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有成千上万的人只是受够了这种生活。他们每天过度工作，感觉自己被低估了。” “全民一起失业吧！”这是美国社交平台Reddit上“反工作小组”的口号。自今年2月份以来，小组订阅者已从23.5万名增加到近100万名。 这些人自称“游手好闲的人”，在小组中分享自己“被公司虐待的故事”，一些成员表示厌倦了工作，并对找新工作没有任何兴趣，也有人纯粹想表达自己的不满。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长时间工作，低水平工资，还要受到上级的冷脸和粗鲁对待，他们感到自己被严重剥削。 “反工作小组”走红的背后，是数百万美国人正在奔向“辞职潮”。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2021年9月有440万人离职，占全国劳动力的3%，刷新了8月份430万人的记录。与此同时，失业人数为740万，而空缺职位达到1040万。各种与辞职相关的话题的搜索量激增，根据谷歌的数据，过去三个月里，“如何写辞职邮件”的搜索量环比增加3500%。 恶劣的工作条件、对疫情的恐惧、对生活的重新思考，这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辞职。 “我相信有成千上万的人只是受够了这种生活。他们每天过度工作，感觉自己被低估了。”美国波士顿大学商学院讲师杰伊·扎戈尔斯基（Jay Zagorsky）说。 这种反击采取了多种形式，从线上的“表演”到线下的反抗。在Reddit、TikTok等平台上，对抗老板和公司的内容成为热门趋势。在线下，一些员工正在组织集体行动，美国工会的支持率达到196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时代周刊》报道，仅在10月的前五天，美国各行各业就发生了10次罢工，其中包括内布拉斯加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田纳西州的工厂工人，马里兰州的校车司机，科罗拉多州丹佛机场的看门人。“这还不包括近6万名从事电影和电视制作的工会成员，他们几乎一致投票同意授予工会主席召集罢工的权力。” 01 年轻人推动的“大洗牌”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如果要辞职，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只有老板和HR，辞职通知、在辞职时的所说所做通常都会留在公司内部。但在这一次辞职潮中，许多人选择大声说出自己的不满。TikTok上，#quit my job的标签下可以看到各行各业人员积攒已久的吐槽。 这股潮流源于一个前沃尔玛超市员工的短视频。2020年10月，在得克萨斯州一家沃尔玛超市上夜班的女孩莎娜·布莱克威尔 (Shana Blackwell）想要辞职，她没有选择悄悄跟老板说，而是拿起商店里的对讲机，向超市里每个人广播她要离开这个“有毒的、充满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地方”。 布莱克威尔辞职时19岁，在超市刚工作了一年。这份工作非常耗体力，她曾经试图通过正规渠道向沃尔玛内部监管部门投诉，但没有任何结果。她想冷静地跟上级讲辞职的事时，根本没有人有空理她。当时一辆运货的卡车来晚了，现场一片混乱，经理们对着团队大声嚷嚷，“好像这是我们这些员工的错”。 布莱克威尔那天很生气，而且这件事情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从那之后，她脑海里经常浮现经理对她大喊大叫的场面——“辞职前两个月他对我大喊大叫，被录用那天他也是对我大喊大叫，自从我来到这里就一直是地狱，”她说，“这就是促使我拿起对讲机让所有人听见我要辞职的原因，我要让我的声音传遍整个商店。” Tik Tok上#quit my job标签下的视频。图片：expansion “请注意，所有沃尔玛购物者、员工和经理，”她高声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开始点名那些“种族主义”、“臭烘烘”、“懒惰”的同事。她说，商店有一部分的员工很“变态”，她希望他们“不要像对我说话那样对自己女儿说话”。她感谢另一位同事在她需要的时候让她得到了这份工作，然后以响亮的声音做出陈词总结：“去他的经理，去他的公司，去他的工作……我不干了。” 布莱克威尔拍摄了自己说这段话的视频，并发布到TikTok上，目前播放量超过3600万次，并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让辞职潮中的人找到了发泄的方式，如今#quit my job标签下的视频累计观看次数超过1.24亿次。 “你一直听到的辞职潮真的是一次‘大洗牌’。”