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上午，澎湃新闻从多个渠道获悉，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28日凌晨逝世。
公开资料显示，申纪兰，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12月生，山西平顺人，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
中国人大网介绍，申纪兰是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积极维护新中国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申纪兰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申纪兰“共和国勋章”。
申纪兰生平
（节选自人民日报：89岁人大代表申纪兰，有没有级别？她的回答震撼人心）
申纪兰，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人，今年89岁。她很平凡，是中国千千万万妇女中的普通一员，也是黄土地上生养的亿万农民之一；她也很不平凡，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在从1954年至今超过60年的时光里，她一直在努力地为自己代表的妇女和农民争取权益。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她，不仅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见证者，更是唯一一位出席从第一届到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代表，一位了不起的平民代表。
在申纪兰家里，有两面照片墙，在那些照片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伟大历程和宏伟图景徐徐展开。看着定格在照片中的历史，我们可以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那震撼人心的澎湃力量，那是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于中国人民的民主的力量。
2018年2月11日，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一位老大姐坐在沙发靠窗的地方，手里捧着一份《人民日报》，眯着眼睛，仔细地读着。老大姐的穿着很朴素，灰布做的外套袖口已经磨损了，暗灰色的光感显示出衣服的年代久远，虽然旧了，却很干净。在一片灰得有点发白的胸前那一抹鲜艳的红色格外醒目。那是一枚党章，在照入窗内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滴答、滴答……老杭州钟表的秒针一下一下地走着。屋内很安静，静得仿佛能听见时间的流逝。放眼看去，无论是过时的老钟表、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机，还是山西农村常见的老木头箱子，件件散发出岁月的味道。屋内最醒目的，还是老人身后和右侧墙面悬挂的那些巨幅照片，在那一幅幅黑白和彩色交汇的影像中，数十年的时光在上面留了影。太阳光透窗而入，空气中微微浮起山西农村特有的黄土味。在这些影像的簇拥下，这所时间小屋的主人就那样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认真地读报。
2018年2月11日，申纪兰（左二）为了完善十三届全国人代会议案，在村民家中调研，收集大家的意见
老人名叫申纪兰，今年89岁。此时此刻，在她耳边的白发间、在那镌刻岁月的满墙照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伟大历程定格在这间小屋中。
为妇女争口气，当上了人大代表
如今，走在城市的大街上，徜徉在乡村的阡陌间，人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享受着公平正义的社会给自己带来的福利。每个人，不论性别如何，都能享受发展带来的机遇，获取劳动创造的收益，拥有奋斗得来的幸福。
然而7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解放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是压在妇女身上的一座大山。这种落后观念剥夺了妇女的自由，打压着妇女的社会地位，让中国妇女们不能和男人一样被平等对待。
那时，在申纪兰的家乡，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有一句流传甚久的说法——“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每次想起这个说法的时候，申纪兰都很生气。
“旧社会呀，不把妇女当人。妇女只能到院里头，男人就高一步了，就能到县里头。你说这话能有道理吗？我就不服气。”
1951年，正值解放初，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申纪兰被选为副社长。当时社里劳动力短缺，社长李顺达鼓励申纪兰发动妇女下地劳动。
“动员妇女真难呀！”回想刚开始那段时间，申纪兰非常感慨。那年才20出头的她，很快召开了农业社妇女大会，动员村里妇女下地干活。可是到会的还不到一半人，就连那些过去妇救会的积极分子很多人都打了退堂鼓。申纪兰只好挨家挨户去说服。不仅男人们不支持，就连妇女们也觉得出来劳动不如在家看孩子给男人做饭，工作进行得很艰难。
