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看守的脚步声在深夜的走廊中响起，古丽巴哈尔·海提瓦吉（Gulbahar Haitiwaji）又会被那无数次冒出的恐怖念头慑住：
“我时常会有那样的想法。我们被关在里面，与世隔绝。我总担心他们会杀了我们，”她说。
巴黎市郊一幢高层公寓里，这位现年55岁的维吾尔女性神情肃穆而忧郁。她用母语向到访美国之音记者讲述在新疆被拘禁的经历。大女儿古丽胡玛尔在一旁用英语为她翻译。
“我只想对你说我亲眼所见的，而不是道听途说来的事，”她说。
从克拉玛依的看守所、拘禁营，到被指定监视居住，她捱过了近三年的囚禁时光。
“我能想到的第一个词是‘绝望’，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有多久；还有就是害怕，因为我们非常担心今后的日子，”她这般形容那些失去自由的日子。
长期营养不良让她掉了15公斤；她的眼睛变得畏光，因为拘禁营里24小时开着灯；她很容易受惊吓；几乎每个星期，她都会做同样的噩梦。在梦里，她又被抓回拘禁营。
那场漫长的梦魇已经过去三年，一切却还历历在目。
梦魇的开始
2016年12月底，旅居巴黎十年的古丽巴哈尔接到一通微信电话，对方自称新疆油田公司的会计，要她回克拉玛依办理退休手续。
“我丝毫没有怀疑，因为我在法国从没做过任何对中国不利的事，”她回忆说。“但是当我去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我到公司10分钟后，就有三个警察把我带到了派出所。”
警察花了一整天讯问她，还展示了一张她的大女儿在巴黎参加维吾尔人集会的照片。
“看到那张照片时我很担心，也很害怕，”她说，“照片是2009年拍摄的。我不知道我女儿在我回中国期间参加过那样的集会。”
当晚，她被获准暂时离开，但是警察没收了她的护照，要求她报备行踪。
一个月后，警察要她来拿护照。但是他们并没有归还护照，等待她的是克拉玛依看守所。
202监号原本可以容纳9人，却关了35个人。
“我们每天很早起床，只吃一些米粥、菜汤和面包，整天都要学习唱红歌，还要用中文牢记看守所规定。” 古丽巴哈尔说。
晚上大家挤在木板床上，床的一侧有金属环，受罚的人会被套上脚镣，绑在金属环上。
“我被绑了20天，最长的人被绑了3个月，” 她说。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罚。
在202监号，古丽巴哈尔的自尊与骄傲土崩瓦解。
“被绑在床边时，有10天的时间，我没有办法排便。当我像狗一样被拴着，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做这事时，我哭了，”她说。
提审时，除了沉重的脚镣外，她还被戴上手铐，蒙上黑头套。
审讯的警察威胁她：“你最好如实交代，法国也有我们的人。”
对她的指控每次都不一样，有时她被说成是恐怖袭击的主谋，有时又说她参与或认识策划恐怖袭击的人。
“最后他们说，我丈夫和女儿是恐怖分子，而我没有汇报。作为中国公民，我应该向中国政府汇报，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 古丽巴哈尔告诉美国之音。
9号“学员”
被关押了4个月零7天后，2017年6月，古丽巴哈尔得到去白碱滩区一所“学校”的通知。
“一开始我们对’学校’抱有幻想。他们管那个地方叫‘学校’，我们以为是某种大学校园生活，很自由，条件也更好。但是，当我们被送去时，我才意识到那里比看守所的条件还要恶劣，”她说。
不足50平米的房间被金属门分成三个区域：普管区、严管区和强管区。屋子里空气浑浊，窗户被铁板封住，仅有的阳光透过铁板上的小孔照进来。
“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一个囚号，我是第9号。我从来不知道和我关在一起的那些人，她们姓氏名谁。” 古丽巴哈尔说。
军训期间，不断有体力不支的“学员”昏倒，起初大家都很惶恐，后来竟变得麻木。随之而来的是“理论课程”。
“我们像机器人一样，每天很早起床，上11个小时的课，学习中国政府设定的课程，历史、法律、中文......每个礼拜都要学一首红歌。”
古丽巴哈尔不愿在镜头前唱她在“学校”里学过的歌。但她清楚地记得那些歌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学习雷锋好榜样》、《一条大河》、《56个民族56枝花》......
