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的这句歌词用来形容这段时间的世道变迁大概再恰当不过。1月21日我从北京飞洛杉矶。临行前虽然关于新冠的小道消息已经到处流传，但疫情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那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平静。等我落地后打开手机，愕然得知武汉封城。之后一个多月，如你我所知道的，全中国骤然跌入黑暗的深渊。
那段时间我在美国各地旅行，从加州到新墨西哥到得州再到纽约，到处是一番盛世太平景象。英文媒体上虽然也有很多关于新冠的报道，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新冠还远远不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最多只是日常的谈资之一。
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还在讨论中国这样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封城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还在天真地向公众传达“新冠不过是大号流感无需恐慌”的乐观观点。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美国人看着遥远的中国发生的一切，仿佛是作为观众在看一部末日科幻电影，浑然不知大难将至，自己很快也会成为这部电影的主角。
我继续着很久之前就定好的行程，但无论到哪里都心不在焉，几乎全天候刷着微博和微信追踪最新的消息，为任何一点进展感到振奋，也时不时地因为负面的消息而难过揪心。
有很多次我坐在公园的长椅或草坪上，暂时放下手机抬起头看蓝天白云和远处嬉笑的孩童，再回想手机上看到的那些来自武汉的挣扎呼喊，对比过于强烈，显得如此不真实。
2月底我准备回北京，那时美国各大航空公司到中国的航班都已经停飞，国航的北京纽约航班也削减了班次，还合并了北京到纽约和北京到华盛顿的航班，先从华盛顿起飞接一批乘客，再到纽约接上纽约的乘客，然后才飞回北京。华盛顿到纽约这段属于美国国内航班，原本国航无权经营，但美国航管局在特殊情况下特批了国航的执飞申请。
当时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强烈建议我继续留在美国呆上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做决定，我也一度动过改机票的念头，但考虑之后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回国。
回程也颇费周折，飞机从华盛顿起飞后又因为雷雨迫降波士顿，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坐了一个通宵，才在早上6点等来了延误六个小时的飞机。降落北京之后，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身边人人戴着口罩神色惊慌的景象仍然让我暗暗吃了一惊。
谁能想到呢？从那之后，中国和美国的形势彻底逆转，世界陡然调了个个儿。
3月1日，纽约失守，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是一名从伊朗旅行回来的女护士。那时全美国的病例还只有200多例，并且主要集中在西岸的华盛顿州和加州。一周之后，纽约的确诊已经近百。
再之后，纽约和整个美国就掉进了一条加速下坠的轨道，确诊病例数急剧增长，每天新增数从几十、到几百、再到上千，一个个数字看着让人惊心动魄。
目前，美国的确诊病例飙升到了46443例，仅次于中国和意大利排全球第三。其中纽约州更是达到全美最多的23230例，加上排第二、和纽约连为一体的新泽西，大纽约地区的确诊病例超过了全美的一半。
今天是武汉封城的第六十天，中国的疫情已经开始平稳，街上又有了人流和车流，中国的城市在渐渐恢复往日的生气。
而这个时候，纽约却成为了另一个武汉，成了不折不扣的epicenter，美国也成为了另一个让人忧心的疫区。正是樱花季，武汉的樱花想必已经盛开，而同样以樱花闻名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却颁发了禁止赏樱的禁令。
于是，我一边在为我们国内的情况感到宽慰，一边又开始焦虑地全天候刷新闻关注纽约的情况，为在纽约的朋友担心，也为纽约是否能够经受住这次挑战而揪心。
一个月前，纽约的朋友为我搜罗带回国的口罩。而一个月后，轮到我问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防护用品。
放眼全球，更是狼烟四起。虽然最初集中爆发感染的几个亚洲国家疫情也同样得到了控制，但欧洲国家却一个个紧随意大利的步伐，复制着意大利一两周前的坠落轨迹：西班牙逼近3万例，德国和法国逼近2万例……整个欧洲沦陷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
当初信誓旦旦说新冠不会改变正常生活方式的西方社会，也都一个个开始采取或松或紧的封锁措施，从意大利，到英国的“social distancing”，到旧金山的“shelter in place”，到纽约人说的“纽约暂停”(New York on pause”)，莫不如此。
