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计划不久将颁发许可证，允许部分美国企业向华为供应非敏感产品。虽然总统此举可能是为了对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展示善意，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也与华为加强在美国的游说努力分不开。那么，究竟哪些美国人在帮助华为进行游说呢？ 特朗普可能向华为开绿灯 《华尔街日报》星期三（10月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正准备颁发特别的许可证给一些美国公司，允许他们向华为出售“非敏感的”产品。报道说，特朗普表示，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公司可以与华为合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许可证发出。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华为在美国的游说努力分不开。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国会与总统事务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总统前两次延长华为的豁免期，显示华为在美国的“内部游说”策略有效。 在被问到华为的游说是否奏效时，瑟伯告诉美国之音采访：“（特朗普）政府有所让步，也延长了豁免”。瑟伯所说的“让步”指的是7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大幅放宽对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的限制，并表示该禁令仅适用于和国家安全有关的产品。 今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要求任何向华为出售产品的美国公司必须获得许可特批。5天后，美国商务部就宣布禁令暂缓90天，允许华为在这期间继续购买美国厂商的产品。8月，美国再次宣布，允许美国公司在未来90天内，继续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进行业务往来。这项豁免期将于11月19日再次到期。 不过，9月26日也有报道援引美国高官的话说，美国不太可能继续延长豁免期，而且也不排除对拒绝禁止华为设备的盟友实施额外惩罚。包括将来把他们排除在情报共享协议之外。 美国知名律师，包括美国前官员为华为游说 自2018年冬天开始，华盛顿对华为的打击在逐渐升级后，华为也加大了在华盛顿的游说力度。今年春天开始，华为改变了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策略，聘请美国知名的、联系广泛的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为说客，对美国进行“内部游说”，来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并捍卫自己的利益。 美利坚大学的瑟伯这样解释华为聘用律师进行“内部游说”的优势。他说：“在这件事上（华为聘用律师游说），应该是一对一，闭门的，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场面，公开的戏剧场面。这样可能更好，缩小冲突的规模，而不是将之扩大。当你缩小冲突规模的时候，你可能对最后的结果也有更多的掌控。” 美国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结束后，华为公司与合作了多年的游说公司安可顾问（APCO World）解约，转而聘请华盛顿世强律师事务所（Steptoe & Johnson LLP）和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Jones Day）担任游说者。 根据这两个公司在登记网站的文件，它们将专攻外国投资、政府采购以及与“国防授权法案”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游说。此外，众达的游说还涉及在商务部和白宫的相关事务，而世强的游说范围则包括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白宫的相关事务。 美国前司法部副部长助理萨米尔·贾恩（Samir Jain）是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也曾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高级主管。贾恩于今年3月27日正式登记，为华为在美国游说。 贾恩的行动曾引发了特朗普总统的不满。特朗普在推特中说：“中国通讯公司巨头华为雇用前奥巴马网络安全官员为说客。这可不怎么样，或不可接受。” 众达是美国规模最大、地域覆盖最广的国际性律师事务所之一。该律所在其官网的中文介绍中说，“在财富全球500强中，超过半数企业长期委托本所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世强也是华盛顿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登记为华为说客的是世强律师事务所的理查德·坎宁安（Richard Cunningham），他是一位大牌国际贸易律师。 除此之外，7月1日，华为还聘请了总部设在芝加哥的盛德律师事务所（Sidley Austin）来游说出口管制、贸易和经济制裁以及其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话题。专注出口和经济制裁的罗伯特·托瑞森（Robert Torresen），以及精通白领犯罪的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和马克·霍普森（Mark Hopson）都将参与其中。 这已经不是华为第一次于盛德律师事务所合作。