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澳大利亚研究院国际与安全事务项目主任艾伦·贝姆专访：是什么导致澳对华无知？
[环球时报记者 李艾鑫]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美国的一干盟友中，澳大利亚是紧随它责难或与中国作对最突出的国家。这直接导致中澳关系进一步陷入低谷。当然，疫情前，两国关系已因澳国内持续渲染“反华情绪”和“对华恐惧”而恶化。这样的局面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从澳前总理基廷到首任驻华大使菲茨杰拉，都对澳政府的对华态度做出告诫。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澳大利亚研究院国际与安全事务项目主任艾伦·贝姆承认，澳大利亚当下并没有追求平衡外交。他批评澳大利亚沉迷于美国的圈子，忽视亚洲，并表示澳大利亚的“愚蠢”做法暴露出对中国了解的极度贫乏。
“世界在快速变化，澳大利亚人的感知却一直迟钝”
环球时报：您最近发表论文反思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认为目前的紧张缘于澳方对中国的无知。是什么原因推动您写这篇论文？
贝姆：我对澳中之间的公开交流开始被刺耳的声调主导感到担忧。我担心中国近期的一些举动可能不符合中国自身、周边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的最大利益。我同样担心，澳大利亚的一些动作，比如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反应等，可能不符合澳方的最大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及国际社会的最大利益。
在双边共同利益领域，澳中可做的事情很多。两国的关系远不止澳方向中国出口矿产和能源以及从中国进口制成品，人文交流对双方都至关重要。我们的大学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学生，正如我们的城市和度假胜地非常欢迎中国游客一样。但这必须是双向的，也就是澳大利亚需要更多了解中国。
所谓（澳大利亚）“鹰派”对中国的看法很狭隘。他们更多地被对中国的恐惧所支配，而非相信自己有能力为澳中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机会。深思熟虑的澳大利亚人赞成中国前驻澳大利亚大使傅莹女士的观点：我们需要秉持谦逊、宽容的精神，坚持沟通、学习和开放。
环球时报：澳大利亚智库和政府会正视您提出的问题并做出反应吗？
贝姆：我相信澳大利亚的大学和智库都明白，澳大利亚整体上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是非常少的。作为一个国家，澳大利亚需要在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研究方面下功夫。如果我们不能相互交谈，就无法理解对方。我相信，双方最终将从过去几个月的激烈交锋中后退，寻求更冷静、更深思熟虑的对话。
环球时报：您在接受澳媒采访时提到，澳大利亚只有20个学者及智库拥有中国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这根本不值一提。澳大利亚华人不在少数，智库或政府为何没有找到更多懂中国的人？
贝姆：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思考和工作都在盎格鲁圈。虽然澳大利亚正在成为一个文化更加多元的多民族、多种族社会，澳大多数商业、政治和公共服务领域的高层只说英语。他们看不到学习亚洲语言的必要性。但语言是了解文化的主要窗口，如果我们不会说普通话，我们就无法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年轻华裔还没有占据高层职位，等他们到了那个位置，这方面知识匮乏的情况会改变。
世界在快速变化，澳大利亚人的感知却一直迟钝。我们必须在学习亚洲文化方面加大投入。历届澳大利亚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加大对亚洲语言、经济和政治研究的投入，但却没有为此分配足够的资金优先对待。
中美交锋时，“澳大利亚常常听取美方的观点”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美国因素在中澳关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贝姆：1972年，周恩来总理与即将出任澳总理的高夫·惠特拉姆首次会面时，讨论了澳美安全关系。这是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文化和历史关系的产物，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加强。双方都承认，在全球战略秩序崩溃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
那之后，澳大利亚继续将美国视为安全合作伙伴。相应地，在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上，澳大利亚会同美国协商。因此，当中美之间的言语交锋趋于激烈时，澳大利亚常常听取美方的观点。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即是如此。客观讲，近几个月，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关切影响了澳大利亚的政策。但公平讲，澳大利亚也奉行不同于美国的政策，比如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中国应成为特朗普总统决定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成员。
环球时报：您如何对比澳中与澳美关系？澳中关系发展的挑战是什么？
贝姆：澳中关系和澳美关系存在许多差异。我们与中国之间是新兴关系，而与美国的关系是古老、确定的关系。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以经贸为主，而与美国的关系除长期的经济和投资关系外，还包括文化上的类同，宪法和法律上的相似，长期的学术交流、政治对话和广泛的安全关系。简而言之，在当前发展阶段，澳中关系远没有我们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复杂和多面。
当前澳中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信任急剧下降，而信任建立在尊重基础上。习近平主席曾五次访问澳大利亚。在他五年多前的最后一次访问中，他说：“‘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正是两国人民源源不断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汇聚成了中澳友好关系之海。”这是我们必须恢复的。为此，澳总理访问北京以重新开始双方的沟通和信心至关重要。