今年10月，领英的首席执行官瑞安·罗斯兰斯基 (Ryan Roslansky）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道。 而这场洗牌是由Z世代和千禧一代引领的。罗斯兰斯基的团队对领英会员资料进行跟踪分析，发现在疫情期间，Z世代换工作的人数增加了80%，千禧一代增长了50%，X世代为31%，婴儿潮一代仅增长5%。 这样的模式都是有道理的——30多岁的千禧一代和20多岁的Z世代特别倾向于换工作，因为这两个群体都经历了不同的经济衰退，前者经历过2012年全球经济危机时萧条的就业市场，而后者则迎来了新冠疫情时代。 西北大学教育与社会政策学院助理教授汉内斯·施万特( Hannes Schwandt)指出，经济衰退期的毕业生大都从“质量较低”的工作开始做起。对于Z世代来说，从一个雇主到下一个雇主的流动性更大，跳槽能帮助他们爬上梯子，获得更高质量的工作。 与此同时，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由于雇主不太愿意雇佣经验不足的员工，反而为千禧一代的辞职者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疫情让各个年龄段的人重新考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最终导致劳动力发生转变。 罗斯兰斯基说：“全球各地的员工都在重新思考他们的工作方式，还有他们为什么工作以及他们最想在职业和生活中获得什么。虽然这种人才重组很可能会持续一两年，但我相信它最终会安定下来。” 02 陷入困境的职业女性 随着疫情的持续，“辞职潮”正在引发就业市场的动荡，没有哪个群体比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领英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女性换工作的次数激增。与上一年相比，男性换工作的人数增加了46%，女性则增长了54%，创下历史新高。 疫情爆发近两年，职场女性评估职业的基准条件也在发生变化，除了薪水之外，工作的灵活性、公司的防疫规定等也被纳入考虑。领英在对2000多名上班族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大约有40%的受访女性表示她们正在经历职业倦怠期，而三分之一的女性则表示她们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家庭开支。 领英首席经济学家卡琳·金布罗 (Karin Kimbrough) 指出，在换工作的问题上，女性往往考虑的更多，比如既要为育儿保留足够时间和精力，又要考虑收入问题。“‘和得到的工资相比，我牺牲的时间值得吗？’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金布罗说。 26的前谷歌员工伊丽莎白·摩根（Elizabeth Morgan）正是因此决定加入了这波辞职潮。疫情开始前，摩根是谷歌的一名HR，每天在住处和谷歌园区的通勤往返时间达到5个小时。 “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公交车上度过，”她回忆道，“我已经感到精疲力尽了。” 当疫情来袭时，她改为线上工作，省去了漫长的通勤时间。于是摩根在空闲时开始了制作耳环的副业，并在网络电商平台Etsy上开店出售她的珠宝作品。 在意识到她更喜欢远程工作后，她最终辞职跳槽到一家小公司，负责社交媒体方面的工作。虽然跟谷歌的工作相比，新工作有小幅减薪，但她因此有机会从旧金山搬到了丹佛，可以跟家人离得更近。在她看来，疫情让她有机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目标并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 摩根并不是唯一一个改变职业方向的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一样可以为了“追求热爱”而换工作，更多人是被现实所迫，这场流行病已经给许多职工母亲造成了沉重打击，在工作保障、薪酬公平和长期职业发展等方面带来限制。 与单身人士不同，在家远程工作的妈妈可能是最容易陷入挣扎，甚至被迫退出劳动市场的群体。美国人口普查局经济学家米斯提·赫格内斯（Misty Heggeness）说：“她们特别容易变得疲惫。因为除了要搞清楚怎么在远程办公的情况下完成好工作，还要照顾孩子，像这样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是非常困难的。” 赫格内斯担心，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可能会使女性在职场中地位倒退，像缩小男女薪酬差距等几十年来取得的进步就此受挫。