《纽约时报》有一组图片专题“The Great Empty”，刊登了来自全世界十几个城市街头空荡荡的照片。纽约有两张，其中一张是时代广场——那个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的宇宙中心，原本24小时人头攒动，即使午夜也是热闹喧嚣，但现在你走在那里，恐怕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在新闻里所看到的，中国在前两个月里经历的很多事情，也开始在其他国家一幕幕地开始上演：初期的恐慌、抢购生活用品、医疗物资的奇缺、医疗资源的挤兑、阳台上的音乐会、隔离在家时充满创意苦中作乐的小幽默……那些善的、美的、丑的、恶的，完全复刻，如同同一套剧本的翻拍。
中国似乎已经迎来了黑夜的尽头，但整个世界，却即将进入一个至暗时刻。
昨天我去公园野餐，发现北京的公园里已经人满为患。我坐在草地上，再次感受到那种鲜明的对比所产生的强烈的不真实。
从个人的角度，我也许是幸运的，躲在一个奢侈的时间窗里，完美地避开了中国和美国的疫情，但我不敢为此感到庆幸。
我写下这段经历和心境变迁，只是想小声地提醒你几件事情。
第一，我们原本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人类近百年用科技的高速发展所构筑起来的引以为豪的现代生活同样是非常脆弱的。
只需要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病毒就可以让世界在旦夕之间颠覆，让火车飞机停驶、让一座座城市成为空城、让一个个国家彼此孤立。
愿你看清这一点，更加珍惜所拥有的一切，更加用力地热爱所拥有的一切。同时，保持对他人的尊重、善意与爱，保持对自然的敬畏。
第二，不要对其他国家正在经历或者将要经历的疫情幸灾乐祸。
从功利的角度来说，虽然中国目前来说局面已经得到控制，这来之不易，但只要整个世界还有一个国家存在疫情，我们的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我们就无法完全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我们就无法像以前那样自由地在世界行走。
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原因而对其他国家的灾难幸灾乐祸，不但坏，而且极其愚蠢。沈阳一家粥店打出“热烈祝贺美国日本疫情”的横幅，在微博上成为热点后，这张照片已经被传到了推特上。相信这样的蠢货不在少数，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第三，我们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
我不敢轻易断言说2020年会是往后十年里最好的一年，但这场疫情毫无疑问会改变很多很多的东西。
前两天《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15年前他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发表了一篇文章(The world B.C., before coronavirus, and after)，文中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这次的新冠疫情将会成为一个历史的分界点。
英文里的B.C.是“公元前”(Before Christ)的缩写，弗里德曼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说世界从此将分为“Before Coronavirus”和“After Coronavirus”，这当然是略带夸张的玩笑说法，但也说明这场疫情确实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弗里德曼的意思是，虽然全球性的瘟疫大流行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但这次不一样，这是一个全球紧密连接的新时代，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世界环境，因此随着病毒进一步扩散，我们进入了完全未知的领域，很难预料之后会诱发什么样的随机并且混乱的连锁反应——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
第四，这场疫情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重塑人的思想，让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政府、社会、自由、权利等等之类的关系。
还是以弗里德曼那篇文章为例，他在文章里提出一个观点，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紧密型的，另一类是松散型的。中国和新加坡这样的社会是紧密型社会，存在许多规则，民众习惯较高程度的监管。另一方面，美国和巴西则是松散型社会，规则更弱，氛围更加宽松。
在这次疫情中，紧密型国家如中国和新加坡的应对都很高效。所以他反思，美国这样的松散文化是不是也需要一次大转型？
