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对于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关系意味着什么？
上周，习近平在全世界媒体面前走出来——如今这个时刻，他的政府对外国记者的容忍度已越来越低，而他则已经是中国数十年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
他的历届前任都受到任期不超过两届的限制，这个传统如今已被打破。随着第三届任期到手，他已经巩固了自己对中国的权力，而且可能是永久的。
但是就在习近平在国内大权在握之际，在国际舞台上，现在的局势却是罕见地如此动荡不稳。
这个中共的领导者越是强化中国的威权体系，他就越是在挑战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决定性设想——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它会变得越来越自由。
这一设想驱动了华盛顿与北京数十年的贸易合作与交往。
它是中美经济合作关系的基石。在这种关系中，每年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商品跨越太平洋。
现在，随着习近平开始他的第三个任期，他面临着与美国持续的贸易战，以及试图阻止中国获得美国高端芯片制造技术的制裁的新尝试——据一些评论人士指，这一举动旨在“不惜代价地”减缓中国的崛起。
北京辩称，最近两国关系的明显寒意，是源自于美国想要保持它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最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定北京对现有世界秩序的威胁比莫斯科更大。而华盛顿也已经开始讨论，中国大陆攻打民主制的台湾不再是遥远的可能性，而是越来越切实的前景。
这与过往的理解相去甚远，彼时中美领导人会声称，共同富裕最终将会胜过彼此的意识形态差异，超越一个现有超级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所以，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自由的习惯”
美国总统拜登越来越将中国看成是对手，这可谓是个不小的讽刺。而他试图切断中国对先进半导体技术的准入渠道，可能是对贸易与交往策略的最重大翻转。
1990年代末，当时是美国参议院议员的拜登是致力欢迎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推动者之一。
“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他在2000年访问上海时这样告诉记者——这一论调是建基于一种信念，认为加强贸易会将中国锁定在一个有共同规范和普世价值的体系里，并帮助中国崛起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成为世贸成员在乔治·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任期内成为现实，它是数十年来加强交往的政策中一项最亮丽的成果。这一政策得到从里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尼克逊）开始的历任美国总统支持。
2000年，时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帕斯卡尔·拉米签署了中国加入该组织的协议。
美国大企业也一直在极力游说中国进一步开放。像英美烟草集团（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就很热衷于向中国消费者出售产品，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则很渴望获取廉价而顺从的劳动力。
对于担心蓝领工人失业的美国工会组织，和所有关注人权的人来说，中国加入世贸是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
当时作为得克萨斯州州长的小布什在2000年5月的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向波音公司（Boeing）员工发表的演讲，或许是一次最佳表述。
他说，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理由，“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一个信念问题。”
“经济自由会创造自由的习惯，而自由的习惯会创造对民主的期许。”
有那么一段时间，日益繁荣的中国确实像是会带来一些至少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在加入世贸之后的几年，互联网也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给了中国人一个过去做梦都没想过的机会，可以讨论和表达异见。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说共产党想压制互联网，会相当于“想将果冻钉在墙上一样”。
甚至在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党总书记之后的第一任期里，国际媒体的报道也常常聚焦那里摩天大楼林立的天际线、各种文化交流以及新兴中产，以此作为中国正在从根本上发生良性改变的证据。
但是在他执政初期，已有不少迹象显示，习近平对那些初现雏形的“自由习惯”，不是视之为全球化的良好结果，而是要不惜代价与之对抗的东西。
