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周三，香港警方迅速采取行动，执行中国的国家安全新规，据此逮捕了第一批人。北京在这个半自治领土上镇压异见人士的攻势立即带来了寒蝉效应。
事实证明，这部法律有效地平息了香港持续一年多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周三是回归纪念日，通常会有大型的民主示威游行活动。在这一天，数以千计的民众分散抗议，结果被警方包围，冒着一天前还不存在的罪行而被捕的风险。
为迫使抗议者离开街头，警方动用了胡椒喷雾和高压水枪，逮捕了大约370人，其中10人是因安全法新规定的违法行为而被捕，该法针对挑战北京的政治活动。警方说，10人当中，有一名挥舞港独旗帜的15岁女孩。
这部法律范围广泛、惩罚性强，威胁到香港自由的文化场景和公民社会，正是这些令这座城市的生活结构与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尽管官员们坚称该法只会影响一小部分违法者，但许多人担心政府可能会利用该法宽泛的定义，针对广泛的个人和组织，这促使许多人采取自卫行动。
一家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博物馆担心藏品会被没收，正忙着将档案数字化。书商们紧张地盯着顾客，担心他们可能是政府的间谍。一些作者要求一家新闻网站删除100多篇文章，他们担心那些旧帖子会被用来对付自己。
“你可以说这部法律只针对抗议者和反华政客，但它可能针对任何人，”香港教育大学教授伍凤嫦说。她创立了一个帮助香港难民的慈善机构。
周三是香港回归中国的周年纪念日，抗议者在铜锣湾附近游行。
“边界在哪里？”伍凤嫦说，她担心自己的慈善事业有一天会受到审查。“一切都变得非常不确定。”
很多居民担心他们此前的各种行为已经具有危险性，这部周二晚上一经发布后立即生效的法律证实了他们的担忧。虽然该法律只是明确禁止颠覆、煽动、恐怖主义和勾结外国，但其对这些罪行的定义可以被广泛地解释为各种形式的言论或组织。
游说外国政府或发表反北京观点，情节严重者可被判处无期徒刑。任何被视为破坏执政的共产党权威的言论也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在大陆，中共实际上已经消灭了独立的新闻业，并对非政府组织施加了严格的限制。
特朗普政府以这项新法律和其他因素为由，将取消香港与美国的贸易特权。
“自由的香港曾是世界上最稳定、繁荣、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一，”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它将不过是又一个共产党管理的城市，香港人民听命于共产党精英反复无常的意志。”
甚至在该法案通过之前，活动人士、记者、书店老板和教授们就表示，他们已经开始猜测什么样的言论可能会被贴上政治标签。致力于人权问题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表示，他们已经起草了一份应急计划。
许多香港人表现出对移民的兴趣，英国已经承诺要简化流程。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周三表示，一些香港居民将获准在英国居住5年（之前是6个月），然后可以申请英国公民身份。
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在1997年回归中国时被承诺给予高度自治。它成功地成为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桥梁，成了中国异见人士的避风港，也是学者、记者和研究人员自由记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地。
但提醒人们中国控制权的事情从未断过。2015年，五名香港书商被大陆当局绑架，这令其他公开销售中国色情政治惊悚作品或现代历史书籍的人感到不安。虽然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大陆禁书的避难所，但最近更为严格的边境检查扼杀了两地之间的图书流动。
如今，安全方面的努力加剧了恐慌和大难临头的感觉。
“如果你还没尝过暴政的滋味，那就做好准备，因为暴政让人不舒服，”新世纪出版社创始人鲍朴说。新世纪是香港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独立出版商之一。
鲍朴创办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这家出版社一直抵制北京的审查。
独立书店清明堂的共同所有人温敬豪说，他密切关注自己所有图书的发货情况，不管它们是否被视为政治性书籍，他都在观察任何延迟的迹象。
他说，他对陌生的顾客也越来越警惕，并试图判断他们究竟是在浏览图书，还是在为他和员工们“建立档案”。
“我们神经紧张，”温敬豪说。“我不知道怎么说。”
