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史一科就觉得父母不一般。 不仅母亲的发型不像其他阿姨，父亲走起路来也比别人精干。 但再具体的，她也说不上来。 直到有一天中午，她像往常一样去公司叫父亲回家吃饭。刚到门口，就人被拦住了。 果然，父亲骗了她。 人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日子，我印象最深是1959年9月的一天。 中午时分，我像往常一样，到家附近的百货公司，叫爸爸回家吃饭。 刚到公司门口，有熟悉的阿姨拉住我小声说，科科呀，你咋还来呢，你爸他都被抓了。 啊，坏人才会被抓，爸爸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抓呢？ 我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那年我刚8岁。 1 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家是解放前夕逃难到湖南郴州的。 刚到郴州不久，钱就花完了，不能继续住旅社，当时母亲又快要生二哥，只能先想办法解决住房问题。 父亲拉着大哥，扶着即将临盆的母亲，沿着郴江河畔，一路走，一路观察，寻找住处。 来回走了三天，终于在苏仙桥下发现了一茅草屋，这里不错，喝水、用水都不用花钱。父亲推开了草屋，发现里面住着一个独居老人。 无路可走，父亲只好将母亲扶过来，说一家人逃难到此，想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因为妻子马上要生小孩了。 心地善良的老大爷看了看母亲，马上说行，当即起身卷起铺盖就走。父亲无比感激，拿出两块光洋给他，没想到老大爷拒收了。 老大爷一个人去附近山上盖了间茅草屋，独自住了下来。这是父母来郴州的第一个大恩人。 二十多年后，老爷爷病故，父亲亲自为他办理了丧事。 苏仙桥旧照 父亲很能干，为了让身体不便的母亲住的舒适一些，他买来草料将茅草屋隔成三间，还改造成尖顶型草屋，屋四周扎着草坯。 因草屋靠在河边，父亲用6根木桩伸向河里，木桩上架成小木根和竹片，这就成为一个露天阳台，从台上可直接打水喝。 草屋的样式很好看，可惜只是个花架子，中看不中用。草坯扎成的墙壁并不牢靠，一旦刮风下雨，雨水就全进了屋。 最难过的是冬天，郴州也下雪，北风呼啸，冻得一家人缩成一团相互取暖。 尽管生活很苦，但一家人能在一起，父母还是感到很幸运。 那时父亲要守在母亲身边等待分娩，不能走远，只能在家门口想办法。 靠山吃山，近水吃水，父亲早晨打鱼去街上卖，下午再帮附近的农民挖地换些小菜、粮食，这样勉强应付一日三餐。 不久，二哥就在草棚里出生了，为表纪念，父亲特别给他取名：史一湘。 二哥出生第11天，也就是1949年的10月7日，郴州北湖区解放了。父亲赶紧来到刚成立的郴县人民政府登记。 父亲说自己叫史诚，是江苏镇江人，家人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身亡，逃难到了郴州。 接待的干部很同情父母，不仅为他们落了户，而且还答应分配给公租房，让等着名额下来。 江边草屋虽然艰辛，倒也有些世外桃源的安静，一住就到了第二个春天。 茅草屋边种地的老人看父母不像一般人，上门询问后得知这对逃难的夫妇都识字，老农请求我的父母教他小孩学习，并愿意拿出钱来做学费。 父亲看对方很诚心，说小孩只要愿意学，随时欢迎来家里玩，我们可以教他，学费不要，你可以教我种地、种红薯吧。 原来父亲从小在江边长大，只会打鱼，还不会种地。对方一听十分高兴，不仅答应亲自教父亲种红薯，还答应给父亲一块地。 到了秋天，父亲种的红薯就收回600多斤，一下抵了半年多的生活主粮。 正在父亲想着如何加固草屋度过下个寒冬时，政府分配的公租房下来了，父母搬到郴州的裕和街，分到一间60多平方米房子。 终于有了稳固之住所，没想到却迎来更大的狂风暴雨。 2 父亲很聪明，搬到裕和街后，他很快发现了商机。 当时街上有三家浴室澡堂，浴巾的用量很大，于是父亲找人借钱下广州进货来卖，积累了一点钱后，办起一家浴巾厂。 父亲厂里的浴巾物美价廉，不仅浴室来买，个人、甚至周边很远的人也来买，一家人的生活这才稳定了下来。 这时期，我和弟弟、妹妹相继出生，因为上面两个都是哥哥，弟弟妹妹又小，我也成了最受宠的那个，每次父亲外出吃早餐，都只带我一个人去。 大家都说我遗传了父母的优点，我的母亲很爱美，和街上其他的阿姨不一样，她的头发总是弄得很漂亮，父亲也又高又帅，也和其他的叔叔不太一样。 我说不清为什么不一样，但就是觉得父母不一般。 到了1956年，国家出台了公私合营的政策，父亲所办的浴巾厂划归了郴州商场百货公司，父亲从私人老板变成了百货公司会计。 百货公司属于国营，很多人都想进这样的单位。 父亲因为有文化，工作兢兢业业，业务能力又强，在干部职工中，威信很高，管着好几个店的会计，父亲在当地的工商联界很活跃。 到了1959年，公司选领导班子，上级决定要我父亲担任一把手。 可没想到，还是出了事儿。 一把手的位置一直有人盯着，那是公司的二把手王大才。他之前找过父亲，说有一条发财路，想找父亲配合。 父亲不明白他的发财路是干什么。只见对方压低声音，悄悄说出了发财的计划。 原来王大才要做假账，将每天进货的衣服，每月报损两件，然后将这两件衣服由他去卖，可卖60元，每人可分30元。 父亲连连摆手拒绝，说自己绝对不会参与。 王大才很不高兴，俩人就此结下梁子。得知公司要提拔父亲，王大才向上级反应，说我父亲是个难民，而真实身份并不清楚，应该先调查他的身份，再做考虑。 上级同意后，王大才带着一名干事，亲赴父亲老家江苏镇江调查。回来后，上级认为王大才阶级觉悟高，当即被任命为公司一把手。 而王大才带回来的调查结果，对父亲来说，却是致命的。 一个星期后，父亲在上班时，被现场逮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随即被押往洞庭湖劳动农场劳改。 在这时，我才知道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团长。抓捕父亲的布告就粘贴在百货公司显眼的位置。 8岁的我已经知道父亲的名字，但还弄不清国民党是什么。 我一边想父亲可能做过坏事，不然怎么会被抓去劳改？ 但又一想，父亲太好了，我不相信父亲会做坏事，可能真像母亲说的，父亲是被冤枉的。 心里无数困惑，却不知道找谁询问。 3 父亲被捕时，母亲还怀着身孕，几个月就要分娩。 母亲没哭没闹，说父亲是被同事冤枉的，父亲是好人。 母亲又告诉我们，现在父亲不在家，但一家人要团结，姐姐要关心爱护妹妹，哥哥要关心弟弟，吃饭一定要让弟妹先盛。 为减轻母亲的负担，12岁的大哥不能继续读书，去上山砍柴卖柴火，有时一天可挣一元钱。这钱交给母亲时，母亲一转身就掉泪了。 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子，偶尔能捡到几个辣椒和一个萝卜，我就非常高兴，离家老远对母亲欢呼，今天有菜吃了。 实在没有菜时，母亲就将盐放在饭里，一家人吃盐拌饭。 这些苦，都不算，最委屈的是被别人骂反革命的子女。一次我火了，回骂了一句，“我不是反革命！” 俩个同学就过来扯我的头发打，我哭着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却安慰我说，别人骂是别人的事，但你要记住，你父亲不是反革命，他是好人，总有一天会还他公道。 我也不知道反革命意味啥，但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要我记住父亲是好人。当别人又骂我时，我都忍住了。 父亲监狱里所有的情况，全靠母亲写信得知，当时劳改农场还不准家属探视。 这些信都是要层层审查，也只能关心关心父亲的身体，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让父亲安心改造。 记得母亲写信大都在深夜，在我们子女睡熟后，她一人挑灯熬夜。有年冬天，天出奇地冷，深夜母亲又趴在桌上写信。 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不停的用手帕揩眼泪，边揩泪边写，一会又趴在桌上抽泣，声音很低很小。 那时我只有10岁，不知母亲哭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去问母亲，只能忍着。 一会儿母亲离开桌子，走到一腌咸菜的罐子旁，打开盖子，拿出一样东西，不停地看。 看完了，又放了进去，然后母亲就不哭了。 我感到很奇怪，腌菜罐里到底放着什么东西呢？ 第二天下午我放学回来，之趁家里没人，我悄悄打开腌菜罐子，伸手进去摸着一包用纸包着的东西。 打开纸，里面是塑料纸，再打一看，是母亲和父亲的结婚照！ 母亲穿着洁白的婚纱，父亲穿着国民党军装，好不威风。 母亲藏在腌菜坛的结婚照 我想一定是母亲想父亲了，看了照片就心情好了一些，于是我原封不动，又将照片放了进去。 这事至今我也没有对家人讲过。 我虽然不知道团长是个什么官，看父亲的照片，直觉父亲之前应该很有钱，也更加好奇父母是怎么相识的了。 但那时候不敢问，全家人都活在极度压抑之中。 4 1967年7月8日，我正在上学，二哥突然来学校叫我快回去。 平常爱说爱笑的二哥，此刻低头不语，脸色悲伤。问什么也不说，领着我一路沉默赶到医院，我以为谁病了，可二哥直接将我带到了停尸房。 看到大哥的遗体，我头嗡一下，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抱着大哥痛哭。 