突破口的打开，始于一位叫李二妞的村妇的改变。
李二妞是村里出了名的“不出门”，手脚慢不说，对村里的事情也没什么热心。要是能让李二妞下地，其他人的工作就好做了。想到这，申纪兰起身去了李二妞家。
“刚进她家，我就问：‘家里有人吗？’李二妞在里头说：‘没人。’”回忆到这里，申纪兰叹了口气，“你说明明她就是个人，她还说没人，以前的妇女就是这，只要男人不在家，就当自家没人。妇女在家里没地位，在社会上能有地位？”
刚开始，对于申纪兰要自己下地这件事，李二妞是很抗拒的。
“你进步，你去下地。我活了半辈子，死了就是一辈子，解放不解放吧，无所谓。”
申纪兰急了：“他爹（李二妞丈夫）瞧不起你，你能怨谁？你要劳动了，就能挣上工分，多劳动多挣工分，想换件新衣裳就换，不用靠他爹！”
第二天，李二妞真的扛个锄头下地了。原来妇女们都不相信她能来，一看连她都来了，全村妇女也就都下地了。
然而，即便人都来了，积极性还是不高。
“我黑来（方言：夜里）就想，妇女们不想出来，除了男人们阻拦之外，觉得挣不了几个工分也是个重要原因。”当时，妇女都下地了，可是挣的工分还是“老5分”。那时候10分算一个劳动力，两个妇女只能算一个男劳力，所以妇女只能记5分，这按性别划分的不公道的计分方式，让妇女们没什么干活的劲头。
只有男女同工同酬，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申纪兰决定在村里组织妇女和男人比赛。
“理不辩不明！同工同酬为个甚？是说妇女有能力，也能干男人的活儿！要想挣10工分，就要跟男人们比一比，跟他都干一样的活，看谁干得好！”
以在地里撒肥为例，以前都是妇女们装肥，男人们撒肥。撒肥是个技术活，不容易撒匀，申纪兰和妇女们下定决心要在这里跟男人们比一比。他们各要了一块同样大小的地，比谁能先撒完，并且撒得又快又好。要赢在体力和经验上有优势的男人，关键在于使巧劲。在申纪兰的带领下，女人们先把地划成行，然后一行一行地撒肥，撒进去的肥料又匀又实。不到晌午，女人们就干完了自己的地。
反观男人们，他们是干一干，歇一歇，抽袋烟，到晌午也没干完。一看妇女干完了，他们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抽那几袋烟。回忆到这儿，申纪兰笑着说：“妇女们不吸烟，不耽误功夫。”第一次，女人们挣到了10个工分，和男人一样多。
1954年，申纪兰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就这样，男女同工同酬，在这个中国太行山脚下的小山村里率先实现。申纪兰也因此当上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回想过去，申纪兰用无比坚定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带领妇女争同工同酬，就是这个决心，为妇女争口气！人家都说妇女是半边天，我们就要为‘半边天’争光，争气！要是妇女不给妇女争光，你代表什么妇女！”
《人民日报》报道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
对于新中国而言，男女同工同酬，有划时代的意义。只有在经济地位上实现与男人的平等，妇女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才能真正快速提高。平等的权利本来就是要争取的。男女同工同酬，在禁锢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上砸出了巨大的裂缝。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记者蓝邨采写的长篇通讯
在申纪兰入党的这一年，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蓝邨的长篇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文章中写到：“经过去年一年来的斗争，妇女们无论在社会上或家庭里的地位都大大的改变了。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妇女干部已由三人增加到八人。大家都很关心妇女。男社员们说：‘财旺还得人旺，妇女们要注意身体，不要累坏了。’社内的生产已按男女的特长和体力的强弱作了科学分工。”
这篇报道在最后这样写道：“美满、 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普遍地在西沟村出现了。申纪兰在总结她们一年来在劳动战线上所作的斗争时说：‘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 ’”
文章发表后，申纪兰的故事在全国激起热烈反响。男女同工同酬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得到广泛关注，并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后来召开的第一届人代会，则把男女同工同酬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宪法》第82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如今，男女同工同酬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和全民共识，妇女在各行各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谁又能想到，打破坚冰的，是几十年前山西大山深处的这个普通农村妇女呢？
