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1989年5月17日游览中国八达岭长城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周二病世，引发中文舆论圈对他的功过热议。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促成苏联解体，是他要担负的历史责任；但也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结束了共产党对苏联的统治。
戈尔巴乔夫逝世的消息在中、西方引起的舆论反应有显著的差别。英国广播公司（BBC）、《纽约时报》以及半岛电视台等西方媒体纷纷称颂戈尔巴乔夫帮助结束冷战、推动两德统一等历史功绩，称他是历史伟人。但中文社媒则在他促成苏联解体等问题上争论不休。
共产主义掘墓人
中共官方的表态极其简略，甚至显得简陋。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表示，戈尔巴乔夫先生曾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积极贡献。我们对他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赵立坚寥寥几句话，只集中在中苏关系，给外界解读官方对戈氏的态度留下巨大空间。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在位仅六年。1985年他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出于对苏共执政70年却让苏联陷入严重困境的不满，开始对苏联进行多方面改革。在政治上，苏联政府先后开放党禁、报禁，政治、言论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自由迅速扩展。在经济上，苏联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对西方投资者给予让步。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官方公众号“之江轩”刊发了一篇文章，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下的这一系列改革，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让苏联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轰然倒塌，建党93年的苏联共产党宣告自动解散，这个结果令人无比错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苏联的垮台更是点滴在心头。《纽约时报》曾报道，习近平2012年“南巡”时、对苏联的瓦解有过“竟无一人是男儿”感叹。
但在自由的中国网络防火墙之外，中国官方的这种观点却受到了激烈的反驳。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向本台分析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释放了苏联社会的活力，“首先，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就有跳出共产党之外的一个体制出来了，比如像叶利钦这样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有基层选举，基层选举就是把共产党的基层管理人员全部都选掉了，这就是民主的活力。”
杜克大学教授连曦则认为，要从个体自由的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贡献，“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事情，导致苏联的解体，如果从帝国的解体来说，是他们的一个损失，但如果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从前苏联人民的个体、个人的自由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1989年5月16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面。（美联社资料图）
有局限的功臣 不开枪避免苏版“天安门事件”
戈尔巴乔夫常常被外界称为共产主义掘墓人，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共产党是在他手中解散的，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苏联解体，原先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阵营也作鸟兽散。
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并非反对共产主义，他在青年时期就是共产党员。在2018年上映的纪录片《会见戈尔巴乔夫 Meeting Gorbachev》中，熟悉戈尔巴乔夫的人介绍说，戈尔巴乔夫的初衷只是改革共产主义，但不是取消这种制度。
随着1991年“八一九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的胁迫下被迫交出权力，并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也随后解体。但随后俄罗斯的政局并没有向更好的民主体制演变，而是走向独裁专制。
戈尔巴乔夫自己在2010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时也承认，前苏联的改革只走了一半的路，所以才会有叶利钦独裁体制的出现。
华盛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认为，戈尔巴乔夫身上显然还有历史的局限，“当时他对民主制度的设想肯定是非常微弱的，基本上他是从人道、从政治宽松的角度出发，同时也是要救国，甚至当时有人说是为了让苏共更好的执政，从这些方面考虑走出的那一步。”他强调，每个伟人走出一步之后，其结果往往不是他们能控制的。
余茂春则认为，戈尔巴乔夫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当苏联社会出现自由化潮流时，并没有采用普遍镇压的手段，“戈尔巴乔夫在衡量了中共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后，他觉得继续走老路，开枪镇压人民的声音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在访问中国之后，对他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所造成的不满，他没有实行血腥镇压，这是一个伟大的举动。”
余茂春所提到的戈尔巴乔夫访华之行，中国人的记忆应该还很清晰，当时正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也就是在这次访华行程后，中苏宣布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夫妇访华时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牵手合影。（法新社）
对中国的启示
戈尔巴乔夫去世的日子恰逢中共二十大前夕，习近平将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传闻已经街知巷闻。舆论间愈加重视领袖人物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在1989年的访华行程中，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当时的中国改革派领导人物、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后者在“六四事件”之后被迫下台，坊间常有人将赵称为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但连曦认为，虽然两者所处的历史阶段有相似处，但差别也是明显的，“在戈尔巴乔夫之上，没有一个‘俄国式的邓小平’，所以他可以放开手脚去做他的改革；不幸的是，胡耀邦、赵紫阳从来没有过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活动空间。”
余茂春则认为，中国的悲剧并不是没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中国党内的改革家改来改去还是共产党那样的一党专制，就像戈尔巴乔夫当年的初衷一样。如果没有党外的推动，没有人民的力量，没有摆脱共产党控制的党外的力量，中国的民主，中国的开放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1989年5月17日游览中国八达岭长城