大哥出了车祸。 平常大哥对我最好，他在砖厂当临时工，每月发工资时，总要悄悄给我5毛钱买学习用品。后来去国营理发店做学徒，有了正式工作，母亲给他做了一条西装裤，他看我喜欢，也给了我。 大哥这一走，家里仿佛天塌了下来，我茫然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在我哭了半天后，一看周围有二哥，大姐和二姐，却没有看见母亲。 我问母亲呢，二哥说母亲已晕倒，躺在家里休息。 我匆匆赶到家里，只见母亲坐在桌上写什么，一边用手帕揩眼泪。 见我回来，母亲赶紧擦干了眼泪，说在给父亲写信，告诉父亲大哥去世的消息，想让他回来一趟，全家人都想他。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大的事，相信劳改队会批假的，母亲让我赶快将信寄了出去。 可一周过去了，父亲并没有回来，母亲忍不住跑到邮局，打电话问劳改队，对方回答说：“史诚是历史反革命，没有资格探亲。” 无奈，7天后大哥的遗体才安葬。 大哥去世后，家里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柱。我安慰母亲说，这个家有我呢。 我和妹妹晓白跑到火柴厂领来火柴盒，专门糊火柴盒。一放学，我们就在家里糊火柴盒，常常糊到深夜，糊着有时就睡着了，一直到天亮。 年轻的我，根本想象不到，母亲是靠什么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此时正值文革，我们家被勒令从公租房搬出来，换到一个25平米的地方。母亲之前那盘得很好看的头发，也被强制剪短了，说她是小资产主义思想，要改造。 为了养活我们，母亲什么都做，她给人织毛衣，踩袜子底，缝裤脚边，只要能赚钱的事她都不怕苦。 我们也尽可能帮助母亲一起分担，记得我上中学时，老师在上面讲，我的手就在下面织毛衣。特别是快过年的时候，白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好晚。 到我17岁时，隔壁邻居说让我找个人家嫁了算了，这样我母亲也不用这么辛苦。但我不肯，我母亲也不肯，一定要我读书。 可我的家庭身份已经让我不可能继续升学了，我主动选择下放到农村去。 母亲不愿我去农村，她知道城乡之间有天壤之别，母亲担心我去了再也回不了城。 但我别无选择，买了个脸盆，用母亲一个烂皮箱，装上仅有的两件衣服裤子，就随知青下乡了。 下乡时期的我 我和哥哥走后，家里还有妹妹、弟弟。妹妹成绩也很好，但母亲突然不让她读了，说读初中要交学费。 妹妹去求母亲，说她可以去做事赚钱，妹妹那么小，就去帮别人推板车赚钱，自己去山上掏红薯吃，过得很可怜。 但母亲还是没有同意，妹妹开始不理解，后来隔壁阿姨告诉妹妹，这些年，母亲一直在卖血！ 父亲被捕后，为了维持家里的生活。母亲几乎每个月就要去卖一次血，多次从医院出来直接晕倒在路上。 因经常去医院卖血，医院现在不要母亲的血了，说她严重贫血，血清淡不合格。 母亲是知识女性，对子女教育最为看重，她得到什么样的绝境，才会主动让妹妹停止学业。但即使这样，她也没有抱怨叫苦。 想起大哥去世时，我们几个哭得死去活来，母亲也只是在家偷偷抹眼泪，看到我立马收住了。 这些年，她的心得多苦呀。 5 在我下乡的第二年，父亲终于刑满释放。 直到我回家探亲，才知道父亲回家了，我进屋一看到父亲，眼泪就出来了。 记忆中的父亲做事果断，穿的衣服很精干，又年轻又帅气。而此刻眼前的父亲，满脸浮肿，头发花白，像八十岁老人那么苍老。 我几乎认不出父亲了，心酸得不得了。 父亲却很坚强，安慰我说没有什么，就是去劳动了十年。他还找出给我准备的礼物，洞庭湖里的捡回来的漂亮贝壳，用大号田螺做成号角，用牛角做的梳子。 父亲回家后被分到建筑工地上班，抬土方，工友都是和他一样出身不好的“黑五类”。 才刚上班一个星期，居委会的主任找到家里，说父亲虽然刑满释放了，但还是被管教的对象。 每天除了要报告上班的时间，与来往人员的接触情况外，清早还必须进行义务劳动两小时，负责打扫东街的环境卫生。 父亲虽然对这个分配不满，但不能反对，只能接受。 于是每天清晨父亲4时就要起床，义务打扫完街道卫生，再赶到工地上班。由于劳动强度大，又缺少营养，父亲患上了多种疾病。 一次在建筑工地，父亲挑着走100多斤重的砖块上架子，突然头晕眼花，连人带担子，从楼上摔了下去，昏迷了过去。 队友们急忙将父亲送往医院抢救，幸好摔下来时衣服挂着了架子，减少了缓冲力，只是造成脑震荡，手脚多处挫伤。 父亲住院10天后，又匆匆返回工地上班。尽管是带伤上班，发工资时，别人每月发30元，而父亲只发给20元。 父亲忍不住问经理，为什么他少10元钱？ 经理回答，因为你是被管教的人员。 父亲回家忍不住发几句牢骚，母亲却安慰他，说钱多点少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在一块，就是最大的幸福。 “设想，那年如果你去了台湾，真的，我最多等你一年，如见不到你，我没勇气生活下去，我也得死。” 母亲的话，让父亲彻底释然了。 6 父亲回来后，下决心不让年幼的孩子承受自己的苦难。 他总是要站在学校门口去接我的小弟弟，因为有大人陪着，同学们也不敢骂他是劳改犯的子女。 为了让弟弟不受欺负，父亲还特别买了酒和饼干去拜访学校班主任。他对班主任说孩子学习成绩第一，你们要实事求是的表扬，不能让孩子心灵受到创伤。 也许是父亲说得有理，也许是父亲送的礼物起了作用，之后，老师在全班和全校在大会上经常表扬他，要同学们团结友爱，说文明礼貌的话。 二哥本可以参军，但没有资格，被分配到了砖瓦厂。我本可以进歌舞团，可我没有资格，因为歌舞团要演红色剧。 虽然父亲影响了我们前途，但因为父亲实在太好了，我们内心很爱父亲。 记得一天下大雨，我睡着了，屋里漏雨了，父亲怕惊醒我，用塑料布顶住顶棚，再用盒接水，又用勺子舀水。 父亲没舍得吵醒我，直到天亮，我才看见父亲一夜没有睡。 每每这时，我也忍不住的遥想，照片中的那个团长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父亲晚年照片，眼神依然坚毅 有一次，就我和父亲在家，我忍不住问出藏在心底多年的困惑，我很想知道他和母亲怎么认识的，更想知道他们过去生活是不是非常富有。 没想到，父亲一听，吓得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说：“傻丫头，不能提过去，你妈妈是分配给我的。” 看到父亲惊慌的样子，我也不敢再追问。 反革命的帽子，压得父亲无法做人，在劳改队，父亲就不断写申诉书。 父亲说自己只是当过国民党兵，并没有反对共产党，更没有做过危害社会的事，不能算是反革命。 父亲前后写过100多份申诉书，寄往郴州法院，结果石沉大海。 出狱后，父亲还是接着写。 一直坚持到1979年底，父亲终于接到法院的平反通知书。原单位恢复了他的工作，按职工退休，办理了退休手续，每月退休金25元。 全家人高兴的不得了，父亲穿上了新衣服，母亲特别把全家叫到一块，说有事商议。 母亲郑重其事地说：“我早就说过，政府会还你父亲一个公道的，你父亲是好人，不是坏人，这回你们相信了吧？” 我们兄妹欢呼：“妈妈，你真英明伟大”！ 7 父亲平反后，第一时间就是与镇江老家亲人联系。 父亲的老家在江苏镇江，长江边上，祖祖辈辈靠打鱼和在码头当水运长工为生。 父亲从小生活在江边，游泳、打鱼都是好手。一到夏天，父亲人在江里能泡上一天，这样不是贪玩，而是能帮助家里多赚点搬运费。 一天傍晚，爷爷领着父亲从码头回家，边走边数钱，突然爷爷一跺脚，大叹一声：“唉，我怎么这么蠢！” 原来是商贩少算了10元钱给爷爷。年幼的父亲好奇问爷爷，为何会算错？ 爷爷叹气说，自己没有文化，不熟悉加减乘除，常常被商贩蒙骗，少算钱。 当即，父亲拍着胸脯说，一定要做个会算数的人，他要读书！ 见父亲决心很大，家里借了钱，没让父亲继续泡在江里，送他上了一所私塾学堂。 父亲读书很用功，从不迟到，学校成绩最好。可才读了6年书，父亲已满18岁了，只能回家了。 那是1936年12月底，记得先生教的最后一课时，说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你们回去后，必须努力自学读书，奋发图强。 此时的父亲已经长成了英俊帅小伙，见父亲回家，爷爷高兴极了，说该承担家庭的责任了，要父亲换了新衣服去相亲。 刚到家就去成亲，父亲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太突然了，大声说自己不结婚，等找到工作以后再说。 没想到爷爷眼睛一瞪，说6天之后必须定亲结婚，对方家有海运公司，姑娘又好，多少求婚者都无门，人家看上了父亲，这是咱家的福分！ 于是，双方父母定于1937年1月18日拜堂结婚。结婚日临近，父亲闷闷不乐，上街买相亲的礼品。街上的海鲜干货店老板叫住他，把他拉到一边，说了一件他不知道的事。 原来自己的结婚对象，喜欢的是干货店老板的儿子，是父母没看上要主动拆散。干货店老板看看四周没有熟人，塞给父亲一迭钱，说你去考黄埔军校吧，将来有出息后再回来找个好姑娘。 他还告诉了父亲黄埔军校的地址，在离家很远的西安。 虽然不确定干货店老板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但父亲一听考军校，这是个不错的主意，马上同意了。 父亲回家写了张纸条，留给父母，说对不起父母大人，我要去考军校，混出个模样，再回来见你们。 打点行装后，父亲当天逃离了家里。 