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微博发文称：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
任泽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2021年3月18日，任泽平加盟东吴证券，拟出任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图源：东方IC
他在自己的公众号中提出几点：
1.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根据调查显示，低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生养孩子成本太高、房价太高，占比分别为41.5%、27.2%，因此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是主要出路，建立鼓励生育基金的支持率高达66.5%。建立鼓励生育基金，短期有助于稳增长、拉动内需，长期有助于改善供给侧、优化人口结构、提升社会活力、提高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助力民族复兴。功在当代，立在千秋。推出鼓励生育基金刻不容缓。
2、中国正面临世界上最严峻的老龄化少子化挑战，“低生育率陷阱”。中国人口形势概括讲，老龄化比其他国家更快，少子化比其他国家更低。有证据表明，2021年生育率将进一步降低到1.1左右，比欧美发达国家还低50%多，出生人口可能降至1000万左右。如果政策不做大力度调整，中国将在几十年内成为老龄化程度和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看看全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欧洲是1.6，北美洲是1.8，拉丁美洲是2，大洋洲2.4，亚洲2.2，中国1.1，日本1.34，非洲是4，穆斯林国家是3.6。大家可以想一想，未来100年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中国在2020年生育率仅为1.3，比日本更低，全年仅出生1200万人，出生率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如果总和生育率降至1.0，相当于一代人之后人口规模少一半，到2100年，新出生人口只有179万，还不到美国新出生人口的一半。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创新活力、抚养负担、民众幸福指数乃至民族复兴。放开并鼓励生育为什么重要？1962-1976年，是婴儿潮和人口红利来源，今年46-60岁了。中国过去40年高增长主要是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叠加。跳出“低生育率陷阱”，一般性的温和政策于事无补，必须出台大力度措施，放大招。
3、根据发达国家经验，鼓励生育资金大部分来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提供额外补贴，设立专门机构建立鼓励生育体系。大多数的研究发现，定期的现金补贴对于生育的影响有正向作用。当前最重要的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鼓励生育基金”，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没钱、企业和个人负担过重的问题，支持生育家庭现金补贴、个税抵扣、企业所得税减免、购房租房补贴、建设托儿所等，这在OECD国家行之有效、能够改善生育率。设计可以参考棚户区改造工程和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最终由央行印钱，不增加地方政府赤字和企业负担，让更多的年轻人生得起、养得起、敢生。过去我们印钞票刺激房地产，留下高房价。如果转变为印钞票鼓励生育，将在未来留下一批年轻人，为爱而生，酝酿下一个希望，生就对了。
4、一定要抓住75-85年还能生的时间窗口，抓紧出台鼓励生育基金，再不出台就晚了，不要指望90后00后。我国育龄妇女正在以每年300万-400万的速度在下降。原因也很简单，就是75年-85年的这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不要说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根据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的单身成年人口还有2.4亿，其中处于独居状态的就有7200万人，预计到2021年这一数据可能会涨至9200万人。除此之外从2013年起我国的新婚登记人口人数也是一年不如一年，2020年年新婚登记人数只有813万对。所以，想要鼓励生三胎还是要看75年-85年的这批人。
5、这些年，我们呼吁新基建、放开三孩、新房改等。做有温度、有情怀、有责任的研究。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1）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到“放开三胎”。
2）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下降265万，降幅为18%。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从981万降至593万，没有一孩哪来二孩三孩，预示后续生育形势严峻。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000万。
3）低生育率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从劳动力方面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预计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比2020年大幅减少23%。从老龄化看，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0年中国老龄化达13.5%，2021年左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3.5%时人均GDP均在2.5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余美元。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从人口总量看，中国人口达14.1亿人，但即将陷入负增长。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8%降至7%。从剩男问题看，出生人口性别比1982年开始逐渐失衡，特别是在1990-2010年期间一度超过120。
“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20年已达3490万，到2040年或约4000万。此外，失独家庭已达百万。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1）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2013-2019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
3）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8%，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中国占了一半。“
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1）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主要涵盖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其中，休假长度和生育水平相关性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入托率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0-2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2017年OECD国家0-2岁平均入托率为35%。女性就业权益保护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水平越高。
2）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8年总和生育率达1.88。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2014年0-2岁入托率达56.3%，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此外，占比约9%的移民对法国生育率回升也起到一定作用。
3）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一度控制人口，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8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
政策建议：
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
2）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多生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4）放开生育是把选择权还给家庭，不是强制生育。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
近日，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微博发文称：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
任泽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2021年3月18日，任泽平加盟东吴证券，拟出任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图源：东方IC
他在自己的公众号中提出几点：
1.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根据调查显示，低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生养孩子成本太高、房价太高，占比分别为41.5%、27.2%，因此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是主要出路，建立鼓励生育基金的支持率高达66.5%。建立鼓励生育基金，短期有助于稳增长、拉动内需，长期有助于改善供给侧、优化人口结构、提升社会活力、提高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助力民族复兴。功在当代，立在千秋。推出鼓励生育基金刻不容缓。
