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由马伯庸小说改编的《古董局中局2：鉴墨寻瓷》登上荧幕。一个关于真假清明上河图的故事让人看得目瞪口呆，直呼马亲王内行。在我们的印象中，很多人都以为《清明上河图》就是“那幅《清明上河图》”，全天下仅此一幅，真实无疑，被牢牢地保护在博物馆中。但事实上，清明上河图的身世还真没有那么简单。
史载《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宋徽宗朝的翰林画院画师张择端，历时十年才画成此图。而后从北宋、到金国、南宋、再到元、明、清，民国直至现在，《清明上河图》多次被盗出宫，至少经历了四出四进紫禁城。
故宫所藏的《清明上河图》 （局部）
1924年时局动乱，末代皇帝溥仪带着宫中名贵的书画宝物逃亡到东北，其中就有三幅《清明上河图》——一为真迹，二为仿作。但问题在于，溥仪自己也弄不清楚哪幅画是真的。
1945年，《清明上河图》真迹从长春的伪皇宫图书楼转移到东北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辽宁博物馆）时，被当成了赝品堆放在库房。
幸运的是1950年，书画鉴定家“国眼”杨仁恺先生发现了东北这个“赝品堆”里的《清明上河图》真迹，这才让国宝得以回到故宫重见天日。
杨仁恺先生 （1915-2008）
找到了真迹，事情还不算完。都说溥仪带了三幅《清明上河图》出宫，那另外两幅呢？
事实上，清明上河图的仿作众多，而其中不乏一些后世大画家的珍贵仿品。上面配图中宋朝张择端原版的《清明上河图》为淡墨画作，但大家有没有印象见过一些设色的《清明上河图》？
明朝画家仇英版 《清明上河图》
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明朝大画家仇（qiú）英仿作的《清明上河图》，史称“仇本”。明清期间，苏州伪画仿制猖獗，大都以仇英的作品为蓝本。因此民间散落的古代《清明上河图》，也多为这版。
另一版则是清宫画院组织起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五名宫廷画师协作画成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清院本上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其受到西洋画的影响，有透视原理作画的应用了。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 （局部）
按理说这三版《清明上河图》创作年代间隔久远，画风也是差异明显，不会引起什么太大的争议。
然而事实上，单就仇本《清明上河图》而言，就被“同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许多民间收藏家手中。
作为与文征明、唐伯虎齐名的“明四家”之一，大画家仇英自然不可能像个工匠一样重复画了这么多幅《清明上河图》——这其中顶多有一幅是真迹，甚至可能全都是伪作。
201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特展
博物院内藏有包括仇本、清宫本在内的8幅《清明上河图》
由于《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原作基本确定（当然也有如马伯庸书中所讲的一些或民间或专业学界的质疑与考究，这些也不是坏事），大哥在正牌故宫中镇着呢，关于其他作品的真伪讨论似乎也就不是特别必要，没那么激烈。
但难辨真伪的“孪生画作”同时出现的尴尬局面可不只有清明上河图。
2016年1月9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妙合神离——董其昌书画展”，该展览上展出了董其昌的名画《烟江叠嶂图》。紧接着的1月28日，上海博物馆开展“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也展出了吴湖帆旧藏的董其昌《烟江叠嶂图》。
这两幅孪生般的山水手卷，瞬间就激起了国内外中国画研究者的激烈讨论。
分别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上）与台北故宫（下）的两幅董其昌《烟江叠嶂图》
在中国书画研究中，这种被称为“双胞案”的事件频频发生。例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疏树遥岑图》与故宫博物院藏的《林和靖诗意图》就是一模一样的；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董其昌《各体古诗十九首》卷，在日本也有一模一样的收藏品出现。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文人历来有“临摹”的习惯。从出于练习或者保存前人作品的目的进行仿作，到出于获取私利的目的蓄意作伪，是历经了上千年发展的一段古老历史。
堪称“近代中国仿古第一高手”的张大千
中国书画家的成长之路离不开成千上万次的临摹，因此许多知名的书画家，肯定也是不折不扣的“仿古高手”。张大千早年就以仿古为生，最擅长的是仿作明末清初画家石涛的作品。
1968年，密歇根大学举办的石涛大展“不知好歹”地邀请了张大千这个石涛“铁粉”去看。结果老头进去后一路看过去，边看边念叨：“这幅是我画的……这幅也是我画的……”
