道。 于大海说自己喜欢做小事情，“纪念馆的很多事情能做的我都做了，包括拉电线、安装投影仪等等，包括去年在华盛顿做六四特展的很多展板等等，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他把自己这种习惯追溯到小时候，在文革期间“学工学农”期间养成的习惯。 能见度不高的馆长 于大海是去年底就任筹备中的“六四纪念馆”馆长的。纪念馆核心筹备组中有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领袖王丹、周锋锁，当年的工人运动领袖吕京花等多人。 和这几个人不同，于大海并没有亲身经历1989年学运。早在1980年代初期，于大海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就通过李政道奖学金留学美国。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于大海已经在美国东岸的著名私立大学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 但于大海并没有自外于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共的军队在1989年6月4日凌晨用枪炮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事情传遍世界后，于大海有一段时间几乎全职投入到海外支持中国民主的运动中。在1990年代，于大海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并主持《中国之声》、《北京之春》等海外政论杂志。 于大海的主业是金融投资，他不太常在媒体前述及自己的民运经历。但即使后来海外民运经历低潮，于大海也始终没有离开过民主运动的阵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民运的活动，三十多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 这次参与“六四纪念馆”的筹建，于大海作为馆长的职责是负责行政工作，布展、财务和法律等事务他都要把关。他和吕京花在曼哈顿上上下下地跑，最终把馆址选在靠近交通要道宾夕法尼亚车站（Penn Station）附近。 提前推进的计划 王丹在去年一月对外宣布筹建纽约“六四纪念馆”，全名是“六四大屠杀纪念馆”(June 4th Massacre Memorial Museum)，为此还注册成立了非政府组织“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委员会”。 11年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曾在香港尖沙咀开办了以六四为主题的纪念馆，但屡遭香港政府的打压，两次被迫迁址，最后于2021年关闭。 王丹说，香港六四纪念馆的关闭正是纽约六四纪念馆的缘起，“那我想，这么大一个历史事件，不应该没有一个纪念馆，然后就开始跟一些朋友讨论，大家都很赞成，这样就慢慢做起来了。大家想法都一致，就成立了筹委会。” 筹委会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用两、三年时间众筹第一阶段资金五十万美元，先把纪念馆开办起来。但超乎众人想象的是，委员会仅用不到八个月时间就筹集到了五十万美元，“一开始就是筹委会这五十多个人，筹委会的人筹了七万多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向社会大众呼吁，然后四面八方的捐款就汇进来了，”王丹介绍说。 让王丹印象最深刻的一笔捐款是国内一位单亲母亲一百元人民币的捐款，“这一百元人民币在我看来，它的重量跟一万美元是差不多的，她自己生活贫困，又是在国内，听说要建纪念馆，她无论如何要尽一份力量，所以她就托别的朋友辗转捐了100元人民币，从中国国内。” 据于大海介绍，在所有捐款中，最大的一笔也是来自一位国内朋友的十万美元，“实际上也是参加过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个学生，后来是在国内发展实业，赚的钱比较多，但他的八九情结显然还是非常强。当他听说这个（筹建纪念馆）消息，他就主动和王丹、和我们联系。” 第一笔资金五十万美元提前了十七个月到位，这大大推进了纪念馆筹建的速度。但这也大大压缩了几位核心筹备组成员的时间，王丹介绍说，从去年初开始，核心筹备组每两周开一次筹备会，还有每两周一次和工作团队的例会。王丹个人用于公共事务的时间有三分之二投入到纪念馆的筹备。作为馆长的于大海则有几乎一半的时间用于筹备的工作。 这五十万美金目前主要用于支付场地的租金、水电等开销，筹建团队所有人都以志愿者身份投入，不支取人工费用。但于大海介绍，他们仍计划聘用专门人才来管理纪念馆。 三十四年后的重逢 周锋锁在筹备小组中主要负责展品的收集和整理。他现在的住所位于新泽西州，比邻纽约市的边界，几年前他定居此处后，就开始在自家地下室展出六四文物，并常常向来访的各界朋友介绍这些文物的背景。 这次参与“六四纪念馆”筹建，周锋锁说既是他的个人行为，也是代表他担任执行主任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 在1989年6月4日凌晨5点，周锋锁是最后一个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撤出来的清华学生。