可以想见，在美国、在欧洲，一定也有很多很多的学者、政治人物、普通人，在做类似的思考。这些思考，会不会在未来某个时候碰撞，最终形成某种力量？尽可自由想象。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的这句歌词用来形容这段时间的世道变迁大概再恰当不过。1月21日我从北京飞洛杉矶。临行前虽然关于新冠的小道消息已经到处流传，但疫情的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那是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平静。等我落地后打开手机，愕然得知武汉封城。之后一个多月，如你我所知道的，全中国骤然跌入黑暗的深渊。
那段时间我在美国各地旅行，从加州到新墨西哥到得州再到纽约，到处是一番盛世太平景象。英文媒体上虽然也有很多关于新冠的报道，但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新冠还远远不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最多只是日常的谈资之一。
当时的美国，《纽约时报》还在讨论中国这样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封城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还在天真地向公众传达“新冠不过是大号流感无需恐慌”的乐观观点。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美国人看着遥远的中国发生的一切，仿佛是作为观众在看一部末日科幻电影，浑然不知大难将至，自己很快也会成为这部电影的主角。
我继续着很久之前就定好的行程，但无论到哪里都心不在焉，几乎全天候刷着微博和微信追踪最新的消息，为任何一点进展感到振奋，也时不时地因为负面的消息而难过揪心。
有很多次我坐在公园的长椅或草坪上，暂时放下手机抬起头看蓝天白云和远处嬉笑的孩童，再回想手机上看到的那些来自武汉的挣扎呼喊，对比过于强烈，显得如此不真实。
2月底我准备回北京，那时美国各大航空公司到中国的航班都已经停飞，国航的北京纽约航班也削减了班次，还合并了北京到纽约和北京到华盛顿的航班，先从华盛顿起飞接一批乘客，再到纽约接上纽约的乘客，然后才飞回北京。华盛顿到纽约这段属于美国国内航班，原本国航无权经营，但美国航管局在特殊情况下特批了国航的执飞申请。
当时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强烈建议我继续留在美国呆上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再做决定，我也一度动过改机票的念头，但考虑之后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回国。
回程也颇费周折，飞机从华盛顿起飞后又因为雷雨迫降波士顿，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坐了一个通宵，才在早上6点等来了延误六个小时的飞机。降落北京之后，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身边人人戴着口罩神色惊慌的景象仍然让我暗暗吃了一惊。
谁能想到呢？从那之后，中国和美国的形势彻底逆转，世界陡然调了个个儿。
3月1日，纽约失守，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是一名从伊朗旅行回来的女护士。那时全美国的病例还只有200多例，并且主要集中在西岸的华盛顿州和加州。一周之后，纽约的确诊已经近百。
再之后，纽约和整个美国就掉进了一条加速下坠的轨道，确诊病例数急剧增长，每天新增数从几十、到几百、再到上千，一个个数字看着让人惊心动魄。
目前，美国的确诊病例飙升到了46443例，仅次于中国和意大利排全球第三。其中纽约州更是达到全美最多的23230例，加上排第二、和纽约连为一体的新泽西，大纽约地区的确诊病例超过了全美的一半。
今天是武汉封城的第六十天，中国的疫情已经开始平稳，街上又有了人流和车流，中国的城市在渐渐恢复往日的生气。
而这个时候，纽约却成为了另一个武汉，成了不折不扣的epicenter，美国也成为了另一个让人忧心的疫区。正是樱花季，武汉的樱花想必已经盛开，而同样以樱花闻名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却颁发了禁止赏樱的禁令。
于是，我一边在为我们国内的情况感到宽慰，一边又开始焦虑地全天候刷新闻关注纽约的情况，为在纽约的朋友担心，也为纽约是否能够经受住这次挑战而揪心。
一个月前，纽约的朋友为我搜罗带回国的口罩。而一个月后，轮到我问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防护用品。
放眼全球，更是狼烟四起。虽然最初集中爆发感染的几个亚洲国家疫情也同样得到了控制，但欧洲国家却一个个紧随意大利的步伐，复制着意大利一两周前的坠落轨迹：西班牙逼近3万例，德国和法国逼近2万例……整个欧洲沦陷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
当初信誓旦旦说新冠不会改变正常生活方式的西方社会，也都一个个开始采取或松或紧的封锁措施，从意大利，到英国的“social distancing”，到旧金山的“shelter in place”，到纽约人说的“纽约暂停”(New York on pause”)，莫不如此。
