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妻子因病去世后，唐父独居在成都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客厅一角的办公桌上摞着厚厚一沓与儿子唐阳有关的住院材料。（南方周末记者蒋敏玉/图）
对于唐家父子两代的三个男人来说，除了延续17年的孤寂与煎熬，2025年春节没有什么新变化。
2008年，因为一纸写有“精神分裂症”的医院诊断书，唐阳被父亲唐叙谨从成都的家中送去重庆一家封闭式管理的精神病院。自此，围绕出院与否，父子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战火延绵，也让唐阳的弟弟唐昭在失望之下，远赴南方谋生。
在唐阳眼中，出院本该是最顺理成章的一件事：他有医院出具的诊断书，医生、护士乃至医院管理层都希望他能离开。他坚信自己已经痊愈，可以完全适应社会，也应获得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而非面对着病房里无法使用的电视机、走不出的围墙，以及彻夜点亮、闪得人无法安眠的小灯。
院外的人也有自己的顾虑与纠结。住院17年后，唐阳51岁，父亲唐叙谨81岁了。
“他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你们哪个能保证他出来以后不出问题？”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独居老人唐叙谨在他那精简、整洁到有些冷清的家中，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往昔，历数儿子发病后带来的那些冲突和伤害。
时间无法抚平旧伤疤，更无法回答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唐阳的后半生何去何从？
该咋办
唐阳想要出院。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住进精神病院里了。
每天早上七点，唐阳准时起床，洗漱完毕后和其他病人一起到食堂吃早饭，遇上不下雨的时候再去花园活动一小时，剩下的时间里，除了集合吃饭，就是在病房里玩MP4，直到晚上十点熄灯睡觉。若要与外界电话联系，只能在每周四上午去护士站使用一小时手机。
“很无聊，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唐阳向往外界的世界，怀念成都的酒吧与春熙路的繁华。
但唐叙谨有自己的看法。“我跟他妈妈说，就是他两条腿断掉了，只要能听我们的话，我们都愿意养他的，但现在是这个样子，他随时都可能把我们的头割下来，我咋弄。”这位头发花白的八旬老人向南方周末记者抛出了他的问题：“该咋办？”
1994年5月，唐阳第一次被送去精神病院，一个多月后联合病友出逃，被抓回去电击，直到住院三个月后，病情稳定被接出院。五年后的1999年，唐阳再次被送到成都市精神病院住院治疗，2001年离开。
唐阳不愿失去自由。唐叙谨收藏了两页泛黄的临摹纸，这是1997年3月，唐阳第二次住院前，唐叙谨和妻子写给儿子的保证书，夫妻二人承诺，绝不会再把唐阳送去精神病院，也不会对警方表示儿子有精神疾病，否则“不得好死”。
为了第三次将唐阳送进医院，唐叙谨选择了欺骗。2008年4月30日，唐叙谨的一个侄女带着爱人来访，唐顺势对儿子称，要去重庆参加亲戚婚礼。“他这个人好吃，说去参加婚宴，他也就同意了。”侄女婿开车，唐叙谨带着儿子直奔医院，“看见穿白大褂的，他一下子明白了。”
那几年，主流媒体上有过这样的报道，一名有既往精神分裂症病史的门卫砍杀路人，千万富翁因为利益纠纷“被精神病”，一农村老汉想要活活饿死患有精神病的儿子。
“这些都是充满血和泪的，都说明了这种病非常可怕。”在唐叙谨看来，把唐阳放在医院是最稳妥的做法。
他也有类似的回忆。有一次，唐阳凌晨在家里发病，抄起花瓶砸到他母亲手上，鲜血涌出；还有一年深冬，父子二人因琐事闹别扭，唐阳骑车把父亲的自行车撞出去十几米。更让他担心的是，唐阳最后一次被送去精神病院之前，曾在家威胁他与妻子，“哪个敢再把我送医院了，我要把你们一刀一个”。
但唐阳否认了这些，称自己只打过母亲三次，一次是把菜扣到母亲头上，另两次是用拳头在母亲头部打了几下。“我已多次口头和书面向我母亲道歉！我母亲早就原谅了我。”
唐阳前两次住院时，母亲经常来看他，两次出院也是母亲来接。但弟弟唐昭记得，唐阳第三次住院后，每次提到哥哥，母亲总会泪水长流，“但她（因为伤透了心）没法再去看他了”。
父与子
几年前负责过唐阳住院治疗工作的一位医生坦言，他曾遇到过许多不愿接收病人的家属，像唐叙谨这样固执的却是少数。
唐父的秉性，从幼时父子三人的相处中就可以窥得一二。
唐叙谨与妻子皆出身贫寒，两人在四川大学读书时相识。毕业后，夫妻二人一个参军，另一个留校当了英语老师。1974年，唐阳出生，两年后，弟弟唐昭出生。
大儿子唐阳让人省心，小学成绩总是班上前十名，初中又是年级六个班的第一名，后来考入了成都最好的七中，学习自觉性高，做作业不需要催，“做完我们叫他下去玩，他都不下去”。小儿子唐昭虽然调皮爱闹，成绩也是中等偏上。
因孩子成绩好，唐阳母亲总被请去学校分享教育经验，不过，忙于工作的父亲却从未去学校开过家长会。
