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病毒疫情（简称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从2020年2月以来，中国政府在试图用加速启动“新基建”投资的方式进行对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15个省份发布相关投资工程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25万亿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然而，巨额的资金投入、信贷释放和再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将再次推动资本的又一轮扩张，就像2011年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搞基建投资时那样再次引发“高通胀”呢？
随着前期猪肉价格的带动，再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物价正在大幅上涨。通胀水平处在近9年来高位。（新华社）
目前，受新冠疫情影响，以及2019年猪肉价格高位的延续，1月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5.4%,创下2011年11月以来新高，已接近了6%的严重通胀门槛。如果再有大规模基建投资和经济刺激，人们有理由担忧中国将再次爆发更为严重的通胀，从而威胁整个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
按照上次“四万亿”经济刺激的经验，巨额的投资外加银行“放水”，势必将导致市场上资金泛滥，进而带动物价的上涨。这是一种十分直观的印象。按照西方古典经济学原理，当货币发行量超过产品供给量时，通胀将不可避免的发生。这也是一部分观点，坚决反对中国进行经济刺激，认为此次数十万亿元的新基建投资，必然导致中国陷入通胀的的主要原因。
然而，对于经济学者的这种担忧，人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政府的存在。将政府排除在经济之外，是经济学得以自圆其说的重要条件，但是却不是客观事实。
当政府主动退出或自身运作失灵、胡乱指挥的情况下，通胀会按照经济学规律发生，甚至变得更糟。但是，如果政府能有效地疏导这种自发的经济自然规律，则能减少通胀。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发明政府的本身就是为了应对各种不利的自然规律的产物。否则一句简单的自然规律不可违抗，不就否定了一切政府的存在的意义了吗？
所以在分析、判断通胀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时，不可避免的应当考虑政府充当的角色和当时市场的情况。在上一次中国政府采取“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时代，中国政府可谓是前倨后恭、进退失据。
在危机爆发之初过度惊慌，利用政府强力主动干预市场大举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和企业配套资金一度达到80万亿元之巨。然而，在刺激计划推出之后，在西方舆论以及中国国内的一片所谓“国进民退、违背市场规律”的指责声中，中国政府又对经济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企业在政府鼓励下扩大产能、盲目扩张，之后就被政府抛向了市场。没有产业的规划，没有产能扩张之后的配套，更没有金融管控和监督。
最后，这种始乱终弃的做法，使得巨额的资金按照过度依赖市场化的资源分配方式，在中国经济中左冲右突，所过之处遍地狼藉。过多的资金，对应有限的资产，推动着中国资本价格的飞涨，最典型的就是房价暴涨。之后，资本型通胀再通过房价、房租、企业经营成本上涨等方式，向产业部门和居民消费品传到，甚至直接对原材料、消费品进行炒作，抬高物价。
更重要的是，中共对于金融体系的失控。海量资金带来财富收益远远大于实体经济投资，大量名义上投给了企业和基建，实则通过银行、信托、地下钱庄等渠道又流回了金融系统，并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通过资金炒作、信托理财、网络信贷，甚至是高利贷从中牟利。其结果是，产能扩张、基建投资带来的收益，早已被地产和金融套利以几倍的杠杆提前掏空，形成了大资本用廉价货币获得资产，而政府、企业和民众忍受高负债、高通胀的格局。
高铁的建设大幅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高铁沿线房价的大幅上涨已经提前透支了经济增长的受益，抬高了通胀水平，反而抑制了民众的有效需求。（VCG）
以高铁建设为例，政府巨额的投资（政府负债）推动了中国高铁的大规模建设，原本受高铁带动的地方经济增长和房价增长，收益足可以弥补之前的政府投资，并通过产业传导和财政支出，提高民众收入、增加民众福利，极大地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然而，高企的房价和金融信托，以及腐败官员却联手将这笔收益更多地装入了自己的口袋。结果是政府负债难以弥补，企业醉心资本炒作，一堆烂账抵押在银行，民众需求反而被高房价、低福利所抑制。尽管中国经济当时依然呈现出一片繁荣，但是经济脱实向虚、金融空转早已愈演愈烈、难以为继。中国政府一方面刺激经济，一方面放手市场，希望依托市场高效分配资源的实验先搞破产。
