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救助法案，预计这个2.2万亿美元的法案将短时间内通过众议院、正式生效。 该法案的通过，说明美国两党迅速达成共识，体现了一定的凝聚力。可以说，无论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财政措施还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QE）政策，规模和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高达2.2万亿美元资金注入市场，加上此前美联储释放的预估在4万亿美元的流动性，美国疫情之下将释放约6万亿美元的流动性。 目前，美国疫情仍然在迅速增长，截至3月25日确诊病例已经逼近7万人大关，死亡病例破千，且日增长速度是全球最快。疫情的严重性，的确要求政府双管齐下，进行有效的防控和合理的经济救助。然而这6万亿美元，是否能真正帮助美国走出危机？释放流动性有必要 但非关键 特朗普推出的财政和货币措施，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提供流动性，美联储“无限量宽松”的政策，也就是等于说“越多越好”。要知道，美联储此次不止动用了相当于6次常规降息的紧急降息，利率降至0的水平，也不仅重启QE，开展对银行、一级交易商以及货币基金的流动性支持工具外，还动用了非常规手段，启用商业票据融资机制，直接向企业注入流动性。 在疫情影响下，美国家庭和企业发生逾期付款和违约的概率上升，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购买商业票据意愿降低，导致该市场几乎陷入停顿，利率大幅上升，多数企业无法获得短期借款。商业票据市场目前规模在1.13万亿，是货币市场重要部分，且发行主体主要是非金融机构，激活这个市场的确是有必要的。不过，由于美联储信贷购买对企业信用层级和范围都是受限的，最边际的1.2万亿投机级债券和无评级债券，以及1万亿杠杆贷款仍然存在风险暴露的可能。 因此，联储政策最好的结果是防止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坍塌，但是对实体经济作用仍然有限。虽然给财政政策赢得了时间，但是美股在此前一跌再跌的反应已经证明，市场对此并不买账。一方面，这是因为美联储频频重启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措施，让市场更加恐慌；另一方面，疫情造成的危机本身就和传统的金融危机不同，因此用应对后者的手段并不完全合适。 金融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总需求不足，然而在疫情发生前，美国的企业、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金融市场都未出现总需求不足的情况。疫情带来的危机，其实是由于社会供给被扰乱。消费受到的冲击是从提供端而来——比如抢购潮后无法补货的商店，失去了供应商的企业。 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Resilinc的数据显示，疫情导致制造业活动的放缓，主要体现在零部件短缺、劳动力中断、交通中断、无法交付给客户，从而造成总产能未被充分利用。也就是说，解决供应链的问题比货币流动性更重要，但是上述以「熨平信用周期」或以消除「资产负债表衰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无能为力。 在疫情影响下，美国家庭和企业发生逾期付款和违约的概率上升，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购买商业票据意愿降低，导致该市场几乎陷入停顿，利率大幅上升，多数企业无法获得短期借款。商业票据市场目前规模在1.13万亿，是货币市场重要部分，且发行主体主要是非金融机构，激活这个市场的确是有必要的。不过，由于美联储信贷购买对企业信用层级和范围都是受限的，最边际的1.2万亿投机级债券和无评级债券，以及1万亿杠杆贷款仍然存在风险暴露的可能。 因此，联储政策最好的结果是防止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坍塌，但是对实体经济作用仍然有限。虽然给财政政策赢得了时间，但是美股在此前一跌再跌的反应已经证明，市场对此并不买账。一方面，这是因为美联储频频重启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措施，让市场更加恐慌；另一方面，疫情造成的危机本身就和传统的金融危机不同，因此用应对后者的手段并不完全合适。 金融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总需求不足，然而在疫情发生前，美国的企业、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金融市场都未出现总需求不足的情况。疫情带来的危机，其实是由于社会供给被扰乱。消费受到的冲击是从提供端而来——比如抢购潮后无法补货的商店，失去了供应商的企业。 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Resilinc的数据显示，疫情导致制造业活动的放缓，主要体现在零部件短缺、劳动力中断、交通中断、无法交付给客户，从而造成总产能未被充分利用。也就是说，解决供应链的问题比货币流动性更重要，但是上述以「熨平信用周期」或以消除「资产负债表衰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无能为力。 