和他同时撤出的还有一台用于运动宣传的高速油印机，“我就看到清华的同学在抬这个东西，我就很担心，我就说，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要抬这么重的东西？同学就说，我们要抬回去，继续战斗。” 周锋锁在六四后的确是在“继续战斗”，从未离开过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线。让他没想到的是，时隔34年后，他居然再次看到了这台油印机，“就像老朋友重逢一样，对于我来讲，当时是个硝烟战火的时代，在那一瞬间我们失散了，然后它又突然回来了。” 油印机重现的背后有很多人的心血和接力，周锋锁说，“这也是这个纪念馆为什么这么珍贵的地方，每一件文物都是很多人多年不改的心志的代表。” 周锋锁介绍说，这次在纽约六四纪念馆展出的展品总共有一百多件，其中有三十多件是来自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实物。王丹则强调，目前的展品时间跨度三十多年，从1989年上半年一直延续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因为筹委会认为，香港维园晚会实际也是八九民运的一个延续。 "新时代"的本质 在去年底过世、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被迫下台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为纪念馆题写的馆名“六四纪念馆”也是本次展品之一。 这幅题字实际是鲍彤去世前最后一幅书法作品。于大海介绍说，“鲍彤先生的字是写得很好的，但你看他的这幅题字你就知道，几乎可以看到他的手有一点颤动，就是说他的身体已经差到那种情况。” 去年六四前夕，鲍彤在自由亚洲电台最后一次发表文章，回顾六四细节，在文章的最后，他总结说，“‘六四’屠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它明目张胆开辟了公权绝对不受制约和民权彻底失去保障的新时代。” 而如今，这个“新时代”似乎还在延续。王丹向记者解释说，在当下建立“六四纪念馆”对世界都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被认为在习近平统治下形成对西方、甚至人类文明的一种挑战，“在这种关键时刻，西方更应该认清中共的本质，如果你要认清中共的本质，没有什么比六四这件事更能突出地彰显中共的本质，他本质上就是压制民主，甚至不惜以暴力手段压制民主的这样一种政权。” 为了年轻一代 参与到六四纪念馆筹建过程中的不仅有鲍彤这样的老人，和王丹等六四一代，也有很多年轻人。在布展，收集和整理文物，以及举办活动等过程中，有十多个青年人参与。他们中有在纽约地区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有在当地工作的中国青年人。 馆长于大海说，这个纪念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年轻人而设的，“我们纪念馆已经办了好几次纽约地区的民主沙龙活动，每次都有几十人来，他们大都是年轻人。” 今年三十二岁的董先生去年十月才从中国到达纽约。出于安全原因，他不愿意透露全名。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之际，他孤身前往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城楼下亮出纪念六四的体恤衫，并采访在场的外国人，因此遭到当地警方抓捕，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入狱七个月。 到达纽约后，恰逢“六四纪念馆”的筹备初启。董先生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中，“主要是帮周老师（周锋锁）他们布置一下会场，登记一下来宾、维持一下秩序等等，都是一些很微小的工作。但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原先在国内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参与筹建活动，董先生终于不再感觉孤单，“国内的主流环境就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小粉红之类的，但是来了纽约之后，认识了这样一群跟我能够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会发现，原来你不是一个人，你所做的原来并不是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一件傻事。” 去年底中国国内发生反抗不合理疫情封控的白纸运动，董先生也参与了纽约地区声援白纸运动的示威活动，这让他很受鼓舞，“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海外的年轻人，并没有把六四的精神丢掉，其实六四的精神还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他强调，这种精神只是需要一把火去点燃它，或者是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去坚守它，让更多的人去发现他们对民主的期待和渴望。