“把毛主席的名字圈起来，画得圆圆的”
在暖和的家里，申纪兰放下了报纸。走到面对大门的那面墙前，静静地看着左边那张个人独照。那是她当选劳模时的照片。照片上60年前的自己，年轻有活力，眼里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青春的面庞上略带些羞涩。
申纪兰伸出手去，轻轻拂拭着相片外的玻璃。
“那时候真年轻啊！”
由于男女同工同酬的巨大影响力，1954年，申纪兰作为劳模代表，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选上我当代表了，我还不知道。那会儿既没有电话，又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回想第一次参加人代会的情景，申纪兰笑着说，“等到发通知了，有些同志就问我，你是个妇女怎么还能当代表了？我就跟他说，那是党和人民对我们妇女的关心，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选上人大代表了，群众们就非常关心，跟我说，纪兰，你去了北京，一定要选上毛主席。领导和群众都是嘱咐着要选上毛主席，还有周总理、刘少奇。群众非常关心这一次会议，那可是全国第一次人代会啊！”说到这里，申纪兰眼中亮了起来，“人民当家作主了，可不是一个小事情。没有共产党，就当不了代表。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参加选举。”
第一次去北京，年轻的申纪兰是骑着毛驴出发的。“过去我们条件太差，连电都没有，路也不好，就没有路，就是拨拉拨拉（指自己开辟路）走个小路。走到岭上了，人们说要找头毛驴送我。我瞧了瞧，骑上毛驴我觉得很危险，要是掉到沟里面我就不能参加会议了。”申纪兰笑了笑，“我就步行，跟上同志们，步行7个小时。到长治再倒车，才能到太原。到太原再倒车才能走到北京，得走4天。”
第一次出席全国人大的经历，让申纪兰终身难忘。“第一次开的人代会，是在中南海的礼堂里面开的。那时候还没有大会堂，大会堂是1958年才修建起来的。投票是把纸发到手里头，我们真的是人民当家作主了。我们选毛主席，把毛主席的名字圈起来画得圆圆的。”说到这，申纪兰很郑重地强调了一下，“我们这次投票是代表人民投票，不是代表个人。”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四位山西女代表，从左到右分别为胡文秀（刘胡兰的母亲）、郭兰英、李辉和申纪兰
在那组宏伟的照片墙左侧，有一张四人合影，那是参加第一届人代会时山西4位女性代表的合影。从左到右分别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歌唱家郭兰英、政府代表李辉、劳模代表申纪兰。有趣的是，从照片上看，四位女代表的穿衣打扮风格各有不同，却能反映出他们各自的职业和身份。胡文秀穿着圆领小棉袄，从上到下透出一股母亲特有的慈祥；站在她旁边的郭兰英年轻秀气，穿了一件白色花边衬衣，外面套件小唐装，文艺范十足；政府专员李辉一身白色的正装，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严谨和规矩；而最右边的申纪兰，则穿了一件稍微显大的棉袄，看起来宽松方便，衣服的风格衬托着质朴的脸庞，农民特有的勤劳朴实的气息跃然眼前。这是属于那个时代女性的风采，是新生的共和国和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留给我们的记忆。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举行，会议历时14天，参会代表1226名，其中妇女代表147名。从这一次会议开始，中国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实行。
在那一次会议上，新中国的伟人们和来自各地的代表在同一个大厅里就着白水啃着干粮等待计票结果；妇女们第一次真正参与到国家最高权力中心的决策中；普通民众的心声可以直接面对面地说给国家的决策者们；人民对领袖的爱戴热切而真挚，而对他们的拥护报以回应的，则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和坚定初心。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年代。国家主席的选举、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每一件事，都深远地影响着数十年后的中国。
而现在，那惊天动地的辉煌，静静地留存在墙上的照片中；当年参会的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满是皱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过去；而他们憧憬的中华盛世，此时正以无比灿烂的辉煌姿态，绽放在新时代。
当历史的期待成为现实，通往未来的大门已经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中。
“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
在申纪兰家主墙面的正中央，是一个将近40寸的大相片，站在中央和她合影的，是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最后一次参加人代会作报告的景象，对申纪兰来说，记忆犹新。
“周总理最后一次作报告是在1975年第四届人代会上。我们很关心他，去了看到他很瘦，代表都是含着眼泪。一看到总理出来，要作报告了，大家热烈鼓掌就不坐下。总理跟大家一直打招呼，大家一直不坐；总理一直跟大家打招呼……大家都是含着眼泪。我们就是最后一次见总理了，四届人大的时候，大家都一直鼓掌。瞧见他也瘦了，最后我的眼也落了泪。”
