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与习近平上个月在加州会面。两人都谈到了避免冲突的必要性。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本文是“交易录峰会”(DealBook Summit)特别报道的一部分，该峰会得到了世界各地商业及政策领袖的参与。
上个月，当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时，观察人士在关注两国关系是否有任何解冻的迹象。对此两国领导人似乎很乐意配合。
“我们必须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拜登在开场演讲中说。“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习近平在演讲中说。
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一直是激烈的竞争对手，两国领导人的会谈被视为取得了一些进展的迹象。但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另一场聚会却揭示了两国是如何与彼此相连的。
在旧金山的一家酒店，习近平宴请一群美国顶级商界领袖，其中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和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的老板拉里·芬克。习近平得到了全场起立鼓掌，他宣布中国欢迎全球企业，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尽管该国的政策和行动显示了相反的情况，并迫使一些公司退出中国。
如此多的高管愿意表示支持，是因为尽管在中国经营面临挑战，而且这个国家的经济在放缓，但中国对全球企业仍然很重要。美国政府数据显示，去年美中双边贸易额创下近691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在晚宴上向一群企业高管发表讲话。 POOL PHOTO BY CARLOS BARRIA
然而，从国家安全、贸易到科技和台湾的未来，各个方面的紧张局势并没有消失。拜登政府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而在担任总统期间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贸易关税的特朗普，似乎很可能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
无论谁在2024年获胜，人们普遍认为北京应该受到挑战。尽管拜登延续了前任的一些政策，但两届政府在对抗中国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拜登政府的战略建立在三大支柱上：培养联盟以帮助对抗北京；更好地与中国竞争；在美国国内进行投资，通过加速向电动汽车过渡的《减少通货膨胀法案》和发展半导体制造业的《芯片法案》等政策，扶持关键经济部门。
在国家安全方面，拜登政府达成了一系列长期协议。它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Aukus安全协议，为澳大利亚这个太平洋国家提供核动力潜艇。美国重新启动了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协议。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被视为对抗中国的地区堡垒。拜登还促成了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和解，结束了两国数十年的敌对状态，并签署了一项三方军事和情报共享协议。
这种接触已扩展到商业和贸易领域，荷兰和日本同意遵守美国对中国先进芯片制造技术的出口管制，尽管这会给两国最大的一些公司带来经济后果。
但一个大问题迫在眉睫：美国能将这种统一战线维持多久？《减少通货膨胀法案》提供巨额政府补贴，鼓励对可再生能源和技术的投资。对拜登来说，这项立法怀着实现美国经济转型的雄心。但它激怒了欧洲各国政府，欧盟称它歧视欧洲企业，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研究公司荣鼎咨询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顾问诺亚·巴金(Noah Barkin)说，“美国在亚洲的工作比在欧洲做得更好，这反映了一个事实——亚洲比欧洲更受重视。”
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称，欧洲不能盲目追随美国的做法，被拖入中美之间围绕台湾进行的战争。德国企业在中国有大量业务，约三分之一的企业从中国进口重要材料。
5月在日本举行的G7峰会上，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交谈。 KENNY HOLSTON/THE NEW YORK TIMES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3月的一次演讲中说，与中国建立“去风险”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与美国决策圈经常说的“脱钩”是一个重要的措辞区别。
中国看到了利用美欧之间潜在分歧的机会。冯德莱恩和其他欧洲官员于12月7日在北京参加为期两天的峰会，期间他们会见了习近平。
“北京希望欧洲不要走美国的老路，”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于洁表示。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希望美中关系有更大确定性。“企业不能忽视中国，因为中国市场太大了，但他们不知道自己能承受多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于洁说。
北京美国商会主席何迈可(Michael Hart)表示，新冠时期的旅行限制阻碍了美国商界领袖和政策制定者的面对面会谈，这一限制的结束对局势有所帮助。
他承认，在中国经营存在挑战，但他说，他相信许多公司，比如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企业，都不可避免地希望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哈特还认为，企业可以作为华盛顿政治教条主义的制衡力量。“美国企业将会留在这里，成为压舱石。”
然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塔夫茨大学教授国际事务的克里斯·米勒是《芯片战争》(Chip Wars)一书的作者，该书探讨了半导体行业的地缘政治影响。他说，全球企业在中国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习近平的政策，这些政策正在阻止长期外国投资，并以令国际公司感到震惊的方式重塑中国经济。
米勒指出，中国汽车制造商的生产过剩在欧洲和日本引发了反弹。上周，拜登政府宣布了一些限制措施，限制中国企业从美国电动汽车制造业补贴中获益。
米勒还说，习近平在旧金山与商界领袖共进晚餐的事，只是说明了为什么在中国做生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困难，而不是北京提供了更友好环境的标志。
“你可以把在那里做生意的难度等同于起立鼓掌的次数，”他说。“这并不能证明商业环境是安全的，而是表明市场准入取决于中国领导层的一时之念。全球企业不能忽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乐于或计划加大投资。”
