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任何时候，他都没有像本周这样，表现出与他长期以来所艳羡的强人统治者同样的特征——即使不是形式上的，至少也是表面上的。 这是一个赞扬普京总统拥有对俄罗斯“非常强大的控制权”的男人，他还曾表示，中国在天安门广场的暴力镇压展示了“权力的力量”，现在他开始威胁要部署军队到州长们未能平复暴乱的州去。 特朗普告诉州长，“你们必须惩罚”那些他谓之“恐怖分子”的抗议者。后来，当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呼吁对“无政府状态、骚乱和抢劫零容忍”，并呼吁出动部队反击“这些反法(Antifa)恐怖分子”时，特朗普赞扬他“100%正确”。 特朗普警告抗议者，“敢抢劫就开枪”——像这样的时刻，呼应了他对菲律宾强人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的称赞。特朗普称赞这位菲律宾领导人“在毒品问题上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那是一场民间治安团暴力运动，据信已经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 长期以来，特朗普对军事领导人和阅兵式的盛况和官威心驰神往，本周，他在国防部高级官员的陪同下，大步迈过华盛顿的拉斐特公园。其中包括国防部长马克·T·埃斯珀(Mark T. Esper)，他在其他场合将城市称为“战场”。另一位是身着迷彩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A·米利上将(Mark A. Milley)，信步于守卫着华盛顿市中心街角的士兵当中。 特朗普坚决要求武装介入，他极力把军队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后盾，并警告必须迅速平息这种你我敌对的内部威胁，不管他是否自知，这些都是他赞美过的铁腕领导人使用的治理方式。 该事件加剧了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直困扰着政治学家的一个问题：这种在民主制度摇摇欲坠、政府机构孱弱的国家中派生出来的治理方式，到底是会给特朗普带来相似的政治利益，还是会给充当民主护栏的规范和机构造成类似的损害？ “假设你要把民主规范的精妙之处抛到脑后，以便对犯罪或混乱采取强硬路线，普遍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说。“杜特地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是，列维茨基还说，“至于这对特朗普是否行得通，这么说吧，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 混沌时代的极端步骤诉求 心理学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当感到一个威胁混乱不堪、会失控时，有些人不仅容忍，甚至会希望政府采取极端措施重整秩序，强行控制被视为危险源头的人。 杜特地、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职业生涯初期的普京等领导人正是通过承诺满足这些愿望而崛起，康奈尔大学学者汤姆·佩平斯基(Tom Pepinsky)将这种策略称为“秩序高于法律，而不是法律与秩序”。 佩平斯基说：“如果人们认为法治的正常运作保护不了他们，就有可能选出一个这样的人，他能砸破几个脑袋，或者在车里电击大学生，或者朝抗议者的眼睛开枪。” 如果这样做需要先撤销对领导者权力的限制，或者要求警察或军方充当私人的震慑力量，那么最好证明这个领导者可以独自采取应有的必要步骤。 佩平斯基还说，在极端情况下，人们不仅允许武力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而且还会“很乐意看到敌对的‘其他人’被制服、被控制”。 像菲律宾那样的国家，这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因为在那里的暴力犯罪之泛滥，美国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深刻的社会两极分化，有时加上对某些抗议者的恐吓性描绘——他们犯下了一些抢劫行为，但只是零星的暴力——可能会预先让一些美国人迅速接受“非我即敌”的话语，以及感受到一种日益失控的威胁。 杜特地计划签署一项法案，允许他的政府将一些政治对手列为恐怖分子，就在几天前，特朗普还声称他将把左翼抗议组织反法列为恐怖分子。 “我一个人就能搞定”的危险与承诺 在这种战术之下，违反民主规范——例如，在国内部署军队——本身就是它的一种诉求。 和他所称赞的那些领导人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他不但没有把部署军队和威胁推翻各州州长决定的做法说成是令人遗憾的必要之举，反而把它们当作实力的展示。 “民粹主义大人物几乎总是把打破常规作为向支持者发出的信号，”莱维茨基说。他说，这是在表明领导人将“挥斧砍向（制定这些规范的）政治精英”。这也表明领导者愿意采取别人不会采取的激烈行动。 对于杜特地或欧尔班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来说，这为巩固权力创造了机会。特朗普的目标似乎更狭隘，只是为了在经济灾难和疫情失控的时刻表现出强大的样子，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下。 但是至少有一个方面的效果是相似的：特朗普让军方聚集到自己这一边，使其像是在默许他对抗议者的极端谴责，以及他对各州州长和公共秩序拥有绝对权力的主张。 “营造一种军方是党派政治角色的感觉，”前五角大楼官员、现供职于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科丽·舍克(Kori Schake)说，“这确实侵犯了美国军民契约的本质。” 这样做“就相当于暗示，你会让美国国内的文职机构隶属于军方，而不是相反”，她补充道。 这让人想起了特朗普在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时的承诺：“只有我才能搞定它。”这样的话对于民粹主义领导人来说很常见，对于约束他们的规范以及某种程度上独立治理的机构，他们都持怀疑态度。 他经常采取行动，直接控制司法部或国务院等机构，把令其不爽的司法部长或职业公务员清洗掉，安插忠诚的支持者，这是他所称赞的那种铁腕领导人的另一个特点。 但军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实体。事实可能会证明，它更加难以被政治化。 舍克说，美国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的军队同时对外交和国防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在文化上受人尊敬，但却被广泛认为是非政治性的——这些特点的组合是其他国家的军队所不具备的。 “军队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大型机构，”莱维茨基说。“它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它有一定的反击能力，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风险太高，你很可能会看到非常多的抗拒。” 其中一些抗拒来自特朗普的国防部长——周三晚上，埃斯珀表示，不应部署现役军队来对付抗议活动，至少目前不应该。 莱维茨基还说，在对民主衰落的研究中，他发现，事实证明，民事法庭和检察官是更有诱惑力、更危险的政治化目标。 不过，他补充说，考虑到军方在美国生活中的地位及其强大的武力，“如果特朗普成功地将军队政治化，可能会对民主造成潜在的毁灭性后果。” 这符合特朗普给政治学家们出的另一个难题，尤其是那些研究强人民粹主义者的学者们，他们对特朗普的虚张声势更加敏感。他威胁采取极端措施，比如派军进驻州长拒绝军队进入的州，但几天后他可能就会改变原先的立场，是否应该认真对待他的这些姿态呢？ 康奈尔大学学者佩平斯基猜测，特朗普不太可能做得更过分，但他强调，自己以前曾经猜错过。 “我们很可能还算比较安全的，直到不再安全，”他说。他说起他研究的一个给亚洲和东欧国家带来混乱的策略。“我们不知道在美国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们会找到答案的。”
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任何时候，他都没有像本周这样，表现出与他长期以来所艳羡的强人统治者同样的特征——即使不是形式上的，至少也是表面上的。
这是一个赞扬普京总统拥有对俄罗斯“非常强大的控制权”的男人，他还曾表示，中国在天安门广场的暴力镇压展示了“权力的力量”，现在他开始威胁要部署军队到州长们未能平复暴乱的州去。
特朗普告诉州长，“你们必须惩罚”那些他谓之“恐怖分子”的抗议者。后来，当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呼吁对“无政府状态、骚乱和抢劫零容忍”，并呼吁出动部队反击“这些反法(Antifa)恐怖分子”时，特朗普赞扬他“100%正确”。
特朗普警告抗议者，“敢抢劫就开枪”——像这样的时刻，呼应了他对菲律宾强人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的称赞。特朗普称赞这位菲律宾领导人“在毒品问题上做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那是一场民间治安团暴力运动，据信已经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
长期以来，特朗普对军事领导人和阅兵式的盛况和官威心驰神往，本周，他在国防部高级官员的陪同下，大步迈过华盛顿的拉斐特公园。其中包括国防部长马克·T·埃斯珀(Mark T. Esper)，他在其他场合将城市称为“战场”。另一位是身着迷彩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A·米利上将(Mark A. Milley)，信步于守卫着华盛顿市中心街角的士兵当中。
特朗普坚决要求武装介入，他极力把军队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后盾，并警告必须迅速平息这种你我敌对的内部威胁，不管他是否自知，这些都是他赞美过的铁腕领导人使用的治理方式。
该事件加剧了自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直困扰着政治学家的一个问题：这种在民主制度摇摇欲坠、政府机构孱弱的国家中派生出来的治理方式，到底是会给特朗普带来相似的政治利益，还是会给充当民主护栏的规范和机构造成类似的损害？
“假设你要把民主规范的精妙之处抛到脑后，以便对犯罪或混乱采取强硬路线，普遍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说。“杜特地就是最好的例子。”
但是，列维茨基还说，“至于这对特朗普是否行得通，这么说吧，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