环球时报：澳总理莫里森近日宣布加强国防建设，把军事重点转向印太地区。澳媒分析称，中国是他没有说出口的“核心威胁”。您对此如何解读？
贝姆：莫里森总理宣布国防开支计划时，恰逢澳中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反映出现任政府政治上的当务之急。但重要的是区分修辞和实际。尽管莫里森使用了进攻性语言，但他宣布的军队结构及其反映的战略态势基本上是防御性和被动的。它没有实质改变政府的政策，也没有使澳大利亚有能力发动战争。例如，它包括特恩布尔政府时就宣布的购买12艘法国潜艇计划，鱼叉导弹的更替也已酝酿了一段时间。
澳中曾经历相当长平静而富有成效的关系
环球时报：澳大利亚曾经追求过外交平衡，但现在好像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行。为什么？
贝姆：平衡外交建立在对自己国家利益和别国国家利益了解的基础上。自1972年以来，澳大利亚和中国追求平衡外交，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但近年来，北京和堪培拉更加关注价值差异，而非共同利益，比如经济增长、区域和全球安全、削减全球碳排放、核裁军等，最近则是对新冠疫情的防控。两国需要理解彼此、冷静交谈。
环球时报：自中澳1972年建交以来，您觉得哪个时期澳政府的对华政策最成熟、理性、有效？
贝姆：澳中经历了相当长平静而富有成效的关系。当两国领导人能够互相交谈时，双边关系也是最好的时期。这就是惠特拉姆、弗雷泽、霍克、基廷、霍华德、陆克文和吉拉德总理与相应的中国领导人的关系。非常重要的是，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了澳大利亚。在那段漫长的时期里，中国和澳大利亚对（双边关系的）未来都是乐观的。但过去五年，两国关系被一些问题困扰，部分是由于误解，部分原因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实力日益增强的担忧在加剧。我认为，双方都需要意识到，恐惧永远不是持久关系的坚实基础。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识别双方共同的机会，并将机会变为现实。
环球时报：您提到中澳关系已经降至最低谷，您认为接下来双边关系会怎样？何时会有所缓和？
贝姆：很难想象澳中关系在政治层面会变得更糟。它将一直处于破裂状态，直到我们的领导人做出修复它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莫里森总理拜访中国领导人是一个很好的倡议。在经济层面，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商界领袖需要确保我们继续建立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我们摆脱疫情后寻求恢复经济增长和繁荣的背景下。我们长期以来的科学联系，应对双方解决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溯源、影响及最佳管理实践等方面有所助益。
我们应聚焦我们的共同利益，聚焦我们可以合作的事务。人类生存面临的三大威胁——气候变化、核武器和流行病，是全世界的难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关注。中国和澳大利亚携手合作，将能在这些领域发挥巨大作用，这对我们双方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是有益的。
原标题：澳大利亚研究院国际与安全事务项目主任艾伦·贝姆专访：是什么导致澳对华无知？
[环球时报记者 李艾鑫]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美国的一干盟友中，澳大利亚是紧随它责难或与中国作对最突出的国家。这直接导致中澳关系进一步陷入低谷。当然，疫情前，两国关系已因澳国内持续渲染“反华情绪”和“对华恐惧”而恶化。这样的局面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从澳前总理基廷到首任驻华大使菲茨杰拉，都对澳政府的对华态度做出告诫。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澳大利亚研究院国际与安全事务项目主任艾伦·贝姆承认，澳大利亚当下并没有追求平衡外交。他批评澳大利亚沉迷于美国的圈子，忽视亚洲，并表示澳大利亚的“愚蠢”做法暴露出对中国了解的极度贫乏。
“世界在快速变化，澳大利亚人的感知却一直迟钝”
环球时报：您最近发表论文反思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认为目前的紧张缘于澳方对中国的无知。是什么原因推动您写这篇论文？
贝姆：我对澳中之间的公开交流开始被刺耳的声调主导感到担忧。我担心中国近期的一些举动可能不符合中国自身、周边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的最大利益。我同样担心，澳大利亚的一些动作，比如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反应等，可能不符合澳方的最大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及国际社会的最大利益。
在双边共同利益领域，澳中可做的事情很多。两国的关系远不止澳方向中国出口矿产和能源以及从中国进口制成品，人文交流对双方都至关重要。我们的大学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学生，正如我们的城市和度假胜地非常欢迎中国游客一样。但这必须是双向的，也就是澳大利亚需要更多了解中国。
所谓（澳大利亚）“鹰派”对中国的看法很狭隘。他们更多地被对中国的恐惧所支配，而非相信自己有能力为澳中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机会。深思熟虑的澳大利亚人赞成中国前驻澳大利亚大使傅莹女士的观点：我们需要秉持谦逊、宽容的精神，坚持沟通、学习和开放。
环球时报：澳大利亚智库和政府会正视您提出的问题并做出反应吗？
贝姆：我相信澳大利亚的大学和智库都明白，澳大利亚整体上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是非常少的。作为一个国家，澳大利亚需要在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治研究方面下功夫。如果我们不能相互交谈，就无法理解对方。我相信，双方最终将从过去几个月的激烈交锋中后退，寻求更冷静、更深思熟虑的对话。
环球时报：您在接受澳媒采访时提到，澳大利亚只有20个学者及智库拥有中国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这根本不值一提。澳大利亚华人不在少数，智库或政府为何没有找到更多懂中国的人？
