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又出了一篇好报道，揭露一桩冤案：有人给卖淫女看病，在扫黄过程中，这看病的被判以协助组织卖淫罪。
这是一宗陈年旧案，近日在法律讨论中被翻找出来，引起强烈关注。2011年5月底，陆涛（化名）被杭州警方抓捕。
据杭州中院的判决书：杭州市检察院认为，陆涛为了牟利，明知包括李某华在内若干被告人在杭州湖州街何家村开设休闲店，控制女性卖淫及“卖淫女”出去看病不便于老板控制等情况，仍然听从组织卖淫者的吩咐和安排，多次无证上门为这些“卖淫女”看病、打针，为组织卖淫活动起到辅助的作用，因此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对陆涛提起公诉。2012年4月18日，杭州中院宣判，陆涛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更奇葩的是，浙江省高院在审查一审情况时，继续认定协助组织卖淫成立。
应该说，起诉书和判决书对事实的描述，有牵强的地方，比如，陆涛作为事实上的医生，对于卖淫女的身份，可能是略知一二的，但是基于那个场景，其实他也不便刨根问底。至于他多大程度上“明知”卖淫女的受控制情况，恐怕更是无从得知。
故事是更接受现实的。《南方周末》记者吴小飞从客观中立的角度，讲述了陆涛不幸卷入飞来横祸的过程。首先，他不具备在杭州的行医资格，仅有安徽的乡村医生资格证，他跑到杭州行医，是违规的。
关于这一点，他也是清楚的：“我们诊所是没有外挂门面的，刚开始只给老乡或者熟人看，后来熟人介绍熟人，口耳传播，来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像这样的熟人看病，一般来讲都不会是多大的病，像各种绝症啊，急诊类的伤筋动骨啊，都不大可能找他看，通常都是感冒发热之类的普通小病，会找他这种江湖郎中看病的，也不可能是有钱人，这意味着，收费一定不高，挣不了太多钱。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说就挣那么一丁点的“吃泡面白菜”的钱，一定要说就是协助组织卖淫，客观情理上是讲不通的，当事人更不可能认同。我们可以从经济逻辑来分析这个关系，如果卖淫组织把这名医生吸纳进自己的组织，那么该给相当于那个岗位的工资和待遇，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样零星地购买陆涛的医疗服务。就那点与普通患者一致的收费标准，不足以让陆涛成为组织成员。
就陆涛医生而言，没有食其䘵，何以担其罪？
进一步讲，卖淫组织其实也要吃饭、喝水、租房，甚至点外卖的，那么法院可不可以把这些所有提供生活服务的人，都归类为协助组织卖淫进行定罪呢？显然不可以的。
执法者对于陆涛没有第一时间举报相应的卖淫行为有意见，站在他们的利益角度，可以理解，办案是他们的工作，应该对其进行严厉批评教育，但是不可逾越这条绿线，进一步对其治罪。因为哪怕医生推测他的患者可能是一般的违法犯罪行为人，他没有第一时间举报，也仍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状态。一是他未必有能力掌握扎实的证据，二是举报有风险，而自保是本能。
根据刑法的规定，知情不举，只在三种罪名及其特殊情境下才构成犯罪。
根据刑法第311条规定，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或者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在司法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的时候拒绝提供，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很显然，卖淫不在其列。
这名江湖郎中更加特殊，特殊在于他的身份就处在灰色地带，安徽村医来杭州违规开诊所，假如他去报官，那么不是自投罗网吗？一个超范围行医的帽子就是他马上要领的。
服刑前，陆涛不敢质疑和反抗，服刑后，他也选择了沉默和退避。这是中国式弱者的寻常反应。他说：“牢也坐了，事情也过去很多年了，我已经不想再提起这个事。现在唯一担心是我的案底以后可能会影响孩子。”
这起冤案的浮出，不是出于当事人的申诉，而且也过了申诉期限，是出于法律人的业务讨论，更显其具备强烈的公共价值。应该感谢南京刑辩律师付士峰南方周末记者等一系真心人，他们的呼吁，让这宗冤案被更多人注意到。
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形，医生还会被判刑吗？那些提供中立的生活服务的人们，将来需要事先弄明白对方是不是犯罪人吗？需要让每一个来看病、吃饭、洗澡、喝咖啡、坐滴滴的人，拿一张无犯罪证明吗？
这是此案之后，悬在每一个普通人头前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浙江是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人们对它是有期许的，这种地方，对人情和法理，应有更通达透彻的见识。
