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写道。要理解中国领导人，最好把他们看做“重商主义的列宁主义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获取和行使政治权力”，让普通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不是该计划的一部分。https://t.co/lDw0TNslXU —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chinese) August 27, 2024
#观点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写道。要理解中国领导人，最好把他们看做“重商主义的列宁主义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获取和行使政治权力”，让普通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不是该计划的一部分。https://t.co/lDw0TNslXU
美国需要制定一项战略，以应对中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而特朗普高调的“美国优先”政策并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贺锦丽的机会更大，因为她相信加强联盟的力量。 在周四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接受提名演说中，这位副总统承诺要确保“赢得21世纪竞争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同一句话中，她暗示了自己打算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她承诺要“加强而非放弃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 特朗普单打独斗的做法行不通，因为美国的实力不足以单独对抗中国。 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在《外交事务》杂志九月/十月合刊上读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的一篇重要文章，里面谈到了这点。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阻止下一次中国冲击：对抗北京重商主义的集体战略》。 首先是问题所在。弗里德伯格写道，在中国出口激增扰乱全球贸易25年后，北京再次向世界倾销“获得大量补贴的制成品和原材料”。对北京来说，这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在国内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保持就业水平。同时，此举也使得中国转变为“世界最具生产力、最具创新力和最强大的国家”。 西方经济学家和外交官多年来一直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消费更多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不是大量销往国外，来实现双赢的局面。提振国内消费——从而缩小贸易顺差——将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缓解外国工厂工人的压力。 但习近平主席无意采纳这些经济学家和外交官们的建议，弗里德伯格写道。要理解中国领导人，最好把他们看做“重商主义的列宁主义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获取和行使政治权力”，他写道。让普通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不是该计划的一部分。让其他国家在必需品上依赖中国则显然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那么，请看弗里德伯格的解决方案。“只有联合起来组成贸易保护联盟——这是我跟亚洲的一位经济学家共同提出的想法——市场经济国家才能保护自己免受中国掠夺性做法的伤害，”他写道。（他不愿透露帮他形成这一想法的那位经济学家的身份，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 组建这样一个联盟需要放弃自由贸易者在世界各国之间不受限制的贸易的梦想，转而依靠“各国的一个核心子系统”——中国不在其中——“真正致力于开放、公平和互惠的概念，并愿意捍卫和遵守这些概念。” 根据弗里德伯格的说法，贸易保护联盟需要包括美国、欧盟，“很有可能”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和英国。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也可能是潜在候选国，“以及任何其他寻求独立于中国实现工业化以保护其经济或军事安全的国家。”成员国将就“易受中国供应主导影响的关键产品”征收统一关税达成一致。 中国试图将部分生产或组装转移到其他国家，借此规避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关税。为了阻止这种情况，联盟成员必须更好地检测中国原产成分，并根据产品中中国成分的比例征收关税。这并非易事。 这种对中国商品的公然歧视将打破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弗里德伯格认为，“中国已经歪曲和扭曲了世贸组织的原则，现在又利用该组织的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歧视性做法不受审查，并避免合规。” 这真能奏效吗？联盟成员必须团结一致，才能抵制中国不可避免的反击，即通过向继续与其合作的国家提供好处来分而治之。 今年，在普林斯顿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会议上，我跟几位参加会议的专家讨论了弗里德伯格的观点。欧洲经济智库布鲁盖尔的高级研究员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如果没有一个联盟，美国不可能单独遏制中国。”她表示，贺锦丽在这方面会比特朗普做得好，原因就像我说的，“你需要一个相信联合起来才是解决之道的政府”。她说，各国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以防中国与一些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阻止它们的加入。 总部位于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曾林(Max Zenglein)告诉我，他大体上也同意弗里德伯格的观点。但他说，中国已成为许多技术领域的领导者，联盟成员可能无法获得中国的创新成果。（例如：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他说，限制而非禁止从中国进口产品，既能保留获取中国创新的机会，同时也能确保受保护的国内企业不会变得懒惰。 我向另外两位专家发去了电子邮件。新加坡韩礼士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森支持弗里德伯格的结盟观点，并提到他在2020年曾为韩礼士基金会写过一篇观点类似的文章。 荣鼎咨询的联合创始人荣大聂(Daniel Rosen)负责这家研究公司在中国的工作，他写道，与弗里德伯格的提议类似的联盟，“是减少市场民主国家对专制经济体依赖的平衡联盟的关键要素。” 他与我分享了一份发给客户的报告，他在里面写道，“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北京在战略上强烈期待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而不是贺锦丽的第一个任期。” 在这份给客户的报告中，荣大聂写道：“贺锦丽团队将对拜登总统的政策进行一些微调，这些政策巩固了美国的联盟关系，“但他们清楚已经取得的战略性飞跃。” 相比之下，“特朗普无视他那些称职的国安顾问提出的保护美国盟友的建议，并将在第二任期内继续破坏美国的全球伙伴关系，”荣大聂写道。“像这样的单方面退出竞争，对北京来说将是极具价值的。无与伦比的价值。” 对弗里德伯格的贸易防御联盟的一个潜在反对意见是，它有点矫枉过正——它会不必要地激怒中国，增加贸易战蔓延成真刀真枪的战争的风险，或者至少剥夺了世界从跨境贸易和投资中获益的机会。另一个反对意见是，它根本行不通：联盟成员会争吵和叛逃。中国及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将没有精力、耐心或技能来重建早已失去的那些战略性行业产能。 近年来，“矫枉过正”的论点已经失去了说服力，因为习近平已经表明，他对消除西方的担忧并不感兴趣。“行不通”的论点则更难反驳。如果贺锦丽在11月获胜，并采取贸易保护联盟的路线，她将有机会证明怀疑者是错误的。