由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领袖群体主持筹建的纽约"六四纪念馆"即将在今年6月4日天安门民主运动三十四周年纪念日前在纽约曼哈顿开幕。这个纪念馆是如何缘起、其筹建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以下是本台记者王允的追踪报道。
于大海说自己喜欢做小事情，“纪念馆的很多事情能做的我都做了，包括拉电线、安装投影仪等等，包括去年在华盛顿做六四特展的很多展板等等，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他把自己这种习惯追溯到小时候，在文革期间“学工学农”期间养成的习惯。
能见度不高的馆长
于大海是去年底就任筹备中的“六四纪念馆”馆长的。纪念馆核心筹备组中有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领袖王丹、周锋锁，当年的工人运动领袖吕京花等多人。
和这几个人不同，于大海并没有亲身经历1989年学运。早在1980年代初期，于大海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就通过李政道奖学金留学美国。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于大海已经在美国东岸的著名私立大学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
但于大海并没有自外于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共的军队在1989年6月4日凌晨用枪炮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事情传遍世界后，于大海有一段时间几乎全职投入到海外支持中国民主的运动中。在1990年代，于大海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并主持《中国之声》、《北京之春》等海外政论杂志。
于大海的主业是金融投资，他不太常在媒体前述及自己的民运经历。但即使后来海外民运经历低潮，于大海也始终没有离开过民主运动的阵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民运的活动，三十多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
这次参与“六四纪念馆”的筹建，于大海作为馆长的职责是负责行政工作，布展、财务和法律等事务他都要把关。他和吕京花在曼哈顿上上下下地跑，最终把馆址选在靠近交通要道宾夕法尼亚车站（Penn Station）附近。
提前推进的计划
王丹在去年一月对外宣布筹建纽约“六四纪念馆”，全名是“六四大屠杀纪念馆”(June 4th Massacre Memorial Museum)，为此还注册成立了非政府组织“六四大屠杀纪念馆委员会”。
11年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曾在香港尖沙咀开办了以六四为主题的纪念馆，但屡遭香港政府的打压，两次被迫迁址，最后于2021年关闭。
王丹说，香港六四纪念馆的关闭正是纽约六四纪念馆的缘起，“那我想，这么大一个历史事件，不应该没有一个纪念馆，然后就开始跟一些朋友讨论，大家都很赞成，这样就慢慢做起来了。大家想法都一致，就成立了筹委会。”
筹委会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用两、三年时间众筹第一阶段资金五十万美元，先把纪念馆开办起来。但超乎众人想象的是，委员会仅用不到八个月时间就筹集到了五十万美元，“一开始就是筹委会这五十多个人，筹委会的人筹了七万多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向社会大众呼吁，然后四面八方的捐款就汇进来了，”王丹介绍说。
让王丹印象最深刻的一笔捐款是国内一位单亲母亲一百元人民币的捐款，“这一百元人民币在我看来，它的重量跟一万美元是差不多的，她自己生活贫困，又是在国内，听说要建纪念馆，她无论如何要尽一份力量，所以她就托别的朋友辗转捐了100元人民币，从中国国内。”
据于大海介绍，在所有捐款中，最大的一笔也是来自一位国内朋友的十万美元，“实际上也是参加过天安门民主运动的一个学生，后来是在国内发展实业，赚的钱比较多，但他的八九情结显然还是非常强。当他听说这个（筹建纪念馆）消息，他就主动和王丹、和我们联系。”
第一笔资金五十万美元提前了十七个月到位，这大大推进了纪念馆筹建的速度。但这也大大压缩了几位核心筹备组成员的时间，王丹介绍说，从去年初开始，核心筹备组每两周开一次筹备会，还有每两周一次和工作团队的例会。王丹个人用于公共事务的时间有三分之二投入到纪念馆的筹备。作为馆长的于大海则有几乎一半的时间用于筹备的工作。
这五十万美金目前主要用于支付场地的租金、水电等开销，筹建团队所有人都以志愿者身份投入，不支取人工费用。但于大海介绍，他们仍计划聘用专门人才来管理纪念馆。
三十四年后的重逢
周锋锁在筹备小组中主要负责展品的收集和整理。他现在的住所位于新泽西州，比邻纽约市的边界，几年前他定居此处后，就开始在自家地下室展出六四文物，并常常向来访的各界朋友介绍这些文物的背景。
这次参与“六四纪念馆”筹建，周锋锁说既是他的个人行为，也是代表他担任执行主任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