在我看来，以上案件竟然发生在杭州，这很不浙江。假如浙江的有关方面，看到《南方周末》或者我这篇文章，希望能够重启审议，作出更有浙江特色的回应。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南方周末》又出了一篇好报道，揭露一桩冤案：有人给卖淫女看病，在扫黄过程中，这看病的被判以协助组织卖淫罪。
这是一宗陈年旧案，近日在法律讨论中被翻找出来，引起强烈关注。2011年5月底，陆涛（化名）被杭州警方抓捕。
据杭州中院的判决书：杭州市检察院认为，陆涛为了牟利，明知包括李某华在内若干被告人在杭州湖州街何家村开设休闲店，控制女性卖淫及“卖淫女”出去看病不便于老板控制等情况，仍然听从组织卖淫者的吩咐和安排，多次无证上门为这些“卖淫女”看病、打针，为组织卖淫活动起到辅助的作用，因此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对陆涛提起公诉。2012年4月18日，杭州中院宣判，陆涛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更奇葩的是，浙江省高院在审查一审情况时，继续认定协助组织卖淫成立。
应该说，起诉书和判决书对事实的描述，有牵强的地方，比如，陆涛作为事实上的医生，对于卖淫女的身份，可能是略知一二的，但是基于那个场景，其实他也不便刨根问底。至于他多大程度上“明知”卖淫女的受控制情况，恐怕更是无从得知。
故事是更接受现实的。《南方周末》记者吴小飞从客观中立的角度，讲述了陆涛不幸卷入飞来横祸的过程。首先，他不具备在杭州的行医资格，仅有安徽的乡村医生资格证，他跑到杭州行医，是违规的。
关于这一点，他也是清楚的：“我们诊所是没有外挂门面的，刚开始只给老乡或者熟人看，后来熟人介绍熟人，口耳传播，来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像这样的熟人看病，一般来讲都不会是多大的病，像各种绝症啊，急诊类的伤筋动骨啊，都不大可能找他看，通常都是感冒发热之类的普通小病，会找他这种江湖郎中看病的，也不可能是有钱人，这意味着，收费一定不高，挣不了太多钱。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说就挣那么一丁点的“吃泡面白菜”的钱，一定要说就是协助组织卖淫，客观情理上是讲不通的，当事人更不可能认同。我们可以从经济逻辑来分析这个关系，如果卖淫组织把这名医生吸纳进自己的组织，那么该给相当于那个岗位的工资和待遇，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样零星地购买陆涛的医疗服务。就那点与普通患者一致的收费标准，不足以让陆涛成为组织成员。
就陆涛医生而言，没有食其䘵，何以担其罪？
进一步讲，卖淫组织其实也要吃饭、喝水、租房，甚至点外卖的，那么法院可不可以把这些所有提供生活服务的人，都归类为协助组织卖淫进行定罪呢？显然不可以的。
执法者对于陆涛没有第一时间举报相应的卖淫行为有意见，站在他们的利益角度，可以理解，办案是他们的工作，应该对其进行严厉批评教育，但是不可逾越这条绿线，进一步对其治罪。因为哪怕医生推测他的患者可能是一般的违法犯罪行为人，他没有第一时间举报，也仍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状态。一是他未必有能力掌握扎实的证据，二是举报有风险，而自保是本能。
根据刑法的规定，知情不举，只在三种罪名及其特殊情境下才构成犯罪。
根据刑法第311条规定，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或者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在司法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的时候拒绝提供，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很显然，卖淫不在其列。
这名江湖郎中更加特殊，特殊在于他的身份就处在灰色地带，安徽村医来杭州违规开诊所，假如他去报官，那么不是自投罗网吗？一个超范围行医的帽子就是他马上要领的。
服刑前，陆涛不敢质疑和反抗，服刑后，他也选择了沉默和退避。这是中国式弱者的寻常反应。他说：“牢也坐了，事情也过去很多年了，我已经不想再提起这个事。现在唯一担心是我的案底以后可能会影响孩子。”
这起冤案的浮出，不是出于当事人的申诉，而且也过了申诉期限，是出于法律人的业务讨论，更显其具备强烈的公共价值。应该感谢南京刑辩律师付士峰南方周末记者等一系真心人，他们的呼吁，让这宗冤案被更多人注意到。
下次遇到类似的情形，医生还会被判刑吗？那些提供中立的生活服务的人们，将来需要事先弄明白对方是不是犯罪人吗？需要让每一个来看病、吃饭、洗澡、喝咖啡、坐滴滴的人，拿一张无犯罪证明吗？
这是此案之后，悬在每一个普通人头前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浙江是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人们对它是有期许的，这种地方，对人情和法理，应有更通达透彻的见识。
在我看来，以上案件竟然发生在杭州，这很不浙江。假如浙江的有关方面，看到《南方周末》或者我这篇文章，希望能够重启审议，作出更有浙江特色的回应。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