当然，在金融危机后，同时和中国一样开启经济刺激 “防水市场”的还有美国。尽管美国也同样出现了，甚至是更严重的“脱实向虚”和“金融空转”，美国股市成为一个依托“美元量化宽松”支撑的无底洞。但是，美国拥有军事霸权、美元霸权、媒体霸权，以及对世界产业链核心科技的掌控，这使其足以拥有向全世界发债、进行资本输出，转嫁通胀的能力，以维持这场危险的游戏。
而对于中国，美国的这些“游戏装备”中国一个也没有，邯郸学步的结果只能是摔得鼻青脸肿，甚至自毁长城。中国的优势在于广袤的国土、统一的市场、众多的民众、庞大的工程人才队伍、健全的产业链，以及高效的组织能力。而能够将上述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优势合力的恰恰是中共自己，而不是市场。
市场更多的是在充当价格发现和财富激励作用，而难以承担结构性的资源整合和财富分配重担，尤其对于重大的产业升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方面，市场更是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资源错配，带来金融空转和通胀失控。
为此，只要不是笼统地、采取从概念到概念的分析方法，而是从实际中抽丝剥茧，就会发现导致通胀和克服通胀的原因和方法。正如多维新闻在《疫情逼迫中共下定决心 加速“二次改革”》一文中分析的那样，政府刺激经济本身不是问题，刺激的方向和执行能力才是问题。中国政府之所以需要在初步完成“反腐”、“去杠杆”、“金融整肃”“反对形式主义”等一系列改革之后，才愿意重启经济扩张进程，也正是吸取了上一轮“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教训。
“新基建”将与原有的基建投资在项目内容到投资模式、再到金融监管上有很大不同。包含5G、新能源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新基建”将摆脱大水漫灌和单纯的产能扩展模式，而瞄准下一步产业升级。（新华社）
从目前中国政府推出的“新基建”的内容和投资方式来看，这一轮“经济刺激”显然拥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目标更加明确。相比于上轮“四万亿”经济刺激的雨露均沾、万马奔腾，此次“新基建”则集中在5G基站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城际轨道交通等七大领域，以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些领域的基建不是瞄准了下一步的产业升级和更高的产业附加值，就是瞄准了抑制民众消费升级的制约性问题。刺激之下，盲目的产能扩张、低效的重复建设，所导致的货币供给大于项目产出，最终导致通胀的动力机制将被在源头进行抑制 。
其次，投资渠道更加清晰，资金管理更加严格。相比于上轮“四万亿”经济刺激的大水漫灌，普遍降息和资金的缺乏监管，此次“新基建”则主要通过定向利率优惠、降准和专项债的形式实施政府投资和信贷刺激，并以中央财政为导向，地方财政跟进，带动市场资金有序进场的方式逐层明确投资责任和资金方向。
相比于上轮“四万亿”经济刺激，主要依靠“资本信用”扩张的方法，此次中国政府更倾向于用“国家信用”的扩张，通过中央政府的信用扩张，理顺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用大规模发行国家债券、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方式，从全球资本和中国国内民间资本筹集资金，以完成最初的项目启动，实现对资源的有效调配。此外此轮“新基建”在金融监管、执行监察方面，从项目一开始就与“经济刺激”计划同时展开。再向之前那样，通过资金炒作、信托理财等方式进行金融套利已经不再可能。这不仅意味着“新基建”的融资成本将得到有效降低，而且防止了资本市场的提前套利，可以将更多的项目收益传递给实体企业和普通民众，大幅减少了资本型通胀的形成。
最后，“新基建”的产业链配套规划完整，相对清晰。相比于上轮“四万亿”经济刺激的临时抱佛脚、盲目扩产，不仅缺少相应上下游产业配套的长远规划，更缺少消费市场的调研与前瞻而言，此次“新基建”这是瞄准了中国经济的短板与痛点。尤其是在经历了中美贸易战和此次疫情洗礼之后，中国产业、民生和社会管理的真实需求和发展方向已经越发明确。
仅以5G和工业互联网为例，就涉及芯片设计加工、装备制造、基建站建设、网络规划实施，以及下游的金融支付、信用体系、物流交通、采购零售、产业组织等等方面。不仅在供给侧将创造一系列投资和系统升级需求，增加大量就业，而且在需求端也将带来信用创造、交易成本、物流成本、管理成本上的极大降低，以及在消费领域等更新换代。不仅在汽车电子、智能家电将创造新的需求，线上医疗、线上教育、线上办公也将更加便捷、高效。而且下线零售、服务、文化娱乐业的消费者定位和推广也将更加高效精准，避免了大量的浪费与交易成本，人力资源调配更加灵活，投资效益大幅提高。
就像目前的美国经济，抑或是特斯拉（Tesla ）股票那样，尽管债台高筑、连连亏损，但只要还有希望，还有资金支持，就不会崩盘，并向不断地强化预期的自我实现。目前，中国政府也显然领悟了其中奥妙，中国经济将逐渐走向债务驱动型经济，并以国家信用捆绑资本信用，将中国的民族企业，甚至是一些跨国企业变成中共的自己人。中共的国家现代化治理也就有了除公有经济基础外的更广泛的经济机制保障。