不该忘记，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制造业活动势头严重减弱，全球贸易战和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让国际收支的情况更加严峻，即使美元仍然强势，一些商品价格也可能因供应不足而上涨，推动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导致人们的生活成本上升，演化为通胀。 而更可怕的是，这一次“开闸放水”无疑是美国金融风险的又一次累计，海量的流动性和远超历史规模的债务或将成为下一轮货币或债务危机的引爆器，一旦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和节奏把握不当，恐将带来新一轮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一旦这种情况出现，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选项都会不足。 2019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飙升至约9,844亿美元，2020年政府赤字可能会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已经背负超过23万亿美元的国债，早在2019年3月初，联邦政府举债额度已经触及国会设定的上限，财政不得不采取非常规措施避免政府债务违约。美联储招数用尽、财政政策力度有限，美国如何面对危机的深化呢？特朗普救市政策的背后逻辑 诚然，疫情下各国都要在防控的同时维护经济稳定，然而特朗普的政策逻辑，则更倾向于“救市”，而不是“救人”。不可否认，一个稳定的经济是对民众生活必须的支撑，在救助法案中，也扩充了失业保险、取消或顺延抵押贷款、学生贷款的还款义务，且对防控治疗工作进行了必要的拨款。 但是比较来看，2.2万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中，只有约1,000亿美元用于对医院的救助，超过100亿美元用于药物开发，以及40亿美元用于口罩、手套、防护服以及呼吸机等医疗用品生产，这还是民主党对白宫议案提出修改之后的结果。而对航空业及供应商的救助一项，就高达610亿美元。 面对美国仍然存在检测工具不足、各州哄抢医疗用品的现象，特朗普始终不愿真正启用《国防生产法》，更不同意将医疗产品生产线国有化。特朗普一方面表示美国复活节就可能解禁封锁，另一方面极力把疫情爆发的责任推给中国。 特朗普的救市政策，最终还是出于政治动机，他在疫情下极力保护大企业的利益，不惜动用前所未有的手段来减缓经济衰退的状况，两者最终的目的都是保住2020年大选的选票。然而，疫情一天不减轻，市场的不确定性就会继续累积，如果特朗普防控措施不力，且因政治抨击而损害和中国和防控合作，那么“救市”的努力也都会付诸东流。
3月2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救助法案，预计这个2.2万亿美元的法案将短时间内通过众议院、正式生效。
该法案的通过，说明美国两党迅速达成共识，体现了一定的凝聚力。可以说，无论是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的财政措施还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QE）政策，规模和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高达2.2万亿美元资金注入市场，加上此前美联储释放的预估在4万亿美元的流动性，美国疫情之下将释放约6万亿美元的流动性。
目前，美国疫情仍然在迅速增长，截至3月25日确诊病例已经逼近7万人大关，死亡病例破千，且日增长速度是全球最快。疫情的严重性，的确要求政府双管齐下，进行有效的防控和合理的经济救助。然而这6万亿美元，是否能真正帮助美国走出危机？
释放流动性有必要 但非关键
特朗普推出的财政和货币措施，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提供流动性，美联储“无限量宽松”的政策，也就是等于说“越多越好”。要知道，美联储此次不止动用了相当于6次常规降息的紧急降息，利率降至0的水平，也不仅重启QE，开展对银行、一级交易商以及货币基金的流动性支持工具外，还动用了非常规手段，启用商业票据融资机制，直接向企业注入流动性。
在疫情影响下，美国家庭和企业发生逾期付款和违约的概率上升，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购买商业票据意愿降低，导致该市场几乎陷入停顿，利率大幅上升，多数企业无法获得短期借款。商业票据市场目前规模在1.13万亿，是货币市场重要部分，且发行主体主要是非金融机构，激活这个市场的确是有必要的。不过，由于美联储信贷购买对企业信用层级和范围都是受限的，最边际的1.2万亿投机级债券和无评级债券，以及1万亿杠杆贷款仍然存在风险暴露的可能。
因此，联储政策最好的结果是防止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坍塌，但是对实体经济作用仍然有限。虽然给财政政策赢得了时间，但是美股在此前一跌再跌的反应已经证明，市场对此并不买账。一方面，这是因为美联储频频重启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措施，让市场更加恐慌；另一方面，疫情造成的危机本身就和传统的金融危机不同，因此用应对后者的手段并不完全合适。
金融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总需求不足，然而在疫情发生前，美国的企业、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金融市场都未出现总需求不足的情况。疫情带来的危机，其实是由于社会供给被扰乱。消费受到的冲击是从提供端而来——比如抢购潮后无法补货的商店，失去了供应商的企业。