关于作伪的道德伦理先不讲，但中国书画的学习模式，注定了很多人具备“作伪成真”的能力。所以如果自己的作品迟迟得不到认可，在生活的压力及利益的驱动下，很多人就可能踏上作伪的道路。
张大千仿石涛山水作品 2011年拍出800多万的高价
不存骗人之心的画家，自然会在落款上写明这是仿谁谁谁的作品。但问题就在于，印刷装裱技术发达之后，不法书画贩子完全可以买下例如上面张大千先生的仿作，将他的题款挖去后换为伪造的石涛题款。
这种技术，在明代伪作书画上就出现了。而明朝以前，宋元时期的“伪画”基本都是名画家仿造更有名的画家或者更古代的名人制造的。
有一些是遵帝王之命为了保存前人的字画进行完完全全的仿作，追求一个近乎“复印机”的重现效果。例如我们曾经以为的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或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等书法作品，其实都是宋代艺术高度发达时宫廷画院的摹本。
另一些则是画家为了骗达官贵人的钱蓄意制作的仿作。有将小名家的作品刮掉字重题写为大名家的；甚至有很多大书画家忙不过来请人代笔，最后自己题上名字就卖出去或者送出去的。
被历代君王视若珍宝的“王羲之”《兰亭集序》 其实也只是唐代的摹本
唐宋时期的这些“伪作”，说到底是靠画师或者书法家一笔一划临摹出来的，仍不失为艺术价值极高的国宝。但到了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书画市场利润更高，各种伪作的方法开始越来越离谱。
明朝“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当时的作品在市场上千金难求，据载他的画早上刚流向市场，中午就有同样的“副本”出现。然后“不出十天”，到处都是仿制品。
故宫博物院收藏过一幅沈周的作品《溪山深秀图》，曾让很多专家看得眉头紧锁。因为其中既有十分符合他本人特点的笔法结构，一些细节上又不太像他的出手——最终鉴定结果这是一幅“局部代笔”的作品。
也就是说明清时期，可能有作伪的画师或买或偷走名画家废弃的半成品，再加工以生成一幅亦真亦假的伪作。如果再去找一些稍有名望的人为之题跋，就真的是极其难以辨伪了。
沈周仿画的《富春山居图》（卷首）
清代直至民国时期，书画作伪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古董商人专门培养学徒“仿古”，再高价卖出谋取利润。在业内甚至总结出了“挖、补、添、割、改、配”这种操作指南。
与之对应的，近代也涌现出了一大批鉴定书画的顶尖高手，前面提到的发现《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杨仁恺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另外还有像张珩、启功、徐邦达等老前辈也为国家的文物回流、以及避免被古董贩子欺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左起张珩、启功、徐邦达三位书画鉴定大家
古代书画家凭借自身的艺术鉴赏能力来判断书画的真伪，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美术史学角度鉴定。就是说这幅画的结构、笔法、印章等等细节构成的整体，看起来具不具备那个时代那个艺术家的独特美。
近代鉴赏家则发展出了更严谨先进的理论支持，他们更多地利用考古学（类型学）的知识进行鉴定。因为历代书画仿制品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其实我们几乎永远不能确定东晋的字画是不是后来仿作的。
所以徐邦达、方闻等前辈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提出了一套十分科学的方法：利用没什么人造假的出土石碑、浮雕、纹饰等等来确定古时代的艺术风格，再一一对应找到“真”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书画作品。
先鉴真，确定一个标准之后再来辨伪。这种需要鉴定者博学广识的考古式鉴定，是那个年代的一大特征。
正在教学书画鉴定知识的徐邦达老先生
另一方面，身处承前启后的时代，其实老前辈们也都注意到了现代技术的发展对于古物鉴定的帮助。上世纪80年代，启功先生就是第一个尝试利用计算机来比较用笔的压力、行笔的侧重方向、字的间距、画的结构等等，进而帮助书画鉴定工作的人。
而对于现代拍卖行、博物馆中的鉴定人员而言，使用红外摄像显示被覆盖的底稿（比如张大千先生就喜欢在伪画的夹层署名……）、用热释光或碳十四测年法判断文物的年代、用显微技术观察绢布、宣纸或者颜料的结构等操作都是家常便饭了。
很多旧时代的伪作痕迹在高科技面前根本无可匿藏。
利用手持的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画作所含元素进行分析
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代书画伪作也产生了应对高科技的方式。
面对现代科技对纸、绢、墨年代的精准检测，“仿古材料的高分子聚合涂层技术”、“古书画专用着色技术”等一系列难关被一一突破，甚至古旧书画的水印、裂痕、霉斑等痕迹都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这又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伪作与鉴定行业的无尽对抗了。
凭经验肉眼鉴定还是靠科学机器防伪，或许始终会是一个作伪者与鉴定者见招拆招的循环过程。