8 在郴州这些年，父亲无数次想回老家，但各种运动纷至沓来，父亲担心回去后会被认为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于是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也担心连累家人，一直不敢和家里联系，直到百货公司去调查，老家人才知道父亲还活着。 出狱后，父亲不能自由出行，也无颜见家人，想家的念头也就藏在心底。 现在，父亲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回去了。父亲是带着弟弟一起回去的，虽然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但见到叔叔、姑姑发展都很好，父亲很欣慰。 从老家回来后，父亲就像变了个人，天天哼着小调，他最喜欢京剧，马上买来二胡，每天都要拉几下，仿佛一下又年轻十来岁。 母亲仿佛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穿旗袍，穿新时尚衣服，后来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每天换着新衣服穿。 母亲不管多难，都会盘好头发 当然，我知道母亲的服装店并没有赚到钱，母亲是为了展示新生活，更是把过去受委屈，没有享受的生活补回来。 母亲家是江苏做蚕丝生意的，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但从小生活得也很金贵。而且母亲读书很厉害，小时候都是跳级读。 我也更加好奇，他们俩是怎么相识的。 有一天，我与丈夫回家看望父母，我对父亲说，如今不搞阶级斗争了，十年前，你说是上司将妈妈分配给你的，该告诉我是怎么分配的吧。 这次，父亲也不隐瞒了，他告诉我，那是1947年2月，当时父亲是205师65团团长。 这个师是青年整编师，名为一个师，实有3个师，师长就是军长，他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嫡系。 父亲的任命也是经蒋介石批准，在大家的眼里，这些都是对蒋介石绝对忠诚的干部。 风声越来越紧，蒋介石加强了打内战的准备，不少部队都派往了东北及解放军所占领的地方，对解放区形成包围，与解放军的摩擦，每天都在发生。 奇怪的是，军长要求父亲所在的团，开往南京长江边设防挖工事，并每天进行泅渡训练。 父亲的团有6000多人，训练十分艰苦，从长官到士兵都不愿意再打仗，每天都有士兵逃跑。 虽然下令逃兵当场击毙，也还是防不胜防。为防止错杀，父亲规定凡待枪毙的逃兵，都由他亲自处理。 为了稳定军心，部队想出各种怪招。 1947年2月，上级突然下达一道命令：营级，特别是团级以上干部，最好就在附近江苏找女子尽快结婚。 父亲此时已29岁了，虽是光棍一条，但对上级要求找对象结婚却嗤之以鼻，没有当一回事。 他早已打定了主意，坚决不在部队结婚，他要回家。 9 电话不断催，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轮番给父亲相亲。 父亲明白，上级是想以此将205师建成铁军，稳定军心，这有利于作战。 拖到7月2日，父亲又接到电话，称有长官在酒店要见他，父亲急匆匆赶了去。 参谋把父亲领进了一间雅座，推门一看，里面坐的是军长郑祥。军长说要交给父亲一个特别任务。 随即把坐在旁边的一个女孩叫到父亲面前，介绍对方叫陈祯，是自家侄女，今年19岁，镇江中专学校毕业。 “你们结婚吧！” 父亲一愣，这是自己第二次被逼婚，只是和第一次不同的是，父亲动心了。 父亲动心倒不是因为军长做媒，而是眼前的陈祯面容娇好，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旗袍，显得很是青春活泼，而且还有文化，又是老乡。 父亲思索片刻，当下表态同意。军长又下令说，就这几天结婚。 这也太突然了，父亲结巴了半天，一时无法回答。 国民党惨败已成定局，父亲担心一旦国民党垮台，这么漂亮的娇小姐，会不会跟着别的男人跑了。 陈祯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有主见，她也一眼看中了父亲，也看出了对方的心事，主动说俩人先聊聊。 俩人聊了一宿，彼此认定是可靠之人，才在部队举行了婚礼，这是父亲从军十几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幸福。 婚后半年，父亲的部队没有任何调动，仍在长江沿线布防，一切趋于平静。但战场上，却是国军节节败退的消息。 就在国军前途暗淡的1948年，我的大哥出生了，父亲取名：史一桃。 一天深夜，见父亲辗转难眠，母亲问他想什么，说来俩人一起分析分析。 父母恩爱的晚年 父亲说国军已没有希望了，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他担心蒋介石可能会带着嫡系部队逃往台湾。 听父亲这么一说，母亲也不淡定了，想了半个小时。最后母亲坚定说，就算天塌下来，俩人一起顶着，但有一条，不论走到天涯海角，生死不能分离！ 母亲这么一讲，父亲也想开了，只要不分开，家还存在一切就有希望。 1949年7月26日晚上，父亲收到一份紧急电报：205师移防台湾，营以上干部家属先撤往台湾，务必在四天之内离开驻地，前往广州坐船。 父亲这才反应过来，上司这么操心大家的婚姻，就是为了今天绑架他们去台湾。 10 第二天天亮，军统特务开来10辆卡车，一辆车坐4家人。 命令不得不执行，父亲把两个警卫员叫到跟前，安排他们在路上必须照顾好妻儿。 车上的家属小孩和送别的军官，如生死离别，个个泪流满面，父亲也是强忍泪水，将妻儿送上车。 再见面，谁也无法预料会是什么时候了！ 那时候我的大哥一岁多，母亲又怀了二哥。母亲上车后，父亲十分担心，将一把随身带的匕首递给母亲，让母亲用来削水果。 父亲压低声音交代母亲，尽管是官兵眷属，路上也不知会出什么状况，千万要保重自己。 自从母亲走后，父亲每天都提心吊胆，他掐着手指头算，已经离开半个月了，应该到达了台湾了吧？ 这一路上兵荒马乱，身孕的妻子肯定晕车了，坐船肯定很辛苦。直到8月10日，父亲才接到命令，立即赶赴广州，从广州将坐船去台湾。 为了早点见到妻儿，父亲督促团里的车一路狂奔，6天后全团到达了广州，随即又急忙赶往港口，准备坐船。 夜幕拉开，港口码头的灯光忽闪忽亮。海上不时有国军的军艇巡逻，探照灯四处照射，防解放军或游击队偷袭。 父亲率领全团坐上了008号舰艇，该艇30米长，是15米宽，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舰艇。 船上载有参谋长，电报员和一个警卫排，父亲坐在指挥台上，命令船长加快速度前进。 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无处不在，父亲的船上也安插了一名特务，他对父亲很恭敬。父亲对他也不薄，一路上好吃好喝招待，目的是不要让他向上乱打小报告。 船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后，这个特务来到父亲的指挥台，欲言又止。父亲以为他又要想喝酒，拿出一瓶酒给他。 他接过酒，悄悄对父亲说：“你对我太好了，我绝不会向上说你们的不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见旁边无人，只有轮机的轰鸣声，他凑近父亲的耳朵说，你们团的家属还在路上，被拦截在广东交界的湖南境内，根本没到台湾。 如雷轰顶！ 父亲睁大眼睛望着他，急切问：“真的？” 他再次肯定地点了点头。 好在舰艇才开了一个多小时，父亲来不及多想，径直来到哨兵位置，要哨兵去休息，他来站岗。 哨兵一走，父亲整了整救生衣，又拿了个救生圈，纵身跳入了大海，向广州方向游去。 两人有言在先，生死不能分开！ 11 父亲奋力游了四个小时，天快亮了。 这时国军的巡逻艇开着亮灯，四处照射，父亲灵机一动，将救生圈抛向远处，潜水游向岸边。 “哒哒……”巡逻艇上的哨兵开了枪，看到漂浮的救生圈，以为有解放军。 又游了一个多小时，父亲看到海上漂着一根木头，本想去抓木头，巡逻艇的国民党兵以为有人泅渡，又朝木头开了枪。 父亲迅速潜入海里，朝另一方向游去躲过了一劫。巡逻艇被调开了，趁机他顺利地爬上了岸上，躲进了一艘渔民的船里。 鱼船上有一位老人，他骨瘦如柴，面容漆黑。见父亲进去了，以为来了生意，笑着问：“长官，要用船吗？” 父亲拿出两块光洋给他，要买他的衣服穿。渔民高兴极了，马上找了两套旧衣服给父亲。 父亲化妆渔民，是担心路上遇到认识的国军部队。 当时父亲不知道母亲在何处，只能广州出发，走公路前往湖南郴州，希望沿途发现母亲的踪迹。 此时广州到处炮声隆隆，国民党与解放军在决战。公路上，到处是运兵的车，逃难的、找亲人的、赶马车的，一路浩浩荡荡，一路喧哗，一片嘈杂，一片惊慌。 父亲一边走一边观察走在路上的妇女小孩，一路询问打听。 可过了五天，也没有一点消息，父亲心急如焚，只能不停地走，晚上在公路边，村子屋檐下打个盹，天亮继续赶路寻找。 十天后，父亲走到了湖南郴州边界的白石度，还是没有看见妻儿。当时太阳已经落山了，父亲准备到车站旁的饭馆吃饭。 刚坐下来，看见两个男青年也在这里吃饭，一个戴草帽，穿中山装的，望父亲一眼后，目光迅速移开了；另一个穿胶鞋，也戴草帽的，似曾相识。 父亲连忙走过去，一把摘下那男子的草帽，惊呼一声，他们是护送母亲的警卫员。 俩人也这才认出父亲，赶紧将父亲拉到路边一片树林里。等不及父亲问话，齐刷刷跪在了父亲面前： “团长，我对不起您……” 12 原来，运家属的卡车行驶在湖南郴州后，被国民党薛岳的部队拦下了。 他们要家属下车，自己走路或投靠亲戚，卡车要征用，改运国民党兵。 