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兼有两岸身份的出版人的失踪与被捕，在零散的声援和万马齐喑的静默中，成为繁简中文世界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写照。
2024年3月，台湾作家、媒体人阿泼得知，有一个和出版相关的活动要谈台湾出版品牌“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富察，连记者都已经联系好了。但没多久，她又收到消息，活动取消了，理由据说是考虑到家属此前一直希望保持低调的意愿。
那是富察失联一周年之际。2023年3月，富察延贺回上海时失联。一个月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据了解，李延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国际安全机关的调查。”
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延贺
李延贺是富察的原名，这位在东北出生长大，在上海求学和工作多年的出版人和台湾妻子结了婚，于2009迁居到台湾，随后受到台湾本土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的邀请，开始内部创业，成立了八旗文化。因以非主流史观谈中国历史的书籍而出名的八旗文化，是组成台湾出版界多元样貌的重要单元。
2023年，富察失联的消息起初在小圈子里流传了一个月，有人期待这是一场误会，直到居住台湾的大陆流亡作家贝岭发文，将这件事放到了公众面前。“我是很感谢他‘大嘴巴’的”，阿泼在台湾研究白色恐怖时期历史，访谈过同在中国被捕的李明哲，她坚持，“历史告诉我们，这样（沉默）是不对的”。
此后的一年多里，关于如何声援，一直有两派声音存在。有一些友人选择尊重家属的意愿，保持沉默；另一些人认为，固然要理解家属的态度，“因为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没有人替家属去承担”，但与此同时，“富察被捕这件事里面，有关于公共利益的部分，要……反复拿出来说。”
[…] 本文记录了富察的故事。这些讲述来自富察的同事、友人，有些也来自富察的公开写作。富察在台湾十四年，一直在两岸来来往往，也许他忽视了自己已经离开的这片大陆上悄然发生的巨变，也忽视了伴随而来的危险。
从2010年开始，独立导演、作家张赞波去湖南溆怀高速公路卧底拍摄了三年，他和路桥公司职工、修路民工、包工头、基层官员等人深入接触，记录下一条高速公路修建的背后，普通人的命运如何被影响。2013年，他把拍摄手记写成了书稿。在香港某个电影活动上，他见到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台湾编辑，他把书稿给了对方，对方又将书稿带回了台湾，之后，他认识了这位出版社的主编，富察。
八旗决定出版他的书，他和富察由此开始了邮件往来。几十封邮件，主要是改稿，富察提意见，叫他增添细节，强化场景，帮他梳理结构，事无巨细地跟他说出版作业的时间线，关于什时候定稿，什么时候再找一个台湾编辑从台湾读者的角度来读一遍。
期间，他们也聊到很多旅游和工作的往事。他在给张赞波的邮件里写：“那时我读了太久的书，毕业后想换口味体验下，就去做了图书发行，试着和客户喝酒，一杯酒一万码洋……我在图书批发的行业做了两年，就转行做杂志，开始也是管销售”。富察还讲到，自己当时负责“云贵川两湖”五个省份，自称“西南王”。
富察从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毕业之后，去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去台湾前，职位是该出版社管经营的副社长。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校友说，华东师大人文社科研究生进入上海出版行业的人很多，但都是做编辑，像富察这样主动选择去做发行与销售的，是“独一份”。
2014年，张赞波的《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以下简称《大路》）由八旗出版，一举拿下了2014年《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好书奖和2015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张赞波去台湾领奖，第一次见到了富察，对富察的第一印象是“很热情、很真诚，身上有一种赤子之心”，富察带着张赞波去参加活动，见台湾文化和出版界的人士，带他去台湾基隆海边吃海鲜。