拜登与习近平上个月在加州会面。两人都谈到了避免冲突的必要性。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本文是“交易录峰会”(DealBook Summit)特别报道的一部分，该峰会得到了世界各地商业及政策领袖的参与。
上个月，当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时，观察人士在关注两国关系是否有任何解冻的迹象。对此两国领导人似乎很乐意配合。
“我们必须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拜登在开场演讲中说。“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习近平在演讲中说。
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一直是激烈的竞争对手，两国领导人的会谈被视为取得了一些进展的迹象。但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另一场聚会却揭示了两国是如何与彼此相连的。
在旧金山的一家酒店，习近平宴请一群美国顶级商界领袖，其中包括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和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的老板拉里·芬克。习近平得到了全场起立鼓掌，他宣布中国欢迎全球企业，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尽管该国的政策和行动显示了相反的情况，并迫使一些公司退出中国。
如此多的高管愿意表示支持，是因为尽管在中国经营面临挑战，而且这个国家的经济在放缓，但中国对全球企业仍然很重要。美国政府数据显示，去年美中双边贸易额创下近691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在晚宴上向一群企业高管发表讲话。 POOL PHOTO BY CARLOS BARRIA
然而，从国家安全、贸易到科技和台湾的未来，各个方面的紧张局势并没有消失。拜登政府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而在担任总统期间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贸易关税的特朗普，似乎很可能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获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
无论谁在2024年获胜，人们普遍认为北京应该受到挑战。尽管拜登延续了前任的一些政策，但两届政府在对抗中国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拜登政府的战略建立在三大支柱上：培养联盟以帮助对抗北京；更好地与中国竞争；在美国国内进行投资，通过加速向电动汽车过渡的《减少通货膨胀法案》和发展半导体制造业的《芯片法案》等政策，扶持关键经济部门。
在国家安全方面，拜登政府达成了一系列长期协议。它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Aukus安全协议，为澳大利亚这个太平洋国家提供核动力潜艇。美国重新启动了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协议。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被视为对抗中国的地区堡垒。拜登还促成了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和解，结束了两国数十年的敌对状态，并签署了一项三方军事和情报共享协议。
这种接触已扩展到商业和贸易领域，荷兰和日本同意遵守美国对中国先进芯片制造技术的出口管制，尽管这会给两国最大的一些公司带来经济后果。
但一个大问题迫在眉睫：美国能将这种统一战线维持多久？《减少通货膨胀法案》提供巨额政府补贴，鼓励对可再生能源和技术的投资。对拜登来说，这项立法怀着实现美国经济转型的雄心。但它激怒了欧洲各国政府，欧盟称它歧视欧洲企业，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研究公司荣鼎咨询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顾问诺亚·巴金(Noah Barkin)说，“美国在亚洲的工作比在欧洲做得更好，这反映了一个事实——亚洲比欧洲更受重视。”
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称，欧洲不能盲目追随美国的做法，被拖入中美之间围绕台湾进行的战争。德国企业在中国有大量业务，约三分之一的企业从中国进口重要材料。
5月在日本举行的G7峰会上，拜登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交谈。 KENNY HOLSTON/THE NEW YORK TIMES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3月的一次演讲中说，与中国建立“去风险”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与美国决策圈经常说的“脱钩”是一个重要的措辞区别。
中国看到了利用美欧之间潜在分歧的机会。冯德莱恩和其他欧洲官员于12月7日在北京参加为期两天的峰会，期间他们会见了习近平。
“北京希望欧洲不要走美国的老路，”伦敦智库查塔姆研究所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于洁表示。
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希望美中关系有更大确定性。“企业不能忽视中国，因为中国市场太大了，但他们不知道自己能承受多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于洁说。
北京美国商会主席何迈可(Michael Hart)表示，新冠时期的旅行限制阻碍了美国商界领袖和政策制定者的面对面会谈，这一限制的结束对局势有所帮助。
他承认，在中国经营存在挑战，但他说，他相信许多公司，比如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企业，都不可避免地希望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哈特还认为，企业可以作为华盛顿政治教条主义的制衡力量。“美国企业将会留在这里，成为压舱石。”
然而，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塔夫茨大学教授国际事务的克里斯·米勒是《芯片战争》(Chip Wars)一书的作者，该书探讨了半导体行业的地缘政治影响。他说，全球企业在中国经营困难的根本原因是习近平的政策，这些政策正在阻止长期外国投资，并以令国际公司感到震惊的方式重塑中国经济。
米勒指出，中国汽车制造商的生产过剩在欧洲和日本引发了反弹。上周，拜登政府宣布了一些限制措施，限制中国企业从美国电动汽车制造业补贴中获益。
米勒还说，习近平在旧金山与商界领袖共进晚餐的事，只是说明了为什么在中国做生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困难，而不是北京提供了更友好环境的标志。
“你可以把在那里做生意的难度等同于起立鼓掌的次数，”他说。“这并不能证明商业环境是安全的，而是表明市场准入取决于中国领导层的一时之念。全球企业不能忽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乐于或计划加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