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埋着被害学生遗体的废弃蔬菜大棚。
日前，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13岁初中生遭同学杀害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据悉，嫌疑人为三名不满14岁的少年。3月11日，受害人家属收到肥乡区公安局的立案告知书，案由是“故意杀人”，邯郸警方对媒体表示，张某等三人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刑事拘留。
综合相关信息，这是一起性质非常恶劣的故意杀人案件。一是受害人父亲在社交媒体上自述，儿子是被三名嫌疑人活活打死，面目全非，手机钱被转空。二是受害人姑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孩子失踪后，家属曾经找到一个同学（后被证明为嫌疑人），他还在床上打游戏，给了误导信息影响找人，而直到其他2名同学松口，才说出受害人尸体被埋在了废弃蔬菜大棚内。三是受害人曾被3名嫌疑人多次欺凌，课余时间还被多次锁在厕所旁的劳动间小屋。
这起案件与不久前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比较相似，在那起案件中，涉事男孩也是用十分残忍的手法杀害了女童，事后在面对家属询问时也是多次撒谎干扰搜寻工作。此后，由于男孩作案时未满12岁，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被公安部门撤案处理。而邯郸这起案件中的三名嫌疑人在作案时已经满了12岁，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若经最高检核准追诉，则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三名嫌疑人在犯罪中的正犯共犯关系、主犯从犯身份，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该案是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后，为数不多的、为公众广泛关注的可以由最高检核准追诉的刑事案件。某种程度上，该案后续在公检法机关如何流转也将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至少，从社会的预期上讲，该案进入刑事程序符合人们对正义的公共认知，应结合具体案情做出准确处置，不完全因年龄左右对嫌疑人罪责刑的判断。
由本案出发，非常有必要再次开启未成年人“恶意补足年龄原则”的讨论。这个原则源于英国，也即在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对原则上被推定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如果有充足证据能够证明其在实施犯罪时具有恶意，那么前述推定就会被推翻，仍然可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显而易见，杀害13岁初中生案与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或几个未成年人用残忍手段故意杀害他人，但在案件处理结果上却大相径庭。一个是进入刑事程序，受害人家属有可能讨回公道，一个是受害人父亲需要用一辈子来接受撤案结果。而原因仅仅是因为有人早生一两年，有人晚生一两年。
由于当前刑法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究刑责的规定是十分机械的，14岁到16岁负何种责任，12岁到14岁负何种责任，这固然可以通过明确规定规避将未成年人轻易入罪的问题，但必须要看到它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就像用身高去决定儿童可以享受到何种乘车优惠一样，导致了受害人在讨回公道这件事上完全是看运气，家属只得祈祷行为人在犯罪时已经满足了刑事责任年龄。这种使法律天平更偏向保护嫌疑人一方的设计，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亦使得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产生诸多诟病，进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形成了对公平正义的质疑。
14岁至16岁对八种严重犯罪负责也好，12岁至14岁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致残，经最高检核准追诉负责也罢，都需要在原则之外考虑例外，在普遍之外考虑特殊。河北邯郸、湖北荆州的两起案子，不应该在处置上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因此，对那些不满12岁的故意杀人案件，应该考虑行为人作案时的手法、动机及后续操作等因素纳入刑法追责范围，是否追责可仍由最高检核准。
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河北邯郸的这起案件值得各方面深入思考。一方面，司法部门对未成年人犯罪一直的态度是预防，比如强调落实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而这起案件中恰好就有校园霸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那么，有了法律之后如何预防？毕竟中国还有相当多的留守儿童。另一方面，对已经发生的案件，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如何让公平正义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不形成像湖北荆州女童案那样只得由受害人家属默默承受的案件？
两个方面无疑需要同步推动，才能够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打击犯罪，让正义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
曾埋着被害学生遗体的废弃蔬菜大棚。
日前，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13岁初中生遭同学杀害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据悉，嫌疑人为三名不满14岁的少年。3月11日，受害人家属收到肥乡区公安局的立案告知书，案由是“故意杀人”，邯郸警方对媒体表示，张某等三人因涉嫌故意杀人，已被刑事拘留。
综合相关信息，这是一起性质非常恶劣的故意杀人案件。一是受害人父亲在社交媒体上自述，儿子是被三名嫌疑人活活打死，面目全非，手机钱被转空。二是受害人姑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孩子失踪后，家属曾经找到一个同学（后被证明为嫌疑人），他还在床上打游戏，给了误导信息影响找人，而直到其他2名同学松口，才说出受害人尸体被埋在了废弃蔬菜大棚内。三是受害人曾被3名嫌疑人多次欺凌，课余时间还被多次锁在厕所旁的劳动间小屋。
这起案件与不久前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比较相似，在那起案件中，涉事男孩也是用十分残忍的手法杀害了女童，事后在面对家属询问时也是多次撒谎干扰搜寻工作。此后，由于男孩作案时未满12岁，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被公安部门撤案处理。而邯郸这起案件中的三名嫌疑人在作案时已经满了12岁，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若经最高检核准追诉，则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三名嫌疑人在犯罪中的正犯共犯关系、主犯从犯身份，但有一点可以明确：该案是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后，为数不多的、为公众广泛关注的可以由最高检核准追诉的刑事案件。某种程度上，该案后续在公检法机关如何流转也将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至少，从社会的预期上讲，该案进入刑事程序符合人们对正义的公共认知，应结合具体案情做出准确处置，不完全因年龄左右对嫌疑人罪责刑的判断。
由本案出发，非常有必要再次开启未成年人“恶意补足年龄原则”的讨论。这个原则源于英国，也即在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对原则上被推定为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如果有充足证据能够证明其在实施犯罪时具有恶意，那么前述推定就会被推翻，仍然可以对其追究刑事责任。显而易见，杀害13岁初中生案与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或几个未成年人用残忍手段故意杀害他人，但在案件处理结果上却大相径庭。一个是进入刑事程序，受害人家属有可能讨回公道，一个是受害人父亲需要用一辈子来接受撤案结果。而原因仅仅是因为有人早生一两年，有人晚生一两年。
由于当前刑法对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追究刑责的规定是十分机械的，14岁到16岁负何种责任，12岁到14岁负何种责任，这固然可以通过明确规定规避将未成年人轻易入罪的问题，但必须要看到它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就像用身高去决定儿童可以享受到何种乘车优惠一样，导致了受害人在讨回公道这件事上完全是看运气，家属只得祈祷行为人在犯罪时已经满足了刑事责任年龄。这种使法律天平更偏向保护嫌疑人一方的设计，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亦使得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产生诸多诟病，进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形成了对公平正义的质疑。
14岁至16岁对八种严重犯罪负责也好，12岁至14岁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死致残，经最高检核准追诉负责也罢，都需要在原则之外考虑例外，在普遍之外考虑特殊。河北邯郸、湖北荆州的两起案子，不应该在处置上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因此，对那些不满12岁的故意杀人案件，应该考虑行为人作案时的手法、动机及后续操作等因素纳入刑法追责范围，是否追责可仍由最高检核准。
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河北邯郸的这起案件值得各方面深入思考。一方面，司法部门对未成年人犯罪一直的态度是预防，比如强调落实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而这起案件中恰好就有校园霸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那么，有了法律之后如何预防？毕竟中国还有相当多的留守儿童。另一方面，对已经发生的案件，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如何让公平正义得到更大程度的实现，不形成像湖北荆州女童案那样只得由受害人家属默默承受的案件？
两个方面无疑需要同步推动，才能够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打击犯罪，让正义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