“九号文件”，一份据报是在习近平第一任期开始几个月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文件，列出要提防的七个危险（即所谓“七不讲”禁令），包括“普世价值”，超出党控制以外的“公民社会”，以及新闻自由。
习近平相信，这些是意识形态弱点，是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不力，苏联的倒台就是由此导致的。
共同拥护普世价值的理想主义，对他而言就像特洛伊木马，会将中国共产党引向相同的结果，而他的应对办法就是迅速而坚定——乃至于无所顾忌地重新强调威权主义和一党专政。
“墙上的果冻”
到他的第二个任期，中国已经开始牢牢地将果冻钉在墙上了：监禁律师、打压异见、扼杀香港的自由，在边远的西部新疆建设大型营地拘禁超过100万维吾尔人。
但是，却很少有证据显示西方政府会迅速放弃他们对贸易和交往政策的支持，更不用说像北京现在所宣称的那样，转向积极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了。
数十年来，中国进入世贸给那些将供应链与中国劳工对接的企业带来巨额利润，也为企业向中国消费者销售产品开辟了新的前线。各国大使馆多年来一直有数以百人计的贸易团队进驻——很多到现在仍是如此。
英国与中国所谓的“黄金时代”就是对这种贸易与交往口号大吹大擂的的吹嘘，而它就是在习近平的第一任期里开始的，一直延续到其第二任期。
甚至有过一名英国财政大臣到访新疆拍照打卡，显示那里的贸易商机，而那时新疆的严重人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焦点。
我看着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欧思邦）身穿萤光黄反光背心在一辆卡车旁边卸货。离那里不远处就是一所监狱，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当时刚刚在那里开始他的无期徒刑。
民主国家的政客到访总是在为交往合作唱赞歌，但是人权问题却常常要“关起门来”提出。
同一时期，亨特·拜登（Hunter Biden），总统最小的儿子，就在和一些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中国机构建立商业合作关系。这种联系直到今天仍是拜登政治争议当中的重心部分。
回过头来看，没什么证据显示，欧美的政治精英想去对合作交往的做法作重新评估。
在我驻北京时，企业高管会常常告诉我说，我报道中国日益加强的打压某些程度上是错过了重点，没有抓住一个日益繁荣的大局。
仿佛贸易与交往政策并没有令中国官员打开思路，像过去承诺的那样接受政治改革的理念，反倒是令外部世界改变了主意，将眼光收窄到几栋摩天大楼和高速铁路线上。
当中的经验教训似乎并不是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应该紧密并行，而是你或许拥有这一切财富，但可以完全没有人权。
在中国有巨额投资的一家美国家居用品品牌跨国企业高管告诉我说，中国人并不是像西方人那样的方式去向往自由。
他坚称，他曾与他工厂里的工人谈过，而他断定，他们对于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他们赚钱比较开心，”他说。
在那样一段历程中，很多从事贸易和交往的企业和政府，似乎干脆已经放弃了将政治自由带到中国的远大承诺。
现在，似乎只要加强繁荣本身就已经足够。
于是，到底是什么改变了？
打破原有框架
首先，是公众的看法。从2018年起，移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开始发声讲述他们的家人消失在新疆大型拘留营里的事，哪怕这样做有明显的风险，可能让他们在家乡的亲人付出更大代价，受到更大惩罚。
中国一开始似乎对国际社会的反应感到震惊。
毕竟，西方政府长久以来都一直容忍北京多方面的压制，同时继续与它进行贸易和交往。
即使在习近平执政之前，打压宗教信仰、拘禁异见人士和粗暴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都是整个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副作用。
但是对整个民族的大规模监禁——仅仅根据他们的文化和身份被指定为威胁，这对于全球公共意见有着巨大的冲击，因为这在有过相似历史的欧洲和其他地方都能引起共鸣。
在新疆有供应链的企业承受着消费者的巨大关注，而政府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采取行动。
还有其他问题——包括北京在香港打压异见的行动之迅速，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还有对台湾逐渐增强的威胁。
但是，似乎新疆是最能令人想清楚这一切的，而中国也感觉到了形势在转变——毫不意外地，很多试图揭露新疆在发生什么的国际记者，在那之后都被迫离开中国，包括我本人。
最新的皮尤民调显示，80%的美国人现在对于中国有负面看法，而在十年前这个数字只有40%左右。
第二个改变形势的重大因素，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2017年4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共进晚餐。
特朗普的反华姿态或许飘忽不定——一边指责不公平的贸易操作，一边又公开赞扬习近平的强人风格——但是他有效地利用这一点来聚拢了一批对社会不满的蓝领阶层。
简而言之，他宣称贸易与交往是一个坏尝试，除了工作和技术外包之外，并没有多少可见的好处。
他的对手批评他这种无建设性的做法，还有他们眼中的排外言论，但是原有的框架却被打破了。
拜登总统只撤回了很少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如果真有的话，包括他所发起的贸易战。关税却保持下来了。
华盛顿已经迟来地意识到，贸易和技术转移远没有加快中国的政治改革，反而加强的北京的威权模式。
