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情报部门周二（7月16日）向BBC证实，朝鲜驻古巴大使馆一名高级外交官已于去年11月叛逃到韩国。
由于“脱北者”（朝鲜叛逃者）在正式融入韩国社会之前必须学习有关韩国社会的课程，有关他们的细节往往需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曝光。
韩国媒体报道称，这名脱北者是朝鲜驻古巴大使馆负责政治事务的参赞。韩国国家情报院尚未向BBC证实这一点。
韩国《朝鲜日报》采访了这名外交官，并确认其为52岁的李日圭（Ri Il Kyu；音）。
韩国统一部称，去年约有10名朝鲜精英人士叛逃，其中包括外交官、侨民和学生，创下201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朝鲜外交官一般被视为平壤精英阶层的代表，他们的叛逃引发了人们对该政权外交使团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质疑。
关闭大使馆 除了最近的叛逃事件外，朝鲜在过去一年还关闭了几个驻外机构。
截至今年2月，朝鲜在国外运营着44个驻外使团（39个常驻大使馆、2个总领事馆和3个代表处），较2022年的53个大幅减少。就在最近，该国驻尼泊尔、西班牙、安哥拉、乌干达、香港和利比亚的外交机构被关闭。
韩国统一部认为，朝鲜关闭这些机构是缘于国际社会对朝制裁造成的困难。
也有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体现了朝鲜正在务实地推进架构重组。
“最近关闭的外交机构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建立的，当时朝鲜和韩国正在争夺联合国的投票。”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国家统一与融合研究所所长南成煜（Nam Sung-wook）告诉BBC。
“但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朝鲜正将其外交努力转向反美立场国家，在那里他们可以赚钱并规避联合国的制裁。”他说。
南先生说，朝鲜外交官必须独立支付一半的运营费用，但联合国的制裁使其更难赚取外汇，“促使平壤施加更大压力，随后出现叛逃”。
叛逃到韩国的人的证词充分记录了朝鲜外交官面临的经济困难。
在接受韩国报纸《朝鲜日报》采访时，李日圭直言不讳地将朝鲜外务省工作人员描述为“打着领带的乞丐”。
这个比喻凸显了外交官的高社会地位和微薄报酬之间的巨大差距。
害怕惩罚
伴随着这些经济压力，朝鲜外交官的责任正在加重。
郭吉燮（Kwak Gil-sup；音）曾在韩国国家情报院担任朝鲜问题分析师，现在是“一个韩国中心”（One Korea Center）主席。他称，由于“金正恩主张两个朝鲜政策”，外交官们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和纪律检查。
“外交官现在感到受到威胁，更加担心家人的未来。”他说。
今年早些时候，古巴和韩国在65年来首次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可能也给驻古巴的朝鲜外交官增加了压力。在达成协议之前，古巴长期一直站在平壤一边，是其历史最悠久的盟友之一。
2016年脱北的朝鲜驻英国大使馆公使太永浩（Thae Yong-ho）在Facebook上透露，他曾是李日圭的亲密同事。
“（李日圭）的最后主要任务是阻止古巴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他试图执行平壤的指示，但他说，由于古巴越来越倾向于韩国，他无计可施。”太永浩写道。
也有报道称，参与2019年失败的美朝峰会的外交官受到严重影响，包括被驱逐出境和处决。
外交官叛逃的影响 自1990年代以来，朝鲜外交官叛逃事件就一直出现。由于一些案件未被公开，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郭吉燮认为，早期的脱北者——如身为朝鲜驻刚果大使馆前一等秘书的高永焕（Ko Young-hwan；音）在1991年逃往韩国——对后来的外交官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果你是一名朝鲜外交官，你很可能见过（太永浩的案例）。”郭博士说，“他展现了即便脱北，仍可以在韩国活跃，并成为民选议员和执政党最高委员会成员。”
对于已经派驻海外的朝鲜外交官来说，与普通公民相比，叛逃的机会通常更容易获得。
然而，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仍然面临着回到朝鲜后无法确保家人安全的挑战。
