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国防长李尚福握手并短暂交流。
美国星期四（6月29日）再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制裁以换取美中军方高层交流渠道的呼吁。分析人士说，就美中整体关系而言，虽然两军缺乏沟通对美中关系来说是“危险的赤字”，但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双边关系持续下滑，双方无法就任何一件事达成一致，甚至包括对事实的认知。
两军高层交流继续无望 ，到底有多糟糕？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里克·莱德(Patrick Ryder)准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没有任何障碍。”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现在可以与中国国防部长沟通。这些制裁不需要解除他就能与对其对口官员沟通。”他说，美国会继续努力推动沟通。
这不是美国的新立场。美国早在今年3月就曾表示，制裁不会阻碍双方对话。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 5月份参加完七国集团(G7)峰会时，曾表示美方正考虑解除对中国防长李尚福的制裁。当时，美国寻求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李尚福在6月初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会晤。但后来，美国又收回了这样的说法。
拜登总统5月21日在日本G7峰会上与参加峰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星期三说，如果拜登政府希望美中军队高层进行沟通，美国必须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他说，美方知道中美两军陷入困境的原因—它实际上对中国实施了单方面的制裁。他说：“两国之间进行任何交流与合作之前，应该消除这些障碍。”
这也不是中国的新要求。中国一直要求美国要展示对话“诚意”，撤销制裁，“采取实际行动为对话沟通扫清障碍、营造氛围、创造有利条件。”
2018年，美国政府对现任中国国防部长、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实施了制裁，禁止其通过美国金融系统进行任何交易和获得美国签证，理由是李尚福主管的军委装备发展部向俄罗斯购买军事设备，违反了《以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案》(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该法案要求制裁任何与俄罗斯国防产业有“重大交易”的第三方。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和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 说，高层没有交流对两军关系来说的确存在风险。 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由于美国和中国在中国附近水域的空中和海上活动非常接近，发生空中事故或海上碰撞的危险很大，特别是中国军队一再进行不安全行为。缺乏军事对话意味着军事指挥官和作战人员之间无法以建设性的方式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并有望减少军事危机的可能性。”
这也是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军方进行高层交流的理由。事实上，促进两军交流，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是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不久前访问中国的重头戏，不过，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人大会堂会晤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23年6月19日）
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多次表示， 两军高层交流并不是“奖励”而是“必须”。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期间，奥斯汀和李尚福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期间，中国的一艘中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差点与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美国驱逐舰碰撞，当时两舰相距不足150米。此前，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近距离逼近一架美国军机。
韦德宁建议拜登政府解除制裁，因为他相信从制裁成本效益的角度来说，美国取消对李尚福俄制裁符合美国的利益。 他说：“对李尚福的制裁导致中国重新考虑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些制裁会适得其反，因为与中国国防部长建立联系的成本远高于潜在收益。”
不过，美国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Brent Sadler)告诉美国之音，两军高层不交流其实并不可怕，因为有其他沟通渠道。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仍然可以通过大使馆沟通。所以，我认为不会有任何重大后果。”
曾经担任过美国驻马拉西亚大使馆武官的萨德勒说，历史上很少有先例显示，两个不希望陷入冲突的国家会因为偶发事件走向冲突和战争，除非本来就有这样的意图。他说，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意图。
“如果中国的意图是测试美国和西方的决心，特别是我们的军事决心，那么，无论两军有多少的军事接触都不会改变这一轨迹……事实上，两者没有交流，这应该表明了中国的意图，它不一定是善意的。”
他认为，美国不应该把解除制裁当作重新与中国接触的代价。
可能跟制裁无关，中国希望迫使美国改变政策
有人指出，中国拒绝交流与制裁关系并不大。2月份，在美国击落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后，美国国防部曾要求由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国当时的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但是遭到拒绝。
2月4日，越过大西洋上空的中国气球，几分钟后，美国出动F-22战机，用导弹将其击落。
2022年8月，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后，中国宣布取消和暂停与美国之间的多项合作和对话，包括两国在军事上的对话和工作会晤。
路透社6月26日援引美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从2021年以来，中国对五角大楼提出的十几次对话要求和将近10个工作级别的接触要求要么予以拒绝，要么不予回应。目前，两国军方的交流仅限于双方使馆的武官之间以及军舰和军机之间的例行交流。