每周五是考试日。她们被告知，必须通过考试，否则就要永远呆在那里。
“有没有关于习近平的歌？”记者问。
“有的，“她说。“2017年1月，一些学生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习近平崇敬的心情。他们把信寄给他。他回了信。中国政府为此创作了一首歌。”
“信中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她唱了一句，忍不住笑了起来，“太荒谬了。”
自2018年初，这些 “学校”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北京从起初的矢口否认，到多次改口为其辩护，称设立教培中心旨在“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
各国学者、人权组织则指出，所谓的“学校”实为拘禁营，至少100万到200万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被关押其中。他们遭受系统性的酷刑和虐待，被强行灌输中华民族和共产党观念。
当外界要求探访这些营地的呼声不断高涨时，古丽巴哈尔的课程表又多了一项——学习如何应该视察。
“我们必须说，我们自愿来到这里，我们的伙食很好，和家人保持联系，我们有钱，有工资，”古丽巴哈尔说。
整整两页纸的标准答案，她必须烂熟于心。
古丽巴哈尔是第一位将新疆拘禁营的残酷内幕写成回忆录的维吾尔女性。
他们想让我们消失
在拘禁营里，“学员们”每年注射两次疫苗，当局说是为预防流感。但是接种这些疫苗后，很多年轻女性的月经迟迟不来。她们忧心忡忡，默默垂泪，担心这是当局的一种绝育手段。
“回到法国以后，我才了解到绝育政策是真实发生的，” 古丽巴哈尔说。“他们想让我们消失。”
她的说法与其她亲历者的证词和学者的研究相吻合。
2021年，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发布的一份报告引发国际关注。报告披露中国政府在新疆强迫女性使用节育器或做绝育手术，旨在未来几年内减少几百万维吾尔人出生。
郑国恩的报告指出，2017年至2019年，新疆生育率已经大减48.7%。他取得的中国官方政策文件显示，如果维吾尔女性不配合政府的生育控制计划，便会被送进“再教育营”。
中国官方反驳说，这份所谓的报告“充斥着大量捏造事实、篡改数据的地方”，点名郑国恩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
美国政府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犯下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的罪行。荷兰、加拿大和英国议会也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欧洲议会也警告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的严重风险。中国政府声称这是“蓄意污蔑抹黑”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官员和国家媒体称，截至2019年12月，新疆教培中心学员已经全部结业。古丽巴哈尔认为，他们在说谎。
“他们还在建更多的营地，为这些建设投入更多的物资，他们只是在欺骗全世界，”她对美国之音说。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资料库显示，新疆地区存在约385个疑似拘留营的设施。
这个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发布的最新报告得出结论：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并可能构成现代形式的奴役。
“这是一项重大进展，”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直接揭穿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外欺骗、掩盖在当地推行强制劳动的现状和实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反驳说：“一些势力操弄涉疆话题，炮制所谓‘强迫劳动’的虚假信息，其实质是打着人权的幌子，企图破坏新疆地区的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振兴，他们的图谋绝不会得逞。”
这是我的责任
2019年8月，在家人的努力和法国政府的斡旋下，被囚禁近三年的古丽巴哈尔回到巴黎。
此后她曾多次匿名向外国政府和人权组织作证。她说出了在新疆发生的一切，但那些维吾尔女性的身影仍在她脑海挥之不去。
“她们生活在真正的监狱，即使获释也处于露天监狱，因为她们从来没有言论自由、批评的自由、思考和表达的自由，” 古丽巴哈尔说。“我想，我应该做一些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的事情，为对抗中国政府尽我的一份力。”
2021年，古丽巴哈尔在法国出版自传《中国古拉格幸存者》。她是第一位将新疆拘禁营的残酷内幕写成回忆录的维吾尔女性。这本书目前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
