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n Wang/Reuters
台湾台东——我在台北的一个朋友最近在Facebook上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帖子，敦促台湾的年轻人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他认为，面对中国的夺岛威胁，唯一的办法是靠实力；其他一切都是幻想。尽管已是花甲之年，他还是发誓只要有需要，他会拿起武器。这种情绪在台湾之普遍令人感到不安，我私下给他发讯息说，实力应该只是台湾战略的一部分，我们的政治人士和其他公众人物应该表现出真正的勇气，与中国接触，以某种方式缓和局势。当一个更强的霸凌者威胁你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先尝试去缓和局势吗？
“不要做投降派，”他反驳。
从这种友人之间的交锋可以看到，中国未开一枪，就已经对台湾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中国的侵犯威胁，以及如何应对这威胁，正在分裂台湾社会。指责对方叛国“舔共”，或者反过来，指责对方通过危险的抗中言行煽动紧张局势已经成为常态。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恐惧正在摧毁我们的宽容和文明，以及对我们苦心建设的民主社会的信心。上个月，37名现任和前任台湾学者发表公开信，呼吁台北在中美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批评美国的“军事主义”，他们被攻击为天真和对中国软弱。这样的分歧和怀疑正中中国下怀。
在台湾，与中国开战的可能性几乎出现在每一次晚餐谈话中。
在最近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们讨论的焦点是中国是否会轰炸世界上最大的先进计算芯片生产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以摧毁我们最大的经济资产之一。又或者，美国是否会为了防止台积电落入中国之手而投下炸弹？台湾的核电站是否会因焦土政策而被炸毁，从而令这个岛屿变成对中国毫无用处的放射性荒地？
在一次有军方和策略人士参加的午餐会上，一位退休的前国防高官说，中国可以直接封锁台湾，台湾的天然气储备只能维持八天左右；中国还可以切断海底通信电缆；或者通过切断贸易在经济上扼杀我们。（台湾约40%的出口流向中国或香港。）他说，中国可以在不诉诸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占领这个岛。
这一切对台湾人民来说都不是新鲜事。我们在中国的阴影下生活了70多年，这塑造了我们的身份。
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教室的墙上贴满了“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这样的警告，最严重的侮辱是指责某人串通“共匪”——几十年来，台湾一直用这个词来指称中国共产党。
虽然我们是岛民，但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从没学过游泳，因为我们从小害怕海滩。在内战中败给了毛泽东的共产党后，中国的原国民政府于1949年退据台湾。因为担心遭到入侵，台湾颁布了戒严令。士兵们经常背着配有闪亮刺刀的步枪在海滩上巡逻，中国那一侧海岸附近的岛屿布满了地雷。我们被警告说，脸涂迷彩、口中衔刀的中共蛙人可能会游上岸来。
我们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建起了充满活力的民主，并取得了经济成功，为此我们感到自豪。我们已经证明，民主在中华文化环境里是可以运转的。这种焦虑、骄傲和坚持的混合是台湾性格的本质，而这一点往往被世界所忽视，世界总是视台湾为中美竞争中的一个棋子。然而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最能体现我们性格的，也许是在乡村的农耕地区和渔村，那里远离台北的政治喧嚣，人们总在欢笑，慷慨地送出自家土产，经常主动请客人回家吃晚饭。即使在那里，对中国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朴素的务实主义，我希望，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这种务实能成为长期的主流观念。这并不是说普通民众认为抵抗中国是徒劳的，而是台湾永远处于中国巨大的引力范围内，讲求实际，甚至与中国和解，可能比战争更可取。
我的一个朋友，一位晒得黝黑的莲雾农民，每天都在黎明前的昏暗中醒来，戴上头灯，仔细检查他的果园有没有害虫。他害怕被攻击为通敌，不会公开这么说，但他支持与中国统一，只是因为这是他祖先的土地。他认为，具有相同传统、文化和历史的人应该成为一个国家。他想要一个强大、繁荣、屹立于世界的中国，台湾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也怀揣着在台湾普遍存在的复杂情感，如果战争爆发，他仍然会战斗，不过是为了他的屋宅、亲人和村庄。
我认识的另一位农民潘志民（音）种植印度枣树，他的果园位于台湾南部。中国是他的主要市场。上届政府——由对中国更友好的国民党领导，我曾在其中任职——在2010年与中国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让他的水果只用几天就能到达中国的超市。但在有独立倾向的民进党于2016年赢得总统选举后，中国通过一系列禁令收紧了市场准入。潘志民不得不转向日本，进入市场需要花费长达三周的时间，成本高昂。原本甜美多汁的水果在到达日本人餐桌上时通常已经没什么味道了。
