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日，工作人员在重庆万州北站进站口为旅客测量体温。（新华社）
“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武汉肺炎仍在急速传播，中国也仍在对疫情举国抗争。中共总书记2月3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称，“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在前一天的2月2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整体移交中国军队管理，不仅如此，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也在2月2日正式抽组成立，开始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可以说，疫情肆虐之下，当地的行政管理系统已经无力独立支撑，武汉某种程度上已经临时成了一座军管城市。
正如多维社论所称，武汉肺炎疫情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国崛起亮丽外衣下官场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慵懒无能被动的官员、低效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以及落后的疫情防治体系。也再次说明了中国虽然已经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依旧是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崛起的底层还非常薄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有太多亟待补齐的短板。而这显然是对中南海敲响的一个警钟。
1月26日，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在武汉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华社）
首先就是疫情逼迫武汉甚至整个湖北官场上演了一场尴尬的官场现形记。
武汉首个前往医院就诊病例的症状发生于2019年12月8日，而当地政府居然和相关职能部门居然一直没有发出通报，直到2019年12月31日。因为武汉市卫健委此前一天（2019年12月30日）发出的系统内文件——有关“不明原因肺炎”的文件在网上广传，武汉市疾控中心方才首次向向社会披露已有27例确诊病例，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治疗，“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除了愚蠢和无知，似乎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理由，来解释为何在病毒出现将近40天的时间当中，武汉和湖北两级政府官员不仅未采取任何社会管控或警告措施，还接连召开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会。2019年12月底，当时武汉有8人在医学微信群提醒旁人注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被武汉市警方在2010年1月1日一起处理为“造谣者”，并先后遭到约谈和训诫。北京时间2020年1月7日晚上21时，中国专家检测出病毒为新型冠状病毒，两天之后（即2020年1月9日）首宗死亡案例出现。但是武汉一派风平浪静，甚至依旧“歌舞升平”。
1月6日至10日，武汉市召开两会。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召开两会。首宗死亡案例出现10天之后的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了有 4 万多个家庭参加的第二十届“万家宴”未受到任何障碍，大家“边吃边聊，共度欢乐农历小年”，该“盛宴”还得到湖北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楚天都市报》的头版报道。甚至在抗击非典第一功臣、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1月20日在央视揭开疫情具有“人传人”的真相之后的1月21日，湖北省省委书记蒋超良和省长王晓东还一起出席了聚集活动——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
显然，在疫情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武汉和湖北领导班子的工作重心根本不在防疫，错过了黄金防控期。钟南山1月19日考察武汉并在当天奔赴北京，向中南海汇报疫情真实情况。1月2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发声要求各地官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以此为时间节点，中国中央政府快速且强势介入疫情管控。官方信息推送和舆情也就此转折。
不过，令人无语的是，疫情控制已经是第一要务的情况下，武汉和湖北两级政府官员在无知之后再次上演无能的戏码。