父母是高知，兄弟俩成绩优秀，这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直到唐阳“出了事”。高一那年，唐阳从全班第三名很快滑到了20名、30名，到高二“基本就看不进去书了”，晚上看电视，白天睡觉、不爱洗澡，就像变了一个人。
华西医院精神病科医生给唐阳的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
在疾病的困扰与药物的副作用下，唐阳后来勉强毕业于一所专科院校，弟弟唐昭则顺利考入上海一所985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创业、安家。
成年后复盘往事，唐昭用“奇怪”一词形容自己的原生家庭。他记得小时候，每周一到周六，一家四口的一日三餐都由父亲从单位食堂里打回的饭菜解决，“回来之后分成四份。”四个人埋头吃饭，从不聊天，“后来我才发现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场景。”
唐阳十多岁时，按规定，父亲可以分到一套120平方米的公房，但他要了两套面积略小、不在一处的房子。母亲带着兄弟俩住在100平方米的一套房子里，唐父每天晚上去另一处小房子休息，理由是要保证他晚上休息好，“白天上班不会迟到，工作效率要高一点”。
唐阳记得，尽管自己小学时成绩优异，但要是犯了错，父亲总会让他写检讨，拿去学校给班主任签字，再当着全班五十多个学生的面读出来。上中学时，唐阳偷拿零用钱给暗恋女生买生日贺卡，被父亲发现在用途上撒谎，然后叫车把母亲送去学校和女生家调查，闹得尽人皆知，还因此撤销了原本许诺他只要考上成都七中就给的一万元奖励。
唐昭至今还能回想起，母亲去学校调查贺卡的那天下午，哥哥是如何在屋里坐立不安的。
“我想，每个家庭都有大大小小很多冲突，但（贺卡和取消奖励）两件事情是他们做的非常错误的。”唐昭说起，高考前夕，哥哥唐阳有次犯病，把一位表姐当作人质扣在屋里，“门锁死，他在屋里面大骂我爸，说那个钱是你欠我的。”唐叙谨连夜找人去银行取了一万元现金，“钱递出去，我哥才把门开了”。
“如果说两三年前你见到我，会发现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抑郁，很抑郁。”唐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哥哥和父亲是他精神创伤来源的一部分。2025年春节前夕，唐昭回了一趟家，又去了重庆的精神病院，但他既没有留在成都与父亲一起过年，也没有见唐阳一面。他对父亲失望，也不敢面对那个记忆里早已面目模糊的哥哥。
唐阳现在住院的地方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沙坪坝区、渝中区三区交界，大门百米开外设置了路障和闸口，正对着一条宽阔却少有人经过的双向四车道，高大茂密的树木遮住围墙内所有景观。（南方周末记者蒋敏玉/图）
走不出医院
其实，院方也早就想将唐阳送出医院了。
唐阳记得，就在他住进医院的第三个月，2008年8月初，主管医生就宣布，他已经“完全康复，达到出院条件了”。在另一份落款时间为2024年10月8日的公函中，院方也明确表示，“经治疗，唐阳已临床治愈，可与社会面接触”。
唐阳曾经的一位主管医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于唐阳这样的住院患者，只要在一段时间内症状稳定、不具备危险性，即可认定为临床治愈。这虽然不等于病“好”了，但对病人和医院来说，继续住院已经没有治疗价值了，可以转回门诊继续治疗，“毕竟我们不是监狱，也不是看守所”。
该医生具体解释，唐阳身上的问题主要是“人格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如果不牵涉到他的利益关系时，一切正常；一旦牵涉他的利益，他就受不了”。而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人格问题是很难加以纠正的。
但唐叙谨坚持，除非院方能够保证唐阳不再发病，否则他不会接收。
“只能说这段时间，我们观察到他没有攻击行为，谁敢保证他今后也没有。”前述主管医生表示。
2023年4月25日，在唐阳入院即将满15年之时，院方派了三名工作人员把唐阳送回成都。人到了家属大院门口，门卫打电话通传，唐叙谨只有四个字：坚决不见。三天后，情况如旧。
“后来还是打电话叫医院派救护车来，把他弄回去的。”唐叙谨说，他不接儿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唐阳出院后如何工作、生活都是难题，“你不能把80岁老头子退休金全部拿去。”
但唐昭不能理解，他那每个月拿着两万元退休金的父亲，为什么既不愿意给自己的大儿子支付精神病院每月催缴的一万块治疗费，也不愿给托举他走出农村，最后被留在农村的姐姐弟弟们一些帮衬。
父亲沉迷于炒股。唐昭记得，就在母亲去世前两个月，ICU病房里，父亲跟她说，“把你的存款借给我，我给你利息。”
不能寄希望于父亲，唐阳还是想出院。
社区工作人员、弟弟、表姐、律师、媒体……他把所有能够联系上的院外人都联系了一遍，想找到一个放他出去的办法。