2、中国正面临世界上最严峻的老龄化少子化挑战，“低生育率陷阱”。中国人口形势概括讲，老龄化比其他国家更快，少子化比其他国家更低。有证据表明，2021年生育率将进一步降低到1.1左右，比欧美发达国家还低50%多，出生人口可能降至1000万左右。如果政策不做大力度调整，中国将在几十年内成为老龄化程度和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看看全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欧洲是1.6，北美洲是1.8，拉丁美洲是2，大洋洲2.4，亚洲2.2，中国1.1，日本1.34，非洲是4，穆斯林国家是3.6。大家可以想一想，未来100年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中国在2020年生育率仅为1.3，比日本更低，全年仅出生1200万人，出生率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如果总和生育率降至1.0，相当于一代人之后人口规模少一半，到2100年，新出生人口只有179万，还不到美国新出生人口的一半。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创新活力、抚养负担、民众幸福指数乃至民族复兴。放开并鼓励生育为什么重要？1962-1976年，是婴儿潮和人口红利来源，今年46-60岁了。中国过去40年高增长主要是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叠加。跳出“低生育率陷阱”，一般性的温和政策于事无补，必须出台大力度措施，放大招。
3、根据发达国家经验，鼓励生育资金大部分来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提供额外补贴，设立专门机构建立鼓励生育体系。大多数的研究发现，定期的现金补贴对于生育的影响有正向作用。当前最重要的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鼓励生育基金”，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没钱、企业和个人负担过重的问题，支持生育家庭现金补贴、个税抵扣、企业所得税减免、购房租房补贴、建设托儿所等，这在OECD国家行之有效、能够改善生育率。设计可以参考棚户区改造工程和央行碳减排支持工具，最终由央行印钱，不增加地方政府赤字和企业负担，让更多的年轻人生得起、养得起、敢生。过去我们印钞票刺激房地产，留下高房价。如果转变为印钞票鼓励生育，将在未来留下一批年轻人，为爱而生，酝酿下一个希望，生就对了。
4、一定要抓住75-85年还能生的时间窗口，抓紧出台鼓励生育基金，再不出台就晚了，不要指望90后00后。我国育龄妇女正在以每年300万-400万的速度在下降。原因也很简单，就是75年-85年的这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不要说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根据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的单身成年人口还有2.4亿，其中处于独居状态的就有7200万人，预计到2021年这一数据可能会涨至9200万人。除此之外从2013年起我国的新婚登记人口人数也是一年不如一年，2020年年新婚登记人数只有813万对。所以，想要鼓励生三胎还是要看75年-85年的这批人。
5、这些年，我们呼吁新基建、放开三孩、新房改等。做有温度、有情怀、有责任的研究。
中国70年生育政策及情况演变：人口危机临近
1）生育政策演变：从家庭自主到政府计划，从鼓励到严控再到放松。1949年以来生育政策主要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四是2014年至今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到“放开三胎”。
2）生育情况演变：生育率走向低迷，全面二孩效应消退，出生人口即将大幅下滑。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已消退，继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万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万至1465万，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比2019年下降265万，降幅为18%。出生人口减幅明显收窄主要在于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减幅边际明显收窄和生育率基本稳定，一孩和二孩出生数减幅均较2018年明显收窄。2016-2019年一孩出生人口从981万降至593万，没有一孩哪来二孩三孩，预示后续生育形势严峻。从长期趋势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当前出生人口仍处于快速下滑期，预计2030年将进一步降至不到1000万。
3）低生育率影响：劳动力萎缩，老龄化加速，人口即将见顶，人口红利消失，剩男问题严峻。从劳动力方面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峰值，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预计205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比2020年大幅减少23%。从老龄化看，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0年中国老龄化达13.5%，2021年左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3.5%时人均GDP均在2.5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余美元。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从人口总量看，中国人口达14.1亿人，但即将陷入负增长。我们预测，中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2050年左右开始将急剧萎缩，2100年占全球比例将从当前的约18%降至7%。从剩男问题看，出生人口性别比1982年开始逐渐失衡，特别是在1990-2010年期间一度超过120。
“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20年已达3490万，到2040年或约4000万。此外，失独家庭已达百万。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1）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从而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二是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三是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四是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2）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2013-2019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此外，丁克家庭、不孕不育人群增多削弱生育基础。
3）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8%，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中国占了一半。“
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1）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主要涵盖保障休假、经济补贴、托幼服务、女性就业支持等四个方面。其中，休假长度和生育水平相关性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入托率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0-2岁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2017年OECD国家0-2岁平均入托率为35%。女性就业权益保护与生育水平有一定相关，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水平越高。
2）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18年总和生育率达1.88。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达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2014年0-2岁入托率达56.3%，远高于OECD水平。法国大企业携手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不到10%；此外，占比约9%的移民对法国生育率回升也起到一定作用。
3）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停留在1.4左右，人口形势严峻。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一度控制人口，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2018年总和生育率仍停留在1.4，低生育率导致日本人口于2008年见顶、2100年将比峰值减少53%，并且老龄化高龄化程度为全球之最。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错过了调整生育政策的最佳时机。二是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三是日本“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较为普遍，职场性别歧视严重，越来越多日本女性放弃结婚生育，1990-2015年50岁以上女性终身未婚率从4.3%激增至14.6%。
政策建议：
1）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
2）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多生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3）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4）放开生育是把选择权还给家庭，不是强制生育。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