湖北省政府1月26日召开有关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委秘书长别必雄戴口罩露鼻孔，省长王晓东未戴口罩，武汉市长周先旺戴的口罩上下前后面全戴反。王晓东称对于湖北口罩数量的三次口误更是引发公众严厉批评，网络上各种“跟着省长学数学”的段子流传以嘲讽湖北政府的领导力和公信力。1月30日的疫情发布会上，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对央视记者的问题（对离汉通道被封后武汉返乡人员回不了家的看法和武汉医院医疗物资的进展介绍），视而不见答非所问，照旧念已准备的稿件内容。继“跟着省长学数学”之后，中国网民再创网络新段子“答非所问蒋书记”。如此“榜样之下”，已经被就地免职的湖北省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的“一问三不知”，似乎已经不那么令人诧异了。
据《湖北日报》2月2日消息，2月1日，疫情发生以来，黄冈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出动开展监督检查，处理处分党员干部337人，对6名防控不力的干部予以免职，其中3名正县级干部，3名乡镇主要领导。事实上，近期多省市都对疫情中干部应对不力的问题展开了严查。贵州、广西、江西、湖南、广西、内蒙古、河北、天津、浙江等9省（市）均对查处的干部发布了公开通报或追责。
2020年1月2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以及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等人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有关情况。（新华社）
其次，中国卫生系统的反应更是让人失望。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卫健委）的失职。正如前文所说，从2019年12月1日疫情出现，或者宽松一点说，从2019年12月8日第一个病例就诊开始计算，无论是系统内部通报（即2019年12月30日被网络公开的那份“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还是12月31日第一次向社会公开通报，武汉卫健委的拖延和迟钝显然是疫情大肆传播的第一责任机构。甚至在2020年元旦之后，武汉卫健委仍然持续多日宣称疫情“可防可控”，没有新增病例。
而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表现同样并不合格。2020年1月31日，中国央视《新闻1+1》节目连线武汉市市委书记马国强。按照马国强所称：去年（即2019年）12月30、31日，武汉其它医院也出现了类似患者，“所以我们上报了国家卫健委。”据此可以认为，中国国家卫健委应该在2020年元旦前后，就已经知晓相关情况。
另外，早在1月9日，卫生专家就确认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上报中国国务院。中国国务院决定，参照SARS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汉的防治戒备并通报全国。但是中国国家卫健委仍然没有发出与疫情匹配的社会警告。正如前文所说，在1月20日之前，整个湖北省甚至武汉市仍然“歌舞升平”。而此钟南山1月20日在央视披露存在人传人可能的前一天，中国国家卫健委还在通告中表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香港政府却在1月4日就公布“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并宣布启动“严重”应变级别。澳门也在1月5日开始提升肺炎预警级别至第3级，中度风险，并于同日成立“应对不明原因肺炎跨部门工作小组”。香港和澳门这种反应快速的成熟机制，无疑让武汉甚至整个中国大陆地方卫生防疫应急反应机制相形见绌。
中国国务院在1月24日发布公告，向社会征集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漏报、瞒报等问题的线索。此前，中央政法委员会也发文，言辞强硬地指迟报瞒报疫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根据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日接收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所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周先旺说，“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周先旺的此番表述被解读为起码是中国国家卫健委在疫情预警流程中起到了消极作用。这种分析的依据是，在2003年的“非典”之后，中国已经建立了重大传染病汇报系统。按照该系统，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疾病，在完成化验后，武汉的疾控中心需要在四小时内向中央汇报。但是系统上报的信息是不能对外披露的。根据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规定，中国具有专门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该制度规定，传染病暴发时，中国国务院卫生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级政府卫生部门公布本地区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2020年1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看望慰问医务人员。（新华社）