两个警卫员无奈，只好将我母亲安顿在郴州一家旅社，然后出来寻找国军的车。准备找到车再返回去接他们，护送往台湾。 可一直没找到车，正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弄清情况后，父亲将俩警卫员扶起，给他们几块光洋，让他们赶快回家，不能再当兵了。 郴州不大，只有几千人，可大小旅馆，父亲找遍了，也没有发现母亲的身影。 停晚，父亲来到郴州裕后街的河边，打算洗个澡，再继续寻找。刚走下河边台阶处，就看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妇女，领着一个小男孩，手里提着装衣服的篮子。 走近一看，正是苦苦寻找的母亲和大哥。母亲更是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剩哭了。 因气候不适应，住在旅馆后大哥发了高烧，又拉肚子，母亲急坏了，到药店抓药吃了一个多星期，大哥高烧才退了下来。 就在母亲焦急等消息时，住处突然来了一个老头，头发梳得油光，穿着长袍，说看母子俩挺可怜的，让母亲嫁给他。 母亲说自己丈夫马上就来了，将其轰走。可第二天，老头不死心，拿出一迭钱放在母亲面前，死皮赖脸，坐了一天也不肯走。 情急之中，母亲突然从袋子里拿出那把匕首，对着自己的脖子，说你走不走？不走就死在你的面前！老头这才灰溜溜的走了。 母亲担心再被骚扰，换了家旅馆。父亲听后更是自责，发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再也不会将母亲单独留下了。 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郴州，母亲又大着肚子，父亲不可能带着母亲赶去台湾，只能先隐藏身份，装成难民留了下来。 这一留，就是一生。 13 父亲如果去台，肯定前途无量，他跳下大海，只想护家人周全。 后来统战部门曾来过我家，问父亲台湾方面还有什么亲戚？有没有和之前的老战友联系，希望多做维护两岸统一的工作。 父亲在郴州隐姓埋名，换了名字，台湾战友想联系估计也联系不上。倒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经常来看父亲，你来我往，家里好不热闹。 父亲和黄埔同学在一起 特别是潘怀英法官在朋友介绍下，隔三差五来找父亲聊天，说要记录父亲的故事。 我们这才了解到父亲不仅是国民党落难军官，更是一个抗战英雄。 他的团长军衔，是在抗日战场上，用命换来的。 父亲第一次从家逃婚出来后，经过6天辗转来到了西安。很快，他在大雁塔旁一条小巷找到了黄埔军校报名处。 这天上午报名的年轻人有100多，考官问一些个人情况后，要每个人写上20个字的内容。当轮到父亲时，考官问了基本情况后，特别在备注栏里写道：可备用当海军。 然后考官让父亲写字，父亲提笔写道：绝不当亡国奴，坚决把日寇赶出中国！ 考官满意地点了点头，父亲被录为黄埔军校第14期学员。 经过半个月的队列训练，开始进行军事科目学习，父亲学习特别认真，考核全校第一，最长步枪射击，弹无虚发。 抗战爆发后，形势越来越紧张，1938年1月中旬，父亲提前学习毕业，分配到第2军第31师警卫连当排长。 战云密布，3月初，父亲随部队开进台儿庄，上级命令31师死守台儿庄西北角。 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后，日军万余人的机械化部队，在空军的支持下，气势汹汹直扑台儿庄。 小小的台儿庄顿时飞机轰鸣，大炮的爆炸声，战车滚滚，硝烟弥漫。猛攻几个昼夜，中国军人虽以血肉之躯与敌坦克拼搏，终因难抵敌，日军冲入台儿庄。 4月1日，日军突入了31师防守的西北角。下午5时，父亲掩护师部撤退，连长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全连牺牲30多人。 警卫连不能再有伤亡了，否则，无法保证师指挥所的安全。父亲让副连长掩护师部撤离到安全地带，独自一人负责阻击。 副连长要他留一个班，父亲说不行，多了容易暴露目标。旋即，父亲提着一支步枪，携带6颗手榴弹，登上了一残壁城墙隐蔽。 只见100米处，敌人占领了车站，在得意狂笑。父亲强压心中怒火，瞄准一日军指挥官，“叭”地一声勾动板机，指挥官应声倒地毙命。 紧接着父亲又连开始几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日军被打懵了，不敢冒进。当父亲赶上警卫连时，师长说在望远镜里看到父亲连续击毙敌10人，好样的，当即宣布他为警卫连连长。 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大获全胜。这不仅鼓舞了国人的抗战信心，也让蒋介石看到了希望。传令，对参战部队有功人员给予重用。 于是没有参战的部队纷纷到参战部队要人。父亲也被74军58师师长看中，要直接提拔他为营长，问他愿不愿意去。 父亲反问师长是否有仗打，师长说保证有大战打。父亲同意了，成了74军58师1团1营营长。 果然马上又要打仗了。 14 日军占领台儿庄后，得意忘形，要夺取武汉，打破国军的防御体系。 父亲随国军在万家岭一带设防阻击，双方激战2天，日军没有前一步，于是出动飞机轮番对阵地轰炸后，派出4个联队向阵地进攻。 日军武器精良，人数众多，一个联队涌向父亲团所在阵地时，双方拼了刺刀，寡不敌众，日军突破占领大部分阵地。 上级命令父亲，即使战至最后一个人阵地也不能丢。 此时父亲1营的3个连队已经牺牲203人，3个连长阵亡，多人负了重伤，真正能战斗的只有80人。 到了下半夜，父亲将80人组织成敢死队，头扎白毛巾，分三组，互相倚靠，悄悄接近敌阵地占领的张古山2号阵地。 父亲下令大家不许开枪，偷袭成功后与敌人拼刺刀。 2号阵有50米长，2米宽的战壕，有日军一个小队60人驻守。骄傲的日军做梦也没有想到敢有人深夜突袭，都在打旽抱枪睡觉。 当敢死队员全部到位后，父亲一声令下，随即一跃而起第一个跳进战壕，一番猛冲，猛刺，猛砍，半个多小时，除两个逃跑，阵地日军全部击毙。 天亮时，师长见父亲重回夺回阵地，高兴极了，又派出一个连队协助他们守卫阵地。 战斗进行到第13天，万家岭之战国军队全歼日军万余人，这是中国军队既平型关战役、血战台儿庄后又一重大胜利。 这战之后，父亲被提拔为副团长。随后，父亲不断转战山东、安徽、陕西、湖南，与日军作战。 湖南衡阳保卫战时，看到战友孤军作战，父亲和其他长官不断向上级请求赴衡阳支援，但上峰不知出于何故，一直没有派兵支援。 这以后，父亲对国民党渐渐失去了信心，有了要离开部队的心思。 等到日军投降后，父亲兴奋极了，第一时间以探亲假回到了老家镇江。这是父亲离家第一次回家，家人都以为他死了。 当父亲出现在家门口时，爷爷奶奶根本认不出他了。爷爷拉着他的手反复看，白发苍苍的奶奶摸着他的脸，反复确认耳朵下面的胎记，最后才颤抖着说：“这是我的儿子，真的是我的好儿子，老天保佑！” 爷爷说，这次回来就不准再走了。父亲回答好，他其实早就有解甲归田的打算，这次带回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父亲当即把这些钱，分给了兄弟姐妹，又给父母亲留下了一笔钱，以示自己对父母的不孝。可父亲在家才住了10天，部队发来电报6个字：火速赶回部队。 仗都打完了，还回部队干什么？父亲没有理睬，将电报塞进了口袋。 15 没过几天，有两个黑衣男青年，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他们把父亲叫到一家茶馆，出示了证件，两人是军统。父亲一下火了，趁其不备，一个反转，缴了他的手枪。 在战场真刀真枪干拼杀的父亲，最看不起的就是特务，而现在竟敢跟踪到家里，父亲气得想一枪毙了对方。 对方说自己是奉命行事，部队要重用父亲，让他们来调查，主要看是否与共党有联系。如果杀了他们，军统还会派人来的，这样对老家人可不利。 父亲隐约感觉到是为打内战作准备，如果不回去，又怕连累家人，更怕家人围堵，不让自己走。 便给父母写了张纸条，称部队有急事要返回，别担心，让特务将纸条送到家里，自己随他们返回了部队。 父亲再一次不辞而别。 父亲哪会想到，命运如此诡谲，再回家已是三十年后了。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从老家回来后，又联系上之前工商联的老伙伴，一起做五金店，后来还开了童装厂，有五六台缝纫机，70多岁还各省去推销。 2003年末，父亲身体越来越弱，每个月都要去住院，他预感来日不多，交代我妹妹把他好一点的衣服都清洗干净。 然后让妹妹用轮椅推着他，亲自送去给之前建筑公司抬土方的老朋友。他们中也有很多的抗日老兵，和父亲一样曾被打在社会最底层。 但他们大多没能再走出那段阴霾，终身穷困。 第二年春天，父亲病逝。 临终前母亲拉着他的手，好久好久没放，母亲从不在人前嚎啕大哭，越到难过时，越沉默不语。 父亲当时已经说不出话，只有眼角泪流出。 四年后，正值父亲的生日，我们兄妹想去父亲的墓地看看，母亲也执意要去。 母亲在父亲的墓前说了很多，有往事，也介绍家里新添的人，儿孙越来越好她很欣慰，让父亲放心。 离开墓地后，母亲一下变得沉默了。当天晚上，母亲摔倒在卫生间，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次，她和那帅气的团长，再也没人能让他们分开了。 我编辑稿子时，也和史一科阿姨详谈了几个小时。电话里，她哭了三次。 一次是大哥去世，一次是父亲回家，还有一次是母亲卖血养家。 经历这些事时，她还不到18岁，现在她已经是奶奶辈的人了。我很想抱抱她，可惜隔得太远。 口述史就是这样，有时挺残忍，当事人需要足够的勇气，才能带读者重新回到过去。 这些过去，是他们一家人的过去，更是我们国家一个时代的过去。 试想，如果换做我们，又有几人能做到像史诚一样，为国，可以和日军血战到底；为家，能纵身跳下大海不顾生死。 但就是这样的真英雄，也可能成为大时代的牺牲品，毫无选择余地。 而被无辜卷入的老弱妇孺，该用怎样的勇气，才能成为那黑暗中的点点萤火。 给冰冷的世界，一丝暖意。