一位接到唐阳求助信息的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行法律下，如唐阳这样被送进医院的精神病人，会被默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就要求医院为他们办理出院时，必须要有法定监护人同意。
唐阳寄希望于社区。他在2024年5月底颁布的《四川省精神卫生条例》规定看到：患者及其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确有困难或者拒不办理的，患者住所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办理。
唐阳的户籍所在地，成都望江路街道办事处，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成都望江路街道民生服务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近两年，唐阳曾多次拨打街道、社区电话求助，为此，他们曾专门找律师了解国家精神卫生法、四川省精神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如果他实在想出来，监护人又不同意的话，社区和街道可以帮助他去做一些劝说监护人的工作。”反复协商沟通后，唐叙谨仍态度坚决。
唐阳也想过让弟弟或表姐来做自己的监护人，再以监护人的身份签字放他出去。
“医院问过我能不能把他接走，我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我唯一能想到的只能是退休以后跟自己的小家庭断裂，单独去面对。”唐昭有两个年龄尚小的孩子，他担心哥哥会给家庭带来风险。至于表姐，唐昭坦言，对方也有家庭，很难接纳哥哥。
2023年7月28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西门社区精神障碍康复机构，患者正在玩游戏。（视觉中国/图）
“潜规则”
打破僵局的办法也不是没有。
2013年5月6日，就在中国第一部旨在规范精神卫生服务，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的法律——精神卫生法实施后的第六天，住在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的徐为（化名）委托律师，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康复院和作为其监护人的兄长告上了法院。四年后，徐为获准出院。
黄雪涛是徐为案的代理律师之一、衡平机构发起人和精障者权利倡导者。在她看来，从个人遭遇到维权经过，唐阳和徐为几乎“一模一样”。徐为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2003年被哥哥送进精神病院，病情稳定后哥哥不愿接他出院。
这起后来被称作“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案件，光立案就花了近一年时间，一审、二审接连败诉。
从徐为到唐阳，黄雪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有的争议都在于当事人有没有‘能力’。”
精神卫生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出院，本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的，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出院手续”。
徐为案已经证明了，所谓“能力”指的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017年出院前，徐为曾先后做过三次司法鉴定，分别得到了“精神分裂症残留期，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症状基本缓解，具有诉讼能力”以及“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三个不同的结果。最后一次的鉴定结论直接让他获得了出院的机会。
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法规定，一旦经医生评估达到出院标准，便可自行决定出院。国务院参事马力曾参与过精神卫生法立法调研工作。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就出院问题，早年有过长时间的细致讨论，最终得出结论，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出院前，院方需要从不同医院挑选两个以上的专家委员会专家，组成鉴定团队，一旦鉴定结果证明病人已经治好，必须要回归社会。
实际上，黄雪涛解释，精神病医院长期奉行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谁送来的谁接走，没有监护人同意，精神病人是不会出院的。“从接触这类案子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挑战这条潜规则。”