不久前，由马伯庸小说改编的《古董局中局2：鉴墨寻瓷》登上荧幕。一个关于真假清明上河图的故事让人看得目瞪口呆，直呼马亲王内行。在我们的印象中，很多人都以为《清明上河图》就是“那幅《清明上河图》”，全天下仅此一幅，真实无疑，被牢牢地保护在博物馆中。但事实上，清明上河图的身世还真没有那么简单。
史载《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宋徽宗朝的翰林画院画师张择端，历时十年才画成此图。而后从北宋、到金国、南宋、再到元、明、清，民国直至现在，《清明上河图》多次被盗出宫，至少经历了四出四进紫禁城。
故宫所藏的《清明上河图》 （局部）
1924年时局动乱，末代皇帝溥仪带着宫中名贵的书画宝物逃亡到东北，其中就有三幅《清明上河图》——一为真迹，二为仿作。但问题在于，溥仪自己也弄不清楚哪幅画是真的。
1945年，《清明上河图》真迹从长春的伪皇宫图书楼转移到东北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辽宁博物馆）时，被当成了赝品堆放在库房。
幸运的是1950年，书画鉴定家“国眼”杨仁恺先生发现了东北这个“赝品堆”里的《清明上河图》真迹，这才让国宝得以回到故宫重见天日。
杨仁恺先生 （1915-2008）
找到了真迹，事情还不算完。都说溥仪带了三幅《清明上河图》出宫，那另外两幅呢？
事实上，清明上河图的仿作众多，而其中不乏一些后世大画家的珍贵仿品。上面配图中宋朝张择端原版的《清明上河图》为淡墨画作，但大家有没有印象见过一些设色的《清明上河图》？
明朝画家仇英版 《清明上河图》
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明朝大画家仇（qiú）英仿作的《清明上河图》，史称“仇本”。明清期间，苏州伪画仿制猖獗，大都以仇英的作品为蓝本。因此民间散落的古代《清明上河图》，也多为这版。
另一版则是清宫画院组织起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五名宫廷画师协作画成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清院本上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其受到西洋画的影响，有透视原理作画的应用了。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 （局部）
按理说这三版《清明上河图》创作年代间隔久远，画风也是差异明显，不会引起什么太大的争议。
然而事实上，单就仇本《清明上河图》而言，就被“同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青州市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许多民间收藏家手中。
作为与文征明、唐伯虎齐名的“明四家”之一，大画家仇英自然不可能像个工匠一样重复画了这么多幅《清明上河图》——这其中顶多有一幅是真迹，甚至可能全都是伪作。
201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特展
博物院内藏有包括仇本、清宫本在内的8幅《清明上河图》
由于《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原作基本确定（当然也有如马伯庸书中所讲的一些或民间或专业学界的质疑与考究，这些也不是坏事），大哥在正牌故宫中镇着呢，关于其他作品的真伪讨论似乎也就不是特别必要，没那么激烈。
但难辨真伪的“孪生画作”同时出现的尴尬局面可不只有清明上河图。
2016年1月9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妙合神离——董其昌书画展”，该展览上展出了董其昌的名画《烟江叠嶂图》。紧接着的1月28日，上海博物馆开展“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也展出了吴湖帆旧藏的董其昌《烟江叠嶂图》。
这两幅孪生般的山水手卷，瞬间就激起了国内外中国画研究者的激烈讨论。
分别收藏于上海博物馆（上）与台北故宫（下）的两幅董其昌《烟江叠嶂图》
在中国书画研究中，这种被称为“双胞案”的事件频频发生。例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疏树遥岑图》与故宫博物院藏的《林和靖诗意图》就是一模一样的；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董其昌《各体古诗十九首》卷，在日本也有一模一样的收藏品出现。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文人历来有“临摹”的习惯。从出于练习或者保存前人作品的目的进行仿作，到出于获取私利的目的蓄意作伪，是历经了上千年发展的一段古老历史。
堪称“近代中国仿古第一高手”的张大千
中国书画家的成长之路离不开成千上万次的临摹，因此许多知名的书画家，肯定也是不折不扣的“仿古高手”。张大千早年就以仿古为生，最擅长的是仿作明末清初画家石涛的作品。
1968年，密歇根大学举办的石涛大展“不知好歹”地邀请了张大千这个石涛“铁粉”去看。结果老头进去后一路看过去，边看边念叨：“这幅是我画的……这幅也是我画的……”
关于作伪的道德伦理先不讲，但中国书画的学习模式，注定了很多人具备“作伪成真”的能力。所以如果自己的作品迟迟得不到认可，在生活的压力及利益的驱动下，很多人就可能踏上作伪的道路。