从小，史一科就觉得父母不一般。
不仅母亲的发型不像其他阿姨，父亲走起路来也比别人精干。
但再具体的，她也说不上来。
直到有一天中午，她像往常一样去公司叫父亲回家吃饭。刚到门口，就人被拦住了。
果然，父亲骗了她。
人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日子，我印象最深是1959年9月的一天。
中午时分，我像往常一样，到家附近的百货公司，叫爸爸回家吃饭。
刚到公司门口，有熟悉的阿姨拉住我小声说，科科呀，你咋还来呢，你爸他都被抓了。
啊，坏人才会被抓，爸爸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抓呢？
我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
那年我刚8岁。
1
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家是解放前夕逃难到湖南郴州的。
刚到郴州不久，钱就花完了，不能继续住旅社，当时母亲又快要生二哥，只能先想办法解决住房问题。
父亲拉着大哥，扶着即将临盆的母亲，沿着郴江河畔，一路走，一路观察，寻找住处。
来回走了三天，终于在苏仙桥下发现了一茅草屋，这里不错，喝水、用水都不用花钱。父亲推开了草屋，发现里面住着一个独居老人。
无路可走，父亲只好将母亲扶过来，说一家人逃难到此，想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因为妻子马上要生小孩了。
心地善良的老大爷看了看母亲，马上说行，当即起身卷起铺盖就走。父亲无比感激，拿出两块光洋给他，没想到老大爷拒收了。
老大爷一个人去附近山上盖了间茅草屋，独自住了下来。这是父母来郴州的第一个大恩人。
二十多年后，老爷爷病故，父亲亲自为他办理了丧事。
苏仙桥旧照
父亲很能干，为了让身体不便的母亲住的舒适一些，他买来草料将茅草屋隔成三间，还改造成尖顶型草屋，屋四周扎着草坯。
因草屋靠在河边，父亲用6根木桩伸向河里，木桩上架成小木根和竹片，这就成为一个露天阳台，从台上可直接打水喝。
草屋的样式很好看，可惜只是个花架子，中看不中用。草坯扎成的墙壁并不牢靠，一旦刮风下雨，雨水就全进了屋。
最难过的是冬天，郴州也下雪，北风呼啸，冻得一家人缩成一团相互取暖。
尽管生活很苦，但一家人能在一起，父母还是感到很幸运。
那时父亲要守在母亲身边等待分娩，不能走远，只能在家门口想办法。
靠山吃山，近水吃水，父亲早晨打鱼去街上卖，下午再帮附近的农民挖地换些小菜、粮食，这样勉强应付一日三餐。
不久，二哥就在草棚里出生了，为表纪念，父亲特别给他取名：史一湘。
二哥出生第11天，也就是1949年的10月7日，郴州北湖区解放了。父亲赶紧来到刚成立的郴县人民政府登记。
父亲说自己叫史诚，是江苏镇江人，家人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身亡，逃难到了郴州。
接待的干部很同情父母，不仅为他们落了户，而且还答应分配给公租房，让等着名额下来。
江边草屋虽然艰辛，倒也有些世外桃源的安静，一住就到了第二个春天。
茅草屋边种地的老人看父母不像一般人，上门询问后得知这对逃难的夫妇都识字，老农请求我的父母教他小孩学习，并愿意拿出钱来做学费。
父亲看对方很诚心，说小孩只要愿意学，随时欢迎来家里玩，我们可以教他，学费不要，你可以教我种地、种红薯吧。
原来父亲从小在江边长大，只会打鱼，还不会种地。对方一听十分高兴，不仅答应亲自教父亲种红薯，还答应给父亲一块地。
到了秋天，父亲种的红薯就收回600多斤，一下抵了半年多的生活主粮。
正在父亲想着如何加固草屋度过下个寒冬时，政府分配的公租房下来了，父母搬到郴州的裕和街，分到一间60多平方米房子。
终于有了稳固之住所，没想到却迎来更大的狂风暴雨。
2
父亲很聪明，搬到裕和街后，他很快发现了商机。
当时街上有三家浴室澡堂，浴巾的用量很大，于是父亲找人借钱下广州进货来卖，积累了一点钱后，办起一家浴巾厂。
父亲厂里的浴巾物美价廉，不仅浴室来买，个人、甚至周边很远的人也来买，一家人的生活这才稳定了下来。
这时期，我和弟弟、妹妹相继出生，因为上面两个都是哥哥，弟弟妹妹又小，我也成了最受宠的那个，每次父亲外出吃早餐，都只带我一个人去。
大家都说我遗传了父母的优点，我的母亲很爱美，和街上其他的阿姨不一样，她的头发总是弄得很漂亮，父亲也又高又帅，也和其他的叔叔不太一样。
我说不清为什么不一样，但就是觉得父母不一般。
到了1956年，国家出台了公私合营的政策，父亲所办的浴巾厂划归了郴州商场百货公司，父亲从私人老板变成了百货公司会计。
百货公司属于国营，很多人都想进这样的单位。
父亲因为有文化，工作兢兢业业，业务能力又强，在干部职工中，威信很高，管着好几个店的会计，父亲在当地的工商联界很活跃。
到了1959年，公司选领导班子，上级决定要我父亲担任一把手。
可没想到，还是出了事儿。
一把手的位置一直有人盯着，那是公司的二把手王大才。他之前找过父亲，说有一条发财路，想找父亲配合。
父亲不明白他的发财路是干什么。只见对方压低声音，悄悄说出了发财的计划。
原来王大才要做假账，将每天进货的衣服，每月报损两件，然后将这两件衣服由他去卖，可卖60元，每人可分30元。
父亲连连摆手拒绝，说自己绝对不会参与。
王大才很不高兴，俩人就此结下梁子。得知公司要提拔父亲，王大才向上级反应，说我父亲是个难民，而真实身份并不清楚，应该先调查他的身份，再做考虑。
上级同意后，王大才带着一名干事，亲赴父亲老家江苏镇江调查。回来后，上级认为王大才阶级觉悟高，当即被任命为公司一把手。
而王大才带回来的调查结果，对父亲来说，却是致命的。
一个星期后，父亲在上班时，被现场逮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随即被押往洞庭湖劳动农场劳改。
在这时，我才知道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团长。抓捕父亲的布告就粘贴在百货公司显眼的位置。
8岁的我已经知道父亲的名字，但还弄不清国民党是什么。
我一边想父亲可能做过坏事，不然怎么会被抓去劳改？
但又一想，父亲太好了，我不相信父亲会做坏事，可能真像母亲说的，父亲是被冤枉的。
心里无数困惑，却不知道找谁询问。
3
父亲被捕时，母亲还怀着身孕，几个月就要分娩。
母亲没哭没闹，说父亲是被同事冤枉的，父亲是好人。
母亲又告诉我们，现在父亲不在家，但一家人要团结，姐姐要关心爱护妹妹，哥哥要关心弟弟，吃饭一定要让弟妹先盛。
为减轻母亲的负担，12岁的大哥不能继续读书，去上山砍柴卖柴火，有时一天可挣一元钱。这钱交给母亲时，母亲一转身就掉泪了。
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去菜市场捡烂菜叶子，偶尔能捡到几个辣椒和一个萝卜，我就非常高兴，离家老远对母亲欢呼，今天有菜吃了。
实在没有菜时，母亲就将盐放在饭里，一家人吃盐拌饭。
这些苦，都不算，最委屈的是被别人骂反革命的子女。一次我火了，回骂了一句，“我不是反革命！”
俩个同学就过来扯我的头发打，我哭着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却安慰我说，别人骂是别人的事，但你要记住，你父亲不是反革命，他是好人，总有一天会还他公道。
我也不知道反革命意味啥，但母亲总是这样对我说，要我记住父亲是好人。当别人又骂我时，我都忍住了。
父亲监狱里所有的情况，全靠母亲写信得知，当时劳改农场还不准家属探视。
这些信都是要层层审查，也只能关心关心父亲的身体，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让父亲安心改造。
记得母亲写信大都在深夜，在我们子女睡熟后，她一人挑灯熬夜。有年冬天，天出奇地冷，深夜母亲又趴在桌上写信。
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不停的用手帕揩眼泪，边揩泪边写，一会又趴在桌上抽泣，声音很低很小。
那时我只有10岁，不知母亲哭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该不该去问母亲，只能忍着。
一会儿母亲离开桌子，走到一腌咸菜的罐子旁，打开盖子，拿出一样东西，不停地看。
看完了，又放了进去，然后母亲就不哭了。
我感到很奇怪，腌菜罐里到底放着什么东西呢？
第二天下午我放学回来，之趁家里没人，我悄悄打开腌菜罐子，伸手进去摸着一包用纸包着的东西。
打开纸，里面是塑料纸，再打一看，是母亲和父亲的结婚照！
母亲穿着洁白的婚纱，父亲穿着国民党军装，好不威风。
母亲藏在腌菜坛的结婚照
我想一定是母亲想父亲了，看了照片就心情好了一些，于是我原封不动，又将照片放了进去。
这事至今我也没有对家人讲过。
我虽然不知道团长是个什么官，看父亲的照片，直觉父亲之前应该很有钱，也更加好奇父母是怎么相识的了。
但那时候不敢问，全家人都活在极度压抑之中。
4
1967年7月8日，我正在上学，二哥突然来学校叫我快回去。
