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黎智英认为“港区国安法”草案修订字眼是为他“量身定做”后，另一个乱港分子——黄之锋，也来“对号入座”了。他做贼心虚地对外媒说，自己将是这项法律的“首要目标”。
路透社报道截图
6月26，路透社报道称，“港区国安法”旨在对付那些涉及分裂主义、颠覆企图、恐怖主义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而黄之锋曾与美国、欧洲等地政客会面，为他的所谓“亲民主”运动拉支持。
他对这家外媒宣称：“我很可能是新法的首要目标。”然后虚情假意地煽动道，“但让我害怕的不是我可能要坐牢”，而是新法将“威胁”香港的未来。
当然，黄之锋也不忘“‘呼吁’全世界与香港站在一起，敦促收回这项‘邪恶’的法律”，再度暴露他企图勾结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真面目。
去年8月，乱港分子黄之锋承认与美国驻港领事密商，密谋“制裁”香港 图自文汇报
1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已由委员长会议提请会议审议。其中，上月草案决议中的“反对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修订为了“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香港“东网”提出，草案部分字眼更改后，针对对象有所不同，由“境外人士”转向“境内勾结外力人士”。草案对于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四类犯罪行为做出明确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黄之锋试图拉拢的外国政客，已经帮忙“认证”了他“港独”分子的身份。
去年9月初香港深陷“修例风波”之际，德国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允许处于保释状态的黄之锋入境。外交部长海科·马斯更在柏林与他见面合影，宣称“今后还会这样做”。但今年6月3日，在被问及德国政府是否会像黄之锋呼吁的那样对华进行制裁时，马斯态度变了。
他一边辩解称，与别人合影不代表赞成对方的观点；一边强调，黄之锋的政治立场“包含了分离主义倾向”，这与德国联邦政府的对华方针不符。
与此同时，黄之锋并不是第一个“对号入座”的乱港分子。19日，第三次申请更改保释条件、企图“跑路”失败的黎智英就声称，相关修订是“量身定做给我们曾经见过外国元首的香港人”，妄图误导市民反对立法。
事实上，《大公报》对此早有评价，“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正如警察说要抓贼，普通市民会感到害怕吗？害怕的只有贼。
5月28日，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也在接受外媒访问时强调，“港区国安法”仅针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或分裂分子，99.99%的港人不会受“港区国安法”影响。而香港现在所维持的自由程度，依然是许多民主国家不可比拟的。市民只要依法行使及依规办事，无需担心人权、集会及言论自由等受损。望市民勿要负面看待，也不要被误导所迷惑
“港区国安法”稳步推进 祸港头目现原形了
“港区国安法”立法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曾经气焰嚣张的祸港头目开启了“变脸”模式，有人与“港独”割席，有人想“金盆洗手”，有人慌乱潜逃……他们意识到，妖魔化相关立法的行为这次并没有忽悠到香港市民。专家在接受海外网采访时指出，“港区国安法”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反对派及乱港分子的真实嘴脸。经历了2019年的“修例风波”，香港社会已看清了在香港施行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必要性及正当性。
香港治安会变好
“港区国安法”即将落地，普通香港市民是怎样看待相关立法的？香港屯门区前区议员甘文峰表示，他在街道上做相关立法的推广宣传时，很多居民都表示欢迎。在去年的“修例风波”中，一些暴力分子采用极端手段，让市民陷于黑暴阴云中，而随着草案的细节逐渐释出，街坊们感到越来越安心。有开餐厅的市民告诉他，如果香港街头治安变好，预期营销环境会得到极大改善。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则表示，普通市民总体上对立法持肯定态度，反而是香港一些法律界及反对派人士危言耸听地质疑立法“影响香港高度自治”，会“影响普通人的生活”，这种担忧反映了他们对“一国两制”实践的独特性及创造性缺少深刻认识，立法针对的只是特定主体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说是“精确制导”。
