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近半个世纪，黄强（Kent Wong）依然能清楚地说出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五条路线： 中线最近，只需通过狭窄的深圳河，但那里安保最严密：有军队、狼狗、铁丝网，通常只有本地人在台风掩护下才敢冒险；东线次之，地处大鹏湾的东平洲岛与深圳近在咫尺，却属香港领土，在当时还鲜为人知；西线较远，从蛇口下水，大约要游上10公里；此外还有从珠江口出发，划小木船偷渡的舢板线，和从台山经由澳门，靠香港走私渔船抵港的澳门线。 黄强花了两年时间，经历了两次失败，尝试了三条路线，终于在1973年底成功偷渡到香港，那一年他25岁。
逃港半个世纪后，他写下自己偷渡奔自由的故事 https://t.co/KmawLThjcb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October 27, 2021
1975年夏天，他以政治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后考取哈佛医学院，成为一名麻醉师。 2021年4月，黄强在美国出版《游向自由：我逃离文革的不为人知的故事》（Swimming to Freedom: My Untold Story of Escap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文版也于近日问世。他给书定名为《偷渡犯》。 “在中国政府眼中我们是偷渡犯，在我们看来是很光荣的事。”黄强对美国之音说。父亲的归国：一家人噩梦的开始 1948年，黄强出生在中国广东沿海小城。那是国共内战晚期，国军大势已去，在海关工作的父亲接到迁往香港的调令。于是，刚满月的黄强随家人登上赴港客船，在铜锣湾一处公寓安顿下来。 可是满怀爱国热情的父亲不愿供职英国殖民地，1951年他参加了九龙海关“起义”，把一家五口带回了刚刚成立两年的红色中国。 共产党敲锣打鼓地欢迎这位“反蒋英雄”归来，给他安排了广东进出口部门的科长职位——这也成为一家人无尽灾难的开端。 反右运动中，父亲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关进“牛棚”，1959年发配劳改农场。他没有因为八年前的“爱国起义”受到宽待。他和他的“起义”同伴们几乎全部被划为右派。 “我爸爸是很爱国的，他真的是到死都很爱国。但是共产党就没有看得中他，所以他一辈子在政治上很不得意。” 黄强说。 在学校，成绩优异的黄强是少先队大队长，被重点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随着阶级斗争调门的升级，父亲的右派帽子给黄强的成长蒙上巨大阴影。和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一样，他学会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对政治运动毫无热情的黄强常去同学曦的家里“偷听敌台”。曦住在一幢居民楼天台的加盖房里。在那里聚会的人自称“天台地下党”。 “他们很懂得搞半导体收音机，我在他们家里面第一次听到美国之音。现在讲起来我还是会起鸡皮疙瘩。很激动啊，哇，能够听到敌人的声音，而且越听越入迷。”黄强回忆。 1968年的一天，曦问黄强：“我们决定去偷渡了， 你来不来？” “偷渡？！”黄强吃了一惊。 他听说过以前当地有一些渔民划着小船偷渡到香港，但以为那只是小规模的，更没想过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身边。逃港：几代中国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事实上，从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中国已经出现过几波逃港潮。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引发造成几千万人饿死的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更是达到顶峰。 为防止饥荒蔓延，1962年5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一度下令开放边境，结果引发了一场数十万饥民涌入香港的浪潮。 中国作家陈秉安根据曾用22年时间采访过数百名逃港亲历者。他在2010年出版的《大逃港》中披露，从1949年中共军队占领深圳到80年代初，总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仅官方解密文件显示，就有56万大陆难民逃到香港。 