平常爱说爱笑的二哥，此刻低头不语，脸色悲伤。问什么也不说，领着我一路沉默赶到医院，我以为谁病了，可二哥直接将我带到了停尸房。
看到大哥的遗体，我头嗡一下，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抱着大哥痛哭。
大哥出了车祸。
平常大哥对我最好，他在砖厂当临时工，每月发工资时，总要悄悄给我5毛钱买学习用品。后来去国营理发店做学徒，有了正式工作，母亲给他做了一条西装裤，他看我喜欢，也给了我。
大哥这一走，家里仿佛天塌了下来，我茫然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在我哭了半天后，一看周围有二哥，大姐和二姐，却没有看见母亲。
我问母亲呢，二哥说母亲已晕倒，躺在家里休息。
我匆匆赶到家里，只见母亲坐在桌上写什么，一边用手帕揩眼泪。
见我回来，母亲赶紧擦干了眼泪，说在给父亲写信，告诉父亲大哥去世的消息，想让他回来一趟，全家人都想他。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大的事，相信劳改队会批假的，母亲让我赶快将信寄了出去。
可一周过去了，父亲并没有回来，母亲忍不住跑到邮局，打电话问劳改队，对方回答说：“史诚是历史反革命，没有资格探亲。”
无奈，7天后大哥的遗体才安葬。
大哥去世后，家里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柱。我安慰母亲说，这个家有我呢。
我和妹妹晓白跑到火柴厂领来火柴盒，专门糊火柴盒。一放学，我们就在家里糊火柴盒，常常糊到深夜，糊着有时就睡着了，一直到天亮。
年轻的我，根本想象不到，母亲是靠什么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此时正值文革，我们家被勒令从公租房搬出来，换到一个25平米的地方。母亲之前那盘得很好看的头发，也被强制剪短了，说她是小资产主义思想，要改造。
为了养活我们，母亲什么都做，她给人织毛衣，踩袜子底，缝裤脚边，只要能赚钱的事她都不怕苦。
我们也尽可能帮助母亲一起分担，记得我上中学时，老师在上面讲，我的手就在下面织毛衣。特别是快过年的时候，白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好晚。
到我17岁时，隔壁邻居说让我找个人家嫁了算了，这样我母亲也不用这么辛苦。但我不肯，我母亲也不肯，一定要我读书。
可我的家庭身份已经让我不可能继续升学了，我主动选择下放到农村去。
母亲不愿我去农村，她知道城乡之间有天壤之别，母亲担心我去了再也回不了城。
但我别无选择，买了个脸盆，用母亲一个烂皮箱，装上仅有的两件衣服裤子，就随知青下乡了。
下乡时期的我
我和哥哥走后，家里还有妹妹、弟弟。妹妹成绩也很好，但母亲突然不让她读了，说读初中要交学费。
妹妹去求母亲，说她可以去做事赚钱，妹妹那么小，就去帮别人推板车赚钱，自己去山上掏红薯吃，过得很可怜。
但母亲还是没有同意，妹妹开始不理解，后来隔壁阿姨告诉妹妹，这些年，母亲一直在卖血！
父亲被捕后，为了维持家里的生活。母亲几乎每个月就要去卖一次血，多次从医院出来直接晕倒在路上。
因经常去医院卖血，医院现在不要母亲的血了，说她严重贫血，血清淡不合格。
母亲是知识女性，对子女教育最为看重，她得到什么样的绝境，才会主动让妹妹停止学业。但即使这样，她也没有抱怨叫苦。
想起大哥去世时，我们几个哭得死去活来，母亲也只是在家偷偷抹眼泪，看到我立马收住了。
这些年，她的心得多苦呀。
5
在我下乡的第二年，父亲终于刑满释放。
直到我回家探亲，才知道父亲回家了，我进屋一看到父亲，眼泪就出来了。
记忆中的父亲做事果断，穿的衣服很精干，又年轻又帅气。而此刻眼前的父亲，满脸浮肿，头发花白，像八十岁老人那么苍老。
我几乎认不出父亲了，心酸得不得了。
父亲却很坚强，安慰我说没有什么，就是去劳动了十年。他还找出给我准备的礼物，洞庭湖里的捡回来的漂亮贝壳，用大号田螺做成号角，用牛角做的梳子。
父亲回家后被分到建筑工地上班，抬土方，工友都是和他一样出身不好的“黑五类”。
才刚上班一个星期，居委会的主任找到家里，说父亲虽然刑满释放了，但还是被管教的对象。
每天除了要报告上班的时间，与来往人员的接触情况外，清早还必须进行义务劳动两小时，负责打扫东街的环境卫生。
父亲虽然对这个分配不满，但不能反对，只能接受。
于是每天清晨父亲4时就要起床，义务打扫完街道卫生，再赶到工地上班。由于劳动强度大，又缺少营养，父亲患上了多种疾病。
一次在建筑工地，父亲挑着走100多斤重的砖块上架子，突然头晕眼花，连人带担子，从楼上摔了下去，昏迷了过去。
队友们急忙将父亲送往医院抢救，幸好摔下来时衣服挂着了架子，减少了缓冲力，只是造成脑震荡，手脚多处挫伤。
父亲住院10天后，又匆匆返回工地上班。尽管是带伤上班，发工资时，别人每月发30元，而父亲只发给20元。
父亲忍不住问经理，为什么他少10元钱？
经理回答，因为你是被管教的人员。
父亲回家忍不住发几句牢骚，母亲却安慰他，说钱多点少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在一块，就是最大的幸福。
“设想，那年如果你去了台湾，真的，我最多等你一年，如见不到你，我没勇气生活下去，我也得死。”
母亲的话，让父亲彻底释然了。
6
父亲回来后，下决心不让年幼的孩子承受自己的苦难。
他总是要站在学校门口去接我的小弟弟，因为有大人陪着，同学们也不敢骂他是劳改犯的子女。
为了让弟弟不受欺负，父亲还特别买了酒和饼干去拜访学校班主任。他对班主任说孩子学习成绩第一，你们要实事求是的表扬，不能让孩子心灵受到创伤。
也许是父亲说得有理，也许是父亲送的礼物起了作用，之后，老师在全班和全校在大会上经常表扬他，要同学们团结友爱，说文明礼貌的话。
二哥本可以参军，但没有资格，被分配到了砖瓦厂。我本可以进歌舞团，可我没有资格，因为歌舞团要演红色剧。
虽然父亲影响了我们前途，但因为父亲实在太好了，我们内心很爱父亲。
记得一天下大雨，我睡着了，屋里漏雨了，父亲怕惊醒我，用塑料布顶住顶棚，再用盒接水，又用勺子舀水。
父亲没舍得吵醒我，直到天亮，我才看见父亲一夜没有睡。
每每这时，我也忍不住的遥想，照片中的那个团长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父亲晚年照片，眼神依然坚毅
有一次，就我和父亲在家，我忍不住问出藏在心底多年的困惑，我很想知道他和母亲怎么认识的，更想知道他们过去生活是不是非常富有。
没想到，父亲一听，吓得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说：“傻丫头，不能提过去，你妈妈是分配给我的。”
看到父亲惊慌的样子，我也不敢再追问。
反革命的帽子，压得父亲无法做人，在劳改队，父亲就不断写申诉书。
父亲说自己只是当过国民党兵，并没有反对共产党，更没有做过危害社会的事，不能算是反革命。
父亲前后写过100多份申诉书，寄往郴州法院，结果石沉大海。
出狱后，父亲还是接着写。
一直坚持到1979年底，父亲终于接到法院的平反通知书。原单位恢复了他的工作，按职工退休，办理了退休手续，每月退休金25元。
全家人高兴的不得了，父亲穿上了新衣服，母亲特别把全家叫到一块，说有事商议。
母亲郑重其事地说：“我早就说过，政府会还你父亲一个公道的，你父亲是好人，不是坏人，这回你们相信了吧？”
我们兄妹欢呼：“妈妈，你真英明伟大”！
7
父亲平反后，第一时间就是与镇江老家亲人联系。
父亲的老家在江苏镇江，长江边上，祖祖辈辈靠打鱼和在码头当水运长工为生。
父亲从小生活在江边，游泳、打鱼都是好手。一到夏天，父亲人在江里能泡上一天，这样不是贪玩，而是能帮助家里多赚点搬运费。
一天傍晚，爷爷领着父亲从码头回家，边走边数钱，突然爷爷一跺脚，大叹一声：“唉，我怎么这么蠢！”
原来是商贩少算了10元钱给爷爷。年幼的父亲好奇问爷爷，为何会算错？
爷爷叹气说，自己没有文化，不熟悉加减乘除，常常被商贩蒙骗，少算钱。
当即，父亲拍着胸脯说，一定要做个会算数的人，他要读书！
见父亲决心很大，家里借了钱，没让父亲继续泡在江里，送他上了一所私塾学堂。
父亲读书很用功，从不迟到，学校成绩最好。可才读了6年书，父亲已满18岁了，只能回家了。
那是1936年12月底，记得先生教的最后一课时，说日本占领了东北三省，你们回去后，必须努力自学读书，奋发图强。
此时的父亲已经长成了英俊帅小伙，见父亲回家，爷爷高兴极了，说该承担家庭的责任了，要父亲换了新衣服去相亲。
刚到家就去成亲，父亲根本就没有思想准备，太突然了，大声说自己不结婚，等找到工作以后再说。
没想到爷爷眼睛一瞪，说6天之后必须定亲结婚，对方家有海运公司，姑娘又好，多少求婚者都无门，人家看上了父亲，这是咱家的福分！
于是，双方父母定于1937年1月18日拜堂结婚。结婚日临近，父亲闷闷不乐，上街买相亲的礼品。街上的海鲜干货店老板叫住他，把他拉到一边，说了一件他不知道的事。
原来自己的结婚对象，喜欢的是干货店老板的儿子，是父母没看上要主动拆散。干货店老板看看四周没有熟人，塞给父亲一迭钱，说你去考黄埔军校吧，将来有出息后再回来找个好姑娘。
他还告诉了父亲黄埔军校的地址，在离家很远的西安。
虽然不确定干货店老板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但父亲一听考军校，这是个不错的主意，马上同意了。
父亲回家写了张纸条，留给父母，说对不起父母大人，我要去考军校，混出个模样，再回来见你们。
打点行装后，父亲当天逃离了家里。
8