说到这儿，申纪兰忽然说不下去了，泪水早已不受控制地涌出，片刻之后，收拾好情绪的她对本报记者道了个歉。“不好意思，想起来了有点难过。总理是我们最好的总理，他为人民、为群众办了不知多少实事。就是想起总理来控制不住眼泪，我真的很想念他。”
照片中的周恩来，面目慈祥，笑容可掬。故人已逝，唯有海棠依旧，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与当年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盛世，如您所愿了吗？申纪兰望着周总理的相片，充满了欣慰。
从周总理的相片往右看去，可以看到申纪兰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2018年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是全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国际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每一届人代会申纪兰都会去现场参加，没有一次缺席。每一次参加都认真地做笔记，回来后认真作报告。
在过去的60多年里，她曾先后13次见到过毛主席、周总理，周总理还在西花厅专门宴请过她，邓小平同志称赞过她，江泽民同志称她“凤毛麟角”，胡锦涛同志叫她“申大姐”，习近平同志亲自到西沟看望过她。作为新中国的妇女代表，她到丹麦哥本哈根参加过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采访过她；苏联青年英雄卓娅的母亲给她写过信。
回顾自己的难忘经历，申纪兰感慨万千：“从1949年到现在，快70年了，共产党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不容易。我是个没知识水平的人，劳动给了我巨大的荣誉，党培养了我，李顺达带着我，西沟百姓支持我，我走到了今天。共产党把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带向富强，多难呀！不论是作为一个党员，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坚信，只有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中国才能走向繁荣富强！”
曾经有人问申纪兰：“你这一生要用两个字来说，是什么？”
“忠诚。”
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这就是人民代表申纪兰坚守一生的品格。
6月28日上午，澎湃新闻从多个渠道获悉，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28日凌晨逝世。
公开资料显示，申纪兰，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12月生，山西平顺人，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
中国人大网介绍，申纪兰是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积极维护新中国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先锋”等称号。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申纪兰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申纪兰“共和国勋章”。
申纪兰生平
（节选自人民日报：89岁人大代表申纪兰，有没有级别？她的回答震撼人心）
申纪兰，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人，今年89岁。她很平凡，是中国千千万万妇女中的普通一员，也是黄土地上生养的亿万农民之一；她也很不平凡，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在从1954年至今超过60年的时光里，她一直在努力地为自己代表的妇女和农民争取权益。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她，不仅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见证者，更是唯一一位出席从第一届到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代表，一位了不起的平民代表。
在申纪兰家里，有两面照片墙，在那些照片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伟大历程和宏伟图景徐徐展开。看着定格在照片中的历史，我们可以感受到人民当家作主那震撼人心的澎湃力量，那是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于中国人民的民主的力量。
2018年2月11日，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