甘文峰指出，立法对普通市民基本没有影响，草案主要针对的是四种罪：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与普通市民不相关。之前反对派也曾不遗余力地抹黑过“一地两检”，而具体实行过后，市民就发现反对派的危言耸听毫无道理，这次也是一样。
“涉港国安立法施行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联系不会再被别有用心之人切割”，李晓兵说，香港社会有了一根写着底线思维的弦后，可以更好地巩固几个中心地位，发展高端服务及创客产业，避免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理事、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朱家健表示，“港区国安法”落实后，一些恐怖组织的“黑钱”无法再通过香港的银行网络流到香港，降低了安全威胁。投资者对香港会更有信心，资金及人才都会留在香港、流向香港。过去的“颜色革命”及“修例风波”让很多香港市民生活受到影响，很多人意识到，只有社会稳定安逸，生活才有保障，工作才能继续，企业才有利可图。
言论自由有边界
在相关立法工作推进工程中，有反对人士开始拿“言论自由”做“港独”分裂活动的挡箭牌。对此，甘文峰表示，“如果有一些反对派人士看完草案针对的四类行为后觉得自己的‘自由’受到影响，恰恰说明他们自动对号入座了，做的就是勾结外国势力以及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他补充，相关立法不会影响香港的言论自由，但鼓吹“港独”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举个例子，如果在街上公开煽动“港独”，或是提出分裂国家的计划，这就不单单是一种“讨论”，而是鼓吹的“行动”，并非用言论自由可以辩护的。
朱家健表示，自由都是有界限的，根据国家宪法及基本法，分裂国家就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他认为，立法对香港市民的言论、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都没有影响。
“公民必须对自己的言论和行为负责”，李晓兵称，“港独”组织不明白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对于那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一旦触碰法律底线，就必须承担责任。
立法护国家安全
面对此次立法，一些反对派议员及“乱港分子”照旧拿出“修例风波“中抹黑及妖魔化的那一套，但并没有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近期黑暴行为也有所减少。朱家健认为，这有三个原因：一是黑暴分子的外来“黑金链”断了，缺乏行动资金；二是害怕自己受到“港区国安法”的制裁，三是乱港头目开始“切割”，黑暴分子成了“断头蛇”，难以行动。
这里不得不说说几名乱港头目了，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与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并称为“祸港四人帮”。陈方安生近日突然宣布“退出政坛”，黎智英三次申请保释期间离港，均被法官拒绝；李柱铭更是频频“变脸”，此前一直妖魔化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他，竟表态支持立法，还与“港独”及“揽炒派”割席，甚至表示自己是“一国两制”坚定的捍卫者。
乱港头目此时作出“金盆洗手”及“变脸”的样子是有意图的，朱家健指出，陈方安生等人曾多次出国乞求外国政府制裁中国、干预香港事务，他们害怕这些行为被定义为“勾结”，因此赶紧停手，想在法庭上有求情及脱罪的理由。
甘文峰认为，这从侧面表现出立法对乱港头目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这些头目们在“自保”的同时，却把其他被煽动的年轻人当成“炮灰”，“港区国安法”成了一面“照妖镜”，照出反对派人士的真正嘴脸。
为避免年轻人沦为乱港分子的政治工具，专家们特别提到，必须向香港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宣介法案内容。李晓兵认为，“港区国安法”制定实施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普法”的过程，建议在各级学校设立涉及国安法的宣讲课程，让香港的社会各界深度理解香港回归之后的宪制秩序。他强调，“经历了2019年的‘修例风波’，香港市民看清了在香港施行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必要性及正当性。”
李晓兵进一步指出，若没有相关立法，香港社会就缺少一根“定海神针”，立法对香港的管制有利，对“一国两制”实践的行稳致远有利，而且对中国和世界的交往有利。