“讨论时做了大量的假设，万一不接怎么办，万一家里给接回去他又有暴力倾向，出了事怎么办。”马力解释，对于现在大量家属联系不上或者不去接的情况，立法的构想也是由医院送给可以接收的家属，或者由单位、社区做家属工作。至于出院病人，则需社区和公安等机构通过定期考察、回访进行监管。
但马力也坦言，在精神卫生法出台的那个年代，立法者更关心的还是社会热议的“被精神病”问题，“当时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别把‘好人’送进去，把没病的人搁进医院里”。
消失的“兜底”
精神卫生法出台后，外界一度担心，其对出院的规定，会导致出现不该出院的患者被放出院的情形。但12年过去了，“精神卫生法第一案”当事人徐为也出院8年，时至今日，精神病人出院并没有像法条规定的那样顺利。
从徐为到唐阳，多年过去，黄雪涛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在没有司法鉴定的情况下，所有想要出院的精神病人都会被推定为“没有能力”。
“其实出院跟能力没有关系，是一个纯粹主观的态度。”在黄雪涛看来，病人出院时，大家之所以判断其民事行为能力，本质上是在考虑一旦他以后犯了事、惹了祸，到底是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一个人犯了错，大家都不愿意替他背锅，我们就认为他没有能力。”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黄雪涛认为，唐阳如果想要出院，一条可行的路子是像徐为一样，走诉讼途径，由法院去确认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黄雪涛也指出，对于唐阳这样的精神病患者来说，如果处在一种众叛亲离的状态里，律师也很难为他提供帮助。
第一步已经迈出。2025年3月初，唐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已经从成都请到了一位免费的律师。
但对唐阳来说，走出精神病院或许只是朝一条艰难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徐为出院这些年，有时也会与黄雪涛联系。在上海这个绝对的发达城市，他过着一种无助又无依无靠的生活，几乎没有获得什么社会服务和支持。
在马力看来，这也是当前精神病人，尤其是不被家庭接纳的精神病人在融入社会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难点。
“（法律允许）他们自己决定出院，出院了，他去哪儿呢。他得有个家或者单位能去啊。”马力解释，对这些恢复一定自主能力的精神病人来说，回归社会的同时，他们还需要一段康复的过程，需要有人照顾，而在精神卫生法出台的2013年，整个国家的财力还不足以发展足够多的公益机构和社会力量来接纳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属非常重要”。
其实，翻看精神卫生法，照护精神病患者的责任也并非全部压在了家属头上，其第四章、第五章中都涉及了大量关于社区康复机构、医疗机构、村委会、居委会、用人单位等主体应当如何为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庭提供帮助的内容。
尽管如此，十多年过去了，能够为精神病患者兜底的社会力量仍未在广泛意义上推开。
前述街道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目前街道、社区都有按照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设置精神康复站，但主要还是为轻型的精神病患者提供同伴互助或缓解家庭压力，针对唐阳这样比较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社区没有办法为其提供专业的治疗。
好的做法也并非没有。据黄雪涛观察，2007年，长沙就在民政局主管下设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社会公益性精神康复会所。会所内，患者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喜欢的工作、参与机构的日常管理和运作，甚至通过培训重返家庭、社会。
但在黄雪涛看来，如果想让这些成功的做法得到推广，首要解决问题就是滞后的法律。
当前，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高达一亿。马力认为，精神卫生法到了要修改的时候了。而据她了解，高层也早已产生了修法的意愿。
一位精神卫生系统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2023年，有关部门已专门就这一问题征集过修法意见，其所在单位也提交了相关建议，不过至今，尚未听说有更进一步的消息。