第三，虽然经过7年的党内反腐正风、中国国务院总理也多次痛斥行政机构中存在种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中南海也在2018年3月就推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但是中国政府机构中低效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在这次疫情中再一次曝光。
比如在疫情示警过程当中，前文已经提及的武汉市长周先旺所说的，“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而在疫情完全公开后，迅速传出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省物资短缺的消息，尤其是医疗物资严重供应不足，包括武汉市一众三甲医院在内的大量医院频频传出防护用品告急的新闻。
媒体查证之后，发现来自中国各地的大量捐赠物资竟然因为武汉市和湖北省职能部门的低效、繁杂审批程序而不能及时发放。但很多一线医院因为“手续问题”没能领到急需的物资，黄冈市浠水县人民医院甚至拿出院方的捐赠文件，都不起作用。
对于这种混乱，武汉红十字会向媒体表示，所有医疗物资的分配和发放权不在红十字会，而是在武汉市抗击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但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一名工作人员1月3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疫情指挥部并不统一负责分配，只审核和批准三家定点机构的分配方案，也未曾修改或驳回红十字会上报的分配方案。
需要承认，为解决肺炎危机，中国已经全速开动了整部国家机器。不过也正如2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称，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它也给中南海敲响了警钟：中国虽然已经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仍有太多亟待补齐的短板。这既是中共高层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同时又应该是全世界认识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
中国官民之间 何以走到这一步
2020年1月中时武汉参加过“万家宴”(社区万人一起吃团圆饭)的社区，陆续确诊了武汉新型冠状肺炎。此新闻一出人们纷纷叹息着魔幻──在举办“万家宴”之时还是“有限人传人”，举办后没过几日，昔日抗SARS（非典）的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就说了，警惕人传人。愤怒的舆论指向武汉政府，武汉市长后来亲上火线，对万家宴表示“尚未出现交叉感染”，如今，出现数起病例了。人们愤怒之余倒也能“坦然”──从1月初到今天，看过的荒唐戏还少吗？
面对疫情，舆论对湖北政府的怒火一直未歇。(Reuters)
1月初问责八名“造谣者”，而后有部分谣言还真的成为事实，也让许多熟知疫情的专家闭了嘴，让人民更加被蒙在鼓里；到1月中出现了“无新增病例”的空窗期(恰逢湖北省召开官方会议的时间)，数百万人就这样毫不知情地继续聚在人多的地方、全国四处走；在“无新增病例”的日期过了之后一下子出现新增数百起案例，民众这才惊觉事态不妙。然而武汉万家宴、武汉政府甚至一度想发旅游卷“鼓励大家去黄鹤楼”......
再到疫情紧急胶着下湖北省大官们的联欢会，红十字会之争议。武汉政府、湖北政府、红十字会、武汉病毒所，人们看着一个个带“官”字的不住摇头，对照起老百姓们的捐赠物资、医师和建设医院的建设者们之不眠不休，百姓与官的距离，从2019年10月“祖国万岁、岁月静好、国家保护我们”的信赖中，一下子全被打破。
民众猛地发现，自己与“政府”有一条长长的距离──政府干大事、民众不知道，这可以明白：但政府知道疫情，民众不知道，甚至如此惨烈的伤亡，这如何“自我安慰”？
自然，美国流感死了很多人、过去H1N1（甲型流感）死了很多人，澳大利亚大火延烧澳大利亚也焦头烂额，不论体制如何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这个老百姓自然明白。
然而，瞒报疫情、管控专家及媒体，让百万、千万老百姓冒着自己都不知道的生命危险。专家不敢说真话、媒体毫无监管能力，这点与欧美国家的“防疫不力”可是两种层次的问题──说穿了，这就是“政府的手能伸多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该如何管媒体、管舆论，如何让人们敢说真话”的问题。
谁都知道，这就是中国体制下“老大难”的问题。此次，这个问题牢牢扎进了百姓的心底。
此次，这根“针”在老百姓心里扎得非常深，与过去中共言论管控所引起的风波大不相同──过去大家骂两句就算了，但此次，是真真切切死了不少人，且让多数人都陷入莫大风险。很可能有一段长时间，百姓们在喝茶闲谈、看新闻时都会感叹，“唉，那时真的差点被害死”。
从SARS到如今，十七年过了，那时骂了一波官僚、不作为、隐瞒，此次仍如此。老百姓在之中不断不断再问的是，为什么会这样？老百姓怕官员无能、不作为乱作为，但老百姓更愤怒、更不解的根源可能是──政府心中，可真有人民？
此次多数百姓的愤怒多少都有外溢到“地方政府之外”。中央、地方，人们过去都自嘲“千里之外县太爷说了算”，在打贪后这种说法也平息了一些。经此一疫，大陆政府过去的部分成就将更难服人。