盛德的合伙人之一是詹姆斯·科尔（James Cole），他曾在2011-2015年间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1月28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宣布起诉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后，科尔是华为聘请的首席律师。科尔的首席律师资格最近受到美国检方的挑战。检方认为，科尔曾经的身份使他能够获得代表“明显的利益冲突”的机密信息。 8月30日，华为的游说律师团中又加入了一位，那就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Squire Patton Boggs）。翰宇的冠名合伙人帕顿·博格斯（Patton Boggs）多年来几乎是“K街权力”的同义词。K街，坐落于华盛顿市中心，拥有众多游说公司，被视为美国总统、国会和法院之外的“第四大权力”。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John Boehner） 2016年加入了翰宇，任战略顾问，为美国和国外客户服务，并将专注于全球业务的发展。” 没有资料显示贝纳为华为游说，但是贝纳曾在90年代末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国地位的努力中担任领导角色。 不过，美利坚大学的瑟伯认为，聘用律师游说与华为一贯的做法也没有特别大的不同。 华为从2010年以来一直与安可顾问公司合作。在安可公司主管华为事务的一直是美国前众议员唐·邦克（Don Bonker）。邦克是贸易专家，曾担任众议院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离开国会后，专注于国际贸易的游说工作。 虽然个人、团体和公司的游说行为被视为言论自由之一，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游说的弊端。 瑟伯参与了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前总统奥巴马提出的2000年游说系统改革，他说，美国前官员参与外国游说，虽然不违法，但是却也不算很有道德。 华为利用美国前官员进行游说的做法也引发了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的反对。美国联邦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的媒体秘书约旦·邓恩（Jordan Dunn）星期四（10月10日）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援引加拉格尔五月份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时的话说：“近年来，中共越来越多地转向沼泽（swamp，意指华盛顿政治圈的黑暗沼泽），推进其敌对美国的议程。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阻止华府高级官员代表对手国，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的关系取得信息，……显然需要采取更广泛的应对行动。” 加拉格尔担忧， 像贾恩这样的前官员为华为工作可能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破坏美国结合国际社会应对华为威胁的努力。 今年4月，加拉格尔在国会推出《国会和行政外国游说禁止法案》（Congressional and Executive Foreign Lobbying Ban Act），禁止前国会议员、退休高级军官，以及前政府任命的高级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 在2016年的竞选中，现任总统特朗普也提出了政府官员离职五年内不得为企业或外国政府进行游说的计划。不过，这项计划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没有得到落实。 与特朗普总统关系密切的美国游说公司 与特朗普总统关系不一般的游说公司也被华为聘请来为自己游说。 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信息还显示，华盛顿有名的游说公司“联邦倡导者”（Federal Advocates）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迈克尔·埃斯波西托（Michael Esposito）7月24日正式登记为华为美国分公司的说客，负责就电信事务对特朗普政府游说。 该公司官方网站中称，埃斯波西托此前已经当了将近20年的“联邦游说者”，并且是“共和党政治的主要参与者”。该网站提到，埃斯波西托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主席罗娜·麦丹尼尔（Ronna McDaniel）顾问团的成员，可以直接向共和党主席就国家大事提出建议。 除迈克尔·埃斯波西托本人以外，“联邦倡导者”的成员还包括了前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卡尼（Chris Carney）、以及曾在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里担任过一年多高级官员的詹妮弗·阿兰吉奥（Jennifer Arangio）等。 另外，埃斯波西托还是“特朗普胜利金融委员会”（Trump Victory Finance Committee）的成员。 知名公关公司 除此之外，华为还聘请了公关公司挽回形象。根据联邦司法部“海外代理登记法案”（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的注册登记表，美国华为公司还聘请两家美国公关公司为挽回华为形象开展公关游说并提供法律服务。这两家公司分别是锐思博德（Racepoint Global）公共关系咨询和博雅科恩沃尔夫（Burson Cohn and Wolfe， BWC）。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第一次美国公司在联邦司法部登记为华为的海外代理。 美利坚大学的瑟伯说，与在国会的游说披露网站登记不同，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对相关公司游说活动的透明度要求更严格。