潘志民阅读了德川家康的历史，这位17世纪重要的日本军事统治者以耐心和毅力著称，潘志民认为，台湾在面对中国时必须具备这些品质。
“当战斗机从头顶飞过时，你知道我们农民会干什么吗？”他问。“我们弯腰继续耕种土地。”
我在台湾崎岖美丽的东海岸有一个住所，太平洋的海浪拍打着岩岸，果树在阳光下成熟，几十年来生活的节奏几乎没怎么变过。
在这里，中国也占据着每个人的思绪。去年8月，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实弹演习，以表达对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北的愤怒，当时我在家里，看着台湾战斗机在海上呼啸而过，惹得村里的狗在灌木丛下乱窜。邻居吴芳芳（音）发来简讯。她建议，每户人家都应该种植不一样的蔬菜，如果这场军事演习演变成战争，粮食供应中断，我们可以互相交换。
她问：另外，要不要考虑发电机？
这一带最盛大的宴会是在渔民陈志和（音）的家里举行的，他在渔获特别多的时候会叫朋友过来。陈志和13岁时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传统方法叉捕剑鱼，而他的父亲又是从一位日据结束后留在台湾的日本渔民那里学的，日本于1945年结束了对台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现年50多岁的陈志和身手敏捷，平衡和瞄准能力令人惊叹，他站在船头，随着船上下起伏，向一条身长六英尺、活蹦乱跳的鱼掷出鱼叉。
在近日宴请宾客时，陈志和说，如果战争爆发，他可以航行到大约800公里外的日本冲绳岛。“有人需要我载一程吗？”他开玩笑说。有人问申请日本居留身份需要多少钱。还有人说每天吃生鱼片会很无聊。我们都笑了。
但陈志和告诉我，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他会“像乌克兰人那样”抵抗，不是因为他对中国怀有恶意——尽管北京的威胁行为让他反感——而是因为那些靠海为生的人习惯了危险；他们为生存而战。
我问他儿子会不会拿起武器。
他叹了口气。他说，许多年轻的台湾居民——沉迷于手机、社交和其他休闲活动——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然而，如果有人不想打仗或持不同观点，他不会去批判。
台湾将于明年1月举行关键的总统选举，是对抗中国还是寻求和解的问题将在未来几个月对我们所有人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国民党获胜，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可能会缓和；如果民进党保住了权力，谁知道呢？
陈志和说，反正都无所谓：美国和中国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问他，如果爆发战争，他会怪谁。
“谁先开枪怪谁。”
Ann Wang/Reuters
台湾台东——我在台北的一个朋友最近在Facebook上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帖子，敦促台湾的年轻人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他认为，面对中国的夺岛威胁，唯一的办法是靠实力；其他一切都是幻想。尽管已是花甲之年，他还是发誓只要有需要，他会拿起武器。这种情绪在台湾之普遍令人感到不安，我私下给他发讯息说，实力应该只是台湾战略的一部分，我们的政治人士和其他公众人物应该表现出真正的勇气，与中国接触，以某种方式缓和局势。当一个更强的霸凌者威胁你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先尝试去缓和局势吗？
“不要做投降派，”他反驳。
从这种友人之间的交锋可以看到，中国未开一枪，就已经对台湾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中国的侵犯威胁，以及如何应对这威胁，正在分裂台湾社会。指责对方叛国“舔共”，或者反过来，指责对方通过危险的抗中言行煽动紧张局势已经成为常态。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恐惧正在摧毁我们的宽容和文明，以及对我们苦心建设的民主社会的信心。上个月，37名现任和前任台湾学者发表公开信，呼吁台北在中美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批评美国的“军事主义”，他们被攻击为天真和对中国软弱。这样的分歧和怀疑正中中国下怀。
在台湾，与中国开战的可能性几乎出现在每一次晚餐谈话中。
在最近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们讨论的焦点是中国是否会轰炸世界上最大的先进计算芯片生产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以摧毁我们最大的经济资产之一。又或者，美国是否会为了防止台积电落入中国之手而投下炸弹？台湾的核电站是否会因焦土政策而被炸毁，从而令这个岛屿变成对中国毫无用处的放射性荒地？
在一次有军方和策略人士参加的午餐会上，一位退休的前国防高官说，中国可以直接封锁台湾，台湾的天然气储备只能维持八天左右；中国还可以切断海底通信电缆；或者通过切断贸易在经济上扼杀我们。（台湾约40%的出口流向中国或香港。）他说，中国可以在不诉诸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占领这个岛。
这一切对台湾人民来说都不是新鲜事。我们在中国的阴影下生活了70多年，这塑造了我们的身份。
