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结束一年后，几乎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能看出中国在缓缓陷入大萧条的泥沼。然而，中国统治集团似乎不愿意为此做出些微改变，遑论政治让步。上周结束的中欧峰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效的对话中结束，中国以打欧洲牌战略改善国际孤立、促进所谓高水平开放的企图宣告失败。
对欧外交失败
自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国在1990年代末兴起的民族主义就开始转向反美主义，担心美国有意在华推动颜色革命。随后中国新领导人上台后几乎所有的施政都与反美主义的对抗有关，包括从前十年争夺意识形态的“上甘岭”到污名化美国和美国的民主制度、从清理公民社会和互联网到准备对美军事斗争，并且在俄乌战争中积极“策应”俄罗斯、抵消美国援乌，发展到最近对深受华尔街影响的金融系统进行大整顿。
与此同时，对欧外交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不仅是中国与俄罗斯共同鼓吹的所谓多极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极，还是玩弄中美欧三角关系、分化民主世界的抓手。也因此，从一带一路倡议开始，中国就将外交重心转向欧洲，例如增加外汇储备中的欧元份额、大力收购欧洲企业和技术、在南欧与东欧积极投资包括介入其中政府、政党、企业和媒体等等，甚至在与欧洲进行多年的投资保护协定(CAI)谈判中做了惊人的让步。在今年中欧峰会召开前，中国政府还单方面悄悄解除了对立陶宛的制裁、并向欧洲五国开放免签入境。
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在欧洲已经大量投资、而且愿意不惜代价地争取和推动欧洲的所谓战略自主，只为牵制和分化美欧关系，这也是此次中欧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姿态之低、修辞之温和的初衷，试图利用四年来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会谈实现中欧之间的缓和。
然而，面对欧洲过去一年对华“去风险化”政策的形成，且在今年三月底一经推出就成为跨大西洋的共识，中国外交几乎无所作为，直至上周中欧峰会，中方不愿意为消减双方的分歧、猜忌和怀疑做出一丁点增进信任的行动，也就是改变，或者是关于改变的承诺。结果，中欧峰会未能达成任何有价值的共识。在可见的未来，中欧之间已经难以避免爆发从贸易战到人权战争的一系列争端，刚刚结束的中欧峰会可谓中国对欧外交的重大失败。
自信还是僵硬？
不过，如果相比旧金山美中峰会上中方几近乞求的低姿态和最终形成的最低限度的“护栏”，就能发现，这一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中方拒绝做出任何让步，中国代表团以类似天朝上国满大人的姿态大谈发展、互惠，其自（颟）信（顸）之下，不愿意向欧洲的政治领袖做出哪怕最低限度的政治承诺以增进信任。譬如朝向欧盟主席提出的透明、可预测性和互惠这三项要求可能做出的表示，只是一味以利相诱。
人们看到的是，中方虽然收敛了过去几年的战狼外交，但是继续既坚持所谓己方的根本利益、又要求对方放弃根本利益，如此毫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伦理，更连象征性的些微让步也不愿做出，已非简单的口惠不实，而是吝啬至极。
例如，峰会前夕，北京再次公开声明中国只走中国特色的人权道路，否定世界上存在一个普遍的人权标准。这就是对欧洲根本利益也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基础上世界秩序的拒绝。试问，如此封闭心态和接见马嘎尔尼使团的乾隆满清有什么区别，又如何可能真正的推动开放？何况这个开放已经是阉割了改革之后的开放，只剩下单向的所谓高水平开放。
双向去风险化
理论上，这种选择性的对外开放本身就有悖互惠原则，更像是古代帝国对奢侈品和稀缺金属贸易的特许，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特许资本主义，如同旧金山峰会上美中商业晚宴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重要的是，这种特许资本主义模式的高水平开放，更像是中国版的“去风险化”，即以屏蔽大部分被视为可能带来安全威胁的“低水平”的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为前提，这些不容易受控的国际市场主体主要与中国的私人部门打交道，其开放只能有利于中国官方不信任的私人部门或公民社会。这是中国在去年的“二十大”上以强调安全为背景提出的高水平开放的本质。