游说公司甚至要披露最基层的游说活动。对处于灰色地带的公关公司来说，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敏感期，也可能更保险。 根据申报文件，BCW以16万美元的一次性费用帮助该公司制定媒体战略，将帮助华为与商业伙伴、咨询委员会成员、媒体机构、有影响力者以及“关键意见领袖”合作。目前，BCW已经结束了它与华为的合作。 BCW的董事长是唐纳德·贝尔（Don Baer）。贝尔曾经是前总统克林顿的高级顾问，现在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董事长。有媒体报道，贝尔今年年底将退出BCW。 根据锐思博德的登记内容，锐思博德将在“在战略、媒体关系、影响者关系、分析师关系、危机、内容及社交媒体上提供持续的公关支持，但“不会与政府官员直接接触。” 锐思博德咨询的创始人和集团主席是拉里·韦伯（Larry Weber）。他的客户包括美国的AT&T、可口可乐、通用电气、通用汽车以及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和卢旺达政府。 根据瑞思博德10月递交的最新文件，他们与华为的合作将持续到2020年9月底。 这两家公关公司提交给美司法部的材料也暗示他们与华为的合作比较敏感。锐思博德的注册登记称，“我们的理解是，华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而且员工持股”。当被问及华为是否由外国政府、政党或其他组织拥有或控制时，BCW表示:“基于目前的公开信息，我们将华为理解为一家私营的员工持股公司。” 两家公司表示，他们已经要求华为证实，华为不受外国政府的监督，没有外国政府的股份，不存在外国政府的资助、控制或者补贴等，但还没有获得证实。 在公关方面，华为还聘请了拉斯维加斯的公共电台与其合作。根据注册内容，拉斯维加斯公共电台将制作节目推进美中关系，而电台也将与华为合作，将美国公共广播推广到中国。 为华为在美国游说的公司还包括华为在美国的上游供应商。不过，华为不承认自己要求其在美国的供应商为其游说。 不过，瑟伯认为，双方应该有一定的协调和合作。 华为主要从事通信产品的后端集成与组装，美国公司占据了华为上游供应商的主要部分。在华为92家核心供应商名单中，美国有33家供应商排名第一。 在软件领域，华为与甲骨文、IBM、微软关系密切，华为的全球化及数字化的管理给美国信息服务企业带来巨大的业务。在硬件领域，华为采购的芯片和设备给英特尔、思科、德州仪器等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路透社今年6月的报道说，包括高通、英特尔和赛灵斯在内在的多家美国芯片供应商正“悄悄地”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后者放宽对华为的销售禁令。 根据美国政治反应中心公开秘密网站的消息， 2019年高通的游说费用高达240万美元，2018年全年的费用是810万美元。英特尔2019年的游说费140万，2018年全年是400万。两家公司的游说对象是财政部、商务部、白宫和美国贸易代表处。华为的另一家供应商，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 2018年的游说费用是2150万美元，2019年到目前为止的花费是360万美元。
最新的报道说，特朗普政府计划不久将颁发许可证，允许部分美国企业向华为供应非敏感产品。虽然总统此举可能是为了对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展示善意，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也与华为加强在美国的游说努力分不开。那么，究竟哪些美国人在帮助华为进行游说呢？
特朗普可能向华为开绿灯
《华尔街日报》星期三（10月9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正准备颁发特别的许可证给一些美国公司，允许他们向华为出售“非敏感的”产品。报道说，特朗普表示，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公司可以与华为合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许可证发出。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可能与华为在美国的游说努力分不开。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国会与总统事务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总统前两次延长华为的豁免期，显示华为在美国的“内部游说”策略有效。
在被问到华为的游说是否奏效时，瑟伯告诉美国之音采访：“（特朗普）政府有所让步，也延长了豁免”。瑟伯所说的“让步”指的是7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大幅放宽对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的限制，并表示该禁令仅适用于和国家安全有关的产品。
今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要求任何向华为出售产品的美国公司必须获得许可特批。5天后，美国商务部就宣布禁令暂缓90天，允许华为在这期间继续购买美国厂商的产品。8月，美国再次宣布，允许美国公司在未来90天内，继续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进行业务往来。这项豁免期将于11月19日再次到期。
不过，9月26日也有报道援引美国高官的话说，美国不太可能继续延长豁免期，而且也不排除对拒绝禁止华为设备的盟友实施额外惩罚。包括将来把他们排除在情报共享协议之外。
美国知名律师，包括美国前官员为华为游说
自2018年冬天开始，华盛顿对华为的打击在逐渐升级后，华为也加大了在华盛顿的游说力度。今年春天开始，华为改变了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策略，聘请美国知名的、联系广泛的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为说客，对美国进行“内部游说”，来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并捍卫自己的利益。