2014年9月，张赞波与富察同游阳明山时的合影。2023年9月，张赞波在matters上发表《写给富察的一封信》，谈及富察被捕后自己因恐惧而噤声的经历。
2015年，《大路》的简体版《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赞波说，许多人以为，是因为《大路》在台湾拿了奖，才出的简体版。但事实上，在遇到八旗之前，张赞波就将书稿给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由于漫长的审查，简体版的面世整整晚了一年。
2020年，疫情来临，张赞波无处可去，“被迫”开始写作，他的写作主题是内蒙草原上的旅游经济和网红，和第一本书一样，他在内蒙生活拍摄了很久。2023年3月13日，张赞波和富察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他们聊起新书的出版计划。富察此前看了他的书稿，给他发来长信，赞他：“你的写作比第一本更震撼我，故事和分析的力度都更加精彩和有吸引力”。
那时的张赞波，在大陆已经是“禁书作家”，他离开北京，离群索居，将近四年没有机会参加任何公共活动，富察的称赞（或许也有对新书即将出版的期待）让他觉得“自己在草原上潜伏拍摄一年多、闭门写作两年多是值得的，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孤独也是正确的”。
4月，张赞波给富察发去了修改好的新书稿和简介，富察好几天也没有回，他当时预感到不祥，“富察这个人做事非常认真的，对朋友也非常真诚，不存在你给他写个邮件，他过一周还不回你”。
正当他犹豫是否要发邮件询问富察的同事，他看见富察失联的消息。
[…]
当回家变成冒险
自从2009年依亲来台湾定居，富察一直正常往返两岸，从未受到过任何有关方面的骚扰。
据了解，2023年回大陆，富察一方面是为了探亲，另一方面是为了处理户籍的问题。2009年，富察依亲来台湾定居，2013年取得了台湾居留卡，但一直保留了中国户籍，此次回大陆，是要去户籍地消除户籍，才能回台湾走完入籍的流程。
做出版这些年，富察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要回大陆的，也有朋友提示过他风险问题，但他总是认为，那些书籍学术意义更大，更何况，那些书既没有卖到大陆去，自己也不是作者。
事实上富察很少谈时政，他有一次被邀请上矢板明夫的节目，在节目里，富察只谈宋朝和清朝的政治，绝口不提现代政治。王家轩也有类似的印象：“（他）大部分公开言论都是批评中国文化或历史，不会涉及到现代治理，也完全不会谈论两岸关系”。
阿泼最后一次去中国是2015年。那一年，她还在给中国的南方系报社写稿，一篇和台湾政治有关“但没有那么直接”的稿子，后来稿子没发成，编辑跟她说“上头”不给发了。那一年去中国，她发现她认识的媒体人几乎都辞职了，有些去做了新媒体或者出走商业领域，有人去开民宿。她说不出来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那股风向”让她决定之后不要再进入中国。
八旗的作者、国际政治评论员汪浩告诉“women我们”：“从2019年到2023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中国的尺度发生什么变化，完全没有人知道”。
富察的被捕，在台湾知识人社区的寒蝉效应是明显的。一位研究海洋学的学者提起参与了联署，很快就收到友人提醒，“你以后不要去中国了，连在香港转机也不要去。”
王家轩说：“这件事对台湾社会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富察在台湾做的所有事情都符合台湾法律，这些书在台湾都是合法出版的，可是（做）这些事情却要在中国坐监狱，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知道中国的红线是什么，这对很多想与中国交流或互相认识的台湾人会产生很严重的冲击……”
王家轩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关闭和平交流的渠道、伤害台湾社会。王家轩的父亲是在山东出生的，作为外省小孩，王记得，自己2004年去北京大学交换学习，对北方的印象是“吃饺子有很多口味”，上学的时候，他也常常去秀水街购物。
作为一个曾经的图书编辑，王家轩感觉到：“大部分台湾人都希望跟中国人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至少是可以一起做生意的。我们读的书很多都是谈中国历史的，哪怕是这几年，台湾出版的书籍里面，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跟中国历史有关，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台湾本土意识有提升，讲台湾历史的书不见得比讲中国历史的书卖得好。”