混沌时代的极端步骤诉求
心理学研究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当感到一个威胁混乱不堪、会失控时，有些人不仅容忍，甚至会希望政府采取极端措施重整秩序，强行控制被视为危险源头的人。
杜特地、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职业生涯初期的普京等领导人正是通过承诺满足这些愿望而崛起，康奈尔大学学者汤姆·佩平斯基(Tom Pepinsky)将这种策略称为“秩序高于法律，而不是法律与秩序”。
佩平斯基说：“如果人们认为法治的正常运作保护不了他们，就有可能选出一个这样的人，他能砸破几个脑袋，或者在车里电击大学生，或者朝抗议者的眼睛开枪。”
如果这样做需要先撤销对领导者权力的限制，或者要求警察或军方充当私人的震慑力量，那么最好证明这个领导者可以独自采取应有的必要步骤。
佩平斯基还说，在极端情况下，人们不仅允许武力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而且还会“很乐意看到敌对的‘其他人’被制服、被控制”。
像菲律宾那样的国家，这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因为在那里的暴力犯罪之泛滥，美国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深刻的社会两极分化，有时加上对某些抗议者的恐吓性描绘——他们犯下了一些抢劫行为，但只是零星的暴力——可能会预先让一些美国人迅速接受“非我即敌”的话语，以及感受到一种日益失控的威胁。
杜特地计划签署一项法案，允许他的政府将一些政治对手列为恐怖分子，就在几天前，特朗普还声称他将把左翼抗议组织反法列为恐怖分子。
“我一个人就能搞定”的危险与承诺
在这种战术之下，违反民主规范——例如，在国内部署军队——本身就是它的一种诉求。
和他所称赞的那些领导人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他不但没有把部署军队和威胁推翻各州州长决定的做法说成是令人遗憾的必要之举，反而把它们当作实力的展示。
“民粹主义大人物几乎总是把打破常规作为向支持者发出的信号，”莱维茨基说。他说，这是在表明领导人将“挥斧砍向（制定这些规范的）政治精英”。这也表明领导者愿意采取别人不会采取的激烈行动。
对于杜特地或欧尔班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来说，这为巩固权力创造了机会。特朗普的目标似乎更狭隘，只是为了在经济灾难和疫情失控的时刻表现出强大的样子，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下。
但是至少有一个方面的效果是相似的：特朗普让军方聚集到自己这一边，使其像是在默许他对抗议者的极端谴责，以及他对各州州长和公共秩序拥有绝对权力的主张。
“营造一种军方是党派政治角色的感觉，”前五角大楼官员、现供职于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科丽·舍克(Kori Schake)说，“这确实侵犯了美国军民契约的本质。”
这样做“就相当于暗示，你会让美国国内的文职机构隶属于军方，而不是相反”，她补充道。
这让人想起了特朗普在接受共和党总统提名时的承诺：“只有我才能搞定它。”这样的话对于民粹主义领导人来说很常见，对于约束他们的规范以及某种程度上独立治理的机构，他们都持怀疑态度。
他经常采取行动，直接控制司法部或国务院等机构，把令其不爽的司法部长或职业公务员清洗掉，安插忠诚的支持者，这是他所称赞的那种铁腕领导人的另一个特点。
但军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实体。事实可能会证明，它更加难以被政治化。
舍克说，美国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的军队同时对外交和国防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在文化上受人尊敬，但却被广泛认为是非政治性的——这些特点的组合是其他国家的军队所不具备的。
“军队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大型机构，”莱维茨基说。“它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它有一定的反击能力，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因为风险太高，你很可能会看到非常多的抗拒。”
其中一些抗拒来自特朗普的国防部长——周三晚上，埃斯珀表示，不应部署现役军队来对付抗议活动，至少目前不应该。
莱维茨基还说，在对民主衰落的研究中，他发现，事实证明，民事法庭和检察官是更有诱惑力、更危险的政治化目标。
不过，他补充说，考虑到军方在美国生活中的地位及其强大的武力，“如果特朗普成功地将军队政治化，可能会对民主造成潜在的毁灭性后果。”
这符合特朗普给政治学家们出的另一个难题，尤其是那些研究强人民粹主义者的学者们，他们对特朗普的虚张声势更加敏感。他威胁采取极端措施，比如派军进驻州长拒绝军队进入的州，但几天后他可能就会改变原先的立场，是否应该认真对待他的这些姿态呢？
康奈尔大学学者佩平斯基猜测，特朗普不太可能做得更过分，但他强调，自己以前曾经猜错过。
“我们很可能还算比较安全的，直到不再安全，”他说。他说起他研究的一个给亚洲和东欧国家带来混乱的策略。“我们不知道在美国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们会找到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