唐阳的第三次住院还差一个月就满17年整了。唐阳的代理律师说，目前，唐阳案尚处于立案阶段。
两年前妻子因病去世后，唐父独居在成都一百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客厅一角的办公桌上摞着厚厚一沓与儿子唐阳有关的住院材料。（南方周末记者蒋敏玉/图）
对于唐家父子两代的三个男人来说，除了延续17年的孤寂与煎熬，2025年春节没有什么新变化。
2008年，因为一纸写有“精神分裂症”的医院诊断书，唐阳被父亲唐叙谨从成都的家中送去重庆一家封闭式管理的精神病院。自此，围绕出院与否，父子间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战火延绵，也让唐阳的弟弟唐昭在失望之下，远赴南方谋生。
在唐阳眼中，出院本该是最顺理成章的一件事：他有医院出具的诊断书，医生、护士乃至医院管理层都希望他能离开。他坚信自己已经痊愈，可以完全适应社会，也应获得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而非面对着病房里无法使用的电视机、走不出的围墙，以及彻夜点亮、闪得人无法安眠的小灯。
院外的人也有自己的顾虑与纠结。住院17年后，唐阳51岁，父亲唐叙谨81岁了。
“他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你们哪个能保证他出来以后不出问题？”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独居老人唐叙谨在他那精简、整洁到有些冷清的家中，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往昔，历数儿子发病后带来的那些冲突和伤害。
时间无法抚平旧伤疤，更无法回答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唐阳的后半生何去何从？
该咋办
唐阳想要出院。这已经是他第三次住进精神病院里了。
每天早上七点，唐阳准时起床，洗漱完毕后和其他病人一起到食堂吃早饭，遇上不下雨的时候再去花园活动一小时，剩下的时间里，除了集合吃饭，就是在病房里玩MP4，直到晚上十点熄灯睡觉。若要与外界电话联系，只能在每周四上午去护士站使用一小时手机。
“很无聊，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唐阳向往外界的世界，怀念成都的酒吧与春熙路的繁华。
但唐叙谨有自己的看法。“我跟他妈妈说，就是他两条腿断掉了，只要能听我们的话，我们都愿意养他的，但现在是这个样子，他随时都可能把我们的头割下来，我咋弄。”这位头发花白的八旬老人向南方周末记者抛出了他的问题：“该咋办？”
1994年5月，唐阳第一次被送去精神病院，一个多月后联合病友出逃，被抓回去电击，直到住院三个月后，病情稳定被接出院。五年后的1999年，唐阳再次被送到成都市精神病院住院治疗，2001年离开。
唐阳不愿失去自由。唐叙谨收藏了两页泛黄的临摹纸，这是1997年3月，唐阳第二次住院前，唐叙谨和妻子写给儿子的保证书，夫妻二人承诺，绝不会再把唐阳送去精神病院，也不会对警方表示儿子有精神疾病，否则“不得好死”。
为了第三次将唐阳送进医院，唐叙谨选择了欺骗。2008年4月30日，唐叙谨的一个侄女带着爱人来访，唐顺势对儿子称，要去重庆参加亲戚婚礼。“他这个人好吃，说去参加婚宴，他也就同意了。”侄女婿开车，唐叙谨带着儿子直奔医院，“看见穿白大褂的，他一下子明白了。”
那几年，主流媒体上有过这样的报道，一名有既往精神分裂症病史的门卫砍杀路人，千万富翁因为利益纠纷“被精神病”，一农村老汉想要活活饿死患有精神病的儿子。
“这些都是充满血和泪的，都说明了这种病非常可怕。”在唐叙谨看来，把唐阳放在医院是最稳妥的做法。
他也有类似的回忆。有一次，唐阳凌晨在家里发病，抄起花瓶砸到他母亲手上，鲜血涌出；还有一年深冬，父子二人因琐事闹别扭，唐阳骑车把父亲的自行车撞出去十几米。更让他担心的是，唐阳最后一次被送去精神病院之前，曾在家威胁他与妻子，“哪个敢再把我送医院了，我要把你们一刀一个”。
但唐阳否认了这些，称自己只打过母亲三次，一次是把菜扣到母亲头上，另两次是用拳头在母亲头部打了几下。“我已多次口头和书面向我母亲道歉！我母亲早就原谅了我。”
唐阳前两次住院时，母亲经常来看他，两次出院也是母亲来接。但弟弟唐昭记得，唐阳第三次住院后，每次提到哥哥，母亲总会泪水长流，“但她（因为伤透了心）没法再去看他了”。
父与子
几年前负责过唐阳住院治疗工作的一位医生坦言，他曾遇到过许多不愿接收病人的家属，像唐叙谨这样固执的却是少数。
唐父的秉性，从幼时父子三人的相处中就可以窥得一二。
唐叙谨与妻子皆出身贫寒，两人在四川大学读书时相识。毕业后，夫妻二人一个参军，另一个留校当了英语老师。1974年，唐阳出生，两年后，弟弟唐昭出生。
大儿子唐阳让人省心，小学成绩总是班上前十名，初中又是年级六个班的第一名，后来考入了成都最好的七中，学习自觉性高，做作业不需要催，“做完我们叫他下去玩，他都不下去”。小儿子唐昭虽然调皮爱闹，成绩也是中等偏上。
因孩子成绩好，唐阳母亲总被请去学校分享教育经验，不过，忙于工作的父亲却从未去学校开过家长会。