在一致努力下，相信疫情终会平息，但民众心理创伤难平。例行性的检讨、改进、道歉，人们也看习惯了，能不能大刀阔斧地正视自己的“老大难”，百姓在等。
2020年2月1日，工作人员在重庆万州北站进站口为旅客测量体温。（新华社）
“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悬军垂欲穷。”武汉肺炎仍在急速传播，中国也仍在对疫情举国抗争。中共总书记2月3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称，“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在前一天的2月2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整体移交中国军队管理，不仅如此，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也在2月2日正式抽组成立，开始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可以说，疫情肆虐之下，当地的行政管理系统已经无力独立支撑，武汉某种程度上已经临时成了一座军管城市。
正如多维社论所称，武汉肺炎疫情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中国崛起亮丽外衣下官场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慵懒无能被动的官员、低效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媒体监督角色的缺失以及落后的疫情防治体系。也再次说明了中国虽然已经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依旧是个发展中国家，国家崛起的底层还非常薄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有太多亟待补齐的短板。而这显然是对中南海敲响的一个警钟。
1月26日，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在武汉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华社）
首先就是疫情逼迫武汉甚至整个湖北官场上演了一场尴尬的官场现形记。
武汉首个前往医院就诊病例的症状发生于2019年12月8日，而当地政府居然和相关职能部门居然一直没有发出通报，直到2019年12月31日。因为武汉市卫健委此前一天（2019年12月30日）发出的系统内文件——有关“不明原因肺炎”的文件在网上广传，武汉市疾控中心方才首次向向社会披露已有27例确诊病例，所有病例均已进行隔离治疗，“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除了愚蠢和无知，似乎没有办法找到其他理由，来解释为何在病毒出现将近40天的时间当中，武汉和湖北两级政府官员不仅未采取任何社会管控或警告措施，还接连召开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会。2019年12月底，当时武汉有8人在医学微信群提醒旁人注意“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被武汉市警方在2010年1月1日一起处理为“造谣者”，并先后遭到约谈和训诫。北京时间2020年1月7日晚上21时，中国专家检测出病毒为新型冠状病毒，两天之后（即2020年1月9日）首宗死亡案例出现。但是武汉一派风平浪静，甚至依旧“歌舞升平”。
1月6日至10日，武汉市召开两会。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召开两会。首宗死亡案例出现10天之后的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了有 4 万多个家庭参加的第二十届“万家宴”未受到任何障碍，大家“边吃边聊，共度欢乐农历小年”，该“盛宴”还得到湖北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楚天都市报》的头版报道。甚至在抗击非典第一功臣、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1月20日在央视揭开疫情具有“人传人”的真相之后的1月21日，湖北省省委书记蒋超良和省长王晓东还一起出席了聚集活动——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
显然，在疫情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武汉和湖北领导班子的工作重心根本不在防疫，错过了黄金防控期。钟南山1月19日考察武汉并在当天奔赴北京，向中南海汇报疫情真实情况。1月2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发声要求各地官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以此为时间节点，中国中央政府快速且强势介入疫情管控。官方信息推送和舆情也就此转折。
不过，令人无语的是，疫情控制已经是第一要务的情况下，武汉和湖北两级政府官员在无知之后再次上演无能的戏码。