“‘修例风波’之后，香港社会应思考未来要怎么走”，甘文峰也说，香港应更加积极地动起来，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配合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继黎智英认为“港区国安法”草案修订字眼是为他“量身定做”后，另一个乱港分子——黄之锋，也来“对号入座”了。他做贼心虚地对外媒说，自己将是这项法律的“首要目标”。
路透社报道截图
6月26，路透社报道称，“港区国安法”旨在对付那些涉及分裂主义、颠覆企图、恐怖主义以及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而黄之锋曾与美国、欧洲等地政客会面，为他的所谓“亲民主”运动拉支持。
他对这家外媒宣称：“我很可能是新法的首要目标。”然后虚情假意地煽动道，“但让我害怕的不是我可能要坐牢”，而是新法将“威胁”香港的未来。
当然，黄之锋也不忘“‘呼吁’全世界与香港站在一起，敦促收回这项‘邪恶’的法律”，再度暴露他企图勾结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真面目。
去年8月，乱港分子黄之锋承认与美国驻港领事密商，密谋“制裁”香港 图自文汇报
1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已由委员长会议提请会议审议。其中，上月草案决议中的“反对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修订为了“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香港“东网”提出，草案部分字眼更改后，针对对象有所不同，由“境外人士”转向“境内勾结外力人士”。草案对于防范、制止和惩治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四类犯罪行为做出明确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黄之锋试图拉拢的外国政客，已经帮忙“认证”了他“港独”分子的身份。
去年9月初香港深陷“修例风波”之际，德国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允许处于保释状态的黄之锋入境。外交部长海科·马斯更在柏林与他见面合影，宣称“今后还会这样做”。但今年6月3日，在被问及德国政府是否会像黄之锋呼吁的那样对华进行制裁时，马斯态度变了。
他一边辩解称，与别人合影不代表赞成对方的观点；一边强调，黄之锋的政治立场“包含了分离主义倾向”，这与德国联邦政府的对华方针不符。
与此同时，黄之锋并不是第一个“对号入座”的乱港分子。19日，第三次申请更改保释条件、企图“跑路”失败的黎智英就声称，相关修订是“量身定做给我们曾经见过外国元首的香港人”，妄图误导市民反对立法。
事实上，《大公报》对此早有评价，“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正如警察说要抓贼，普通市民会感到害怕吗？害怕的只有贼。
5月28日，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也在接受外媒访问时强调，“港区国安法”仅针对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或分裂分子，99.99%的港人不会受“港区国安法”影响。而香港现在所维持的自由程度，依然是许多民主国家不可比拟的。市民只要依法行使及依规办事，无需担心人权、集会及言论自由等受损。望市民勿要负面看待，也不要被误导所迷惑
“港区国安法”稳步推进 祸港头目现原形了
“港区国安法”立法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曾经气焰嚣张的祸港头目开启了“变脸”模式，有人与“港独”割席，有人想“金盆洗手”，有人慌乱潜逃……他们意识到，妖魔化相关立法的行为这次并没有忽悠到香港市民。专家在接受海外网采访时指出，“港区国安法”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反对派及乱港分子的真实嘴脸。经历了2019年的“修例风波”，香港社会已看清了在香港施行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必要性及正当性。
香港治安会变好
“港区国安法”即将落地，普通香港市民是怎样看待相关立法的？香港屯门区前区议员甘文峰表示，他在街道上做相关立法的推广宣传时，很多居民都表示欢迎。在去年的“修例风波”中，一些暴力分子采用极端手段，让市民陷于黑暴阴云中，而随着草案的细节逐渐释出，街坊们感到越来越安心。有开餐厅的市民告诉他，如果香港街头治安变好，预期营销环境会得到极大改善。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则表示，普通市民总体上对立法持肯定态度，反而是香港一些法律界及反对派人士危言耸听地质疑立法“影响香港高度自治”，会“影响普通人的生活”，这种担忧反映了他们对“一国两制”实践的独特性及创造性缺少深刻认识，立法针对的只是特定主体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说是“精确制导”。