美国需要制定一项战略，以应对中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而特朗普高调的“美国优先”政策并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贺锦丽的机会更大，因为她相信加强联盟的力量。
在周四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接受提名演说中，这位副总统承诺要确保“赢得21世纪竞争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同一句话中，她暗示了自己打算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她承诺要“加强而非放弃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
特朗普单打独斗的做法行不通，因为美国的实力不足以单独对抗中国。
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在《外交事务》杂志九月/十月合刊上读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的一篇重要文章，里面谈到了这点。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阻止下一次中国冲击：对抗北京重商主义的集体战略》。
首先是问题所在。弗里德伯格写道，在中国出口激增扰乱全球贸易25年后，北京再次向世界倾销“获得大量补贴的制成品和原材料”。对北京来说，这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在国内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保持就业水平。同时，此举也使得中国转变为“世界最具生产力、最具创新力和最强大的国家”。
西方经济学家和外交官多年来一直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消费更多自己生产的产品，而不是大量销往国外，来实现双赢的局面。提振国内消费——从而缩小贸易顺差——将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缓解外国工厂工人的压力。
但习近平主席无意采纳这些经济学家和外交官们的建议，弗里德伯格写道。要理解中国领导人，最好把他们看做“重商主义的列宁主义者，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获取和行使政治权力”，他写道。让普通中国人富裕起来并不是该计划的一部分。让其他国家在必需品上依赖中国则显然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那么，请看弗里德伯格的解决方案。“只有联合起来组成贸易保护联盟——这是我跟亚洲的一位经济学家共同提出的想法——市场经济国家才能保护自己免受中国掠夺性做法的伤害，”他写道。（他不愿透露帮他形成这一想法的那位经济学家的身份，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
组建这样一个联盟需要放弃自由贸易者在世界各国之间不受限制的贸易的梦想，转而依靠“各国的一个核心子系统”——中国不在其中——“真正致力于开放、公平和互惠的概念，并愿意捍卫和遵守这些概念。”
根据弗里德伯格的说法，贸易保护联盟需要包括美国、欧盟，“很有可能”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日本、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和英国。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也可能是潜在候选国，“以及任何其他寻求独立于中国实现工业化以保护其经济或军事安全的国家。”成员国将就“易受中国供应主导影响的关键产品”征收统一关税达成一致。
中国试图将部分生产或组装转移到其他国家，借此规避美国和欧盟成员国的关税。为了阻止这种情况，联盟成员必须更好地检测中国原产成分，并根据产品中中国成分的比例征收关税。这并非易事。
这种对中国商品的公然歧视将打破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弗里德伯格认为，“中国已经歪曲和扭曲了世贸组织的原则，现在又利用该组织的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歧视性做法不受审查，并避免合规。”
这真能奏效吗？联盟成员必须团结一致，才能抵制中国不可避免的反击，即通过向继续与其合作的国家提供好处来分而治之。
今年，在普林斯顿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会议上，我跟几位参加会议的专家讨论了弗里德伯格的观点。欧洲经济智库布鲁盖尔的高级研究员艾丽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如果没有一个联盟，美国不可能单独遏制中国。”她表示，贺锦丽在这方面会比特朗普做得好，原因就像我说的，“你需要一个相信联合起来才是解决之道的政府”。她说，各国现在就需要采取行动，以防中国与一些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阻止它们的加入。
总部位于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曾林(Max Zenglein)告诉我，他大体上也同意弗里德伯格的观点。但他说，中国已成为许多技术领域的领导者，联盟成员可能无法获得中国的创新成果。（例如：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他说，限制而非禁止从中国进口产品，既能保留获取中国创新的机会，同时也能确保受保护的国内企业不会变得懒惰。
我向另外两位专家发去了电子邮件。新加坡韩礼士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森支持弗里德伯格的结盟观点，并提到他在2020年曾为韩礼士基金会写过一篇观点类似的文章。
荣鼎咨询的联合创始人荣大聂(Daniel Rosen)负责这家研究公司在中国的工作，他写道，与弗里德伯格的提议类似的联盟，“是减少市场民主国家对专制经济体依赖的平衡联盟的关键要素。”
他与我分享了一份发给客户的报告，他在里面写道，“在我看来，毫无疑问，北京在战略上强烈期待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而不是贺锦丽的第一个任期。”
在这份给客户的报告中，荣大聂写道：“贺锦丽团队将对拜登总统的政策进行一些微调，这些政策巩固了美国的联盟关系，“但他们清楚已经取得的战略性飞跃。”
相比之下，“特朗普无视他那些称职的国安顾问提出的保护美国盟友的建议，并将在第二任期内继续破坏美国的全球伙伴关系，”荣大聂写道。“像这样的单方面退出竞争，对北京来说将是极具价值的。无与伦比的价值。”
对弗里德伯格的贸易防御联盟的一个潜在反对意见是，它有点矫枉过正——它会不必要地激怒中国，增加贸易战蔓延成真刀真枪的战争的风险，或者至少剥夺了世界从跨境贸易和投资中获益的机会。另一个反对意见是，它根本行不通：联盟成员会争吵和叛逃。中国及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将没有精力、耐心或技能来重建早已失去的那些战略性行业产能。
近年来，“矫枉过正”的论点已经失去了说服力，因为习近平已经表明，他对消除西方的担忧并不感兴趣。“行不通”的论点则更难反驳。如果贺锦丽在11月获胜，并采取贸易保护联盟的路线，她将有机会证明怀疑者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