面对新冠病毒疫情（简称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从2020年2月以来，中国政府在试图用加速启动“新基建”投资的方式进行对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15个省份发布相关投资工程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25万亿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4美元）。然而，巨额的资金投入、信贷释放和再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将再次推动资本的又一轮扩张，就像2011年中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搞基建投资时那样再次引发“高通胀”呢？
随着前期猪肉价格的带动，再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中国物价正在大幅上涨。通胀水平处在近9年来高位。（新华社）
目前，受新冠疫情影响，以及2019年猪肉价格高位的延续，1月份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5.4%,创下2011年11月以来新高，已接近了6%的严重通胀门槛。如果再有大规模基建投资和经济刺激，人们有理由担忧中国将再次爆发更为严重的通胀，从而威胁整个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
按照上次“四万亿”经济刺激的经验，巨额的投资外加银行“放水”，势必将导致市场上资金泛滥，进而带动物价的上涨。这是一种十分直观的印象。按照西方古典经济学原理，当货币发行量超过产品供给量时，通胀将不可避免的发生。这也是一部分观点，坚决反对中国进行经济刺激，认为此次数十万亿元的新基建投资，必然导致中国陷入通胀的的主要原因。
然而，对于经济学者的这种担忧，人们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政府的存在。将政府排除在经济之外，是经济学得以自圆其说的重要条件，但是却不是客观事实。
当政府主动退出或自身运作失灵、胡乱指挥的情况下，通胀会按照经济学规律发生，甚至变得更糟。但是，如果政府能有效地疏导这种自发的经济自然规律，则能减少通胀。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发明政府的本身就是为了应对各种不利的自然规律的产物。否则一句简单的自然规律不可违抗，不就否定了一切政府的存在的意义了吗？
所以在分析、判断通胀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时，不可避免的应当考虑政府充当的角色和当时市场的情况。在上一次中国政府采取“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时代，中国政府可谓是前倨后恭、进退失据。
在危机爆发之初过度惊慌，利用政府强力主动干预市场大举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和企业配套资金一度达到80万亿元之巨。然而，在刺激计划推出之后，在西方舆论以及中国国内的一片所谓“国进民退、违背市场规律”的指责声中，中国政府又对经济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企业在政府鼓励下扩大产能、盲目扩张，之后就被政府抛向了市场。没有产业的规划，没有产能扩张之后的配套，更没有金融管控和监督。
最后，这种始乱终弃的做法，使得巨额的资金按照过度依赖市场化的资源分配方式，在中国经济中左冲右突，所过之处遍地狼藉。过多的资金，对应有限的资产，推动着中国资本价格的飞涨，最典型的就是房价暴涨。之后，资本型通胀再通过房价、房租、企业经营成本上涨等方式，向产业部门和居民消费品传到，甚至直接对原材料、消费品进行炒作，抬高物价。
更重要的是，中共对于金融体系的失控。海量资金带来财富收益远远大于实体经济投资，大量名义上投给了企业和基建，实则通过银行、信托、地下钱庄等渠道又流回了金融系统，并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通过资金炒作、信托理财、网络信贷，甚至是高利贷从中牟利。其结果是，产能扩张、基建投资带来的收益，早已被地产和金融套利以几倍的杠杆提前掏空，形成了大资本用廉价货币获得资产，而政府、企业和民众忍受高负债、高通胀的格局。
高铁的建设大幅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高铁沿线房价的大幅上涨已经提前透支了经济增长的受益，抬高了通胀水平，反而抑制了民众的有效需求。（VCG）
以高铁建设为例，政府巨额的投资（政府负债）推动了中国高铁的大规模建设，原本受高铁带动的地方经济增长和房价增长，收益足可以弥补之前的政府投资，并通过产业传导和财政支出，提高民众收入、增加民众福利，极大地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然而，高企的房价和金融信托，以及腐败官员却联手将这笔收益更多地装入了自己的口袋。结果是政府负债难以弥补，企业醉心资本炒作，一堆烂账抵押在银行，民众需求反而被高房价、低福利所抑制。尽管中国经济当时依然呈现出一片繁荣，但是经济脱实向虚、金融空转早已愈演愈烈、难以为继。中国政府一方面刺激经济，一方面放手市场，希望依托市场高效分配资源的实验先搞破产。