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一位老大姐坐在沙发靠窗的地方，手里捧着一份《人民日报》，眯着眼睛，仔细地读着。老大姐的穿着很朴素，灰布做的外套袖口已经磨损了，暗灰色的光感显示出衣服的年代久远，虽然旧了，却很干净。在一片灰得有点发白的胸前那一抹鲜艳的红色格外醒目。那是一枚党章，在照入窗内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滴答、滴答……老杭州钟表的秒针一下一下地走着。屋内很安静，静得仿佛能听见时间的流逝。放眼看去，无论是过时的老钟表、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机，还是山西农村常见的老木头箱子，件件散发出岁月的味道。屋内最醒目的，还是老人身后和右侧墙面悬挂的那些巨幅照片，在那一幅幅黑白和彩色交汇的影像中，数十年的时光在上面留了影。太阳光透窗而入，空气中微微浮起山西农村特有的黄土味。在这些影像的簇拥下，这所时间小屋的主人就那样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认真地读报。
2018年2月11日，申纪兰（左二）为了完善十三届全国人代会议案，在村民家中调研，收集大家的意见
老人名叫申纪兰，今年89岁。此时此刻，在她耳边的白发间、在那镌刻岁月的满墙照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伟大历程定格在这间小屋中。
为妇女争口气，当上了人大代表
如今，走在城市的大街上，徜徉在乡村的阡陌间，人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享受着公平正义的社会给自己带来的福利。每个人，不论性别如何，都能享受发展带来的机遇，获取劳动创造的收益，拥有奋斗得来的幸福。
然而7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解放前，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是压在妇女身上的一座大山。这种落后观念剥夺了妇女的自由，打压着妇女的社会地位，让中国妇女们不能和男人一样被平等对待。
那时，在申纪兰的家乡，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有一句流传甚久的说法——“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每次想起这个说法的时候，申纪兰都很生气。
“旧社会呀，不把妇女当人。妇女只能到院里头，男人就高一步了，就能到县里头。你说这话能有道理吗？我就不服气。”
1951年，正值解放初，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申纪兰被选为副社长。当时社里劳动力短缺，社长李顺达鼓励申纪兰发动妇女下地劳动。
“动员妇女真难呀！”回想刚开始那段时间，申纪兰非常感慨。那年才20出头的她，很快召开了农业社妇女大会，动员村里妇女下地干活。可是到会的还不到一半人，就连那些过去妇救会的积极分子很多人都打了退堂鼓。申纪兰只好挨家挨户去说服。不仅男人们不支持，就连妇女们也觉得出来劳动不如在家看孩子给男人做饭，工作进行得很艰难。
突破口的打开，始于一位叫李二妞的村妇的改变。
李二妞是村里出了名的“不出门”，手脚慢不说，对村里的事情也没什么热心。要是能让李二妞下地，其他人的工作就好做了。想到这，申纪兰起身去了李二妞家。
“刚进她家，我就问：‘家里有人吗？’李二妞在里头说：‘没人。’”回忆到这里，申纪兰叹了口气，“你说明明她就是个人，她还说没人，以前的妇女就是这，只要男人不在家，就当自家没人。妇女在家里没地位，在社会上能有地位？”
刚开始，对于申纪兰要自己下地这件事，李二妞是很抗拒的。
“你进步，你去下地。我活了半辈子，死了就是一辈子，解放不解放吧，无所谓。”
申纪兰急了：“他爹（李二妞丈夫）瞧不起你，你能怨谁？你要劳动了，就能挣上工分，多劳动多挣工分，想换件新衣裳就换，不用靠他爹！”
第二天，李二妞真的扛个锄头下地了。原来妇女们都不相信她能来，一看连她都来了，全村妇女也就都下地了。
然而，即便人都来了，积极性还是不高。
“我黑来（方言：夜里）就想，妇女们不想出来，除了男人们阻拦之外，觉得挣不了几个工分也是个重要原因。”当时，妇女都下地了，可是挣的工分还是“老5分”。那时候10分算一个劳动力，两个妇女只能算一个男劳力，所以妇女只能记5分，这按性别划分的不公道的计分方式，让妇女们没什么干活的劲头。
只有男女同工同酬，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申纪兰决定在村里组织妇女和男人比赛。
“理不辩不明！同工同酬为个甚？是说妇女有能力，也能干男人的活儿！要想挣10工分，就要跟男人们比一比，跟他都干一样的活，看谁干得好！”
以在地里撒肥为例，以前都是妇女们装肥，男人们撒肥。撒肥是个技术活，不容易撒匀，申纪兰和妇女们下定决心要在这里跟男人们比一比。他们各要了一块同样大小的地，比谁能先撒完，并且撒得又快又好。要赢在体力和经验上有优势的男人，关键在于使巧劲。在申纪兰的带领下，女人们先把地划成行，然后一行一行地撒肥，撒进去的肥料又匀又实。不到晌午，女人们就干完了自己的地。
反观男人们，他们是干一干，歇一歇，抽袋烟，到晌午也没干完。一看妇女干完了，他们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抽那几袋烟。回忆到这儿，申纪兰笑着说：“妇女们不吸烟，不耽误功夫。”第一次，女人们挣到了10个工分，和男人一样多。
1954年，申纪兰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就这样，男女同工同酬，在这个中国太行山脚下的小山村里率先实现。申纪兰也因此当上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回想过去，申纪兰用无比坚定的话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我带领妇女争同工同酬，就是这个决心，为妇女争口气！人家都说妇女是半边天，我们就要为‘半边天’争光，争气！要是妇女不给妇女争光，你代表什么妇女！”