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玛丽安·米利肯 (Marian Millikan）今年37岁，疫情之前，她的目标是成为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她已经在这家事务所工作了14年，几乎马上就要坐到合伙人的位置时，疫情爆发了。 2020年3月，学校和日托中心被迫关闭，米利肯8岁和6岁的两个孩子只能居家学习，她在跟客户开视频会议的同时还要随时盯着孩子们的情况。当时正是事务所最忙的时候，白天经常被孩子们分散精力，她在晚上和周末不得不加班加点。 米利肯的丈夫提供了一些帮助，一个半月之后，她仍然感到精疲力尽，情绪低落。与事务所协商无果后，她辞职了。之后，米利肯加入一家小型事务所，赚的少了很多，但终于有时间陪伴孩子。 赫格内斯指出，在家远程工作对职业女性的帮助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尤其对于母亲来说，“她们一生的职业发展都受到阻碍，并且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如今她们的职业地位正在后退。” 03 “辞职潮”只是过度简化现实问题 实际上，媒体报道的故事只是辞职潮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中大部分的主人公是那些有退路的人，这导致公众对辞职潮的真实情况有一定误解，人们很容易将大辞职吹捧为一场彻底改变劳动条件的大事件。 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玛莎·马兹涅夫斯基 (Martha Maznevski) 表示：“辞职人数比平时略多，但我认为头条新闻都讲述的是那些有意辞职的人的故事。只有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你才能辞职。” 创造“辞职潮”一词的德州农工大学梅斯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安东尼·克洛茨 (Anthony Klotz) 补充道：“这是一种奢侈品，更富裕、职业生涯发展更高的人才能做出这种选择。” 换句话说，人们只能通过那些有权辞职的人来看待“辞职潮”，比如玛丽安·米利肯这样的高管或是经济有保障的人，而TikTok上的#quit my job风潮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热衷模仿的表演者。 现实情况是，人们很有可能被鼓励大胆辞职，并认为“一切自有解决办法”。克洛茨指出，媒体更多谈论的是白领，但在疫情期间，服务行业出现的辞职潮更为严重。 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报告中，截至2021年8月，离职人数最多的行业是餐饮和酒店业，在 24.2万人的总辞职人数（非裁员和解雇）中占15.7万人。所有行业中离职率最高的是餐饮服务业，达到6.8%，第二高的是零售业，离职率为4.7%。所有辞职者中，40%来自餐厅、酒店、旅游、酒吧、仓库、制造和医疗保健行业，这些人要应对长时间工作、不断变化的工作时间、粗鲁的客户行为、低工资和高压力。 37岁的希瑟·林恩·史密斯 (Heather Lynn Smith) 从事酒店服务行业，她在休斯顿地区一家全国连锁经济型酒店的前台工作了大约十年。疫情期间，她曾经多次申请将自己的时薪增加1.5美元，但一次又一次地被店方拒绝。 去年5月，酒店恢复营业后，只给工作人员提供过一次手套和口罩，并没有其他防护措施，而且拒绝向员工保证不会随意辞退感染新冠的员工。 史密斯觉得，自己无法再忍受这种“有毒的环境”，最终选择了离开。她并不是个例，在线求职平台Joblist对3万名求职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酒店从业人员中，有38%的人正准备离开这个行业，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没有任何激励措施可以吸引他们回来。 康奈尔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教授罗斯玛丽·巴特 (Rosemary Batt) 认为，对雇主来说，“辞职潮”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疫情告诉我们所有人，健康和家庭是第一位的，许多人选择了这一点，而不是赚更多的钱，”她说，“雇主需要关注工作质量和日常工作条件：首先是健康和安全、带薪病假、可预测的工作时间表——这些是一线服务人员很少有的。” 对于白领来说，疫情提供了许多此前几乎闻所未闻的新福利：能够在家或长期远程工作、减少通勤、更大的灵活性、能够花更多时间与朋友和家庭。如果公司不提供这些条件，更多人可能会更频繁地跳槽。 但每个人的状况不会得到同样的改善，蓝领工人不得不面对被疫情放大的不平等现象。重要的是，人们需要避免陷入“辞职潮”的炒作。“大辞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克洛茨说，“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认为它只会变得更加复杂。”