美利坚大学的瑟伯这样解释华为聘用律师进行“内部游说”的优势。他说：“在这件事上（华为聘用律师游说），应该是一对一，闭门的，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场面，公开的戏剧场面。这样可能更好，缩小冲突的规模，而不是将之扩大。当你缩小冲突规模的时候，你可能对最后的结果也有更多的掌控。”
美国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资料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结束后，华为公司与合作了多年的游说公司安可顾问（APCO World）解约，转而聘请华盛顿世强律师事务所（Steptoe & Johnson LLP）和众达国际法律事务所（Jones Day）担任游说者。
根据这两个公司在登记网站的文件，它们将专攻外国投资、政府采购以及与“国防授权法案”相关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游说。此外，众达的游说还涉及在商务部和白宫的相关事务，而世强的游说范围则包括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及白宫的相关事务。
美国前司法部副部长助理萨米尔·贾恩（Samir Jain）是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也曾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高级主管。贾恩于今年3月27日正式登记，为华为在美国游说。
贾恩的行动曾引发了特朗普总统的不满。特朗普在推特中说：“中国通讯公司巨头华为雇用前奥巴马网络安全官员为说客。这可不怎么样，或不可接受。”
众达是美国规模最大、地域覆盖最广的国际性律师事务所之一。该律所在其官网的中文介绍中说，“在财富全球500强中，超过半数企业长期委托本所为其提供法律服务。”
世强也是华盛顿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登记为华为说客的是世强律师事务所的理查德·坎宁安（Richard Cunningham），他是一位大牌国际贸易律师。
除此之外，7月1日，华为还聘请了总部设在芝加哥的盛德律师事务所（Sidley Austin）来游说出口管制、贸易和经济制裁以及其他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话题。专注出口和经济制裁的罗伯特·托瑞森（Robert Torresen），以及精通白领犯罪的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和马克·霍普森（Mark Hopson）都将参与其中。
这已经不是华为第一次于盛德律师事务所合作。盛德的合伙人之一是詹姆斯·科尔（James Cole），他曾在2011-2015年间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1月28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宣布起诉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后，科尔是华为聘请的首席律师。科尔的首席律师资格最近受到美国检方的挑战。检方认为，科尔曾经的身份使他能够获得代表“明显的利益冲突”的机密信息。
8月30日，华为的游说律师团中又加入了一位，那就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Squire Patton Boggs）。翰宇的冠名合伙人帕顿·博格斯（Patton Boggs）多年来几乎是“K街权力”的同义词。K街，坐落于华盛顿市中心，拥有众多游说公司，被视为美国总统、国会和法院之外的“第四大权力”。
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John Boehner） 2016年加入了翰宇，任战略顾问，为美国和国外客户服务，并将专注于全球业务的发展。” 没有资料显示贝纳为华为游说，但是贝纳曾在90年代末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国地位的努力中担任领导角色。
不过，美利坚大学的瑟伯认为，聘用律师游说与华为一贯的做法也没有特别大的不同。 华为从2010年以来一直与安可顾问公司合作。在安可公司主管华为事务的一直是美国前众议员唐·邦克（Don Bonker）。邦克是贸易专家，曾担任众议院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离开国会后，专注于国际贸易的游说工作。
虽然个人、团体和公司的游说行为被视为言论自由之一，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游说的弊端。
瑟伯参与了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前总统奥巴马提出的2000年游说系统改革，他说，美国前官员参与外国游说，虽然不违法，但是却也不算很有道德。
华为利用美国前官员进行游说的做法也引发了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的反对。美国联邦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的媒体秘书约旦·邓恩（Jordan Dunn）星期四（10月10日）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援引加拉格尔五月份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访问时的话说：“近年来，中共越来越多地转向沼泽（swamp，意指华盛顿政治圈的黑暗沼泽），推进其敌对美国的议程。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阻止华府高级官员代表对手国，利用他们在华盛顿的关系取得信息，……显然需要采取更广泛的应对行动。”
加拉格尔担忧， 像贾恩这样的前官员为华为工作可能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破坏美国结合国际社会应对华为威胁的努力。