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Resilinc的数据显示，疫情导致制造业活动的放缓，主要体现在零部件短缺、劳动力中断、交通中断、无法交付给客户，从而造成总产能未被充分利用。也就是说，解决供应链的问题比货币流动性更重要，但是上述以「熨平信用周期」或以消除「资产负债表衰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无能为力。
在疫情影响下，美国家庭和企业发生逾期付款和违约的概率上升，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购买商业票据意愿降低，导致该市场几乎陷入停顿，利率大幅上升，多数企业无法获得短期借款。商业票据市场目前规模在1.13万亿，是货币市场重要部分，且发行主体主要是非金融机构，激活这个市场的确是有必要的。不过，由于美联储信贷购买对企业信用层级和范围都是受限的，最边际的1.2万亿投机级债券和无评级债券，以及1万亿杠杆贷款仍然存在风险暴露的可能。
因此，联储政策最好的结果是防止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坍塌，但是对实体经济作用仍然有限。虽然给财政政策赢得了时间，但是美股在此前一跌再跌的反应已经证明，市场对此并不买账。一方面，这是因为美联储频频重启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措施，让市场更加恐慌；另一方面，疫情造成的危机本身就和传统的金融危机不同，因此用应对后者的手段并不完全合适。
金融危机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总需求不足，然而在疫情发生前，美国的企业、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金融市场都未出现总需求不足的情况。疫情带来的危机，其实是由于社会供给被扰乱。消费受到的冲击是从提供端而来——比如抢购潮后无法补货的商店，失去了供应商的企业。
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Resilinc的数据显示，疫情导致制造业活动的放缓，主要体现在零部件短缺、劳动力中断、交通中断、无法交付给客户，从而造成总产能未被充分利用。也就是说，解决供应链的问题比货币流动性更重要，但是上述以「熨平信用周期」或以消除「资产负债表衰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无能为力。
不该忘记，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制造业活动势头严重减弱，全球贸易战和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让国际收支的情况更加严峻，即使美元仍然强势，一些商品价格也可能因供应不足而上涨，推动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导致人们的生活成本上升，演化为通胀。
而更可怕的是，这一次“开闸放水”无疑是美国金融风险的又一次累计，海量的流动性和远超历史规模的债务或将成为下一轮货币或债务危机的引爆器，一旦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和节奏把握不当，恐将带来新一轮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一旦这种情况出现，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选项都会不足。
2019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飙升至约9,844亿美元，2020年政府赤字可能会超过1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已经背负超过23万亿美元的国债，早在2019年3月初，联邦政府举债额度已经触及国会设定的上限，财政不得不采取非常规措施避免政府债务违约。美联储招数用尽、财政政策力度有限，美国如何面对危机的深化呢？
特朗普救市政策的背后逻辑
诚然，疫情下各国都要在防控的同时维护经济稳定，然而特朗普的政策逻辑，则更倾向于“救市”，而不是“救人”。不可否认，一个稳定的经济是对民众生活必须的支撑，在救助法案中，也扩充了失业保险、取消或顺延抵押贷款、学生贷款的还款义务，且对防控治疗工作进行了必要的拨款。
但是比较来看，2.2万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中，只有约1,000亿美元用于对医院的救助，超过100亿美元用于药物开发，以及40亿美元用于口罩、手套、防护服以及呼吸机等医疗用品生产，这还是民主党对白宫议案提出修改之后的结果。而对航空业及供应商的救助一项，就高达610亿美元。
面对美国仍然存在检测工具不足、各州哄抢医疗用品的现象，特朗普始终不愿真正启用《国防生产法》，更不同意将医疗产品生产线国有化。特朗普一方面表示美国复活节就可能解禁封锁，另一方面极力把疫情爆发的责任推给中国。
特朗普的救市政策，最终还是出于政治动机，他在疫情下极力保护大企业的利益，不惜动用前所未有的手段来减缓经济衰退的状况，两者最终的目的都是保住2020年大选的选票。然而，疫情一天不减轻，市场的不确定性就会继续累积，如果特朗普防控措施不力，且因政治抨击而损害和中国和防控合作，那么“救市”的努力也都会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