“我相信有成千上万的人只是受够了这种生活。他们每天过度工作，感觉自己被低估了。”
“全民一起失业吧！”这是美国社交平台Reddit上“反工作小组”的口号。自今年2月份以来，小组订阅者已从23.5万名增加到近100万名。
这些人自称“游手好闲的人”，在小组中分享自己“被公司虐待的故事”，一些成员表示厌倦了工作，并对找新工作没有任何兴趣，也有人纯粹想表达自己的不满。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长时间工作，低水平工资，还要受到上级的冷脸和粗鲁对待，他们感到自己被严重剥削。
“反工作小组”走红的背后，是数百万美国人正在奔向“辞职潮”。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2021年9月有440万人离职，占全国劳动力的3%，刷新了8月份430万人的记录。与此同时，失业人数为740万，而空缺职位达到1040万。各种与辞职相关的话题的搜索量激增，根据谷歌的数据，过去三个月里，“如何写辞职邮件”的搜索量环比增加3500%。
恶劣的工作条件、对疫情的恐惧、对生活的重新思考，这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辞职。
“我相信有成千上万的人只是受够了这种生活。他们每天过度工作，感觉自己被低估了。”美国波士顿大学商学院讲师杰伊·扎戈尔斯基（Jay Zagorsky）说。
这种反击采取了多种形式，从线上的“表演”到线下的反抗。在Reddit、TikTok等平台上，对抗老板和公司的内容成为热门趋势。在线下，一些员工正在组织集体行动，美国工会的支持率达到196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时代周刊》报道，仅在10月的前五天，美国各行各业就发生了10次罢工，其中包括内布拉斯加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田纳西州的工厂工人，马里兰州的校车司机，科罗拉多州丹佛机场的看门人。“这还不包括近6万名从事电影和电视制作的工会成员，他们几乎一致投票同意授予工会主席召集罢工的权力。”
01
年轻人推动的“大洗牌”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如果要辞职，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只有老板和HR，辞职通知、在辞职时的所说所做通常都会留在公司内部。但在这一次辞职潮中，许多人选择大声说出自己的不满。TikTok上，#quit my job的标签下可以看到各行各业人员积攒已久的吐槽。
这股潮流源于一个前沃尔玛超市员工的短视频。2020年10月，在得克萨斯州一家沃尔玛超市上夜班的女孩莎娜·布莱克威尔 (Shana Blackwell）想要辞职，她没有选择悄悄跟老板说，而是拿起商店里的对讲机，向超市里每个人广播她要离开这个“有毒的、充满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地方”。
布莱克威尔辞职时19岁，在超市刚工作了一年。这份工作非常耗体力，她曾经试图通过正规渠道向沃尔玛内部监管部门投诉，但没有任何结果。她想冷静地跟上级讲辞职的事时，根本没有人有空理她。当时一辆运货的卡车来晚了，现场一片混乱，经理们对着团队大声嚷嚷，“好像这是我们这些员工的错”。
布莱克威尔那天很生气，而且这件事情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从那之后，她脑海里经常浮现经理对她大喊大叫的场面——“辞职前两个月他对我大喊大叫，被录用那天他也是对我大喊大叫，自从我来到这里就一直是地狱，”她说，“这就是促使我拿起对讲机让所有人听见我要辞职的原因，我要让我的声音传遍整个商店。”
Tik Tok上#quit my job标签下的视频。图片：expansion
“请注意，所有沃尔玛购物者、员工和经理，”她高声引起大家注意，然后开始点名那些“种族主义”、“臭烘烘”、“懒惰”的同事。她说，商店有一部分的员工很“变态”，她希望他们“不要像对我说话那样对自己女儿说话”。她感谢另一位同事在她需要的时候让她得到了这份工作，然后以响亮的声音做出陈词总结：“去他的经理，去他的公司，去他的工作……我不干了。”
布莱克威尔拍摄了自己说这段话的视频，并发布到TikTok上，目前播放量超过3600万次，并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让辞职潮中的人找到了发泄的方式，如今#quit my job标签下的视频累计观看次数超过1.24亿次。