《人民日报》报道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
对于新中国而言，男女同工同酬，有划时代的意义。只有在经济地位上实现与男人的平等，妇女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才能真正快速提高。平等的权利本来就是要争取的。男女同工同酬，在禁锢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上砸出了巨大的裂缝。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记者蓝邨采写的长篇通讯
在申纪兰入党的这一年，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蓝邨的长篇通讯《“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文章中写到：“经过去年一年来的斗争，妇女们无论在社会上或家庭里的地位都大大的改变了。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的妇女干部已由三人增加到八人。大家都很关心妇女。男社员们说：‘财旺还得人旺，妇女们要注意身体，不要累坏了。’社内的生产已按男女的特长和体力的强弱作了科学分工。”
这篇报道在最后这样写道：“美满、 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普遍地在西沟村出现了。申纪兰在总结她们一年来在劳动战线上所作的斗争时说：‘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 ’”
文章发表后，申纪兰的故事在全国激起热烈反响。男女同工同酬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得到广泛关注，并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后来召开的第一届人代会，则把男女同工同酬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宪法》第82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如今，男女同工同酬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和全民共识，妇女在各行各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谁又能想到，打破坚冰的，是几十年前山西大山深处的这个普通农村妇女呢？
“把毛主席的名字圈起来，画得圆圆的”
在暖和的家里，申纪兰放下了报纸。走到面对大门的那面墙前，静静地看着左边那张个人独照。那是她当选劳模时的照片。照片上60年前的自己，年轻有活力，眼里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青春的面庞上略带些羞涩。
申纪兰伸出手去，轻轻拂拭着相片外的玻璃。
“那时候真年轻啊！”
由于男女同工同酬的巨大影响力，1954年，申纪兰作为劳模代表，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选上我当代表了，我还不知道。那会儿既没有电话，又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回想第一次参加人代会的情景，申纪兰笑着说，“等到发通知了，有些同志就问我，你是个妇女怎么还能当代表了？我就跟他说，那是党和人民对我们妇女的关心，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选上人大代表了，群众们就非常关心，跟我说，纪兰，你去了北京，一定要选上毛主席。领导和群众都是嘱咐着要选上毛主席，还有周总理、刘少奇。群众非常关心这一次会议，那可是全国第一次人代会啊！”说到这里，申纪兰眼中亮了起来，“人民当家作主了，可不是一个小事情。没有共产党，就当不了代表。没有共产党，就不能参加选举。”
第一次去北京，年轻的申纪兰是骑着毛驴出发的。“过去我们条件太差，连电都没有，路也不好，就没有路，就是拨拉拨拉（指自己开辟路）走个小路。走到岭上了，人们说要找头毛驴送我。我瞧了瞧，骑上毛驴我觉得很危险，要是掉到沟里面我就不能参加会议了。”申纪兰笑了笑，“我就步行，跟上同志们，步行7个小时。到长治再倒车，才能到太原。到太原再倒车才能走到北京，得走4天。”
第一次出席全国人大的经历，让申纪兰终身难忘。“第一次开的人代会，是在中南海的礼堂里面开的。那时候还没有大会堂，大会堂是1958年才修建起来的。投票是把纸发到手里头，我们真的是人民当家作主了。我们选毛主席，把毛主席的名字圈起来画得圆圆的。”说到这，申纪兰很郑重地强调了一下，“我们这次投票是代表人民投票，不是代表个人。”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四位山西女代表，从左到右分别为胡文秀（刘胡兰的母亲）、郭兰英、李辉和申纪兰