而且，这种反市场经济、反社会、反改革的做法甚至也是反开放本身的，难以取得欧洲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信任，注定难以继续，必然失败。因为，它在选择性对外高水平开放的同时，必然拒绝对内开放，试图建立一个封闭的内部体制来应对特许的高水平开放的继续，而不至于让开放本身影响安全、动摇国本。
特别是，在过去一年，疫情后的关键一年里，新总理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改国务院工作条例和细则，取消了所有关于政府公开、信息公开的制度。最近又风闻，即使经济濒临大萧条、经济智囊纷纷呼吁彻底放开户籍制度，但再度被坚持户籍社会控制的公安部门否决。而且，继上海、苏州等地市场调查和咨询公司遭到司法调查，北京当局已经停止发布青年失业率等敏感统计，最新的政治局会议更强调所谓“经济宣传”，再加上新一轮“净网”行动，让原本就已经肃清十年的广义媒体鸦雀无声。
正是在这逐渐趋向全面的信息封闭的趋势下，才发生了恒大集团被人为调高信用等级然后破产并引发中国房地产崩盘和经济全面萧条的情形，也才因此，穆迪刚刚调低了中国的国家信用，上周日在香港举行的所谓“全过程民主”的选举创下1997年以来最低投票率。
如果说国际资本市场的信用评是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否决票，那么不仅香港正在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整个中国也正在变成连续三十年高增长、改革开放的中国模式的遗址。
在这样的遗址上，所谓高水平开放的特许资本主义或有可能成功，那意味着中国的去风险化政策的可能，势必也将加速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去风险化、并且朝向全面脱钩的升级。这不正是北京一直鼓吹的相向而行、双向奔赴吗？或许也是中欧峰会双方对过去一年疫后中国形势的唯一共识。
疫情结束一年后，几乎任何智力正常的人都能看出中国在缓缓陷入大萧条的泥沼。然而，中国统治集团似乎不愿意为此做出些微改变，遑论政治让步。上周结束的中欧峰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无效的对话中结束，中国以打欧洲牌战略改善国际孤立、促进所谓高水平开放的企图宣告失败。
对欧外交失败
自2011年茉莉花革命以来，中国在1990年代末兴起的民族主义就开始转向反美主义，担心美国有意在华推动颜色革命。随后中国新领导人上台后几乎所有的施政都与反美主义的对抗有关，包括从前十年争夺意识形态的“上甘岭”到污名化美国和美国的民主制度、从清理公民社会和互联网到准备对美军事斗争，并且在俄乌战争中积极“策应”俄罗斯、抵消美国援乌，发展到最近对深受华尔街影响的金融系统进行大整顿。
与此同时，对欧外交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不仅是中国与俄罗斯共同鼓吹的所谓多极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极，还是玩弄中美欧三角关系、分化民主世界的抓手。也因此，从一带一路倡议开始，中国就将外交重心转向欧洲，例如增加外汇储备中的欧元份额、大力收购欧洲企业和技术、在南欧与东欧积极投资包括介入其中政府、政党、企业和媒体等等，甚至在与欧洲进行多年的投资保护协定(CAI)谈判中做了惊人的让步。在今年中欧峰会召开前，中国政府还单方面悄悄解除了对立陶宛的制裁、并向欧洲五国开放免签入境。
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在欧洲已经大量投资、而且愿意不惜代价地争取和推动欧洲的所谓战略自主，只为牵制和分化美欧关系，这也是此次中欧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姿态之低、修辞之温和的初衷，试图利用四年来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会谈实现中欧之间的缓和。