“你一直听到的辞职潮真的是一次‘大洗牌’。”今年10月，领英的首席执行官瑞安·罗斯兰斯基 (Ryan Roslansky）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道。
而这场洗牌是由Z世代和千禧一代引领的。罗斯兰斯基的团队对领英会员资料进行跟踪分析，发现在疫情期间，Z世代换工作的人数增加了80%，千禧一代增长了50%，X世代为31%，婴儿潮一代仅增长5%。
这样的模式都是有道理的——30多岁的千禧一代和20多岁的Z世代特别倾向于换工作，因为这两个群体都经历了不同的经济衰退，前者经历过2012年全球经济危机时萧条的就业市场，而后者则迎来了新冠疫情时代。
西北大学教育与社会政策学院助理教授汉内斯·施万特( Hannes Schwandt)指出，经济衰退期的毕业生大都从“质量较低”的工作开始做起。对于Z世代来说，从一个雇主到下一个雇主的流动性更大，跳槽能帮助他们爬上梯子，获得更高质量的工作。
与此同时，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由于雇主不太愿意雇佣经验不足的员工，反而为千禧一代的辞职者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疫情让各个年龄段的人重新考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最终导致劳动力发生转变。
罗斯兰斯基说：“全球各地的员工都在重新思考他们的工作方式，还有他们为什么工作以及他们最想在职业和生活中获得什么。虽然这种人才重组很可能会持续一两年，但我相信它最终会安定下来。”
02
陷入困境的职业女性
随着疫情的持续，“辞职潮”正在引发就业市场的动荡，没有哪个群体比女性受到的影响更大。领英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女性换工作的次数激增。与上一年相比，男性换工作的人数增加了46%，女性则增长了54%，创下历史新高。
疫情爆发近两年，职场女性评估职业的基准条件也在发生变化，除了薪水之外，工作的灵活性、公司的防疫规定等也被纳入考虑。领英在对2000多名上班族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大约有40%的受访女性表示她们正在经历职业倦怠期，而三分之一的女性则表示她们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家庭开支。
领英首席经济学家卡琳·金布罗 (Karin Kimbrough) 指出，在换工作的问题上，女性往往考虑的更多，比如既要为育儿保留足够时间和精力，又要考虑收入问题。“‘和得到的工资相比，我牺牲的时间值得吗？’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金布罗说。
26的前谷歌员工伊丽莎白·摩根（Elizabeth Morgan）正是因此决定加入了这波辞职潮。疫情开始前，摩根是谷歌的一名HR，每天在住处和谷歌园区的通勤往返时间达到5个小时。
“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公交车上度过，”她回忆道，“我已经感到精疲力尽了。”
当疫情来袭时，她改为线上工作，省去了漫长的通勤时间。于是摩根在空闲时开始了制作耳环的副业，并在网络电商平台Etsy上开店出售她的珠宝作品。
在意识到她更喜欢远程工作后，她最终辞职跳槽到一家小公司，负责社交媒体方面的工作。虽然跟谷歌的工作相比，新工作有小幅减薪，但她因此有机会从旧金山搬到了丹佛，可以跟家人离得更近。在她看来，疫情让她有机会重新考虑自己的目标并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
摩根并不是唯一一个改变职业方向的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一样可以为了“追求热爱”而换工作，更多人是被现实所迫，这场流行病已经给许多职工母亲造成了沉重打击，在工作保障、薪酬公平和长期职业发展等方面带来限制。
与单身人士不同，在家远程工作的妈妈可能是最容易陷入挣扎，甚至被迫退出劳动市场的群体。美国人口普查局经济学家米斯提·赫格内斯（Misty Heggeness）说：“她们特别容易变得疲惫。因为除了要搞清楚怎么在远程办公的情况下完成好工作，还要照顾孩子，像这样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是非常困难的。”
赫格内斯担心，新冠疫情的长期影响可能会使女性在职场中地位倒退，像缩小男女薪酬差距等几十年来取得的进步就此受挫。
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玛丽安·米利肯 (Marian Millikan）今年37岁，疫情之前，她的目标是成为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她已经在这家事务所工作了14年，几乎马上就要坐到合伙人的位置时，疫情爆发了。