在那组宏伟的照片墙左侧，有一张四人合影，那是参加第一届人代会时山西4位女性代表的合影。从左到右分别是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歌唱家郭兰英、政府代表李辉、劳模代表申纪兰。有趣的是，从照片上看，四位女代表的穿衣打扮风格各有不同，却能反映出他们各自的职业和身份。胡文秀穿着圆领小棉袄，从上到下透出一股母亲特有的慈祥；站在她旁边的郭兰英年轻秀气，穿了一件白色花边衬衣，外面套件小唐装，文艺范十足；政府专员李辉一身白色的正装，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严谨和规矩；而最右边的申纪兰，则穿了一件稍微显大的棉袄，看起来宽松方便，衣服的风格衬托着质朴的脸庞，农民特有的勤劳朴实的气息跃然眼前。这是属于那个时代女性的风采，是新生的共和国和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留给我们的记忆。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举行，会议历时14天，参会代表1226名，其中妇女代表147名。从这一次会议开始，中国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实行。
在那一次会议上，新中国的伟人们和来自各地的代表在同一个大厅里就着白水啃着干粮等待计票结果；妇女们第一次真正参与到国家最高权力中心的决策中；普通民众的心声可以直接面对面地说给国家的决策者们；人民对领袖的爱戴热切而真挚，而对他们的拥护报以回应的，则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庄严承诺和坚定初心。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年代。国家主席的选举、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每一件事，都深远地影响着数十年后的中国。
而现在，那惊天动地的辉煌，静静地留存在墙上的照片中；当年参会的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满是皱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过去；而他们憧憬的中华盛世，此时正以无比灿烂的辉煌姿态，绽放在新时代。
当历史的期待成为现实，通往未来的大门已经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中。
“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
在申纪兰家主墙面的正中央，是一个将近40寸的大相片，站在中央和她合影的，是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最后一次参加人代会作报告的景象，对申纪兰来说，记忆犹新。
“周总理最后一次作报告是在1975年第四届人代会上。我们很关心他，去了看到他很瘦，代表都是含着眼泪。一看到总理出来，要作报告了，大家热烈鼓掌就不坐下。总理跟大家一直打招呼，大家一直不坐；总理一直跟大家打招呼……大家都是含着眼泪。我们就是最后一次见总理了，四届人大的时候，大家都一直鼓掌。瞧见他也瘦了，最后我的眼也落了泪。”
说到这儿，申纪兰忽然说不下去了，泪水早已不受控制地涌出，片刻之后，收拾好情绪的她对本报记者道了个歉。“不好意思，想起来了有点难过。总理是我们最好的总理，他为人民、为群众办了不知多少实事。就是想起总理来控制不住眼泪，我真的很想念他。”
照片中的周恩来，面目慈祥，笑容可掬。故人已逝，唯有海棠依旧，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与当年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这盛世，如您所愿了吗？申纪兰望着周总理的相片，充满了欣慰。
从周总理的相片往右看去，可以看到申纪兰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2018年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是全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国际友人称为资格最老的“国会议员”。每一届人代会申纪兰都会去现场参加，没有一次缺席。每一次参加都认真地做笔记，回来后认真作报告。
在过去的60多年里，她曾先后13次见到过毛主席、周总理，周总理还在西花厅专门宴请过她，邓小平同志称赞过她，江泽民同志称她“凤毛麟角”，胡锦涛同志叫她“申大姐”，习近平同志亲自到西沟看望过她。作为新中国的妇女代表，她到丹麦哥本哈根参加过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采访过她；苏联青年英雄卓娅的母亲给她写过信。
回顾自己的难忘经历，申纪兰感慨万千：“从1949年到现在，快70年了，共产党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不容易。我是个没知识水平的人，劳动给了我巨大的荣誉，党培养了我，李顺达带着我，西沟百姓支持我，我走到了今天。共产党把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带向富强，多难呀！不论是作为一个党员，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坚信，只有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中国才能走向繁荣富强！”
曾经有人问申纪兰：“你这一生要用两个字来说，是什么？”
“忠诚。”
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这就是人民代表申纪兰坚守一生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