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Dean Cheng)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应该是希望借此迫使美国改变政策。因为理论上来说，奥斯汀其实还可以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会谈。五角大楼过去曾声明奥斯汀部长的对等对话中国官员应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这当然不会发生，因为中国人拒绝这样做。现在的重点是，中国人故意选择一条道路来迫使美国人改变他们的政策。如果美国人不改变他们的政策，中国基本上就会说，好，那我们就不要有国防部长级别的谈话。”
成斌说，与美国认为两军交流可以稳定关系，减少误解和误判不同，中国认为交流是一种 “恩惠”。 不过，他又说，中国可能也真的认为这些制裁是对中国的不尊重。
传统基金会的萨德勒认为，美国与其一再要求与中国对话，不如与盟友一起继续加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实力，迫使中国更认真地对待与美国的接触。
“美国及其盟国需要继续我们过去几年所做的事情，那就是在西太平洋进行更多的部署、更多的演习，以及打造更多的多边关系，比如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四方对话机制。这些事情需要继续进行，需要加速，像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潜艇一样，因为这将对北京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更认真地对待美国的接触。只有这样中国更有可能了解美国的立场。这不仅仅是言语。这实际上是可以看到的东西，他们实际上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实际利益和红线是什么。”
这也是拜登政府一直在做的。事实上，自2022年5月以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是加强自身建设，协同盟友，与中国竞争。
美中对对方都有“原始的恐惧和焦虑”
继布林肯6月19日访问北京后，美国其他内阁成员也计划访问北京，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和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另外，中国 外长秦刚也表示将在两国商定的未来某个日子访问华盛顿。
但是，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和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认为，两军缺乏交流对美中关系整体而言是个危险赤字，需要得到解决。
“事实证明，在与华盛顿的关系方面，中国军队是中国政府中最不值得信任的部分之一。它是国内的主要参与者，可能会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和平研究所的成斌相信，两军无法交流确实成问题，但是，比美中两军无法对话更严重的事，美中关系继续下滑，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
“我们有一长串美中存在分歧、严重分歧的清单。非常非常激烈的分歧。中国认为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认为美国是为了遏制中国。中国认为自己应该能够从荷兰购买先进的光刻设备，而美国和欧洲正在联手对付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试图创建自己的芯片产业。这些本身不是国防问题，它们和国防有关，中国再次认为其战略安全正受到美国的威胁。”
荷兰政府在6月30日公布了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新规定限制最新型号的极紫外光刻设备出口到中国，该项出口管制法规将从9月开始生效。荷兰的做法与美国保持了一致。由于担心中国的人工智能能力可能会加强北京的军事和安全机构，从而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拜登政府去年10月出台芯片法案，对可能出口到中国的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机械类型发布了全面限制。
成斌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一样。美国也一样，美国不仅将中国视为糟糕的贸易伙伴，也认为中国是国防和军事方面是非常危险的对手。双方在经济、知识产权、甚至芬太尼问题上都有分歧。
他说，“所有这些分歧汇聚在一起就造成了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也没有多少的善意让彼此可以利用。 ”
方大为(David Firestein)是美国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他6月28日在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一次有关美中如何共存的研讨会上说，这些在媒体上占据主要位置的分歧通常是美中关系中更深层问题的体现。他说，美中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存在文化、文明、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学说差异，国民心理上也不相同。
他说，从结构性差异来说，美中对彼此都存在“原始的恐惧或焦虑”，双方都相信对方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危害，而这将让美中关系复杂化。
“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确实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也可能有意愿一劳永逸地终止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的国家。中国就是这样看美国的。在谈论合作的概念之下，隐藏在外交礼仪的表面之下，中国对美国的能力存在着根本的恐惧。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确实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真正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使其恶化的国家。主要是通过经济和技术的方式，未来几十年，通过经济来影响我们的社会。”
他说，这样的看法不会消失，导致双方对基本事实的认知都不一致。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幸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在同一个研讨会上直言，美中目前就是陷入了新冷战 。
“我们在进行新的军备竞赛，其中包括核武器，包括西太平洋的真正战略困境和台湾的潜在爆发点。我们又回到了‘确保相互毁灭’的（时代）……我们双方都在构建联盟和准联盟。拜登总统说这是一场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全球战争。虽然我碰巧认为这个表述是错误的，但这是意识形态的部分。两国都在公开竞争塑造全球秩序。就像一些公开的民意调查信息所讨论的那样，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彼此更加疏远。因此，我们面临着贸易战、科技战、核武器、种族、新联盟、意识形态竞争、全球秩序、竞争和疏远。告诉我，这如何不是冷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8日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表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长期竞争”，没有“明确的终点线”。美国必须找到一种在激烈竞争中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方法。外交关系协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提醒，“和平共处”正是主导和被用来描述当年美苏关系的词汇。