父母是高知，兄弟俩成绩优秀，这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直到唐阳“出了事”。高一那年，唐阳从全班第三名很快滑到了20名、30名，到高二“基本就看不进去书了”，晚上看电视，白天睡觉、不爱洗澡，就像变了一个人。
华西医院精神病科医生给唐阳的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
在疾病的困扰与药物的副作用下，唐阳后来勉强毕业于一所专科院校，弟弟唐昭则顺利考入上海一所985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创业、安家。
成年后复盘往事，唐昭用“奇怪”一词形容自己的原生家庭。他记得小时候，每周一到周六，一家四口的一日三餐都由父亲从单位食堂里打回的饭菜解决，“回来之后分成四份。”四个人埋头吃饭，从不聊天，“后来我才发现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场景。”
唐阳十多岁时，按规定，父亲可以分到一套120平方米的公房，但他要了两套面积略小、不在一处的房子。母亲带着兄弟俩住在100平方米的一套房子里，唐父每天晚上去另一处小房子休息，理由是要保证他晚上休息好，“白天上班不会迟到，工作效率要高一点”。
唐阳记得，尽管自己小学时成绩优异，但要是犯了错，父亲总会让他写检讨，拿去学校给班主任签字，再当着全班五十多个学生的面读出来。上中学时，唐阳偷拿零用钱给暗恋女生买生日贺卡，被父亲发现在用途上撒谎，然后叫车把母亲送去学校和女生家调查，闹得尽人皆知，还因此撤销了原本许诺他只要考上成都七中就给的一万元奖励。
唐昭至今还能回想起，母亲去学校调查贺卡的那天下午，哥哥是如何在屋里坐立不安的。
“我想，每个家庭都有大大小小很多冲突，但（贺卡和取消奖励）两件事情是他们做的非常错误的。”唐昭说起，高考前夕，哥哥唐阳有次犯病，把一位表姐当作人质扣在屋里，“门锁死，他在屋里面大骂我爸，说那个钱是你欠我的。”唐叙谨连夜找人去银行取了一万元现金，“钱递出去，我哥才把门开了”。
“如果说两三年前你见到我，会发现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抑郁，很抑郁。”唐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哥哥和父亲是他精神创伤来源的一部分。2025年春节前夕，唐昭回了一趟家，又去了重庆的精神病院，但他既没有留在成都与父亲一起过年，也没有见唐阳一面。他对父亲失望，也不敢面对那个记忆里早已面目模糊的哥哥。
唐阳现在住院的地方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沙坪坝区、渝中区三区交界，大门百米开外设置了路障和闸口，正对着一条宽阔却少有人经过的双向四车道，高大茂密的树木遮住围墙内所有景观。（南方周末记者蒋敏玉/图）
走不出医院
其实，院方也早就想将唐阳送出医院了。
唐阳记得，就在他住进医院的第三个月，2008年8月初，主管医生就宣布，他已经“完全康复，达到出院条件了”。在另一份落款时间为2024年10月8日的公函中，院方也明确表示，“经治疗，唐阳已临床治愈，可与社会面接触”。
唐阳曾经的一位主管医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于唐阳这样的住院患者，只要在一段时间内症状稳定、不具备危险性，即可认定为临床治愈。这虽然不等于病“好”了，但对病人和医院来说，继续住院已经没有治疗价值了，可以转回门诊继续治疗，“毕竟我们不是监狱，也不是看守所”。
该医生具体解释，唐阳身上的问题主要是“人格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如果不牵涉到他的利益关系时，一切正常；一旦牵涉他的利益，他就受不了”。而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人格问题是很难加以纠正的。
但唐叙谨坚持，除非院方能够保证唐阳不再发病，否则他不会接收。
“只能说这段时间，我们观察到他没有攻击行为，谁敢保证他今后也没有。”前述主管医生表示。
2023年4月25日，在唐阳入院即将满15年之时，院方派了三名工作人员把唐阳送回成都。人到了家属大院门口，门卫打电话通传，唐叙谨只有四个字：坚决不见。三天后，情况如旧。
“后来还是打电话叫医院派救护车来，把他弄回去的。”唐叙谨说，他不接儿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唐阳出院后如何工作、生活都是难题，“你不能把80岁老头子退休金全部拿去。”
但唐昭不能理解，他那每个月拿着两万元退休金的父亲，为什么既不愿意给自己的大儿子支付精神病院每月催缴的一万块治疗费，也不愿给托举他走出农村，最后被留在农村的姐姐弟弟们一些帮衬。
父亲沉迷于炒股。唐昭记得，就在母亲去世前两个月，ICU病房里，父亲跟她说，“把你的存款借给我，我给你利息。”
不能寄希望于父亲，唐阳还是想出院。
社区工作人员、弟弟、表姐、律师、媒体……他把所有能够联系上的院外人都联系了一遍，想找到一个放他出去的办法。