1980年移民香港的前《开放》执行编辑蔡咏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香港今天的七百万人口中大概有一半是一九四九年后逃离共产暴政和大饥荒来港的难民及其后代。” 在中国当局眼中，逃港是“叛国投敌”，对逃港者的打击也异常严厉。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10报道：“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不想被中国碾成粉末，偷渡是唯一的出路 逃港者这些惊心动魄的过往，当年的黄强并不十分清楚，但他当然知道偷渡不是儿戏。 他说：“我生来不是很勇敢的人，戴个眼镜像个书呆子。（偷渡）听起来觉得很可怕，要爬山，还要游水过海。” 那时，毛泽东号召城市青年去 “支援”农村和边疆。黄强服从了命运的安排。和两个妹妹“上山下乡”让他暂时将偷渡的念头抛在脑后。 在农村，他忍受着歧视和日复一日的艰苦劳动，痛苦而迷茫。一天，一封贴着英国女王头像邮票的信带来了曦偷渡成功的消息。照片里的曦穿着入时的喇叭裤，在阳光下神采奕奕。 逃港的念头不可遏制地重回黄强的脑海。 “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让中国慢慢地把我的一生碾成粉末，就像它处理爸爸一样；要么像曦那样，去寻找一个美丽的世界开始新的生活。”他在书中写道。 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村里的一次公开处决，被处决的21个人大多是政治犯。 “这件事情对我的震动很大，因为我想起我们以前在‘天台地下党’讲的的话，听美国之音，如果被抓起来肯定就是死罪了。” 他说。 他觉得已经被逼上梁山——偷渡是唯一的出路。 “那个时候我所有认识的偷渡的朋友都是这样，觉得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希望了。他们就觉得要去偷渡，值得冒这个险。” 黄强说。25年的人生转了一个圈，回到原点 他开始研究偷渡路线，练习游泳、划船。那时很多广州人都在珠江边练习游泳，互相打招呼时带着心照不宣的微笑。在当地，偷渡已然成为一种风气，几乎每家都有人去偷渡。 他也很快掌握了偷渡者的一套暗语：“较脚”指的是调整步伐，指代偷渡； “埋堆”的意思是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天黑后再出发；“钉盖”就是棺材钉上盖，显然就是被抓了。 “后来就变成很时髦的说法，每个人都讲，有些人还担心你没有听得清，在餐馆里面故意大声讲，埋堆啊，钉盖啊。那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啊，但是广州人（对政治）的反感已经不成样子了。” 黄强回忆。 在偷渡者看来，香港的一切都让人目眩神迷——时装、香水、赛马、摩天大楼上的旋转餐厅。他们还说，香港正在筹建一条海底隧道。那时，广州最大的土木工程是要建一座立交桥。 而对黄强来说，香港最令人向往的是宽松的政治空气、一个公平、充满机会的社会环境。在那里，他可以没有顾忌地说话，不会因为家庭出身处处受到压制。 然而，他的偷渡之路却远非顺遂。 第一次他和同伴在山上徒步了七、八天，还没下海就”钉盖”了。边防军用枪口对着他们，把三人押送到收容所。 第二次最令人失望，在滂沱大雨中徒步几日后，他们晚上下海，在波涛翻滚的海里游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晨，东方的第一缕晨光照亮了香港的天际线，眼看自由近在迟尺，突如其来的中国渔船却将一切击碎。 “他们跑到香港的水域，因为国家给钱，抓到一个（偷渡犯）给50块钱人民币。所以他们就很积极捞我们回去，我们叫 ‘捞虾饺’。” 两次失败让他消沉了好一阵子。直到1973年底，他才重振精神，再度踏上偷渡之路。 这一次他们坐当地渔民的舢板，从台山出发，一路躲避中国军舰的探照灯，成功与蛇头接头，换乘另一艘船，颠簸到香港。 黄强永远不会忘记，当小巴驶出狮子山隧道，湛蓝的天空下，一栋栋洁白的楼宇直耸云霄，耳边传来邓丽君的歌声。 “就好像上了天堂，”他说。“真的是要流泪的感觉，我就觉得，我回来了。” 人生转了一个圈，黄强用了25年的时间，重又踏上曾给他的幼年带给快乐时光的香港。这个政党的DNA没有改变 在这段跨越几十年，充满血泪的旅途中，不知多少人没能抵达终点。仅黄强认识的15名偷渡者中，就有三人命丧大海。 半个世纪后，他写下自己和同代人铤而走险逃出中国的故事，希望以此告慰那些死难的朋友，也想揭露那极端反人性的暴政造成的创伤。他知道出版这样一本书的代价，做好了无法再去中国的准备。 黄强对美国之音说，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变好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当年的偷渡者都说，这一切要归功党的领导。他们中有一些人返回了中国。 但是在黄强看来，这个政党的DNA并没有改变——它依然要牢牢掌握政权，依然要中国人对它俯首帖耳。 今天，当《国安法》将香港笼罩在恐惧中，当香港人也纷纷“逃港”，远走异乡，他感叹：“我的天堂没有了。”
