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强步入北京人大会堂。（2024年6月28日）
自中国共产党的三中全会这个星期一（7月15日）召开后，观察人士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预测今年会议的重点。但不少专家都表示，这场会议后，北京大规模调整其经济政策的可能性不大。还有专家预测，中国在此次会议后，可能会“抛弃充满腐败和不平等的‘镀金时代’的增长模式，引进包含高科技特色和全面管控的‘红色进步时代’”。
第20届三中全会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审议并通过重大政策和经济改革方案的平台。今年的三中全会史无前例地推迟了半年才召开，因此更加受到外界注意。
在会议开始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官方杂志《求是》上发表文章，标题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文章中引用了一段他在2016年曾作出的言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不会有大规模的改革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Henry Gao)在前身为推特的社媒平台X上表示，习近平的这段话为今年三中全会的主题定下了基调，即中国面对的经济困境不需要大规模的改革。
“有了这段话，那些希望看到改变轨道甚至只是纠正轨道或是为过去几年里发生的事道歉的人们要失望了，” 他写道。“相反的，这里的信息是：导致错误的唯一原因就是对习近平的信心还不够强。”
不仅是学术专家，金融界的投资人也这么认为。
纽约投资战略公司Unlimited的共同创始人鲍勃·伊力特(Bob Elliott)就在X上写道：“如今，中国政策制定者依然坚定地停留在‘信心’阶段。他们相信只要能‘骗’私营企业相信其实一切都没问题，并在此之上做一些小的政策调整，就能万事大吉。”
中国面临房地产危机、高青年失业率、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下滑和地方政府债务激增等经济难题。专注于中国问题的独立研究公司Hutong Research创始人封楚诚认为，北京在经济政策调整方面面临的一大问题是难以完全看清中国的经济状况。
“这大概是中国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在经济走向上无法达成共识。尽管一些人非常悲观，但其他人却越来越乐观，” 他写道。“在这个结构性改变的时代，不同行业的表现非常不同。预计会看到相互矛盾的案例和政策的延迟--北京也需要比以往都要久的时间来了解全貌。”
加大党的控制
虽然不少人认为北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政策调整是必要的，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萧邦表示，北京的经济政策变动不会离开加大党的控制这个主题。
“尽管也许会有一些对市场力量的推广，但真正的政策还是会支持国有企业以及战略性的私人企业，” 他写道，“这个控制之下的放开能保证市场改革依然符合加强党国体制的更广泛的目标。”
政治学者洪源远(Yuen Yuen Ang)也在一则帖文中写道：“事实上，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方向已经不能更加清晰了：它希望抛弃充满腐败和不平等的‘镀金时代’的增长模式，引进包含高科技特色和全面管控的‘红色进步时代’。这里的问题是何实现它。”
中国媒体多次宣扬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中国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7月17日援引外媒的说法“新质生产力”或将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关键词，预计中国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制定政策以推动科技进步和高端制造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23年9月在在黑龙江调研时提出，后经过中国官媒的推波助澜，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的热门词汇之一。
“三中全会”从来就是政治会议
历史上多次三中全会都制定了对中国的未来影响深远的决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把中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改革开放奠定基础。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
然而，也有专家认为，外界其实不该给予三中全会过多的关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PI)专家牛犇(Neil Thomas)就以著名的1978年的三中全会为例指出，三中全会本身其实并不是产生重大政策变动的地方。
“1978年的三中全会被高估了！” 他写道。“几乎只是通过了在前一场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其真正的重要性是在政治上而非经济上，它确定了邓小平对华国锋地位的超越。这场会议甚至没有提到在后来不断演化的‘改革开放’。”
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Tony Blair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的高级地缘政治研究员鲁比·奥斯曼(Ruby Osman)更是认为，三中全会并非一场经济会议，而是一场政治会议。
“先前的‘史诗般’的三中全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新兴领导人通过经济政策在中国的方向上留下他们自己的印记，同时边缘化派系对手，” 她写道，“但对于习近平来说，如今的他没有这个压力。”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的牛犇这样告诉《纽约时报》，这次三中全会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习近平能否重新赢得中国人民的信心”。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强步入北京人大会堂。（2024年6月28日）