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教室的墙上贴满了“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这样的警告，最严重的侮辱是指责某人串通“共匪”——几十年来，台湾一直用这个词来指称中国共产党。
虽然我们是岛民，但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许多人从没学过游泳，因为我们从小害怕海滩。在内战中败给了毛泽东的共产党后，中国的原国民政府于1949年退据台湾。因为担心遭到入侵，台湾颁布了戒严令。士兵们经常背着配有闪亮刺刀的步枪在海滩上巡逻，中国那一侧海岸附近的岛屿布满了地雷。我们被警告说，脸涂迷彩、口中衔刀的中共蛙人可能会游上岸来。
我们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建起了充满活力的民主，并取得了经济成功，为此我们感到自豪。我们已经证明，民主在中华文化环境里是可以运转的。这种焦虑、骄傲和坚持的混合是台湾性格的本质，而这一点往往被世界所忽视，世界总是视台湾为中美竞争中的一个棋子。然而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最能体现我们性格的，也许是在乡村的农耕地区和渔村，那里远离台北的政治喧嚣，人们总在欢笑，慷慨地送出自家土产，经常主动请客人回家吃晚饭。即使在那里，对中国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朴素的务实主义，我希望，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这种务实能成为长期的主流观念。这并不是说普通民众认为抵抗中国是徒劳的，而是台湾永远处于中国巨大的引力范围内，讲求实际，甚至与中国和解，可能比战争更可取。
我的一个朋友，一位晒得黝黑的莲雾农民，每天都在黎明前的昏暗中醒来，戴上头灯，仔细检查他的果园有没有害虫。他害怕被攻击为通敌，不会公开这么说，但他支持与中国统一，只是因为这是他祖先的土地。他认为，具有相同传统、文化和历史的人应该成为一个国家。他想要一个强大、繁荣、屹立于世界的中国，台湾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也怀揣着在台湾普遍存在的复杂情感，如果战争爆发，他仍然会战斗，不过是为了他的屋宅、亲人和村庄。
我认识的另一位农民潘志民（音）种植印度枣树，他的果园位于台湾南部。中国是他的主要市场。上届政府——由对中国更友好的国民党领导，我曾在其中任职——在2010年与中国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让他的水果只用几天就能到达中国的超市。但在有独立倾向的民进党于2016年赢得总统选举后，中国通过一系列禁令收紧了市场准入。潘志民不得不转向日本，进入市场需要花费长达三周的时间，成本高昂。原本甜美多汁的水果在到达日本人餐桌上时通常已经没什么味道了。
潘志民阅读了德川家康的历史，这位17世纪重要的日本军事统治者以耐心和毅力著称，潘志民认为，台湾在面对中国时必须具备这些品质。
“当战斗机从头顶飞过时，你知道我们农民会干什么吗？”他问。“我们弯腰继续耕种土地。”
我在台湾崎岖美丽的东海岸有一个住所，太平洋的海浪拍打着岩岸，果树在阳光下成熟，几十年来生活的节奏几乎没怎么变过。
在这里，中国也占据着每个人的思绪。去年8月，中国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实弹演习，以表达对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北的愤怒，当时我在家里，看着台湾战斗机在海上呼啸而过，惹得村里的狗在灌木丛下乱窜。邻居吴芳芳（音）发来简讯。她建议，每户人家都应该种植不一样的蔬菜，如果这场军事演习演变成战争，粮食供应中断，我们可以互相交换。
她问：另外，要不要考虑发电机？
这一带最盛大的宴会是在渔民陈志和（音）的家里举行的，他在渔获特别多的时候会叫朋友过来。陈志和13岁时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了如何使用传统方法叉捕剑鱼，而他的父亲又是从一位日据结束后留在台湾的日本渔民那里学的，日本于1945年结束了对台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现年50多岁的陈志和身手敏捷，平衡和瞄准能力令人惊叹，他站在船头，随着船上下起伏，向一条身长六英尺、活蹦乱跳的鱼掷出鱼叉。
在近日宴请宾客时，陈志和说，如果战争爆发，他可以航行到大约800公里外的日本冲绳岛。“有人需要我载一程吗？”他开玩笑说。有人问申请日本居留身份需要多少钱。还有人说每天吃生鱼片会很无聊。我们都笑了。
但陈志和告诉我，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他会“像乌克兰人那样”抵抗，不是因为他对中国怀有恶意——尽管北京的威胁行为让他反感——而是因为那些靠海为生的人习惯了危险；他们为生存而战。
我问他儿子会不会拿起武器。
他叹了口气。他说，许多年轻的台湾居民——沉迷于手机、社交和其他休闲活动——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然而，如果有人不想打仗或持不同观点，他不会去批判。
台湾将于明年1月举行关键的总统选举，是对抗中国还是寻求和解的问题将在未来几个月对我们所有人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国民党获胜，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可能会缓和；如果民进党保住了权力，谁知道呢？
陈志和说，反正都无所谓：美国和中国决定我们的命运。
我问他，如果爆发战争，他会怪谁。
“谁先开枪怪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