2020年3月，学校和日托中心被迫关闭，米利肯8岁和6岁的两个孩子只能居家学习，她在跟客户开视频会议的同时还要随时盯着孩子们的情况。当时正是事务所最忙的时候，白天经常被孩子们分散精力，她在晚上和周末不得不加班加点。
米利肯的丈夫提供了一些帮助，一个半月之后，她仍然感到精疲力尽，情绪低落。与事务所协商无果后，她辞职了。之后，米利肯加入一家小型事务所，赚的少了很多，但终于有时间陪伴孩子。
赫格内斯指出，在家远程工作对职业女性的帮助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尤其对于母亲来说，“她们一生的职业发展都受到阻碍，并且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如今她们的职业地位正在后退。”
03
“辞职潮”只是过度简化现实问题
实际上，媒体报道的故事只是辞职潮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中大部分的主人公是那些有退路的人，这导致公众对辞职潮的真实情况有一定误解，人们很容易将大辞职吹捧为一场彻底改变劳动条件的大事件。
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玛莎·马兹涅夫斯基 (Martha Maznevski) 表示：“辞职人数比平时略多，但我认为头条新闻都讲述的是那些有意辞职的人的故事。只有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你才能辞职。”
创造“辞职潮”一词的德州农工大学梅斯商学院管理学副教授安东尼·克洛茨 (Anthony Klotz) 补充道：“这是一种奢侈品，更富裕、职业生涯发展更高的人才能做出这种选择。”
换句话说，人们只能通过那些有权辞职的人来看待“辞职潮”，比如玛丽安·米利肯这样的高管或是经济有保障的人，而TikTok上的#quit my job风潮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热衷模仿的表演者。
现实情况是，人们很有可能被鼓励大胆辞职，并认为“一切自有解决办法”。克洛茨指出，媒体更多谈论的是白领，但在疫情期间，服务行业出现的辞职潮更为严重。
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报告中，截至2021年8月，离职人数最多的行业是餐饮和酒店业，在 24.2万人的总辞职人数（非裁员和解雇）中占15.7万人。所有行业中离职率最高的是餐饮服务业，达到6.8%，第二高的是零售业，离职率为4.7%。所有辞职者中，40%来自餐厅、酒店、旅游、酒吧、仓库、制造和医疗保健行业，这些人要应对长时间工作、不断变化的工作时间、粗鲁的客户行为、低工资和高压力。
37岁的希瑟·林恩·史密斯 (Heather Lynn Smith) 从事酒店服务行业，她在休斯顿地区一家全国连锁经济型酒店的前台工作了大约十年。疫情期间，她曾经多次申请将自己的时薪增加1.5美元，但一次又一次地被店方拒绝。
去年5月，酒店恢复营业后，只给工作人员提供过一次手套和口罩，并没有其他防护措施，而且拒绝向员工保证不会随意辞退感染新冠的员工。
史密斯觉得，自己无法再忍受这种“有毒的环境”，最终选择了离开。她并不是个例，在线求职平台Joblist对3万名求职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酒店从业人员中，有38%的人正准备离开这个行业，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没有任何激励措施可以吸引他们回来。
康奈尔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教授罗斯玛丽·巴特 (Rosemary Batt) 认为，对雇主来说，“辞职潮”是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疫情告诉我们所有人，健康和家庭是第一位的，许多人选择了这一点，而不是赚更多的钱，”她说，“雇主需要关注工作质量和日常工作条件：首先是健康和安全、带薪病假、可预测的工作时间表——这些是一线服务人员很少有的。”
对于白领来说，疫情提供了许多此前几乎闻所未闻的新福利：能够在家或长期远程工作、减少通勤、更大的灵活性、能够花更多时间与朋友和家庭。如果公司不提供这些条件，更多人可能会更频繁地跳槽。
但每个人的状况不会得到同样的改善，蓝领工人不得不面对被疫情放大的不平等现象。重要的是，人们需要避免陷入“辞职潮”的炒作。“大辞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克洛茨说，“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认为它只会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