自中国共产党的三中全会这个星期一（7月15日）召开后，观察人士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预测今年会议的重点。但不少专家都表示，这场会议后，北京大规模调整其经济政策的可能性不大。还有专家预测，中国在此次会议后，可能会“抛弃充满腐败和不平等的‘镀金时代’的增长模式，引进包含高科技特色和全面管控的‘红色进步时代’”。
第20届三中全会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审议并通过重大政策和经济改革方案的平台。今年的三中全会史无前例地推迟了半年才召开，因此更加受到外界注意。
在会议开始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官方杂志《求是》上发表文章，标题为《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文章中引用了一段他在2016年曾作出的言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不会有大规模的改革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高树超(Henry Gao)在前身为推特的社媒平台X上表示，习近平的这段话为今年三中全会的主题定下了基调，即中国面对的经济困境不需要大规模的改革。
“有了这段话，那些希望看到改变轨道甚至只是纠正轨道或是为过去几年里发生的事道歉的人们要失望了，” 他写道。“相反的，这里的信息是：导致错误的唯一原因就是对习近平的信心还不够强。”
不仅是学术专家，金融界的投资人也这么认为。
纽约投资战略公司Unlimited的共同创始人鲍勃·伊力特(Bob Elliott)就在X上写道：“如今，中国政策制定者依然坚定地停留在‘信心’阶段。他们相信只要能‘骗’私营企业相信其实一切都没问题，并在此之上做一些小的政策调整，就能万事大吉。”
中国面临房地产危机、高青年失业率、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下滑和地方政府债务激增等经济难题。专注于中国问题的独立研究公司Hutong Research创始人封楚诚认为，北京在经济政策调整方面面临的一大问题是难以完全看清中国的经济状况。
“这大概是中国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在经济走向上无法达成共识。尽管一些人非常悲观，但其他人却越来越乐观，” 他写道。“在这个结构性改变的时代，不同行业的表现非常不同。预计会看到相互矛盾的案例和政策的延迟--北京也需要比以往都要久的时间来了解全貌。”
加大党的控制
虽然不少人认为北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政策调整是必要的，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萧邦表示，北京的经济政策变动不会离开加大党的控制这个主题。
“尽管也许会有一些对市场力量的推广，但真正的政策还是会支持国有企业以及战略性的私人企业，” 他写道，“这个控制之下的放开能保证市场改革依然符合加强党国体制的更广泛的目标。”
政治学者洪源远(Yuen Yuen Ang)也在一则帖文中写道：“事实上，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的方向已经不能更加清晰了：它希望抛弃充满腐败和不平等的‘镀金时代’的增长模式，引进包含高科技特色和全面管控的‘红色进步时代’。这里的问题是何实现它。”
中国媒体多次宣扬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中国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7月17日援引外媒的说法“新质生产力”或将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关键词，预计中国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制定政策以推动科技进步和高端制造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23年9月在在黑龙江调研时提出，后经过中国官媒的推波助澜，已经成为中国当前的热门词汇之一。
“三中全会”从来就是政治会议
历史上多次三中全会都制定了对中国的未来影响深远的决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就是把中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改革开放奠定基础。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
然而，也有专家认为，外界其实不该给予三中全会过多的关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PI)专家牛犇(Neil Thomas)就以著名的1978年的三中全会为例指出，三中全会本身其实并不是产生重大政策变动的地方。
“1978年的三中全会被高估了！” 他写道。“几乎只是通过了在前一场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其真正的重要性是在政治上而非经济上，它确定了邓小平对华国锋地位的超越。这场会议甚至没有提到在后来不断演化的‘改革开放’。”
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Tony Blair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的高级地缘政治研究员鲁比·奥斯曼(Ruby Osman)更是认为，三中全会并非一场经济会议，而是一场政治会议。
“先前的‘史诗般’的三中全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新兴领导人通过经济政策在中国的方向上留下他们自己的印记，同时边缘化派系对手，” 她写道，“但对于习近平来说，如今的他没有这个压力。”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的牛犇这样告诉《纽约时报》，这次三中全会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习近平能否重新赢得中国人民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