张大千仿石涛山水作品 2011年拍出800多万的高价
不存骗人之心的画家，自然会在落款上写明这是仿谁谁谁的作品。但问题就在于，印刷装裱技术发达之后，不法书画贩子完全可以买下例如上面张大千先生的仿作，将他的题款挖去后换为伪造的石涛题款。
这种技术，在明代伪作书画上就出现了。而明朝以前，宋元时期的“伪画”基本都是名画家仿造更有名的画家或者更古代的名人制造的。
有一些是遵帝王之命为了保存前人的字画进行完完全全的仿作，追求一个近乎“复印机”的重现效果。例如我们曾经以为的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或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等书法作品，其实都是宋代艺术高度发达时宫廷画院的摹本。
另一些则是画家为了骗达官贵人的钱蓄意制作的仿作。有将小名家的作品刮掉字重题写为大名家的；甚至有很多大书画家忙不过来请人代笔，最后自己题上名字就卖出去或者送出去的。
被历代君王视若珍宝的“王羲之”《兰亭集序》 其实也只是唐代的摹本
唐宋时期的这些“伪作”，说到底是靠画师或者书法家一笔一划临摹出来的，仍不失为艺术价值极高的国宝。但到了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书画市场利润更高，各种伪作的方法开始越来越离谱。
明朝“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当时的作品在市场上千金难求，据载他的画早上刚流向市场，中午就有同样的“副本”出现。然后“不出十天”，到处都是仿制品。
故宫博物院收藏过一幅沈周的作品《溪山深秀图》，曾让很多专家看得眉头紧锁。因为其中既有十分符合他本人特点的笔法结构，一些细节上又不太像他的出手——最终鉴定结果这是一幅“局部代笔”的作品。
也就是说明清时期，可能有作伪的画师或买或偷走名画家废弃的半成品，再加工以生成一幅亦真亦假的伪作。如果再去找一些稍有名望的人为之题跋，就真的是极其难以辨伪了。
沈周仿画的《富春山居图》（卷首）
清代直至民国时期，书画作伪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古董商人专门培养学徒“仿古”，再高价卖出谋取利润。在业内甚至总结出了“挖、补、添、割、改、配”这种操作指南。
与之对应的，近代也涌现出了一大批鉴定书画的顶尖高手，前面提到的发现《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杨仁恺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另外还有像张珩、启功、徐邦达等老前辈也为国家的文物回流、以及避免被古董贩子欺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左起张珩、启功、徐邦达三位书画鉴定大家
古代书画家凭借自身的艺术鉴赏能力来判断书画的真伪，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美术史学角度鉴定。就是说这幅画的结构、笔法、印章等等细节构成的整体，看起来具不具备那个时代那个艺术家的独特美。
近代鉴赏家则发展出了更严谨先进的理论支持，他们更多地利用考古学（类型学）的知识进行鉴定。因为历代书画仿制品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其实我们几乎永远不能确定东晋的字画是不是后来仿作的。
所以徐邦达、方闻等前辈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提出了一套十分科学的方法：利用没什么人造假的出土石碑、浮雕、纹饰等等来确定古时代的艺术风格，再一一对应找到“真”的属于那个时代的书画作品。
先鉴真，确定一个标准之后再来辨伪。这种需要鉴定者博学广识的考古式鉴定，是那个年代的一大特征。
正在教学书画鉴定知识的徐邦达老先生
另一方面，身处承前启后的时代，其实老前辈们也都注意到了现代技术的发展对于古物鉴定的帮助。上世纪80年代，启功先生就是第一个尝试利用计算机来比较用笔的压力、行笔的侧重方向、字的间距、画的结构等等，进而帮助书画鉴定工作的人。
而对于现代拍卖行、博物馆中的鉴定人员而言，使用红外摄像显示被覆盖的底稿（比如张大千先生就喜欢在伪画的夹层署名……）、用热释光或碳十四测年法判断文物的年代、用显微技术观察绢布、宣纸或者颜料的结构等操作都是家常便饭了。
很多旧时代的伪作痕迹在高科技面前根本无可匿藏。
利用手持的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画作所含元素进行分析
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代书画伪作也产生了应对高科技的方式。
面对现代科技对纸、绢、墨年代的精准检测，“仿古材料的高分子聚合涂层技术”、“古书画专用着色技术”等一系列难关被一一突破，甚至古旧书画的水印、裂痕、霉斑等痕迹都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这又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伪作与鉴定行业的无尽对抗了。
凭经验肉眼鉴定还是靠科学机器防伪，或许始终会是一个作伪者与鉴定者见招拆招的循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