时隔近半个世纪，黄强（Kent Wong）依然能清楚地说出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五条路线：
中线最近，只需通过狭窄的深圳河，但那里安保最严密：有军队、狼狗、铁丝网，通常只有本地人在台风掩护下才敢冒险；东线次之，地处大鹏湾的东平洲岛与深圳近在咫尺，却属香港领土，在当时还鲜为人知；西线较远，从蛇口下水，大约要游上10公里；此外还有从珠江口出发，划小木船偷渡的舢板线，和从台山经由澳门，靠香港走私渔船抵港的澳门线。
黄强花了两年时间，经历了两次失败，尝试了三条路线，终于在1973年底成功偷渡到香港，那一年他25岁。
1975年夏天，他以政治难民身份来到美国，后考取哈佛医学院，成为一名麻醉师。
2021年4月，黄强在美国出版《游向自由：我逃离文革的不为人知的故事》（Swimming to Freedom: My Untold Story of Escap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文版也于近日问世。他给书定名为《偷渡犯》。
“在中国政府眼中我们是偷渡犯，在我们看来是很光荣的事。”黄强对美国之音说。
父亲的归国：一家人噩梦的开始
1948年，黄强出生在中国广东沿海小城。那是国共内战晚期，国军大势已去，在海关工作的父亲接到迁往香港的调令。于是，刚满月的黄强随家人登上赴港客船，在铜锣湾一处公寓安顿下来。
可是满怀爱国热情的父亲不愿供职英国殖民地，1951年他参加了九龙海关“起义”，把一家五口带回了刚刚成立两年的红色中国。
共产党敲锣打鼓地欢迎这位“反蒋英雄”归来，给他安排了广东进出口部门的科长职位——这也成为一家人无尽灾难的开端。
反右运动中，父亲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关进“牛棚”，1959年发配劳改农场。他没有因为八年前的“爱国起义”受到宽待。他和他的“起义”同伴们几乎全部被划为右派。
“我爸爸是很爱国的，他真的是到死都很爱国。但是共产党就没有看得中他，所以他一辈子在政治上很不得意。” 黄强说。
在学校，成绩优异的黄强是少先队大队长，被重点培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随着阶级斗争调门的升级，父亲的右派帽子给黄强的成长蒙上巨大阴影。和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一样，他学会了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1968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对政治运动毫无热情的黄强常去同学曦的家里“偷听敌台”。曦住在一幢居民楼天台的加盖房里。在那里聚会的人自称“天台地下党”。
“他们很懂得搞半导体收音机，我在他们家里面第一次听到美国之音。现在讲起来我还是会起鸡皮疙瘩。很激动啊，哇，能够听到敌人的声音，而且越听越入迷。”黄强回忆。
1968年的一天，曦问黄强：“我们决定去偷渡了， 你来不来？”
“偷渡？！”黄强吃了一惊。
他听说过以前当地有一些渔民划着小船偷渡到香港，但以为那只是小规模的，更没想过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身边。
逃港：几代中国人惊心动魄的回忆
事实上，从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中国已经出现过几波逃港潮。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引发造成几千万人饿死的三年“大饥荒”期间，逃港更是达到顶峰。
为防止饥荒蔓延，1962年5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一度下令开放边境，结果引发了一场数十万饥民涌入香港的浪潮。
中国作家陈秉安根据曾用22年时间采访过数百名逃港亲历者。他在2010年出版的《大逃港》中披露，从1949年中共军队占领深圳到80年代初，总共出现过四次大规模逃港潮。仅官方解密文件显示，就有56万大陆难民逃到香港。
1980年移民香港的前《开放》执行编辑蔡咏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香港今天的七百万人口中大概有一半是一九四九年后逃离共产暴政和大饥荒来港的难民及其后代。”