一位接到唐阳求助信息的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行法律下，如唐阳这样被送进医院的精神病人，会被默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就要求医院为他们办理出院时，必须要有法定监护人同意。
唐阳寄希望于社区。他在2024年5月底颁布的《四川省精神卫生条例》规定看到：患者及其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确有困难或者拒不办理的，患者住所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办理。
唐阳的户籍所在地，成都望江路街道办事处，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成都望江路街道民生服务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近两年，唐阳曾多次拨打街道、社区电话求助，为此，他们曾专门找律师了解国家精神卫生法、四川省精神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如果他实在想出来，监护人又不同意的话，社区和街道可以帮助他去做一些劝说监护人的工作。”反复协商沟通后，唐叙谨仍态度坚决。
唐阳也想过让弟弟或表姐来做自己的监护人，再以监护人的身份签字放他出去。
“医院问过我能不能把他接走，我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我唯一能想到的只能是退休以后跟自己的小家庭断裂，单独去面对。”唐昭有两个年龄尚小的孩子，他担心哥哥会给家庭带来风险。至于表姐，唐昭坦言，对方也有家庭，很难接纳哥哥。
2023年7月28日，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西门社区精神障碍康复机构，患者正在玩游戏。（视觉中国/图）
“潜规则”
打破僵局的办法也不是没有。
2013年5月6日，就在中国第一部旨在规范精神卫生服务，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的法律——精神卫生法实施后的第六天，住在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的徐为（化名）委托律师，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康复院和作为其监护人的兄长告上了法院。四年后，徐为获准出院。
黄雪涛是徐为案的代理律师之一、衡平机构发起人和精障者权利倡导者。在她看来，从个人遭遇到维权经过，唐阳和徐为几乎“一模一样”。徐为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2003年被哥哥送进精神病院，病情稳定后哥哥不愿接他出院。
这起后来被称作“精神卫生法第一案”的案件，光立案就花了近一年时间，一审、二审接连败诉。
从徐为到唐阳，黄雪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所有的争议都在于当事人有没有‘能力’。”
精神卫生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出院，本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的，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出院手续”。
徐为案已经证明了，所谓“能力”指的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2017年出院前，徐为曾先后做过三次司法鉴定，分别得到了“精神分裂症残留期，具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症状基本缓解，具有诉讼能力”以及“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三个不同的结果。最后一次的鉴定结论直接让他获得了出院的机会。
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法规定，一旦经医生评估达到出院标准，便可自行决定出院。国务院参事马力曾参与过精神卫生法立法调研工作。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就出院问题，早年有过长时间的细致讨论，最终得出结论，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出院前，院方需要从不同医院挑选两个以上的专家委员会专家，组成鉴定团队，一旦鉴定结果证明病人已经治好，必须要回归社会。
实际上，黄雪涛解释，精神病医院长期奉行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谁送来的谁接走，没有监护人同意，精神病人是不会出院的。“从接触这类案子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挑战这条潜规则。”