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对于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关系意味着什么？
上周，习近平在全世界媒体面前走出来——如今这个时刻，他的政府对外国记者的容忍度已越来越低，而他则已经是中国数十年来权力最大的领导人。
他的历届前任都受到任期不超过两届的限制，这个传统如今已被打破。随着第三届任期到手，他已经巩固了自己对中国的权力，而且可能是永久的。
但是就在习近平在国内大权在握之际，在国际舞台上，现在的局势却是罕见地如此动荡不稳。
这个中共的领导者越是强化中国的威权体系，他就越是在挑战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决定性设想——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它会变得越来越自由。
这一设想驱动了华盛顿与北京数十年的贸易合作与交往。
它是中美经济合作关系的基石。在这种关系中，每年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商品跨越太平洋。
现在，随着习近平开始他的第三个任期，他面临着与美国持续的贸易战，以及试图阻止中国获得美国高端芯片制造技术的制裁的新尝试——据一些评论人士指，这一举动旨在“不惜代价地”减缓中国的崛起。
北京辩称，最近两国关系的明显寒意，是源自于美国想要保持它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最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认定北京对现有世界秩序的威胁比莫斯科更大。而华盛顿也已经开始讨论，中国大陆攻打民主制的台湾不再是遥远的可能性，而是越来越切实的前景。
这与过往的理解相去甚远，彼时中美领导人会声称，共同富裕最终将会胜过彼此的意识形态差异，超越一个现有超级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所以，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自由的习惯”
美国总统拜登越来越将中国看成是对手，这可谓是个不小的讽刺。而他试图切断中国对先进半导体技术的准入渠道，可能是对贸易与交往策略的最重大翻转。
1990年代末，当时是美国参议院议员的拜登是致力欢迎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推动者之一。
“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他在2000年访问上海时这样告诉记者——这一论调是建基于一种信念，认为加强贸易会将中国锁定在一个有共同规范和普世价值的体系里，并帮助中国崛起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成为世贸成员在乔治·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任期内成为现实，它是数十年来加强交往的政策中一项最亮丽的成果。这一政策得到从里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尼克逊）开始的历任美国总统支持。
2000年，时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帕斯卡尔·拉米签署了中国加入该组织的协议。
美国大企业也一直在极力游说中国进一步开放。像英美烟草集团（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就很热衷于向中国消费者出售产品，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则很渴望获取廉价而顺从的劳动力。
对于担心蓝领工人失业的美国工会组织，和所有关注人权的人来说，中国加入世贸是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合理性。
当时作为得克萨斯州州长的小布什在2000年5月的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向波音公司（Boeing）员工发表的演讲，或许是一次最佳表述。
他说，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理由，“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而是一个信念问题。”
“经济自由会创造自由的习惯，而自由的习惯会创造对民主的期许。”
有那么一段时间，日益繁荣的中国确实像是会带来一些至少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在加入世贸之后的几年，互联网也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给了中国人一个过去做梦都没想过的机会，可以讨论和表达异见。
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说共产党想压制互联网，会相当于“想将果冻钉在墙上一样”。
甚至在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党总书记之后的第一任期里，国际媒体的报道也常常聚焦那里摩天大楼林立的天际线、各种文化交流以及新兴中产，以此作为中国正在从根本上发生良性改变的证据。
但是在他执政初期，已有不少迹象显示，习近平对那些初现雏形的“自由习惯”，不是视之为全球化的良好结果，而是要不惜代价与之对抗的东西。