对于那些以香港特有的自由为基础建立生活和谋生的人来说，国安法迫使他们在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在不屈服于恐惧的前提下维护自己的安全。
六四纪念馆记录了北京在1989年对学生抗议者进行的血腥武力镇压，目前它尚未计划将文物移至海外进行保管。负责管理该博物馆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李卓人说，中国政府试图消除对那场大屠杀的所有记忆，因此藏匿档案等于承认不战而败。
但是现实也迫使该联合会开展在线募捐活动，以支持博物馆档案的数字化，其中包括抗议活动的录像带和抗议者写给家人的信。
李卓人说：“我们当然是在与时间赛跑。”
5月，李卓人在六四纪念馆。他说，藏匿档案等于承认不战而败。
并不只有本地人群感受到恐惧。大型国际组织也在评估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未来。国安法特别指出，政府将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新闻机构“加强管理”。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和东南亚分部主任林伟(Nicholas Bequelin)说：“香港的法治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压力。”
对国安法影响范围的担忧也促使许多作家和抗议者仔细检查自己的数字足迹，寻找任何可能成为具有颠覆性质的内容。活动人士在Twitter和受到抗议者欢迎的Telegram应用程序上删除了自己的帐户。
香港独立媒体网是一个发布支持民主文章的网站，它的编辑贝蒂·刘(Betty Lau)说，最近几周，大约有十几位作者要求删除他们的部分或全部过往文章。贝蒂·刘说，编辑们删除了100多篇文章。
长期以来，香港在新闻自由方面的声誉与大陆的审查制度和对记者的例行骚扰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新国安法使这座城市活跃的新闻媒体的未来受到质疑。
周三，在抗议活动中，一名香港警察手持胡椒弹枪，另一名警察逮捕一名抗议者。
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Hong Kong News Executives Association)代表着香港主要新闻机构的高级编辑，在国安法颁布之前，该协会对其将产生的深远影响表示担忧。香港外国记者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上周敦促政府保证当局不会试图干涉记者的工作。政府没有回应，但官员们试图向公众保证，该市的公民自由将受到保护。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Hong Kong University’s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er)总监瑞凯德(Keith Richburg)说，在最近的一个学期末会议上，工作人员明确想知道红线在哪里，以及某些话题是否会超纲。
曾任《华盛顿邮报》驻外记者的瑞凯德说：“如果我说我没有三思而后行就在Twitter上发布内容，那我是在撒谎。”
就在北京立法者一致通过《国安法》之后，周二，其预期的作用已经立竿见影。
23岁的黄之锋也许是香港最知名的活动人士，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他将退出他于2016年成立的青年政治组织香港众志。对于许多人来说，要求香港拥有更大自治权的香港众志代表着抗议运动的未来。
此后不久，香港众志的其他三位主要领导人也宣布退出。几个小时后，该组织宣布彻底解散。
在解释其决定的说明中，黄之锋写道：“谁也没有办法确定明天。”
在5月的一次展览中，展出了以一名在抗议中被打伤眼睛的女性为原型的“香港自由女神”雕像。
与去年动辄数十万人走上街头相比，周三的抗议者人数很少。但是大批防暴人员迅速包围了他们。
对于一些抗议者来说，即使意味着要与北京对抗，他们也愿意继续战斗。“我们必须向香港人民表明，我们不能对国安法感到恐惧或被其威慑，”社会民主连线的领导人吴文远说。“我们承担着一定程度的风险，因为我们的要求之一就是终结一党专政。”
香港会变得越来越像北京吗？
周三，警察逮捕了数百名抗议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欢迎点击此处订阅NYT简报，我们将在每个工作日发送最新内容至您的邮箱。）
在中国立法机构一致通过国家安全法、压制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抗议活动后，我最初的想法是，“香港现在是和北京一样了吗？”