在郴州这些年，父亲无数次想回老家，但各种运动纷至沓来，父亲担心回去后会被认为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于是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也担心连累家人，一直不敢和家里联系，直到百货公司去调查，老家人才知道父亲还活着。
出狱后，父亲不能自由出行，也无颜见家人，想家的念头也就藏在心底。
现在，父亲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回去了。父亲是带着弟弟一起回去的，虽然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但见到叔叔、姑姑发展都很好，父亲很欣慰。
从老家回来后，父亲就像变了个人，天天哼着小调，他最喜欢京剧，马上买来二胡，每天都要拉几下，仿佛一下又年轻十来岁。
母亲仿佛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穿旗袍，穿新时尚衣服，后来自己开了一家服装店，每天换着新衣服穿。
母亲不管多难，都会盘好头发
当然，我知道母亲的服装店并没有赚到钱，母亲是为了展示新生活，更是把过去受委屈，没有享受的生活补回来。
母亲家是江苏做蚕丝生意的，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但从小生活得也很金贵。而且母亲读书很厉害，小时候都是跳级读。
我也更加好奇，他们俩是怎么相识的。
有一天，我与丈夫回家看望父母，我对父亲说，如今不搞阶级斗争了，十年前，你说是上司将妈妈分配给你的，该告诉我是怎么分配的吧。
这次，父亲也不隐瞒了，他告诉我，那是1947年2月，当时父亲是205师65团团长。
这个师是青年整编师，名为一个师，实有3个师，师长就是军长，他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嫡系。
父亲的任命也是经蒋介石批准，在大家的眼里，这些都是对蒋介石绝对忠诚的干部。
风声越来越紧，蒋介石加强了打内战的准备，不少部队都派往了东北及解放军所占领的地方，对解放区形成包围，与解放军的摩擦，每天都在发生。
奇怪的是，军长要求父亲所在的团，开往南京长江边设防挖工事，并每天进行泅渡训练。
父亲的团有6000多人，训练十分艰苦，从长官到士兵都不愿意再打仗，每天都有士兵逃跑。
虽然下令逃兵当场击毙，也还是防不胜防。为防止错杀，父亲规定凡待枪毙的逃兵，都由他亲自处理。
为了稳定军心，部队想出各种怪招。
1947年2月，上级突然下达一道命令：营级，特别是团级以上干部，最好就在附近江苏找女子尽快结婚。
父亲此时已29岁了，虽是光棍一条，但对上级要求找对象结婚却嗤之以鼻，没有当一回事。
他早已打定了主意，坚决不在部队结婚，他要回家。
9
电话不断催，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轮番给父亲相亲。
父亲明白，上级是想以此将205师建成铁军，稳定军心，这有利于作战。
拖到7月2日，父亲又接到电话，称有长官在酒店要见他，父亲急匆匆赶了去。
参谋把父亲领进了一间雅座，推门一看，里面坐的是军长郑祥。军长说要交给父亲一个特别任务。
随即把坐在旁边的一个女孩叫到父亲面前，介绍对方叫陈祯，是自家侄女，今年19岁，镇江中专学校毕业。
“你们结婚吧！”
父亲一愣，这是自己第二次被逼婚，只是和第一次不同的是，父亲动心了。
父亲动心倒不是因为军长做媒，而是眼前的陈祯面容娇好，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旗袍，显得很是青春活泼，而且还有文化，又是老乡。
父亲思索片刻，当下表态同意。军长又下令说，就这几天结婚。
这也太突然了，父亲结巴了半天，一时无法回答。
国民党惨败已成定局，父亲担心一旦国民党垮台，这么漂亮的娇小姐，会不会跟着别的男人跑了。
陈祯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有主见，她也一眼看中了父亲，也看出了对方的心事，主动说俩人先聊聊。
俩人聊了一宿，彼此认定是可靠之人，才在部队举行了婚礼，这是父亲从军十几年来，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幸福。
婚后半年，父亲的部队没有任何调动，仍在长江沿线布防，一切趋于平静。但战场上，却是国军节节败退的消息。
就在国军前途暗淡的1948年，我的大哥出生了，父亲取名：史一桃。
一天深夜，见父亲辗转难眠，母亲问他想什么，说来俩人一起分析分析。
父母恩爱的晚年
父亲说国军已没有希望了，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他担心蒋介石可能会带着嫡系部队逃往台湾。
听父亲这么一说，母亲也不淡定了，想了半个小时。最后母亲坚定说，就算天塌下来，俩人一起顶着，但有一条，不论走到天涯海角，生死不能分离！
母亲这么一讲，父亲也想开了，只要不分开，家还存在一切就有希望。
1949年7月26日晚上，父亲收到一份紧急电报：205师移防台湾，营以上干部家属先撤往台湾，务必在四天之内离开驻地，前往广州坐船。
父亲这才反应过来，上司这么操心大家的婚姻，就是为了今天绑架他们去台湾。
10
第二天天亮，军统特务开来10辆卡车，一辆车坐4家人。
命令不得不执行，父亲把两个警卫员叫到跟前，安排他们在路上必须照顾好妻儿。
车上的家属小孩和送别的军官，如生死离别，个个泪流满面，父亲也是强忍泪水，将妻儿送上车。
再见面，谁也无法预料会是什么时候了！
那时候我的大哥一岁多，母亲又怀了二哥。母亲上车后，父亲十分担心，将一把随身带的匕首递给母亲，让母亲用来削水果。
父亲压低声音交代母亲，尽管是官兵眷属，路上也不知会出什么状况，千万要保重自己。
自从母亲走后，父亲每天都提心吊胆，他掐着手指头算，已经离开半个月了，应该到达了台湾了吧？
这一路上兵荒马乱，身孕的妻子肯定晕车了，坐船肯定很辛苦。直到8月10日，父亲才接到命令，立即赶赴广州，从广州将坐船去台湾。
为了早点见到妻儿，父亲督促团里的车一路狂奔，6天后全团到达了广州，随即又急忙赶往港口，准备坐船。
夜幕拉开，港口码头的灯光忽闪忽亮。海上不时有国军的军艇巡逻，探照灯四处照射，防解放军或游击队偷袭。
父亲率领全团坐上了008号舰艇，该艇30米长，是15米宽，这是当时最先进的舰艇。
船上载有参谋长，电报员和一个警卫排，父亲坐在指挥台上，命令船长加快速度前进。
当时国民党的特务无处不在，父亲的船上也安插了一名特务，他对父亲很恭敬。父亲对他也不薄，一路上好吃好喝招待，目的是不要让他向上乱打小报告。
船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后，这个特务来到父亲的指挥台，欲言又止。父亲以为他又要想喝酒，拿出一瓶酒给他。
他接过酒，悄悄对父亲说：“你对我太好了，我绝不会向上说你们的不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见旁边无人，只有轮机的轰鸣声，他凑近父亲的耳朵说，你们团的家属还在路上，被拦截在广东交界的湖南境内，根本没到台湾。
如雷轰顶！
父亲睁大眼睛望着他，急切问：“真的？”
他再次肯定地点了点头。
好在舰艇才开了一个多小时，父亲来不及多想，径直来到哨兵位置，要哨兵去休息，他来站岗。
哨兵一走，父亲整了整救生衣，又拿了个救生圈，纵身跳入了大海，向广州方向游去。
两人有言在先，生死不能分开！
11
父亲奋力游了四个小时，天快亮了。
这时国军的巡逻艇开着亮灯，四处照射，父亲灵机一动，将救生圈抛向远处，潜水游向岸边。
“哒哒……”巡逻艇上的哨兵开了枪，看到漂浮的救生圈，以为有解放军。
又游了一个多小时，父亲看到海上漂着一根木头，本想去抓木头，巡逻艇的国民党兵以为有人泅渡，又朝木头开了枪。
父亲迅速潜入海里，朝另一方向游去躲过了一劫。巡逻艇被调开了，趁机他顺利地爬上了岸上，躲进了一艘渔民的船里。
鱼船上有一位老人，他骨瘦如柴，面容漆黑。见父亲进去了，以为来了生意，笑着问：“长官，要用船吗？”
父亲拿出两块光洋给他，要买他的衣服穿。渔民高兴极了，马上找了两套旧衣服给父亲。
父亲化妆渔民，是担心路上遇到认识的国军部队。
当时父亲不知道母亲在何处，只能广州出发，走公路前往湖南郴州，希望沿途发现母亲的踪迹。
此时广州到处炮声隆隆，国民党与解放军在决战。公路上，到处是运兵的车，逃难的、找亲人的、赶马车的，一路浩浩荡荡，一路喧哗，一片嘈杂，一片惊慌。
父亲一边走一边观察走在路上的妇女小孩，一路询问打听。
可过了五天，也没有一点消息，父亲心急如焚，只能不停地走，晚上在公路边，村子屋檐下打个盹，天亮继续赶路寻找。
十天后，父亲走到了湖南郴州边界的白石度，还是没有看见妻儿。当时太阳已经落山了，父亲准备到车站旁的饭馆吃饭。
刚坐下来，看见两个男青年也在这里吃饭，一个戴草帽，穿中山装的，望父亲一眼后，目光迅速移开了；另一个穿胶鞋，也戴草帽的，似曾相识。
父亲连忙走过去，一把摘下那男子的草帽，惊呼一声，他们是护送母亲的警卫员。
俩人也这才认出父亲，赶紧将父亲拉到路边一片树林里。等不及父亲问话，齐刷刷跪在了父亲面前：
“团长，我对不起您……”
12
原来，运家属的卡车行驶在湖南郴州后，被国民党薛岳的部队拦下了。
他们要家属下车，自己走路或投靠亲戚，卡车要征用，改运国民党兵。
两个警卫员无奈，只好将我母亲安顿在郴州一家旅社，然后出来寻找国军的车。准备找到车再返回去接他们，护送往台湾。