“九号文件”，一份据报是在习近平第一任期开始几个月后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文件，列出要提防的七个危险（即所谓“七不讲”禁令），包括“普世价值”，超出党控制以外的“公民社会”，以及新闻自由。
习近平相信，这些是意识形态弱点，是坚持社会主义路线不力，苏联的倒台就是由此导致的。
共同拥护普世价值的理想主义，对他而言就像特洛伊木马，会将中国共产党引向相同的结果，而他的应对办法就是迅速而坚定——乃至于无所顾忌地重新强调威权主义和一党专政。
“墙上的果冻”
到他的第二个任期，中国已经开始牢牢地将果冻钉在墙上了：监禁律师、打压异见、扼杀香港的自由，在边远的西部新疆建设大型营地拘禁超过100万维吾尔人。
但是，却很少有证据显示西方政府会迅速放弃他们对贸易和交往政策的支持，更不用说像北京现在所宣称的那样，转向积极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了。
数十年来，中国进入世贸给那些将供应链与中国劳工对接的企业带来巨额利润，也为企业向中国消费者销售产品开辟了新的前线。各国大使馆多年来一直有数以百人计的贸易团队进驻——很多到现在仍是如此。
英国与中国所谓的“黄金时代”就是对这种贸易与交往口号大吹大擂的的吹嘘，而它就是在习近平的第一任期里开始的，一直延续到其第二任期。
甚至有过一名英国财政大臣到访新疆拍照打卡，显示那里的贸易商机，而那时新疆的严重人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焦点。
我看着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欧思邦）身穿萤光黄反光背心在一辆卡车旁边卸货。离那里不远处就是一所监狱，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当时刚刚在那里开始他的无期徒刑。
民主国家的政客到访总是在为交往合作唱赞歌，但是人权问题却常常要“关起门来”提出。
同一时期，亨特·拜登（Hunter Biden），总统最小的儿子，就在和一些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中国机构建立商业合作关系。这种联系直到今天仍是拜登政治争议当中的重心部分。
回过头来看，没什么证据显示，欧美的政治精英想去对合作交往的做法作重新评估。
在我驻北京时，企业高管会常常告诉我说，我报道中国日益加强的打压某些程度上是错过了重点，没有抓住一个日益繁荣的大局。
仿佛贸易与交往政策并没有令中国官员打开思路，像过去承诺的那样接受政治改革的理念，反倒是令外部世界改变了主意，将眼光收窄到几栋摩天大楼和高速铁路线上。
当中的经验教训似乎并不是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应该紧密并行，而是你或许拥有这一切财富，但可以完全没有人权。
在中国有巨额投资的一家美国家居用品品牌跨国企业高管告诉我说，中国人并不是像西方人那样的方式去向往自由。
他坚称，他曾与他工厂里的工人谈过，而他断定，他们对于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他们赚钱比较开心，”他说。
在那样一段历程中，很多从事贸易和交往的企业和政府，似乎干脆已经放弃了将政治自由带到中国的远大承诺。
现在，似乎只要加强繁荣本身就已经足够。
于是，到底是什么改变了？
打破原有框架
首先，是公众的看法。从2018年起，移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开始发声讲述他们的家人消失在新疆大型拘留营里的事，哪怕这样做有明显的风险，可能让他们在家乡的亲人付出更大代价，受到更大惩罚。
中国一开始似乎对国际社会的反应感到震惊。
毕竟，西方政府长久以来都一直容忍北京多方面的压制，同时继续与它进行贸易和交往。
即使在习近平执政之前，打压宗教信仰、拘禁异见人士和粗暴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都是整个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副作用。
但是对整个民族的大规模监禁——仅仅根据他们的文化和身份被指定为威胁，这对于全球公共意见有着巨大的冲击，因为这在有过相似历史的欧洲和其他地方都能引起共鸣。
在新疆有供应链的企业承受着消费者的巨大关注，而政府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采取行动。
还有其他问题——包括北京在香港打压异见的行动之迅速，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还有对台湾逐渐增强的威胁。
但是，似乎新疆是最能令人想清楚这一切的，而中国也感觉到了形势在转变——毫不意外地，很多试图揭露新疆在发生什么的国际记者，在那之后都被迫离开中国，包括我本人。
最新的皮尤民调显示，80%的美国人现在对于中国有负面看法，而在十年前这个数字只有40%左右。
第二个改变形势的重大因素，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2017年4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共进晚餐。
特朗普的反华姿态或许飘忽不定——一边指责不公平的贸易操作，一边又公开赞扬习近平的强人风格——但是他有效地利用这一点来聚拢了一批对社会不满的蓝领阶层。
简而言之，他宣称贸易与交往是一个坏尝试，除了工作和技术外包之外，并没有多少可见的好处。
他的对手批评他这种无建设性的做法，还有他们眼中的排外言论，但是原有的框架却被打破了。
拜登总统只撤回了很少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如果真有的话，包括他所发起的贸易战。关税却保持下来了。
华盛顿已经迟来地意识到，贸易和技术转移远没有加快中国的政治改革，反而加强的北京的威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