在书的扉页上，她写道：献给那些没能逃离的人。
她对美国之音说：“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我比他们更自由。我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的责任。”
“我所做的一切只为寻求真相，”她继续说。“我为真相而抗争。”
古丽巴哈尔的回忆录触怒了中国当局。她成为北京人身攻击的靶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办公室发言人在一次采访称她是”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分子”。
回忆录出版后，古丽巴哈尔再也没有和新疆的家人联络过。她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好，抑或是不是还活着。
她只知道，今生今世她再也无法回到那个叫故乡的地方。
每当看守的脚步声在深夜的走廊中响起，古丽巴哈尔·海提瓦吉（Gulbahar Haitiwaji）又会被那无数次冒出的恐怖念头慑住：
“我时常会有那样的想法。我们被关在里面，与世隔绝。我总担心他们会杀了我们，”她说。
巴黎市郊一幢高层公寓里，这位现年55岁的维吾尔女性神情肃穆而忧郁。她用母语向到访美国之音记者讲述在新疆被拘禁的经历。大女儿古丽胡玛尔在一旁用英语为她翻译。
“我只想对你说我亲眼所见的，而不是道听途说来的事，”她说。
从克拉玛依的看守所、拘禁营，到被指定监视居住，她捱过了近三年的囚禁时光。
“我能想到的第一个词是‘绝望’，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有多久；还有就是害怕，因为我们非常担心今后的日子，”她这般形容那些失去自由的日子。
长期营养不良让她掉了15公斤；她的眼睛变得畏光，因为拘禁营里24小时开着灯；她很容易受惊吓；几乎每个星期，她都会做同样的噩梦。在梦里，她又被抓回拘禁营。
那场漫长的梦魇已经过去三年，一切却还历历在目。
梦魇的开始
2016年12月底，旅居巴黎十年的古丽巴哈尔接到一通微信电话，对方自称新疆油田公司的会计，要她回克拉玛依办理退休手续。
“我丝毫没有怀疑，因为我在法国从没做过任何对中国不利的事，”她回忆说。“但是当我去时，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我到公司10分钟后，就有三个警察把我带到了派出所。”
警察花了一整天讯问她，还展示了一张她的大女儿在巴黎参加维吾尔人集会的照片。
“看到那张照片时我很担心，也很害怕，”她说，“照片是2009年拍摄的。我不知道我女儿在我回中国期间参加过那样的集会。”
当晚，她被获准暂时离开，但是警察没收了她的护照，要求她报备行踪。
一个月后，警察要她来拿护照。但是他们并没有归还护照，等待她的是克拉玛依看守所。
202监号原本可以容纳9人，却关了35个人。
“我们每天很早起床，只吃一些米粥、菜汤和面包，整天都要学习唱红歌，还要用中文牢记看守所规定。” 古丽巴哈尔说。
晚上大家挤在木板床上，床的一侧有金属环，受罚的人会被套上脚镣，绑在金属环上。
“我被绑了20天，最长的人被绑了3个月，” 她说。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罚。
在202监号，古丽巴哈尔的自尊与骄傲土崩瓦解。
“被绑在床边时，有10天的时间，我没有办法排便。当我像狗一样被拴着，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做这事时，我哭了，”她说。
提审时，除了沉重的脚镣外，她还被戴上手铐，蒙上黑头套。
审讯的警察威胁她：“你最好如实交代，法国也有我们的人。”
对她的指控每次都不一样，有时她被说成是恐怖袭击的主谋，有时又说她参与或认识策划恐怖袭击的人。
“最后他们说，我丈夫和女儿是恐怖分子，而我没有汇报。作为中国公民，我应该向中国政府汇报，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 古丽巴哈尔告诉美国之音。
9号“学员”
被关押了4个月零7天后，2017年6月，古丽巴哈尔得到去白碱滩区一所“学校”的通知。
“一开始我们对’学校’抱有幻想。他们管那个地方叫‘学校’，我们以为是某种大学校园生活，很自由，条件也更好。但是，当我们被送去时，我才意识到那里比看守所的条件还要恶劣，”她说。
不足50平米的房间被金属门分成三个区域：普管区、严管区和强管区。屋子里空气浑浊，窗户被铁板封住，仅有的阳光透过铁板上的小孔照进来。
“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一个囚号，我是第9号。我从来不知道和我关在一起的那些人，她们姓氏名谁。” 古丽巴哈尔说。
军训期间，不断有体力不支的“学员”昏倒，起初大家都很惶恐，后来竟变得麻木。随之而来的是“理论课程”。
“我们像机器人一样，每天很早起床，上11个小时的课，学习中国政府设定的课程，历史、法律、中文......每个礼拜都要学一首红歌。”
古丽巴哈尔不愿在镜头前唱她在“学校”里学过的歌。但她清楚地记得那些歌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学习雷锋好榜样》、《一条大河》、《56个民族56枝花》......