当然，在金融危机后，同时和中国一样开启经济刺激 “防水市场”的还有美国。尽管美国也同样出现了，甚至是更严重的“脱实向虚”和“金融空转”，美国股市成为一个依托“美元量化宽松”支撑的无底洞。但是，美国拥有军事霸权、美元霸权、媒体霸权，以及对世界产业链核心科技的掌控，这使其足以拥有向全世界发债、进行资本输出，转嫁通胀的能力，以维持这场危险的游戏。
而对于中国，美国的这些“游戏装备”中国一个也没有，邯郸学步的结果只能是摔得鼻青脸肿，甚至自毁长城。中国的优势在于广袤的国土、统一的市场、众多的民众、庞大的工程人才队伍、健全的产业链，以及高效的组织能力。而能够将上述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优势合力的恰恰是中共自己，而不是市场。
市场更多的是在充当价格发现和财富激励作用，而难以承担结构性的资源整合和财富分配重担，尤其对于重大的产业升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方面，市场更是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资源错配，带来金融空转和通胀失控。
为此，只要不是笼统地、采取从概念到概念的分析方法，而是从实际中抽丝剥茧，就会发现导致通胀和克服通胀的原因和方法。正如多维新闻在《疫情逼迫中共下定决心 加速“二次改革”》一文中分析的那样，政府刺激经济本身不是问题，刺激的方向和执行能力才是问题。中国政府之所以需要在初步完成“反腐”、“去杠杆”、“金融整肃”“反对形式主义”等一系列改革之后，才愿意重启经济扩张进程，也正是吸取了上一轮“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教训。
“新基建”将与原有的基建投资在项目内容到投资模式、再到金融监管上有很大不同。包含5G、新能源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新基建”将摆脱大水漫灌和单纯的产能扩展模式，而瞄准下一步产业升级。（新华社）
从目前中国政府推出的“新基建”的内容和投资方式来看，这一轮“经济刺激”显然拥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是目标更加明确。相比于上轮“四万亿”经济刺激的雨露均沾、万马奔腾，此次“新基建”则集中在5G基站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城际轨道交通等七大领域，以及民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些领域的基建不是瞄准了下一步的产业升级和更高的产业附加值，就是瞄准了抑制民众消费升级的制约性问题。刺激之下，盲目的产能扩张、低效的重复建设，所导致的货币供给大于项目产出，最终导致通胀的动力机制将被在源头进行抑制 。
其次，投资渠道更加清晰，资金管理更加严格。相比于上轮“四万亿”经济刺激的大水漫灌，普遍降息和资金的缺乏监管，此次“新基建”则主要通过定向利率优惠、降准和专项债的形式实施政府投资和信贷刺激，并以中央财政为导向，地方财政跟进，带动市场资金有序进场的方式逐层明确投资责任和资金方向。
相比于上轮“四万亿”经济刺激，主要依靠“资本信用”扩张的方法，此次中国政府更倾向于用“国家信用”的扩张，通过中央政府的信用扩张，理顺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用大规模发行国家债券、地方政府专项债的方式，从全球资本和中国国内民间资本筹集资金，以完成最初的项目启动，实现对资源的有效调配。此外此轮“新基建”在金融监管、执行监察方面，从项目一开始就与“经济刺激”计划同时展开。再向之前那样，通过资金炒作、信托理财等方式进行金融套利已经不再可能。这不仅意味着“新基建”的融资成本将得到有效降低，而且防止了资本市场的提前套利，可以将更多的项目收益传递给实体企业和普通民众，大幅减少了资本型通胀的形成。
最后，“新基建”的产业链配套规划完整，相对清晰。相比于上轮“四万亿”经济刺激的临时抱佛脚、盲目扩产，不仅缺少相应上下游产业配套的长远规划，更缺少消费市场的调研与前瞻而言，此次“新基建”这是瞄准了中国经济的短板与痛点。尤其是在经历了中美贸易战和此次疫情洗礼之后，中国产业、民生和社会管理的真实需求和发展方向已经越发明确。
仅以5G和工业互联网为例，就涉及芯片设计加工、装备制造、基建站建设、网络规划实施，以及下游的金融支付、信用体系、物流交通、采购零售、产业组织等等方面。不仅在供给侧将创造一系列投资和系统升级需求，增加大量就业，而且在需求端也将带来信用创造、交易成本、物流成本、管理成本上的极大降低，以及在消费领域等更新换代。不仅在汽车电子、智能家电将创造新的需求，线上医疗、线上教育、线上办公也将更加便捷、高效。而且下线零售、服务、文化娱乐业的消费者定位和推广也将更加高效精准，避免了大量的浪费与交易成本，人力资源调配更加灵活，投资效益大幅提高。
就像目前的美国经济，抑或是特斯拉（Tesla ）股票那样，尽管债台高筑、连连亏损，但只要还有希望，还有资金支持，就不会崩盘，并向不断地强化预期的自我实现。目前，中国政府也显然领悟了其中奥妙，中国经济将逐渐走向债务驱动型经济，并以国家信用捆绑资本信用，将中国的民族企业，甚至是一些跨国企业变成中共的自己人。中共的国家现代化治理也就有了除公有经济基础外的更广泛的经济机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