甘文峰指出，立法对普通市民基本没有影响，草案主要针对的是四种罪：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与普通市民不相关。之前反对派也曾不遗余力地抹黑过“一地两检”，而具体实行过后，市民就发现反对派的危言耸听毫无道理，这次也是一样。
“涉港国安立法施行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联系不会再被别有用心之人切割”，李晓兵说，香港社会有了一根写着底线思维的弦后，可以更好地巩固几个中心地位，发展高端服务及创客产业，避免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理事、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朱家健表示，“港区国安法”落实后，一些恐怖组织的“黑钱”无法再通过香港的银行网络流到香港，降低了安全威胁。投资者对香港会更有信心，资金及人才都会留在香港、流向香港。过去的“颜色革命”及“修例风波”让很多香港市民生活受到影响，很多人意识到，只有社会稳定安逸，生活才有保障，工作才能继续，企业才有利可图。
言论自由有边界
在相关立法工作推进工程中，有反对人士开始拿“言论自由”做“港独”分裂活动的挡箭牌。对此，甘文峰表示，“如果有一些反对派人士看完草案针对的四类行为后觉得自己的‘自由’受到影响，恰恰说明他们自动对号入座了，做的就是勾结外国势力以及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他补充，相关立法不会影响香港的言论自由，但鼓吹“港独”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举个例子，如果在街上公开煽动“港独”，或是提出分裂国家的计划，这就不单单是一种“讨论”，而是鼓吹的“行动”，并非用言论自由可以辩护的。
朱家健表示，自由都是有界限的，根据国家宪法及基本法，分裂国家就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他认为，立法对香港市民的言论、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都没有影响。
“公民必须对自己的言论和行为负责”，李晓兵称，“港独”组织不明白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对于那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一旦触碰法律底线，就必须承担责任。
立法护国家安全
面对此次立法，一些反对派议员及“乱港分子”照旧拿出“修例风波“中抹黑及妖魔化的那一套，但并没有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近期黑暴行为也有所减少。朱家健认为，这有三个原因：一是黑暴分子的外来“黑金链”断了，缺乏行动资金；二是害怕自己受到“港区国安法”的制裁，三是乱港头目开始“切割”，黑暴分子成了“断头蛇”，难以行动。
这里不得不说说几名乱港头目了，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与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并称为“祸港四人帮”。陈方安生近日突然宣布“退出政坛”，黎智英三次申请保释期间离港，均被法官拒绝；李柱铭更是频频“变脸”，此前一直妖魔化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他，竟表态支持立法，还与“港独”及“揽炒派”割席，甚至表示自己是“一国两制”坚定的捍卫者。
乱港头目此时作出“金盆洗手”及“变脸”的样子是有意图的，朱家健指出，陈方安生等人曾多次出国乞求外国政府制裁中国、干预香港事务，他们害怕这些行为被定义为“勾结”，因此赶紧停手，想在法庭上有求情及脱罪的理由。
甘文峰认为，这从侧面表现出立法对乱港头目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这些头目们在“自保”的同时，却把其他被煽动的年轻人当成“炮灰”，“港区国安法”成了一面“照妖镜”，照出反对派人士的真正嘴脸。
为避免年轻人沦为乱港分子的政治工具，专家们特别提到，必须向香港社会特别是年轻人宣介法案内容。李晓兵认为，“港区国安法”制定实施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普法”的过程，建议在各级学校设立涉及国安法的宣讲课程，让香港的社会各界深度理解香港回归之后的宪制秩序。他强调，“经历了2019年的‘修例风波’，香港市民看清了在香港施行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必要性及正当性。”
李晓兵进一步指出，若没有相关立法，香港社会就缺少一根“定海神针”，立法对香港的管制有利，对“一国两制”实践的行稳致远有利，而且对中国和世界的交往有利。
“‘修例风波’之后，香港社会应思考未来要怎么走”，甘文峰也说，香港应更加积极地动起来，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配合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