在1989年6月4日凌晨5点，周锋锁是最后一个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撤出来的清华学生。和他同时撤出的还有一台用于运动宣传的高速油印机，“我就看到清华的同学在抬这个东西，我就很担心，我就说，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要抬这么重的东西？同学就说，我们要抬回去，继续战斗。”
周锋锁在六四后的确是在“继续战斗”，从未离开过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线。让他没想到的是，时隔34年后，他居然再次看到了这台油印机，“就像老朋友重逢一样，对于我来讲，当时是个硝烟战火的时代，在那一瞬间我们失散了，然后它又突然回来了。”
油印机重现的背后有很多人的心血和接力，周锋锁说，“这也是这个纪念馆为什么这么珍贵的地方，每一件文物都是很多人多年不改的心志的代表。”
周锋锁介绍说，这次在纽约六四纪念馆展出的展品总共有一百多件，其中有三十多件是来自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实物。王丹则强调，目前的展品时间跨度三十多年，从1989年上半年一直延续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因为筹委会认为，香港维园晚会实际也是八九民运的一个延续。
"新时代"的本质
在去年底过世、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被迫下台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为纪念馆题写的馆名“六四纪念馆”也是本次展品之一。
这幅题字实际是鲍彤去世前最后一幅书法作品。于大海介绍说，“鲍彤先生的字是写得很好的，但你看他的这幅题字你就知道，几乎可以看到他的手有一点颤动，就是说他的身体已经差到那种情况。”
去年六四前夕，鲍彤在自由亚洲电台最后一次发表文章，回顾六四细节，在文章的最后，他总结说，“‘六四’屠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它明目张胆开辟了公权绝对不受制约和民权彻底失去保障的新时代。”
而如今，这个“新时代”似乎还在延续。王丹向记者解释说，在当下建立“六四纪念馆”对世界都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被认为在习近平统治下形成对西方、甚至人类文明的一种挑战，“在这种关键时刻，西方更应该认清中共的本质，如果你要认清中共的本质，没有什么比六四这件事更能突出地彰显中共的本质，他本质上就是压制民主，甚至不惜以暴力手段压制民主的这样一种政权。”
为了年轻一代
参与到六四纪念馆筹建过程中的不仅有鲍彤这样的老人，和王丹等六四一代，也有很多年轻人。在布展，收集和整理文物，以及举办活动等过程中，有十多个青年人参与。他们中有在纽约地区留学的中国学生，也有在当地工作的中国青年人。
馆长于大海说，这个纪念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年轻人而设的，“我们纪念馆已经办了好几次纽约地区的民主沙龙活动，每次都有几十人来，他们大都是年轻人。”
今年三十二岁的董先生去年十月才从中国到达纽约。出于安全原因，他不愿意透露全名。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之际，他孤身前往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城楼下亮出纪念六四的体恤衫，并采访在场的外国人，因此遭到当地警方抓捕，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入狱七个月。
到达纽约后，恰逢“六四纪念馆”的筹备初启。董先生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中，“主要是帮周老师（周锋锁）他们布置一下会场，登记一下来宾、维持一下秩序等等，都是一些很微小的工作。但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原先在国内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参与筹建活动，董先生终于不再感觉孤单，“国内的主流环境就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小粉红之类的，但是来了纽约之后，认识了这样一群跟我能够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会发现，原来你不是一个人，你所做的原来并不是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一件傻事。”
去年底中国国内发生反抗不合理疫情封控的白纸运动，董先生也参与了纽约地区声援白纸运动的示威活动，这让他很受鼓舞，“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海外的年轻人，并没有把六四的精神丢掉，其实六四的精神还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他强调，这种精神只是需要一把火去点燃它，或者是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去坚守它，让更多的人去发现他们对民主的期待和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