今年4月，加拉格尔在国会推出《国会和行政外国游说禁止法案》（Congressional and Executive Foreign Lobbying Ban Act），禁止前国会议员、退休高级军官，以及前政府任命的高级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
在2016年的竞选中，现任总统特朗普也提出了政府官员离职五年内不得为企业或外国政府进行游说的计划。不过，这项计划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没有得到落实。
与特朗普总统关系密切的美国游说公司
与特朗普总统关系不一般的游说公司也被华为聘请来为自己游说。
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信息还显示，华盛顿有名的游说公司“联邦倡导者”（Federal Advocates）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迈克尔·埃斯波西托（Michael Esposito）7月24日正式登记为华为美国分公司的说客，负责就电信事务对特朗普政府游说。
该公司官方网站中称，埃斯波西托此前已经当了将近20年的“联邦游说者”，并且是“共和党政治的主要参与者”。该网站提到，埃斯波西托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主席罗娜·麦丹尼尔（Ronna McDaniel）顾问团的成员，可以直接向共和党主席就国家大事提出建议。
除迈克尔·埃斯波西托本人以外，“联邦倡导者”的成员还包括了前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卡尼（Chris Carney）、以及曾在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里担任过一年多高级官员的詹妮弗·阿兰吉奥（Jennifer Arangio）等。
另外，埃斯波西托还是“特朗普胜利金融委员会”（Trump Victory Finance Committee）的成员。
知名公关公司
除此之外，华为还聘请了公关公司挽回形象。根据联邦司法部“海外代理登记法案”（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的注册登记表，美国华为公司还聘请两家美国公关公司为挽回华为形象开展公关游说并提供法律服务。这两家公司分别是锐思博德（Racepoint Global）公共关系咨询和博雅科恩沃尔夫（Burson Cohn and Wolfe， BWC）。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第一次美国公司在联邦司法部登记为华为的海外代理。
美利坚大学的瑟伯说，与在国会的游说披露网站登记不同，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对相关公司游说活动的透明度要求更严格。游说公司甚至要披露最基层的游说活动。对处于灰色地带的公关公司来说，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敏感期，也可能更保险。
根据申报文件，BCW以16万美元的一次性费用帮助该公司制定媒体战略，将帮助华为与商业伙伴、咨询委员会成员、媒体机构、有影响力者以及“关键意见领袖”合作。目前，BCW已经结束了它与华为的合作。
BCW的董事长是唐纳德·贝尔（Don Baer）。贝尔曾经是前总统克林顿的高级顾问，现在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董事长。有媒体报道，贝尔今年年底将退出BCW。
根据锐思博德的登记内容，锐思博德将在“在战略、媒体关系、影响者关系、分析师关系、危机、内容及社交媒体上提供持续的公关支持，但“不会与政府官员直接接触。”
锐思博德咨询的创始人和集团主席是拉里·韦伯（Larry Weber）。他的客户包括美国的AT&T、可口可乐、通用电气、通用汽车以及利比亚的卡扎菲政府和卢旺达政府。
根据瑞思博德10月递交的最新文件，他们与华为的合作将持续到2020年9月底。
这两家公关公司提交给美司法部的材料也暗示他们与华为的合作比较敏感。锐思博德的注册登记称，“我们的理解是，华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而且员工持股”。当被问及华为是否由外国政府、政党或其他组织拥有或控制时，BCW表示:“基于目前的公开信息，我们将华为理解为一家私营的员工持股公司。”
两家公司表示，他们已经要求华为证实，华为不受外国政府的监督，没有外国政府的股份，不存在外国政府的资助、控制或者补贴等，但还没有获得证实。
在公关方面，华为还聘请了拉斯维加斯的公共电台与其合作。根据注册内容，拉斯维加斯公共电台将制作节目推进美中关系，而电台也将与华为合作，将美国公共广播推广到中国。
为华为在美国游说的公司还包括华为在美国的上游供应商。不过，华为不承认自己要求其在美国的供应商为其游说。 不过，瑟伯认为，双方应该有一定的协调和合作。
华为主要从事通信产品的后端集成与组装，美国公司占据了华为上游供应商的主要部分。在华为92家核心供应商名单中，美国有33家供应商排名第一。
在软件领域，华为与甲骨文、IBM、微软关系密切，华为的全球化及数字化的管理给美国信息服务企业带来巨大的业务。在硬件领域，华为采购的芯片和设备给英特尔、思科、德州仪器等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路透社今年6月的报道说，包括高通、英特尔和赛灵斯在内在的多家美国芯片供应商正“悄悄地”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后者放宽对华为的销售禁令。
根据美国政治反应中心公开秘密网站的消息， 2019年高通的游说费用高达240万美元，2018年全年的费用是810万美元。英特尔2019年的游说费140万，2018年全年是400万。两家公司的游说对象是财政部、商务部、白宫和美国贸易代表处。华为的另一家供应商，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 2018年的游说费用是2150万美元，2019年到目前为止的花费是36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