6月2日，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国防长李尚福握手并短暂交流。
美国星期四（6月29日）再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制裁以换取美中军方高层交流渠道的呼吁。分析人士说，就美中整体关系而言，虽然两军缺乏沟通对美中关系来说是“危险的赤字”，但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双边关系持续下滑，双方无法就任何一件事达成一致，甚至包括对事实的认知。
两军高层交流继续无望 ，到底有多糟糕？
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里克·莱德(Patrick Ryder)准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没有任何障碍。”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现在可以与中国国防部长沟通。这些制裁不需要解除他就能与对其对口官员沟通。”他说，美国会继续努力推动沟通。
这不是美国的新立场。美国早在今年3月就曾表示，制裁不会阻碍双方对话。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 5月份参加完七国集团(G7)峰会时，曾表示美方正考虑解除对中国防长李尚福的制裁。当时，美国寻求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李尚福在6月初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会晤。但后来，美国又收回了这样的说法。
拜登总统5月21日在日本G7峰会上与参加峰会的其他领导人在一起。
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星期三说，如果拜登政府希望美中军队高层进行沟通，美国必须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他说，美方知道中美两军陷入困境的原因—它实际上对中国实施了单方面的制裁。他说：“两国之间进行任何交流与合作之前，应该消除这些障碍。”
这也不是中国的新要求。中国一直要求美国要展示对话“诚意”，撤销制裁，“采取实际行动为对话沟通扫清障碍、营造氛围、创造有利条件。”
2018年，美国政府对现任中国国防部长、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李尚福实施了制裁，禁止其通过美国金融系统进行任何交易和获得美国签证，理由是李尚福主管的军委装备发展部向俄罗斯购买军事设备，违反了《以制裁反击美国对手法案》(Countering America's Adversaries Through Sanctions Act)。该法案要求制裁任何与俄罗斯国防产业有“重大交易”的第三方。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和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 说，高层没有交流对两军关系来说的确存在风险。 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由于美国和中国在中国附近水域的空中和海上活动非常接近，发生空中事故或海上碰撞的危险很大，特别是中国军队一再进行不安全行为。缺乏军事对话意味着军事指挥官和作战人员之间无法以建设性的方式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并有望减少军事危机的可能性。”
这也是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军方进行高层交流的理由。事实上，促进两军交流，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是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不久前访问中国的重头戏，不过，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人大会堂会晤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23年6月19日）
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多次表示， 两军高层交流并不是“奖励”而是“必须”。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期间，奥斯汀和李尚福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
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期间，中国的一艘中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差点与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美国驱逐舰碰撞，当时两舰相距不足150米。此前，一架中国战斗机在南中国海国际空域近距离逼近一架美国军机。
韦德宁建议拜登政府解除制裁，因为他相信从制裁成本效益的角度来说，美国取消对李尚福俄制裁符合美国的利益。 他说：“对李尚福的制裁导致中国重新考虑从俄罗斯购买武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些制裁会适得其反，因为与中国国防部长建立联系的成本远高于潜在收益。”
不过，美国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Brent Sadler)告诉美国之音，两军高层不交流其实并不可怕，因为有其他沟通渠道。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仍然可以通过大使馆沟通。所以，我认为不会有任何重大后果。”
曾经担任过美国驻马拉西亚大使馆武官的萨德勒说，历史上很少有先例显示，两个不希望陷入冲突的国家会因为偶发事件走向冲突和战争，除非本来就有这样的意图。他说，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意图。
“如果中国的意图是测试美国和西方的决心，特别是我们的军事决心，那么，无论两军有多少的军事接触都不会改变这一轨迹……事实上，两者没有交流，这应该表明了中国的意图，它不一定是善意的。”
他认为，美国不应该把解除制裁当作重新与中国接触的代价。
可能跟制裁无关，中国希望迫使美国改变政策
有人指出，中国拒绝交流与制裁关系并不大。2月份，在美国击落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后，美国国防部曾要求由国防部长奥斯汀与中国当时的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但是遭到拒绝。
2月4日，越过大西洋上空的中国气球，几分钟后，美国出动F-22战机，用导弹将其击落。
2022年8月，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后，中国宣布取消和暂停与美国之间的多项合作和对话，包括两国在军事上的对话和工作会晤。
路透社6月26日援引美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从2021年以来，中国对五角大楼提出的十几次对话要求和将近10个工作级别的接触要求要么予以拒绝，要么不予回应。目前，两国军方的交流仅限于双方使馆的武官之间以及军舰和军机之间的例行交流。