每周五是考试日。她们被告知，必须通过考试，否则就要永远呆在那里。
“有没有关于习近平的歌？”记者问。
“有的，“她说。“2017年1月，一些学生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习近平崇敬的心情。他们把信寄给他。他回了信。中国政府为此创作了一首歌。”
“信中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她唱了一句，忍不住笑了起来，“太荒谬了。”
自2018年初，这些 “学校”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北京从起初的矢口否认，到多次改口为其辩护，称设立教培中心旨在“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
各国学者、人权组织则指出，所谓的“学校”实为拘禁营，至少100万到200万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被关押其中。他们遭受系统性的酷刑和虐待，被强行灌输中华民族和共产党观念。
当外界要求探访这些营地的呼声不断高涨时，古丽巴哈尔的课程表又多了一项——学习如何应该视察。
“我们必须说，我们自愿来到这里，我们的伙食很好，和家人保持联系，我们有钱，有工资，”古丽巴哈尔说。
整整两页纸的标准答案，她必须烂熟于心。
古丽巴哈尔是第一位将新疆拘禁营的残酷内幕写成回忆录的维吾尔女性。
他们想让我们消失
在拘禁营里，“学员们”每年注射两次疫苗，当局说是为预防流感。但是接种这些疫苗后，很多年轻女性的月经迟迟不来。她们忧心忡忡，默默垂泪，担心这是当局的一种绝育手段。
“回到法国以后，我才了解到绝育政策是真实发生的，” 古丽巴哈尔说。“他们想让我们消失。”
她的说法与其她亲历者的证词和学者的研究相吻合。
2021年，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发布的一份报告引发国际关注。报告披露中国政府在新疆强迫女性使用节育器或做绝育手术，旨在未来几年内减少几百万维吾尔人出生。
郑国恩的报告指出，2017年至2019年，新疆生育率已经大减48.7%。他取得的中国官方政策文件显示，如果维吾尔女性不配合政府的生育控制计划，便会被送进“再教育营”。
中国官方反驳说，这份所谓的报告“充斥着大量捏造事实、篡改数据的地方”，点名郑国恩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
美国政府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犯下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的罪行。荷兰、加拿大和英国议会也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实行种族灭绝。欧洲议会也警告新疆存在种族灭绝的严重风险。中国政府声称这是“蓄意污蔑抹黑”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国官员和国家媒体称，截至2019年12月，新疆教培中心学员已经全部结业。古丽巴哈尔认为，他们在说谎。
“他们还在建更多的营地，为这些建设投入更多的物资，他们只是在欺骗全世界，”她对美国之音说。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资料库显示，新疆地区存在约385个疑似拘留营的设施。
这个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发布的最新报告得出结论：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并可能构成现代形式的奴役。
“这是一项重大进展，”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说。“直接揭穿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外欺骗、掩盖在当地推行强制劳动的现状和实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反驳说：“一些势力操弄涉疆话题，炮制所谓‘强迫劳动’的虚假信息，其实质是打着人权的幌子，企图破坏新疆地区的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振兴，他们的图谋绝不会得逞。”
这是我的责任
2019年8月，在家人的努力和法国政府的斡旋下，被囚禁近三年的古丽巴哈尔回到巴黎。
此后她曾多次匿名向外国政府和人权组织作证。她说出了在新疆发生的一切，但那些维吾尔女性的身影仍在她脑海挥之不去。
“她们生活在真正的监狱，即使获释也处于露天监狱，因为她们从来没有言论自由、批评的自由、思考和表达的自由，” 古丽巴哈尔说。“我想，我应该做一些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的事情，为对抗中国政府尽我的一份力。”
2021年，古丽巴哈尔在法国出版自传《中国古拉格幸存者》。她是第一位将新疆拘禁营的残酷内幕写成回忆录的维吾尔女性。这本书目前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
在书的扉页上，她写道：献给那些没能逃离的人。
她对美国之音说：“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我比他们更自由。我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的责任。”
“我所做的一切只为寻求真相，”她继续说。“我为真相而抗争。”
古丽巴哈尔的回忆录触怒了中国当局。她成为北京人身攻击的靶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办公室发言人在一次采访称她是”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分子”。
回忆录出版后，古丽巴哈尔再也没有和新疆的家人联络过。她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好，抑或是不是还活着。
她只知道，今生今世她再也无法回到那个叫故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