《纽约时报》有一组图片专题“The Great Empty”，刊登了来自全世界十几个城市街头空荡荡的照片。纽约有两张，其中一张是时代广场——那个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的宇宙中心，原本24小时人头攒动，即使午夜也是热闹喧嚣，但现在你走在那里，恐怕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在新闻里所看到的，中国在前两个月里经历的很多事情，也开始在其他国家一幕幕地开始上演：初期的恐慌、抢购生活用品、医疗物资的奇缺、医疗资源的挤兑、阳台上的音乐会、隔离在家时充满创意苦中作乐的小幽默……那些善的、美的、丑的、恶的，完全复刻，如同同一套剧本的翻拍。
中国似乎已经迎来了黑夜的尽头，但整个世界，却即将进入一个至暗时刻。
昨天我去公园野餐，发现北京的公园里已经人满为患。我坐在草地上，再次感受到那种鲜明的对比所产生的强烈的不真实。
从个人的角度，我也许是幸运的，躲在一个奢侈的时间窗里，完美地避开了中国和美国的疫情，但我不敢为此感到庆幸。
我写下这段经历和心境变迁，只是想小声地提醒你几件事情。
第一，我们原本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人类近百年用科技的高速发展所构筑起来的引以为豪的现代生活同样是非常脆弱的。
只需要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病毒就可以让世界在旦夕之间颠覆，让火车飞机停驶、让一座座城市成为空城、让一个个国家彼此孤立。
愿你看清这一点，更加珍惜所拥有的一切，更加用力地热爱所拥有的一切。同时，保持对他人的尊重、善意与爱，保持对自然的敬畏。
第二，不要对其他国家正在经历或者将要经历的疫情幸灾乐祸。
从功利的角度来说，虽然中国目前来说局面已经得到控制，这来之不易，但只要整个世界还有一个国家存在疫情，我们的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我们就无法完全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我们就无法像以前那样自由地在世界行走。
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原因而对其他国家的灾难幸灾乐祸，不但坏，而且极其愚蠢。沈阳一家粥店打出“热烈祝贺美国日本疫情”的横幅，在微博上成为热点后，这张照片已经被传到了推特上。相信这样的蠢货不在少数，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
第三，我们生活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
我不敢轻易断言说2020年会是往后十年里最好的一年，但这场疫情毫无疑问会改变很多很多的东西。
前两天《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15年前他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发表了一篇文章(The world B.C., before coronavirus, and after)，文中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这次的新冠疫情将会成为一个历史的分界点。
英文里的B.C.是“公元前”(Before Christ)的缩写，弗里德曼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说世界从此将分为“Before Coronavirus”和“After Coronavirus”，这当然是略带夸张的玩笑说法，但也说明这场疫情确实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弗里德曼的意思是，虽然全球性的瘟疫大流行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次，但这次不一样，这是一个全球紧密连接的新时代，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世界环境，因此随着病毒进一步扩散，我们进入了完全未知的领域，很难预料之后会诱发什么样的随机并且混乱的连锁反应——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
第四，这场疫情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重塑人的思想，让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国家、政府、社会、自由、权利等等之类的关系。
还是以弗里德曼那篇文章为例，他在文章里提出一个观点，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紧密型的，另一类是松散型的。中国和新加坡这样的社会是紧密型社会，存在许多规则，民众习惯较高程度的监管。另一方面，美国和巴西则是松散型社会，规则更弱，氛围更加宽松。
在这次疫情中，紧密型国家如中国和新加坡的应对都很高效。所以他反思，美国这样的松散文化是不是也需要一次大转型？
可以想见，在美国、在欧洲，一定也有很多很多的学者、政治人物、普通人，在做类似的思考。这些思考，会不会在未来某个时候碰撞，最终形成某种力量？尽可自由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