我第一次感到香港变得像北京，是在2017年的春天。当时我受邀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2014年“占领中环”抗议活动的共同发起人陈健民共进午餐，“占中”又称“雨伞运动”。
当时，就在几天前，他因自己在亲民主抗议活动中起到的作用受到指控。我们坐在一家茶楼的花园里，对面就是香港新界的一处美丽海湾，九重葛在我们身边盛开。陈健民谈到了他是如何在心理、身体方面做好了入狱生活的准备。
这个场面对我来说似曾相识，多年来，我在北京有过多次类似的对话场面。像陈健民一样，他们都是有志于将民主、自由和正义带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像陈健民一样，他们都成为了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他们谈论、撰写相关文章，或是组织了追求那些理想的活动。
自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活动人士、知识分子和人权律师遭到当局拘留。大多数人会在几周、几个月或一年后获释，有几位仍身陷囹圄。
有一段时间，坐牢是饭桌上的流行话题。一名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后入狱一年的男子喜欢说，在他那个年代，狱警和狱友对政治犯的态度比现在的要好。有一名女士在70年代末和2014年都曾因政治原因入狱，在圣诞节前夜为其接风的盛大晚餐上，她将当时和如今的经历做了个比较。一个绰号叫“胖子”的男子入狱一年后瘦了50多斤。他聊到了自己是怎么遭到毒打的。有一次他被打得太厉害了，以致大小便失禁。
陈健民服刑的香港监狱。
桌上的其他人一直听着，然后讨论了如果那一天到来的话，自己会怎么做，和我三年前与陈健民的对话如出一辙。
陈健民说他当时在想要带什么书去监狱。在香港，每个囚犯可以带六本书。我们打趣说，能有选择书的自由挺好。
在大陆，犯人能得到的阅读材料有限。一名法学教授很爱讲的故事是，他曾试图送两本书给身陷囹圄的一位异见者朋友。
其中的《围城》被狱警拒绝了，这是一本关于二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讽刺小说。书中一句话很出名：“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狱警认为这是一本“战争小说”，因此，不适合囚犯阅读。
然后狱警转向了《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这位因发声而面临惩罚的法学教授看着他的眼睛说，这本书是关于爱国主义的。于是狱警让它通过了。
陈健民后来在狱中读了50本书。今年3月，在服刑11个月后出狱时，人们看到他拿着加拿大诺贝尔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Lives of Girls and Women)。他看起来开心、健康、平静。
3月，陈健民获释。
周二早上，当我醒来看到国家安全法通过的新闻后，我在想：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一个人在狱中能被允许读的书的差别了吗？
新的法律允许对在香港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提起诉讼。该法列出了该地区的新罪名，包括煽动分裂和与外国势力勾结。政府还在该地区设立了新的安全机构。
这意味着，这座城市的民主抗议者将很有可能遭受与大陆异见者相同的惩罚，比如刑期，以及国安官员的频频来访。
在北京通过该法案的一小时后，已经是香港民主运动中最知名面孔的活动人士黄之锋宣布，他将退出自己参与创立的政治组织香港众志(Demosisto)。
“从现在开始，香港进入了一个新的恐怖统治时代，就像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一样，到处都是任意起诉、黑监狱、秘密审判、逼供、媒体打压和政治审查，”他在Twitter上写道。他指的是台湾长达40年的政治镇压，有超过10万异见人士入狱，至少1000人被处决。
该组织的另外两名联合创始人也在该法案通过后宣布退出。几天前，另一位民主派人士、曾任香港二号领导人的陈方安生称，因女儿在5月去世，她将停止从事公民和政治活动。
同时，支持民主的香港居民正在删除他们的Twitter账户，害怕在新法案之下，自己可能因发过的信息获罪。撰稿人也在请求媒体删除他们过去发表的文章。
这样的气氛是身在北京的人所熟悉的。2013年和2014年，数十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被监禁，更多的社交媒体账户被审查人员删除，自由派知识分子陷入沉默。作家和学者没法出书，也不能发表文章。他们的演讲和研讨会被取消。人权律师几乎全军覆没。许多记者辞去工作，成了科技公司的公关经理。
2019年6月，获假释出狱的黄之锋。
这是由外力引起的变化。但人的内在也变了。渐渐地，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停止了写作和公开演讲，部分是出于恐惧，部分是出于徒劳的感觉。