“讨论时做了大量的假设，万一不接怎么办，万一家里给接回去他又有暴力倾向，出了事怎么办。”马力解释，对于现在大量家属联系不上或者不去接的情况，立法的构想也是由医院送给可以接收的家属，或者由单位、社区做家属工作。至于出院病人，则需社区和公安等机构通过定期考察、回访进行监管。
但马力也坦言，在精神卫生法出台的那个年代，立法者更关心的还是社会热议的“被精神病”问题，“当时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别把‘好人’送进去，把没病的人搁进医院里”。
消失的“兜底”
精神卫生法出台后，外界一度担心，其对出院的规定，会导致出现不该出院的患者被放出院的情形。但12年过去了，“精神卫生法第一案”当事人徐为也出院8年，时至今日，精神病人出院并没有像法条规定的那样顺利。
从徐为到唐阳，多年过去，黄雪涛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在没有司法鉴定的情况下，所有想要出院的精神病人都会被推定为“没有能力”。
“其实出院跟能力没有关系，是一个纯粹主观的态度。”在黄雪涛看来，病人出院时，大家之所以判断其民事行为能力，本质上是在考虑一旦他以后犯了事、惹了祸，到底是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一个人犯了错，大家都不愿意替他背锅，我们就认为他没有能力。”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黄雪涛认为，唐阳如果想要出院，一条可行的路子是像徐为一样，走诉讼途径，由法院去确认他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黄雪涛也指出，对于唐阳这样的精神病患者来说，如果处在一种众叛亲离的状态里，律师也很难为他提供帮助。
第一步已经迈出。2025年3月初，唐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已经从成都请到了一位免费的律师。
但对唐阳来说，走出精神病院或许只是朝一条艰难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徐为出院这些年，有时也会与黄雪涛联系。在上海这个绝对的发达城市，他过着一种无助又无依无靠的生活，几乎没有获得什么社会服务和支持。
在马力看来，这也是当前精神病人，尤其是不被家庭接纳的精神病人在融入社会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难点。
“（法律允许）他们自己决定出院，出院了，他去哪儿呢。他得有个家或者单位能去啊。”马力解释，对这些恢复一定自主能力的精神病人来说，回归社会的同时，他们还需要一段康复的过程，需要有人照顾，而在精神卫生法出台的2013年，整个国家的财力还不足以发展足够多的公益机构和社会力量来接纳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属非常重要”。
其实，翻看精神卫生法，照护精神病患者的责任也并非全部压在了家属头上，其第四章、第五章中都涉及了大量关于社区康复机构、医疗机构、村委会、居委会、用人单位等主体应当如何为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庭提供帮助的内容。
尽管如此，十多年过去了，能够为精神病患者兜底的社会力量仍未在广泛意义上推开。
前述街道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目前街道、社区都有按照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设置精神康复站，但主要还是为轻型的精神病患者提供同伴互助或缓解家庭压力，针对唐阳这样比较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社区没有办法为其提供专业的治疗。
好的做法也并非没有。据黄雪涛观察，2007年，长沙就在民政局主管下设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社会公益性精神康复会所。会所内，患者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喜欢的工作、参与机构的日常管理和运作，甚至通过培训重返家庭、社会。
但在黄雪涛看来，如果想让这些成功的做法得到推广，首要解决问题就是滞后的法律。
当前，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高达一亿。马力认为，精神卫生法到了要修改的时候了。而据她了解，高层也早已产生了修法的意愿。
一位精神卫生系统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2023年，有关部门已专门就这一问题征集过修法意见，其所在单位也提交了相关建议，不过至今，尚未听说有更进一步的消息。
唐阳的第三次住院还差一个月就满17年整了。唐阳的代理律师说，目前，唐阳案尚处于立案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