韩国情报部门周二（7月16日）向BBC证实，朝鲜驻古巴大使馆一名高级外交官已于去年11月叛逃到韩国。
由于“脱北者”（朝鲜叛逃者）在正式融入韩国社会之前必须学习有关韩国社会的课程，有关他们的细节往往需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曝光。
韩国媒体报道称，这名脱北者是朝鲜驻古巴大使馆负责政治事务的参赞。韩国国家情报院尚未向BBC证实这一点。
韩国《朝鲜日报》采访了这名外交官，并确认其为52岁的李日圭（Ri Il Kyu；音）。
韩国统一部称，去年约有10名朝鲜精英人士叛逃，其中包括外交官、侨民和学生，创下201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朝鲜外交官一般被视为平壤精英阶层的代表，他们的叛逃引发了人们对该政权外交使团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质疑。
关闭大使馆
除了最近的叛逃事件外，朝鲜在过去一年还关闭了几个驻外机构。
截至今年2月，朝鲜在国外运营着44个驻外使团（39个常驻大使馆、2个总领事馆和3个代表处），较2022年的53个大幅减少。就在最近，该国驻尼泊尔、西班牙、安哥拉、乌干达、香港和利比亚的外交机构被关闭。
韩国统一部认为，朝鲜关闭这些机构是缘于国际社会对朝制裁造成的困难。
也有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体现了朝鲜正在务实地推进架构重组。
“最近关闭的外交机构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建立的，当时朝鲜和韩国正在争夺联合国的投票。”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国家统一与融合研究所所长南成煜（Nam Sung-wook）告诉BBC。
“但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朝鲜正将其外交努力转向反美立场国家，在那里他们可以赚钱并规避联合国的制裁。”他说。
南先生说，朝鲜外交官必须独立支付一半的运营费用，但联合国的制裁使其更难赚取外汇，“促使平壤施加更大压力，随后出现叛逃”。
叛逃到韩国的人的证词充分记录了朝鲜外交官面临的经济困难。
在接受韩国报纸《朝鲜日报》采访时，李日圭直言不讳地将朝鲜外务省工作人员描述为“打着领带的乞丐”。
这个比喻凸显了外交官的高社会地位和微薄报酬之间的巨大差距。
害怕惩罚
伴随着这些经济压力，朝鲜外交官的责任正在加重。
郭吉燮（Kwak Gil-sup；音）曾在韩国国家情报院担任朝鲜问题分析师，现在是“一个韩国中心”（One Korea Center）主席。他称，由于“金正恩主张两个朝鲜政策”，外交官们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和纪律检查。
“外交官现在感到受到威胁，更加担心家人的未来。”他说。
今年早些时候，古巴和韩国在65年来首次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可能也给驻古巴的朝鲜外交官增加了压力。在达成协议之前，古巴长期一直站在平壤一边，是其历史最悠久的盟友之一。
2016年脱北的朝鲜驻英国大使馆公使太永浩（Thae Yong-ho）在Facebook上透露，他曾是李日圭的亲密同事。
“（李日圭）的最后主要任务是阻止古巴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他试图执行平壤的指示，但他说，由于古巴越来越倾向于韩国，他无计可施。”太永浩写道。
也有报道称，参与2019年失败的美朝峰会的外交官受到严重影响，包括被驱逐出境和处决。
外交官叛逃的影响
自1990年代以来，朝鲜外交官叛逃事件就一直出现。由于一些案件未被公开，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郭吉燮认为，早期的脱北者——如身为朝鲜驻刚果大使馆前一等秘书的高永焕（Ko Young-hwan；音）在1991年逃往韩国——对后来的外交官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果你是一名朝鲜外交官，你很可能见过（太永浩的案例）。”郭博士说，“他展现了即便脱北，仍可以在韩国活跃，并成为民选议员和执政党最高委员会成员。”
对于已经派驻海外的朝鲜外交官来说，与普通公民相比，叛逃的机会通常更容易获得。
然而，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仍然面临着回到朝鲜后无法确保家人安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