今年早些时候，当许多民族主义青年追着武汉作家和政府批评者方方的支持者们不放的时候，市面上出现了一个软件，一键点击就能删除所有社交媒体上的内容。那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会深入钻研这些批评人士过去在微博（类似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帖子，挖掘那些他们认为是反华的内容，并将作者贴上“人民公敌”的标签。一位小说家就用这个软件删除了自己的1.1万条微博。
那位把《联邦党人文集》寄给狱中朋友的法学教授已经没什么可删除的了。他以前在微博很活跃，从2009年到2014年间注册了300多个账号，但一个接一个被审查者删除。
现在，他只有一个仅用于浏览的匿名账号。他曾是位多产的作家，但现在已经没有写作欲望，一方面是因为大陆没有出版社敢出他的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作品会给家人带来灾难。
他上周告诉我，他为自己不能像许志永那样勇敢而羞愧，许志永作为异见人士，给习近平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他应对冠状病毒危机处理不当，敦促他辞职。许志永曾因组织新公民运动入狱四年，自今年2月以来就被拘禁，最近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国安法通过后，我与陈健民叙旧。“国安法一出来，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大监狱里，”他说，“香港与北京现在已经没有分别。”
香港焦虑程度不断上升的另一个迹象，就是他的新书《陈健民狱中书简》在本月的预售和书店订单中卖出了2000本。他说，这样的书通常只能卖出几百本。
他说这种需求不仅仅是出于对监狱生活的兴趣。“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是，在一个越来越少自由、越来越压抑的环境下，如何保持清醒，不要奔溃。”
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建设公民社会的人，陈健民说从长远来看，他有信心看到香港证明它的坚韧。人们只是需要时间来适应黑暗，他补充道。
“遥遥长路，有时真的觉得前路茫茫，灯有时会暗淡，”他在2019年退休前的最后一节课上对他的学生说。“暗夜里，可以怎样？我想只能看星。”
周一在香港，一块宣传中国《国家安全法》的广告牌。
香港——周三，香港警方迅速采取行动，执行中国的国家安全新规，据此逮捕了第一批人。北京在这个半自治领土上镇压异见人士的攻势立即带来了寒蝉效应。
事实证明，这部法律有效地平息了香港持续一年多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周三是回归纪念日，通常会有大型的民主示威游行活动。在这一天，数以千计的民众分散抗议，结果被警方包围，冒着一天前还不存在的罪行而被捕的风险。
为迫使抗议者离开街头，警方动用了胡椒喷雾和高压水枪，逮捕了大约370人，其中10人是因安全法新规定的违法行为而被捕，该法针对挑战北京的政治活动。警方说，10人当中，有一名挥舞港独旗帜的15岁女孩。
这部法律范围广泛、惩罚性强，威胁到香港自由的文化场景和公民社会，正是这些令这座城市的生活结构与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尽管官员们坚称该法只会影响一小部分违法者，但许多人担心政府可能会利用该法宽泛的定义，针对广泛的个人和组织，这促使许多人采取自卫行动。
一家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博物馆担心藏品会被没收，正忙着将档案数字化。书商们紧张地盯着顾客，担心他们可能是政府的间谍。一些作者要求一家新闻网站删除100多篇文章，他们担心那些旧帖子会被用来对付自己。
“你可以说这部法律只针对抗议者和反华政客，但它可能针对任何人，”香港教育大学教授伍凤嫦说。她创立了一个帮助香港难民的慈善机构。
周三是香港回归中国的周年纪念日，抗议者在铜锣湾附近游行。
“边界在哪里？”伍凤嫦说，她担心自己的慈善事业有一天会受到审查。“一切都变得非常不确定。”
很多居民担心他们此前的各种行为已经具有危险性，这部周二晚上一经发布后立即生效的法律证实了他们的担忧。虽然该法律只是明确禁止颠覆、煽动、恐怖主义和勾结外国，但其对这些罪行的定义可以被广泛地解释为各种形式的言论或组织。
游说外国政府或发表反北京观点，情节严重者可被判处无期徒刑。任何被视为破坏执政的共产党权威的言论也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在大陆，中共实际上已经消灭了独立的新闻业，并对非政府组织施加了严格的限制。
特朗普政府以这项新法律和其他因素为由，将取消香港与美国的贸易特权。