贝姆：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思考和工作都在盎格鲁圈。虽然澳大利亚正在成为一个文化更加多元的多民族、多种族社会，澳大多数商业、政治和公共服务领域的高层只说英语。他们看不到学习亚洲语言的必要性。但语言是了解文化的主要窗口，如果我们不会说普通话，我们就无法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年轻华裔还没有占据高层职位，等他们到了那个位置，这方面知识匮乏的情况会改变。
世界在快速变化，澳大利亚人的感知却一直迟钝。我们必须在学习亚洲文化方面加大投入。历届澳大利亚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加大对亚洲语言、经济和政治研究的投入，但却没有为此分配足够的资金优先对待。
中美交锋时，“澳大利亚常常听取美方的观点”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美国因素在中澳关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贝姆：1972年，周恩来总理与即将出任澳总理的高夫·惠特拉姆首次会面时，讨论了澳美安全关系。这是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文化和历史关系的产物，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加强。双方都承认，在全球战略秩序崩溃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依赖美国保障其安全。
那之后，澳大利亚继续将美国视为安全合作伙伴。相应地，在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上，澳大利亚会同美国协商。因此，当中美之间的言语交锋趋于激烈时，澳大利亚常常听取美方的观点。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即是如此。客观讲，近几个月，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关切影响了澳大利亚的政策。但公平讲，澳大利亚也奉行不同于美国的政策，比如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中国应成为特朗普总统决定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成员。
环球时报：您如何对比澳中与澳美关系？澳中关系发展的挑战是什么？
贝姆：澳中关系和澳美关系存在许多差异。我们与中国之间是新兴关系，而与美国的关系是古老、确定的关系。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以经贸为主，而与美国的关系除长期的经济和投资关系外，还包括文化上的类同，宪法和法律上的相似，长期的学术交流、政治对话和广泛的安全关系。简而言之，在当前发展阶段，澳中关系远没有我们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复杂和多面。
当前澳中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信任急剧下降，而信任建立在尊重基础上。习近平主席曾五次访问澳大利亚。在他五年多前的最后一次访问中，他说：“‘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正是两国人民源源不断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汇聚成了中澳友好关系之海。”这是我们必须恢复的。为此，澳总理访问北京以重新开始双方的沟通和信心至关重要。
环球时报：澳总理莫里森近日宣布加强国防建设，把军事重点转向印太地区。澳媒分析称，中国是他没有说出口的“核心威胁”。您对此如何解读？
贝姆：莫里森总理宣布国防开支计划时，恰逢澳中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这反映出现任政府政治上的当务之急。但重要的是区分修辞和实际。尽管莫里森使用了进攻性语言，但他宣布的军队结构及其反映的战略态势基本上是防御性和被动的。它没有实质改变政府的政策，也没有使澳大利亚有能力发动战争。例如，它包括特恩布尔政府时就宣布的购买12艘法国潜艇计划，鱼叉导弹的更替也已酝酿了一段时间。
澳中曾经历相当长平静而富有成效的关系
环球时报：澳大利亚曾经追求过外交平衡，但现在好像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行。为什么？
贝姆：平衡外交建立在对自己国家利益和别国国家利益了解的基础上。自1972年以来，澳大利亚和中国追求平衡外交，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但近年来，北京和堪培拉更加关注价值差异，而非共同利益，比如经济增长、区域和全球安全、削减全球碳排放、核裁军等，最近则是对新冠疫情的防控。两国需要理解彼此、冷静交谈。
环球时报：自中澳1972年建交以来，您觉得哪个时期澳政府的对华政策最成熟、理性、有效？
贝姆：澳中经历了相当长平静而富有成效的关系。当两国领导人能够互相交谈时，双边关系也是最好的时期。这就是惠特拉姆、弗雷泽、霍克、基廷、霍华德、陆克文和吉拉德总理与相应的中国领导人的关系。非常重要的是，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了澳大利亚。在那段漫长的时期里，中国和澳大利亚对（双边关系的）未来都是乐观的。但过去五年，两国关系被一些问题困扰，部分是由于误解，部分原因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实力日益增强的担忧在加剧。我认为，双方都需要意识到，恐惧永远不是持久关系的坚实基础。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识别双方共同的机会，并将机会变为现实。
环球时报：您提到中澳关系已经降至最低谷，您认为接下来双边关系会怎样？何时会有所缓和？
贝姆：很难想象澳中关系在政治层面会变得更糟。它将一直处于破裂状态，直到我们的领导人做出修复它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莫里森总理拜访中国领导人是一个很好的倡议。在经济层面，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商界领袖需要确保我们继续建立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在我们摆脱疫情后寻求恢复经济增长和繁荣的背景下。我们长期以来的科学联系，应对双方解决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溯源、影响及最佳管理实践等方面有所助益。
我们应聚焦我们的共同利益，聚焦我们可以合作的事务。人类生存面临的三大威胁——气候变化、核武器和流行病，是全世界的难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关注。中国和澳大利亚携手合作，将能在这些领域发挥巨大作用，这对我们双方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