湖北省政府1月26日召开有关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委秘书长别必雄戴口罩露鼻孔，省长王晓东未戴口罩，武汉市长周先旺戴的口罩上下前后面全戴反。王晓东称对于湖北口罩数量的三次口误更是引发公众严厉批评，网络上各种“跟着省长学数学”的段子流传以嘲讽湖北政府的领导力和公信力。1月30日的疫情发布会上，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对央视记者的问题（对离汉通道被封后武汉返乡人员回不了家的看法和武汉医院医疗物资的进展介绍），视而不见答非所问，照旧念已准备的稿件内容。继“跟着省长学数学”之后，中国网民再创网络新段子“答非所问蒋书记”。如此“榜样之下”，已经被就地免职的湖北省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的“一问三不知”，似乎已经不那么令人诧异了。
据《湖北日报》2月2日消息，2月1日，疫情发生以来，黄冈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出动开展监督检查，处理处分党员干部337人，对6名防控不力的干部予以免职，其中3名正县级干部，3名乡镇主要领导。事实上，近期多省市都对疫情中干部应对不力的问题展开了严查。贵州、广西、江西、湖南、广西、内蒙古、河北、天津、浙江等9省（市）均对查处的干部发布了公开通报或追责。
2020年1月2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以及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等人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有关情况。（新华社）
其次，中国卫生系统的反应更是让人失望。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卫健委）的失职。正如前文所说，从2019年12月1日疫情出现，或者宽松一点说，从2019年12月8日第一个病例就诊开始计算，无论是系统内部通报（即2019年12月30日被网络公开的那份“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还是12月31日第一次向社会公开通报，武汉卫健委的拖延和迟钝显然是疫情大肆传播的第一责任机构。甚至在2020年元旦之后，武汉卫健委仍然持续多日宣称疫情“可防可控”，没有新增病例。
而中国国家卫健委的表现同样并不合格。2020年1月31日，中国央视《新闻1+1》节目连线武汉市市委书记马国强。按照马国强所称：去年（即2019年）12月30、31日，武汉其它医院也出现了类似患者，“所以我们上报了国家卫健委。”据此可以认为，中国国家卫健委应该在2020年元旦前后，就已经知晓相关情况。
另外，早在1月9日，卫生专家就确认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上报中国国务院。中国国务院决定，参照SARS的防治方案，提升武汉的防治戒备并通报全国。但是中国国家卫健委仍然没有发出与疫情匹配的社会警告。正如前文所说，在1月20日之前，整个湖北省甚至武汉市仍然“歌舞升平”。而此钟南山1月20日在央视披露存在人传人可能的前一天，中国国家卫健委还在通告中表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
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香港政府却在1月4日就公布“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并宣布启动“严重”应变级别。澳门也在1月5日开始提升肺炎预警级别至第3级，中度风险，并于同日成立“应对不明原因肺炎跨部门工作小组”。香港和澳门这种反应快速的成熟机制，无疑让武汉甚至整个中国大陆地方卫生防疫应急反应机制相形见绌。
中国国务院在1月24日发布公告，向社会征集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漏报、瞒报等问题的线索。此前，中央政法委员会也发文，言辞强硬地指迟报瞒报疫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根据武汉市长周先旺1月27日接收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所说，“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周先旺说，“后来，特别是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属地负责，在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周先旺的此番表述被解读为起码是中国国家卫健委在疫情预警流程中起到了消极作用。这种分析的依据是，在2003年的“非典”之后，中国已经建立了重大传染病汇报系统。按照该系统，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疾病，在完成化验后，武汉的疾控中心需要在四小时内向中央汇报。但是系统上报的信息是不能对外披露的。根据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规定，中国具有专门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该制度规定，传染病暴发时，中国国务院卫生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省级政府卫生部门公布本地区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2020年1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看望慰问医务人员。（新华社）