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Dean Cheng)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应该是希望借此迫使美国改变政策。因为理论上来说，奥斯汀其实还可以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会谈。五角大楼过去曾声明奥斯汀部长的对等对话中国官员应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这当然不会发生，因为中国人拒绝这样做。现在的重点是，中国人故意选择一条道路来迫使美国人改变他们的政策。如果美国人不改变他们的政策，中国基本上就会说，好，那我们就不要有国防部长级别的谈话。”
成斌说，与美国认为两军交流可以稳定关系，减少误解和误判不同，中国认为交流是一种 “恩惠”。 不过，他又说，中国可能也真的认为这些制裁是对中国的不尊重。
传统基金会的萨德勒认为，美国与其一再要求与中国对话，不如与盟友一起继续加强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实力，迫使中国更认真地对待与美国的接触。
“美国及其盟国需要继续我们过去几年所做的事情，那就是在西太平洋进行更多的部署、更多的演习，以及打造更多的多边关系，比如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四方对话机制。这些事情需要继续进行，需要加速，像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潜艇一样，因为这将对北京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其更认真地对待美国的接触。只有这样中国更有可能了解美国的立场。这不仅仅是言语。这实际上是可以看到的东西，他们实际上可以感受到美国的实际利益和红线是什么。”
这也是拜登政府一直在做的。事实上，自2022年5月以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是加强自身建设，协同盟友，与中国竞争。
美中对对方都有“原始的恐惧和焦虑”
继布林肯6月19日访问北京后，美国其他内阁成员也计划访问北京，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和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另外，中国 外长秦刚也表示将在两国商定的未来某个日子访问华盛顿。
但是，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和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认为，两军缺乏交流对美中关系整体而言是个危险赤字，需要得到解决。
“事实证明，在与华盛顿的关系方面，中国军队是中国政府中最不值得信任的部分之一。它是国内的主要参与者，可能会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和平研究所的成斌相信，两军无法交流确实成问题，但是，比美中两军无法对话更严重的事，美中关系继续下滑，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
“我们有一长串美中存在分歧、严重分歧的清单。非常非常激烈的分歧。中国认为美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认为美国是为了遏制中国。中国认为自己应该能够从荷兰购买先进的光刻设备，而美国和欧洲正在联手对付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试图创建自己的芯片产业。这些本身不是国防问题，它们和国防有关，中国再次认为其战略安全正受到美国的威胁。”
荷兰政府在6月30日公布了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新规定限制最新型号的极紫外光刻设备出口到中国，该项出口管制法规将从9月开始生效。荷兰的做法与美国保持了一致。由于担心中国的人工智能能力可能会加强北京的军事和安全机构，从而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拜登政府去年10月出台芯片法案，对可能出口到中国的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机械类型发布了全面限制。
成斌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一样。美国也一样，美国不仅将中国视为糟糕的贸易伙伴，也认为中国是国防和军事方面是非常危险的对手。双方在经济、知识产权、甚至芬太尼问题上都有分歧。
他说，“所有这些分歧汇聚在一起就造成了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也没有多少的善意让彼此可以利用。 ”
方大为(David Firestein)是美国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他6月28日在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一次有关美中如何共存的研讨会上说，这些在媒体上占据主要位置的分歧通常是美中关系中更深层问题的体现。他说，美中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存在文化、文明、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学说差异，国民心理上也不相同。
他说，从结构性差异来说，美中对彼此都存在“原始的恐惧或焦虑”，双方都相信对方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性的危害，而这将让美中关系复杂化。
“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确实是世界上唯一有能力、也可能有意愿一劳永逸地终止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的国家。中国就是这样看美国的。在谈论合作的概念之下，隐藏在外交礼仪的表面之下，中国对美国的能力存在着根本的恐惧。从美国人的视角来看，中国确实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真正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使其恶化的国家。主要是通过经济和技术的方式，未来几十年，通过经济来影响我们的社会。”
他说，这样的看法不会消失，导致双方对基本事实的认知都不一致。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幸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在同一个研讨会上直言，美中目前就是陷入了新冷战 。
“我们在进行新的军备竞赛，其中包括核武器，包括西太平洋的真正战略困境和台湾的潜在爆发点。我们又回到了‘确保相互毁灭’的（时代）……我们双方都在构建联盟和准联盟。拜登总统说这是一场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全球战争。虽然我碰巧认为这个表述是错误的，但这是意识形态的部分。两国都在公开竞争塑造全球秩序。就像一些公开的民意调查信息所讨论的那样，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彼此更加疏远。因此，我们面临着贸易战、科技战、核武器、种族、新联盟、意识形态竞争、全球秩序、竞争和疏远。告诉我，这如何不是冷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8日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表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长期竞争”，没有“明确的终点线”。美国必须找到一种在激烈竞争中与中国“和平共处”的方法。外交关系协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提醒，“和平共处”正是主导和被用来描述当年美苏关系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