在中国当局眼中，逃港是“叛国投敌”，对逃港者的打击也异常严厉。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10报道：“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不想被中国碾成粉末，偷渡是唯一的出路
逃港者这些惊心动魄的过往，当年的黄强并不十分清楚，但他当然知道偷渡不是儿戏。
他说：“我生来不是很勇敢的人，戴个眼镜像个书呆子。（偷渡）听起来觉得很可怕，要爬山，还要游水过海。”
那时，毛泽东号召城市青年去 “支援”农村和边疆。黄强服从了命运的安排。和两个妹妹“上山下乡”让他暂时将偷渡的念头抛在脑后。
在农村，他忍受着歧视和日复一日的艰苦劳动，痛苦而迷茫。一天，一封贴着英国女王头像邮票的信带来了曦偷渡成功的消息。照片里的曦穿着入时的喇叭裤，在阳光下神采奕奕。
逃港的念头不可遏制地重回黄强的脑海。
“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让中国慢慢地把我的一生碾成粉末，就像它处理爸爸一样；要么像曦那样，去寻找一个美丽的世界开始新的生活。”他在书中写道。
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村里的一次公开处决，被处决的21个人大多是政治犯。
“这件事情对我的震动很大，因为我想起我们以前在‘天台地下党’讲的的话，听美国之音，如果被抓起来肯定就是死罪了。” 他说。
他觉得已经被逼上梁山——偷渡是唯一的出路。
“那个时候我所有认识的偷渡的朋友都是这样，觉得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希望了。他们就觉得要去偷渡，值得冒这个险。” 黄强说。
25年的人生转了一个圈，回到原点
他开始研究偷渡路线，练习游泳、划船。那时很多广州人都在珠江边练习游泳，互相打招呼时带着心照不宣的微笑。在当地，偷渡已然成为一种风气，几乎每家都有人去偷渡。
他也很快掌握了偷渡者的一套暗语：“较脚”指的是调整步伐，指代偷渡； “埋堆”的意思是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天黑后再出发；“钉盖”就是棺材钉上盖，显然就是被抓了。
“后来就变成很时髦的说法，每个人都讲，有些人还担心你没有听得清，在餐馆里面故意大声讲，埋堆啊，钉盖啊。那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啊，但是广州人（对政治）的反感已经不成样子了。” 黄强回忆。
在偷渡者看来，香港的一切都让人目眩神迷——时装、香水、赛马、摩天大楼上的旋转餐厅。他们还说，香港正在筹建一条海底隧道。那时，广州最大的土木工程是要建一座立交桥。
而对黄强来说，香港最令人向往的是宽松的政治空气、一个公平、充满机会的社会环境。在那里，他可以没有顾忌地说话，不会因为家庭出身处处受到压制。
然而，他的偷渡之路却远非顺遂。
第一次他和同伴在山上徒步了七、八天，还没下海就”钉盖”了。边防军用枪口对着他们，把三人押送到收容所。
第二次最令人失望，在滂沱大雨中徒步几日后，他们晚上下海，在波涛翻滚的海里游了一整夜。第二天清晨，东方的第一缕晨光照亮了香港的天际线，眼看自由近在迟尺，突如其来的中国渔船却将一切击碎。
“他们跑到香港的水域，因为国家给钱，抓到一个（偷渡犯）给50块钱人民币。所以他们就很积极捞我们回去，我们叫 ‘捞虾饺’。”
两次失败让他消沉了好一阵子。直到1973年底，他才重振精神，再度踏上偷渡之路。 这一次他们坐当地渔民的舢板，从台山出发，一路躲避中国军舰的探照灯，成功与蛇头接头，换乘另一艘船，颠簸到香港。
黄强永远不会忘记，当小巴驶出狮子山隧道，湛蓝的天空下，一栋栋洁白的楼宇直耸云霄，耳边传来邓丽君的歌声。
“就好像上了天堂，”他说。“真的是要流泪的感觉，我就觉得，我回来了。”
人生转了一个圈，黄强用了25年的时间，重又踏上曾给他的幼年带给快乐时光的香港。
这个政党的DNA没有改变
在这段跨越几十年，充满血泪的旅途中，不知多少人没能抵达终点。仅黄强认识的15名偷渡者中，就有三人命丧大海。
半个世纪后，他写下自己和同代人铤而走险逃出中国的故事，希望以此告慰那些死难的朋友，也想揭露那极端反人性的暴政造成的创伤。他知道出版这样一本书的代价，做好了无法再去中国的准备。
黄强对美国之音说，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变好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当年的偷渡者都说，这一切要归功党的领导。他们中有一些人返回了中国。
但是在黄强看来，这个政党的DNA并没有改变——它依然要牢牢掌握政权，依然要中国人对它俯首帖耳。
今天，当《国安法》将香港笼罩在恐惧中，当香港人也纷纷“逃港”，远走异乡，他感叹：“我的天堂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