然而，出版仅仅是“生意”吗？庄瑞琳在《大卫们的故事》中提出过这个问题。她还说：“人社书的工作者或许是最不甘被消音的，因为我们做的书，就是一种发声。”
一位兼有两岸身份的出版人的失踪与被捕，在零散的声援和万马齐喑的静默中，成为繁简中文世界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写照。
2024年3月，台湾作家、媒体人阿泼得知，有一个和出版相关的活动要谈台湾出版品牌“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富察，连记者都已经联系好了。但没多久，她又收到消息，活动取消了，理由据说是考虑到家属此前一直希望保持低调的意愿。
那是富察失联一周年之际。2023年3月，富察延贺回上海时失联。一个月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据了解，李延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国际安全机关的调查。”
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延贺
李延贺是富察的原名，这位在东北出生长大，在上海求学和工作多年的出版人和台湾妻子结了婚，于2009迁居到台湾，随后受到台湾本土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的邀请，开始内部创业，成立了八旗文化。因以非主流史观谈中国历史的书籍而出名的八旗文化，是组成台湾出版界多元样貌的重要单元。
2023年，富察失联的消息起初在小圈子里流传了一个月，有人期待这是一场误会，直到居住台湾的大陆流亡作家贝岭发文，将这件事放到了公众面前。“我是很感谢他‘大嘴巴’的”，阿泼在台湾研究白色恐怖时期历史，访谈过同在中国被捕的李明哲，她坚持，“历史告诉我们，这样（沉默）是不对的”。
此后的一年多里，关于如何声援，一直有两派声音存在。有一些友人选择尊重家属的意愿，保持沉默；另一些人认为，固然要理解家属的态度，“因为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没有人替家属去承担”，但与此同时，“富察被捕这件事里面，有关于公共利益的部分，要……反复拿出来说。”
[…] 本文记录了富察的故事。这些讲述来自富察的同事、友人，有些也来自富察的公开写作。富察在台湾十四年，一直在两岸来来往往，也许他忽视了自己已经离开的这片大陆上悄然发生的巨变，也忽视了伴随而来的危险。
从2010年开始，独立导演、作家张赞波去湖南溆怀高速公路卧底拍摄了三年，他和路桥公司职工、修路民工、包工头、基层官员等人深入接触，记录下一条高速公路修建的背后，普通人的命运如何被影响。2013年，他把拍摄手记写成了书稿。在香港某个电影活动上，他见到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台湾编辑，他把书稿给了对方，对方又将书稿带回了台湾，之后，他认识了这位出版社的主编，富察。
八旗决定出版他的书，他和富察由此开始了邮件往来。几十封邮件，主要是改稿，富察提意见，叫他增添细节，强化场景，帮他梳理结构，事无巨细地跟他说出版作业的时间线，关于什时候定稿，什么时候再找一个台湾编辑从台湾读者的角度来读一遍。
期间，他们也聊到很多旅游和工作的往事。他在给张赞波的邮件里写：“那时我读了太久的书，毕业后想换口味体验下，就去做了图书发行，试着和客户喝酒，一杯酒一万码洋……我在图书批发的行业做了两年，就转行做杂志，开始也是管销售”。富察还讲到，自己当时负责“云贵川两湖”五个省份，自称“西南王”。
富察从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毕业之后，去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去台湾前，职位是该出版社管经营的副社长。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校友说，华东师大人文社科研究生进入上海出版行业的人很多，但都是做编辑，像富察这样主动选择去做发行与销售的，是“独一份”。
2014年，张赞波的《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以下简称《大路》）由八旗出版，一举拿下了2014年《中国时报》开卷年度好书奖和2015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张赞波去台湾领奖，第一次见到了富察，对富察的第一印象是“很热情、很真诚，身上有一种赤子之心”，富察带着张赞波去参加活动，见台湾文化和出版界的人士，带他去台湾基隆海边吃海鲜。