第三，虽然经过7年的党内反腐正风、中国国务院总理也多次痛斥行政机构中存在种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中南海也在2018年3月就推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但是中国政府机构中低效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在这次疫情中再一次曝光。
比如在疫情示警过程当中，前文已经提及的武汉市长周先旺所说的，“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而在疫情完全公开后，迅速传出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省物资短缺的消息，尤其是医疗物资严重供应不足，包括武汉市一众三甲医院在内的大量医院频频传出防护用品告急的新闻。
媒体查证之后，发现来自中国各地的大量捐赠物资竟然因为武汉市和湖北省职能部门的低效、繁杂审批程序而不能及时发放。但很多一线医院因为“手续问题”没能领到急需的物资，黄冈市浠水县人民医院甚至拿出院方的捐赠文件，都不起作用。
对于这种混乱，武汉红十字会向媒体表示，所有医疗物资的分配和发放权不在红十字会，而是在武汉市抗击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但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一名工作人员1月3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疫情指挥部并不统一负责分配，只审核和批准三家定点机构的分配方案，也未曾修改或驳回红十字会上报的分配方案。
需要承认，为解决肺炎危机，中国已经全速开动了整部国家机器。不过也正如2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称，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它也给中南海敲响了警钟：中国虽然已经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仍有太多亟待补齐的短板。这既是中共高层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同时又应该是全世界认识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
中国官民之间 何以走到这一步
2020年1月中时武汉参加过“万家宴”(社区万人一起吃团圆饭)的社区，陆续确诊了武汉新型冠状肺炎。此新闻一出人们纷纷叹息着魔幻──在举办“万家宴”之时还是“有限人传人”，举办后没过几日，昔日抗SARS（非典）的著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就说了，警惕人传人。愤怒的舆论指向武汉政府，武汉市长后来亲上火线，对万家宴表示“尚未出现交叉感染”，如今，出现数起病例了。人们愤怒之余倒也能“坦然”──从1月初到今天，看过的荒唐戏还少吗？
面对疫情，舆论对湖北政府的怒火一直未歇。(Reuters)
1月初问责八名“造谣者”，而后有部分谣言还真的成为事实，也让许多熟知疫情的专家闭了嘴，让人民更加被蒙在鼓里；到1月中出现了“无新增病例”的空窗期(恰逢湖北省召开官方会议的时间)，数百万人就这样毫不知情地继续聚在人多的地方、全国四处走；在“无新增病例”的日期过了之后一下子出现新增数百起案例，民众这才惊觉事态不妙。然而武汉万家宴、武汉政府甚至一度想发旅游卷“鼓励大家去黄鹤楼”......
再到疫情紧急胶着下湖北省大官们的联欢会，红十字会之争议。武汉政府、湖北政府、红十字会、武汉病毒所，人们看着一个个带“官”字的不住摇头，对照起老百姓们的捐赠物资、医师和建设医院的建设者们之不眠不休，百姓与官的距离，从2019年10月“祖国万岁、岁月静好、国家保护我们”的信赖中，一下子全被打破。
民众猛地发现，自己与“政府”有一条长长的距离──政府干大事、民众不知道，这可以明白：但政府知道疫情，民众不知道，甚至如此惨烈的伤亡，这如何“自我安慰”？
自然，美国流感死了很多人、过去H1N1（甲型流感）死了很多人，澳大利亚大火延烧澳大利亚也焦头烂额，不论体制如何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这个老百姓自然明白。
然而，瞒报疫情、管控专家及媒体，让百万、千万老百姓冒着自己都不知道的生命危险。专家不敢说真话、媒体毫无监管能力，这点与欧美国家的“防疫不力”可是两种层次的问题──说穿了，这就是“政府的手能伸多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该如何管媒体、管舆论，如何让人们敢说真话”的问题。
谁都知道，这就是中国体制下“老大难”的问题。此次，这个问题牢牢扎进了百姓的心底。
此次，这根“针”在老百姓心里扎得非常深，与过去中共言论管控所引起的风波大不相同──过去大家骂两句就算了，但此次，是真真切切死了不少人，且让多数人都陷入莫大风险。很可能有一段长时间，百姓们在喝茶闲谈、看新闻时都会感叹，“唉，那时真的差点被害死”。
从SARS到如今，十七年过了，那时骂了一波官僚、不作为、隐瞒，此次仍如此。老百姓在之中不断不断再问的是，为什么会这样？老百姓怕官员无能、不作为乱作为，但老百姓更愤怒、更不解的根源可能是──政府心中，可真有人民？
此次多数百姓的愤怒多少都有外溢到“地方政府之外”。中央、地方，人们过去都自嘲“千里之外县太爷说了算”，在打贪后这种说法也平息了一些。经此一疫，大陆政府过去的部分成就将更难服人。
在一致努力下，相信疫情终会平息，但民众心理创伤难平。例行性的检讨、改进、道歉，人们也看习惯了，能不能大刀阔斧地正视自己的“老大难”，百姓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