可一直没找到车，正在这里不知如何是好。弄清情况后，父亲将俩警卫员扶起，给他们几块光洋，让他们赶快回家，不能再当兵了。
郴州不大，只有几千人，可大小旅馆，父亲找遍了，也没有发现母亲的身影。
停晚，父亲来到郴州裕后街的河边，打算洗个澡，再继续寻找。刚走下河边台阶处，就看见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妇女，领着一个小男孩，手里提着装衣服的篮子。
走近一看，正是苦苦寻找的母亲和大哥。母亲更是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剩哭了。
因气候不适应，住在旅馆后大哥发了高烧，又拉肚子，母亲急坏了，到药店抓药吃了一个多星期，大哥高烧才退了下来。
就在母亲焦急等消息时，住处突然来了一个老头，头发梳得油光，穿着长袍，说看母子俩挺可怜的，让母亲嫁给他。
母亲说自己丈夫马上就来了，将其轰走。可第二天，老头不死心，拿出一迭钱放在母亲面前，死皮赖脸，坐了一天也不肯走。
情急之中，母亲突然从袋子里拿出那把匕首，对着自己的脖子，说你走不走？不走就死在你的面前！老头这才灰溜溜的走了。
母亲担心再被骚扰，换了家旅馆。父亲听后更是自责，发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再也不会将母亲单独留下了。
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郴州，母亲又大着肚子，父亲不可能带着母亲赶去台湾，只能先隐藏身份，装成难民留了下来。
这一留，就是一生。
13
父亲如果去台，肯定前途无量，他跳下大海，只想护家人周全。
后来统战部门曾来过我家，问父亲台湾方面还有什么亲戚？有没有和之前的老战友联系，希望多做维护两岸统一的工作。
父亲在郴州隐姓埋名，换了名字，台湾战友想联系估计也联系不上。倒是黄埔军校同学会经常来看父亲，你来我往，家里好不热闹。
父亲和黄埔同学在一起
特别是潘怀英法官在朋友介绍下，隔三差五来找父亲聊天，说要记录父亲的故事。
我们这才了解到父亲不仅是国民党落难军官，更是一个抗战英雄。
他的团长军衔，是在抗日战场上，用命换来的。
父亲第一次从家逃婚出来后，经过6天辗转来到了西安。很快，他在大雁塔旁一条小巷找到了黄埔军校报名处。
这天上午报名的年轻人有100多，考官问一些个人情况后，要每个人写上20个字的内容。当轮到父亲时，考官问了基本情况后，特别在备注栏里写道：可备用当海军。
然后考官让父亲写字，父亲提笔写道：绝不当亡国奴，坚决把日寇赶出中国！
考官满意地点了点头，父亲被录为黄埔军校第14期学员。
经过半个月的队列训练，开始进行军事科目学习，父亲学习特别认真，考核全校第一，最长步枪射击，弹无虚发。
抗战爆发后，形势越来越紧张，1938年1月中旬，父亲提前学习毕业，分配到第2军第31师警卫连当排长。
战云密布，3月初，父亲随部队开进台儿庄，上级命令31师死守台儿庄西北角。
台儿庄战役正式打响后，日军万余人的机械化部队，在空军的支持下，气势汹汹直扑台儿庄。
小小的台儿庄顿时飞机轰鸣，大炮的爆炸声，战车滚滚，硝烟弥漫。猛攻几个昼夜，中国军人虽以血肉之躯与敌坦克拼搏，终因难抵敌，日军冲入台儿庄。
4月1日，日军突入了31师防守的西北角。下午5时，父亲掩护师部撤退，连长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全连牺牲30多人。
警卫连不能再有伤亡了，否则，无法保证师指挥所的安全。父亲让副连长掩护师部撤离到安全地带，独自一人负责阻击。
副连长要他留一个班，父亲说不行，多了容易暴露目标。旋即，父亲提着一支步枪，携带6颗手榴弹，登上了一残壁城墙隐蔽。
只见100米处，敌人占领了车站，在得意狂笑。父亲强压心中怒火，瞄准一日军指挥官，“叭”地一声勾动板机，指挥官应声倒地毙命。
紧接着父亲又连开始几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日军被打懵了，不敢冒进。当父亲赶上警卫连时，师长说在望远镜里看到父亲连续击毙敌10人，好样的，当即宣布他为警卫连连长。
台儿庄一战，中国军队大获全胜。这不仅鼓舞了国人的抗战信心，也让蒋介石看到了希望。传令，对参战部队有功人员给予重用。
于是没有参战的部队纷纷到参战部队要人。父亲也被74军58师师长看中，要直接提拔他为营长，问他愿不愿意去。
父亲反问师长是否有仗打，师长说保证有大战打。父亲同意了，成了74军58师1团1营营长。
果然马上又要打仗了。
14
日军占领台儿庄后，得意忘形，要夺取武汉，打破国军的防御体系。
父亲随国军在万家岭一带设防阻击，双方激战2天，日军没有前一步，于是出动飞机轮番对阵地轰炸后，派出4个联队向阵地进攻。
日军武器精良，人数众多，一个联队涌向父亲团所在阵地时，双方拼了刺刀，寡不敌众，日军突破占领大部分阵地。
上级命令父亲，即使战至最后一个人阵地也不能丢。
此时父亲1营的3个连队已经牺牲203人，3个连长阵亡，多人负了重伤，真正能战斗的只有80人。
到了下半夜，父亲将80人组织成敢死队，头扎白毛巾，分三组，互相倚靠，悄悄接近敌阵地占领的张古山2号阵地。
父亲下令大家不许开枪，偷袭成功后与敌人拼刺刀。
2号阵有50米长，2米宽的战壕，有日军一个小队60人驻守。骄傲的日军做梦也没有想到敢有人深夜突袭，都在打旽抱枪睡觉。
当敢死队员全部到位后，父亲一声令下，随即一跃而起第一个跳进战壕，一番猛冲，猛刺，猛砍，半个多小时，除两个逃跑，阵地日军全部击毙。
天亮时，师长见父亲重回夺回阵地，高兴极了，又派出一个连队协助他们守卫阵地。
战斗进行到第13天，万家岭之战国军队全歼日军万余人，这是中国军队既平型关战役、血战台儿庄后又一重大胜利。
这战之后，父亲被提拔为副团长。随后，父亲不断转战山东、安徽、陕西、湖南，与日军作战。
湖南衡阳保卫战时，看到战友孤军作战，父亲和其他长官不断向上级请求赴衡阳支援，但上峰不知出于何故，一直没有派兵支援。
这以后，父亲对国民党渐渐失去了信心，有了要离开部队的心思。
等到日军投降后，父亲兴奋极了，第一时间以探亲假回到了老家镇江。这是父亲离家第一次回家，家人都以为他死了。
当父亲出现在家门口时，爷爷奶奶根本认不出他了。爷爷拉着他的手反复看，白发苍苍的奶奶摸着他的脸，反复确认耳朵下面的胎记，最后才颤抖着说：“这是我的儿子，真的是我的好儿子，老天保佑！”
爷爷说，这次回来就不准再走了。父亲回答好，他其实早就有解甲归田的打算，这次带回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父亲当即把这些钱，分给了兄弟姐妹，又给父母亲留下了一笔钱，以示自己对父母的不孝。可父亲在家才住了10天，部队发来电报6个字：火速赶回部队。
仗都打完了，还回部队干什么？父亲没有理睬，将电报塞进了口袋。
15
没过几天，有两个黑衣男青年，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他们把父亲叫到一家茶馆，出示了证件，两人是军统。父亲一下火了，趁其不备，一个反转，缴了他的手枪。
在战场真刀真枪干拼杀的父亲，最看不起的就是特务，而现在竟敢跟踪到家里，父亲气得想一枪毙了对方。
对方说自己是奉命行事，部队要重用父亲，让他们来调查，主要看是否与共党有联系。如果杀了他们，军统还会派人来的，这样对老家人可不利。
父亲隐约感觉到是为打内战作准备，如果不回去，又怕连累家人，更怕家人围堵，不让自己走。
便给父母写了张纸条，称部队有急事要返回，别担心，让特务将纸条送到家里，自己随他们返回了部队。
父亲再一次不辞而别。
父亲哪会想到，命运如此诡谲，再回家已是三十年后了。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从老家回来后，又联系上之前工商联的老伙伴，一起做五金店，后来还开了童装厂，有五六台缝纫机，70多岁还各省去推销。
2003年末，父亲身体越来越弱，每个月都要去住院，他预感来日不多，交代我妹妹把他好一点的衣服都清洗干净。
然后让妹妹用轮椅推着他，亲自送去给之前建筑公司抬土方的老朋友。他们中也有很多的抗日老兵，和父亲一样曾被打在社会最底层。
但他们大多没能再走出那段阴霾，终身穷困。
第二年春天，父亲病逝。
临终前母亲拉着他的手，好久好久没放，母亲从不在人前嚎啕大哭，越到难过时，越沉默不语。
父亲当时已经说不出话，只有眼角泪流出。
四年后，正值父亲的生日，我们兄妹想去父亲的墓地看看，母亲也执意要去。
母亲在父亲的墓前说了很多，有往事，也介绍家里新添的人，儿孙越来越好她很欣慰，让父亲放心。
离开墓地后，母亲一下变得沉默了。当天晚上，母亲摔倒在卫生间，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次，她和那帅气的团长，再也没人能让他们分开了。
我编辑稿子时，也和史一科阿姨详谈了几个小时。电话里，她哭了三次。
一次是大哥去世，一次是父亲回家，还有一次是母亲卖血养家。
经历这些事时，她还不到18岁，现在她已经是奶奶辈的人了。我很想抱抱她，可惜隔得太远。
口述史就是这样，有时挺残忍，当事人需要足够的勇气，才能带读者重新回到过去。
这些过去，是他们一家人的过去，更是我们国家一个时代的过去。
试想，如果换做我们，又有几人能做到像史诚一样，为国，可以和日军血战到底；为家，能纵身跳下大海不顾生死。
但就是这样的真英雄，也可能成为大时代的牺牲品，毫无选择余地。
而被无辜卷入的老弱妇孺，该用怎样的勇气，才能成为那黑暗中的点点萤火。
给冰冷的世界，一丝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