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周二病世，引发中文舆论圈对他的功过热议。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促成苏联解体，是他要担负的历史责任；但也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结束了共产党对苏联的统治。
戈尔巴乔夫逝世的消息在中、西方引起的舆论反应有显著的差别。英国广播公司（BBC）、《纽约时报》以及半岛电视台等西方媒体纷纷称颂戈尔巴乔夫帮助结束冷战、推动两德统一等历史功绩，称他是历史伟人。但中文社媒则在他促成苏联解体等问题上争论不休。
共产主义掘墓人
中共官方的表态极其简略，甚至显得简陋。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8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表示，戈尔巴乔夫先生曾为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作出积极贡献。我们对他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属表示慰问。
赵立坚寥寥几句话，只集中在中苏关系，给外界解读官方对戈氏的态度留下巨大空间。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在位仅六年。1985年他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出于对苏共执政70年却让苏联陷入严重困境的不满，开始对苏联进行多方面改革。在政治上，苏联政府先后开放党禁、报禁，政治、言论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自由迅速扩展。在经济上，苏联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对西方投资者给予让步。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官方公众号“之江轩”刊发了一篇文章，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下的这一系列改革，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让苏联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轰然倒塌，建党93年的苏联共产党宣告自动解散，这个结果令人无比错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苏联的垮台更是点滴在心头。《纽约时报》曾报道，习近平2012年“南巡”时、对苏联的瓦解有过“竟无一人是男儿”感叹。
但在自由的中国网络防火墙之外，中国官方的这种观点却受到了激烈的反驳。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向本台分析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释放了苏联社会的活力，“首先，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就有跳出共产党之外的一个体制出来了，比如像叶利钦这样的人；另外一个就是有基层选举，基层选举就是把共产党的基层管理人员全部都选掉了，这就是民主的活力。”
杜克大学教授连曦则认为，要从个体自由的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贡献，“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事情，导致苏联的解体，如果从帝国的解体来说，是他们的一个损失，但如果是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从前苏联人民的个体、个人的自由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1989年5月16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面。（美联社资料图）
有局限的功臣 不开枪避免苏版“天安门事件”
戈尔巴乔夫常常被外界称为共产主义掘墓人，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共产党是在他手中解散的，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苏联解体，原先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阵营也作鸟兽散。
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并非反对共产主义，他在青年时期就是共产党员。在2018年上映的纪录片《会见戈尔巴乔夫 Meeting Gorbachev》中，熟悉戈尔巴乔夫的人介绍说，戈尔巴乔夫的初衷只是改革共产主义，但不是取消这种制度。
随着1991年“八一九政变”失败，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的胁迫下被迫交出权力，并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也随后解体。但随后俄罗斯的政局并没有向更好的民主体制演变，而是走向独裁专制。
戈尔巴乔夫自己在2010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时也承认，前苏联的改革只走了一半的路，所以才会有叶利钦独裁体制的出现。
华盛顿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认为，戈尔巴乔夫身上显然还有历史的局限，“当时他对民主制度的设想肯定是非常微弱的，基本上他是从人道、从政治宽松的角度出发，同时也是要救国，甚至当时有人说是为了让苏共更好的执政，从这些方面考虑走出的那一步。”他强调，每个伟人走出一步之后，其结果往往不是他们能控制的。
余茂春则认为，戈尔巴乔夫还有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当苏联社会出现自由化潮流时，并没有采用普遍镇压的手段，“戈尔巴乔夫在衡量了中共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后，他觉得继续走老路，开枪镇压人民的声音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他在访问中国之后，对他所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所造成的不满，他没有实行血腥镇压，这是一个伟大的举动。”
余茂春所提到的戈尔巴乔夫访华之行，中国人的记忆应该还很清晰，当时正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也就是在这次访华行程后，中苏宣布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
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夫妇访华时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牵手合影。（法新社）
对中国的启示
戈尔巴乔夫去世的日子恰逢中共二十大前夕，习近平将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传闻已经街知巷闻。舆论间愈加重视领袖人物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在1989年的访华行程中，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当时的中国改革派领导人物、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后者在“六四事件”之后被迫下台，坊间常有人将赵称为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但连曦认为，虽然两者所处的历史阶段有相似处，但差别也是明显的，“在戈尔巴乔夫之上，没有一个‘俄国式的邓小平’，所以他可以放开手脚去做他的改革；不幸的是，胡耀邦、赵紫阳从来没有过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活动空间。”
余茂春则认为，中国的悲剧并不是没有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中国党内的改革家改来改去还是共产党那样的一党专制，就像戈尔巴乔夫当年的初衷一样。如果没有党外的推动，没有人民的力量，没有摆脱共产党控制的党外的力量，中国的民主，中国的开放社会是没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