然而，面对欧洲过去一年对华“去风险化”政策的形成，且在今年三月底一经推出就成为跨大西洋的共识，中国外交几乎无所作为，直至上周中欧峰会，中方不愿意为消减双方的分歧、猜忌和怀疑做出一丁点增进信任的行动，也就是改变，或者是关于改变的承诺。结果，中欧峰会未能达成任何有价值的共识。在可见的未来，中欧之间已经难以避免爆发从贸易战到人权战争的一系列争端，刚刚结束的中欧峰会可谓中国对欧外交的重大失败。
自信还是僵硬？
不过，如果相比旧金山美中峰会上中方几近乞求的低姿态和最终形成的最低限度的“护栏”，就能发现，这一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中方拒绝做出任何让步，中国代表团以类似天朝上国满大人的姿态大谈发展、互惠，其自（颟）信（顸）之下，不愿意向欧洲的政治领袖做出哪怕最低限度的政治承诺以增进信任。譬如朝向欧盟主席提出的透明、可预测性和互惠这三项要求可能做出的表示，只是一味以利相诱。
人们看到的是，中方虽然收敛了过去几年的战狼外交，但是继续既坚持所谓己方的根本利益、又要求对方放弃根本利益，如此毫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伦理，更连象征性的些微让步也不愿做出，已非简单的口惠不实，而是吝啬至极。
例如，峰会前夕，北京再次公开声明中国只走中国特色的人权道路，否定世界上存在一个普遍的人权标准。这就是对欧洲根本利益也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基础上世界秩序的拒绝。试问，如此封闭心态和接见马嘎尔尼使团的乾隆满清有什么区别，又如何可能真正的推动开放？何况这个开放已经是阉割了改革之后的开放，只剩下单向的所谓高水平开放。
双向去风险化
理论上，这种选择性的对外开放本身就有悖互惠原则，更像是古代帝国对奢侈品和稀缺金属贸易的特许，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特许资本主义，如同旧金山峰会上美中商业晚宴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重要的是，这种特许资本主义模式的高水平开放，更像是中国版的“去风险化”，即以屏蔽大部分被视为可能带来安全威胁的“低水平”的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为前提，这些不容易受控的国际市场主体主要与中国的私人部门打交道，其开放只能有利于中国官方不信任的私人部门或公民社会。这是中国在去年的“二十大”上以强调安全为背景提出的高水平开放的本质。
而且，这种反市场经济、反社会、反改革的做法甚至也是反开放本身的，难以取得欧洲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信任，注定难以继续，必然失败。因为，它在选择性对外高水平开放的同时，必然拒绝对内开放，试图建立一个封闭的内部体制来应对特许的高水平开放的继续，而不至于让开放本身影响安全、动摇国本。
特别是，在过去一年，疫情后的关键一年里，新总理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改国务院工作条例和细则，取消了所有关于政府公开、信息公开的制度。最近又风闻，即使经济濒临大萧条、经济智囊纷纷呼吁彻底放开户籍制度，但再度被坚持户籍社会控制的公安部门否决。而且，继上海、苏州等地市场调查和咨询公司遭到司法调查，北京当局已经停止发布青年失业率等敏感统计，最新的政治局会议更强调所谓“经济宣传”，再加上新一轮“净网”行动，让原本就已经肃清十年的广义媒体鸦雀无声。
正是在这逐渐趋向全面的信息封闭的趋势下，才发生了恒大集团被人为调高信用等级然后破产并引发中国房地产崩盘和经济全面萧条的情形，也才因此，穆迪刚刚调低了中国的国家信用，上周日在香港举行的所谓“全过程民主”的选举创下1997年以来最低投票率。
如果说国际资本市场的信用评是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否决票，那么不仅香港正在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遗址、整个中国也正在变成连续三十年高增长、改革开放的中国模式的遗址。
在这样的遗址上，所谓高水平开放的特许资本主义或有可能成功，那意味着中国的去风险化政策的可能，势必也将加速欧洲和美国对中国的去风险化、并且朝向全面脱钩的升级。这不正是北京一直鼓吹的相向而行、双向奔赴吗？或许也是中欧峰会双方对过去一年疫后中国形势的唯一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