2014年9月，张赞波与富察同游阳明山时的合影。2023年9月，张赞波在matters上发表《写给富察的一封信》，谈及富察被捕后自己因恐惧而噤声的经历。
2015年，《大路》的简体版《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赞波说，许多人以为，是因为《大路》在台湾拿了奖，才出的简体版。但事实上，在遇到八旗之前，张赞波就将书稿给了广西师大出版社，由于漫长的审查，简体版的面世整整晚了一年。
2020年，疫情来临，张赞波无处可去，“被迫”开始写作，他的写作主题是内蒙草原上的旅游经济和网红，和第一本书一样，他在内蒙生活拍摄了很久。2023年3月13日，张赞波和富察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他们聊起新书的出版计划。富察此前看了他的书稿，给他发来长信，赞他：“你的写作比第一本更震撼我，故事和分析的力度都更加精彩和有吸引力”。
那时的张赞波，在大陆已经是“禁书作家”，他离开北京，离群索居，将近四年没有机会参加任何公共活动，富察的称赞（或许也有对新书即将出版的期待）让他觉得“自己在草原上潜伏拍摄一年多、闭门写作两年多是值得的，一直以来的坚持和孤独也是正确的”。
4月，张赞波给富察发去了修改好的新书稿和简介，富察好几天也没有回，他当时预感到不祥，“富察这个人做事非常认真的，对朋友也非常真诚，不存在你给他写个邮件，他过一周还不回你”。
正当他犹豫是否要发邮件询问富察的同事，他看见富察失联的消息。
[…]
当回家变成冒险
自从2009年依亲来台湾定居，富察一直正常往返两岸，从未受到过任何有关方面的骚扰。
据了解，2023年回大陆，富察一方面是为了探亲，另一方面是为了处理户籍的问题。2009年，富察依亲来台湾定居，2013年取得了台湾居留卡，但一直保留了中国户籍，此次回大陆，是要去户籍地消除户籍，才能回台湾走完入籍的流程。
做出版这些年，富察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要回大陆的，也有朋友提示过他风险问题，但他总是认为，那些书籍学术意义更大，更何况，那些书既没有卖到大陆去，自己也不是作者。
事实上富察很少谈时政，他有一次被邀请上矢板明夫的节目，在节目里，富察只谈宋朝和清朝的政治，绝口不提现代政治。王家轩也有类似的印象：“（他）大部分公开言论都是批评中国文化或历史，不会涉及到现代治理，也完全不会谈论两岸关系”。
阿泼最后一次去中国是2015年。那一年，她还在给中国的南方系报社写稿，一篇和台湾政治有关“但没有那么直接”的稿子，后来稿子没发成，编辑跟她说“上头”不给发了。那一年去中国，她发现她认识的媒体人几乎都辞职了，有些去做了新媒体或者出走商业领域，有人去开民宿。她说不出来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那股风向”让她决定之后不要再进入中国。
八旗的作者、国际政治评论员汪浩告诉“women我们”：“从2019年到2023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中国的尺度发生什么变化，完全没有人知道”。
[…]
富察的被捕，在台湾知识人社区的寒蝉效应是明显的。一位研究海洋学的学者提起参与了联署，很快就收到友人提醒，“你以后不要去中国了，连在香港转机也不要去。”
王家轩说：“这件事对台湾社会来说，最大的影响是，富察在台湾做的所有事情都符合台湾法律，这些书在台湾都是合法出版的，可是（做）这些事情却要在中国坐监狱，这样（遭遇）的人太多了，大家都不知道中国的红线是什么，这对很多想与中国交流或互相认识的台湾人会产生很严重的冲击……”
王家轩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关闭和平交流的渠道、伤害台湾社会。王家轩的父亲是在山东出生的，作为外省小孩，王记得，自己2004年去北京大学交换学习，对北方的印象是“吃饺子有很多口味”，上学的时候，他也常常去秀水街购物。
作为一个曾经的图书编辑，王家轩感觉到：“大部分台湾人都希望跟中国人维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至少是可以一起做生意的。我们读的书很多都是谈中国历史的，哪怕是这几年，台湾出版的书籍里面，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跟中国历史有关，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台湾本土意识有提升，讲台湾历史的书不见得比讲中国历史的书卖得好。”
然而，出版仅仅是“生意”吗？庄瑞琳在《大卫们的故事》中提出过这个问题。她还说：“人社书的工作者或许是最不甘被消音的，因为我们做的书，就是一种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