“自由的香港曾是世界上最稳定、繁荣、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一，”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它将不过是又一个共产党管理的城市，香港人民听命于共产党精英反复无常的意志。”
甚至在该法案通过之前，活动人士、记者、书店老板和教授们就表示，他们已经开始猜测什么样的言论可能会被贴上政治标签。致力于人权问题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表示，他们已经起草了一份应急计划。
许多香港人表现出对移民的兴趣，英国已经承诺要简化流程。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周三表示，一些香港居民将获准在英国居住5年（之前是6个月），然后可以申请英国公民身份。
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在1997年回归中国时被承诺给予高度自治。它成功地成为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桥梁，成了中国异见人士的避风港，也是学者、记者和研究人员自由记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地。
但提醒人们中国控制权的事情从未断过。2015年，五名香港书商被大陆当局绑架，这令其他公开销售中国色情政治惊悚作品或现代历史书籍的人感到不安。虽然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大陆禁书的避难所，但最近更为严格的边境检查扼杀了两地之间的图书流动。
如今，安全方面的努力加剧了恐慌和大难临头的感觉。
“如果你还没尝过暴政的滋味，那就做好准备，因为暴政让人不舒服，”新世纪出版社创始人鲍朴说。新世纪是香港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独立出版商之一。
鲍朴创办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这家出版社一直抵制北京的审查。
独立书店清明堂的共同所有人温敬豪说，他密切关注自己所有图书的发货情况，不管它们是否被视为政治性书籍，他都在观察任何延迟的迹象。
他说，他对陌生的顾客也越来越警惕，并试图判断他们究竟是在浏览图书，还是在为他和员工们“建立档案”。
“我们神经紧张，”温敬豪说。“我不知道怎么说。”
对于那些以香港特有的自由为基础建立生活和谋生的人来说，国安法迫使他们在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在不屈服于恐惧的前提下维护自己的安全。
六四纪念馆记录了北京在1989年对学生抗议者进行的血腥武力镇压，目前它尚未计划将文物移至海外进行保管。负责管理该博物馆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李卓人说，中国政府试图消除对那场大屠杀的所有记忆，因此藏匿档案等于承认不战而败。
但是现实也迫使该联合会开展在线募捐活动，以支持博物馆档案的数字化，其中包括抗议活动的录像带和抗议者写给家人的信。
李卓人说：“我们当然是在与时间赛跑。”
5月，李卓人在六四纪念馆。他说，藏匿档案等于承认不战而败。
并不只有本地人群感受到恐惧。大型国际组织也在评估他们在这座城市的未来。国安法特别指出，政府将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和新闻机构“加强管理”。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和东南亚分部主任林伟(Nicholas Bequelin)说：“香港的法治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压力。”
对国安法影响范围的担忧也促使许多作家和抗议者仔细检查自己的数字足迹，寻找任何可能成为具有颠覆性质的内容。活动人士在Twitter和受到抗议者欢迎的Telegram应用程序上删除了自己的帐户。
香港独立媒体网是一个发布支持民主文章的网站，它的编辑贝蒂·刘(Betty Lau)说，最近几周，大约有十几位作者要求删除他们的部分或全部过往文章。贝蒂·刘说，编辑们删除了100多篇文章。
长期以来，香港在新闻自由方面的声誉与大陆的审查制度和对记者的例行骚扰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是新国安法使这座城市活跃的新闻媒体的未来受到质疑。
周三，在抗议活动中，一名香港警察手持胡椒弹枪，另一名警察逮捕一名抗议者。
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Hong Kong News Executives Association)代表着香港主要新闻机构的高级编辑，在国安法颁布之前，该协会对其将产生的深远影响表示担忧。香港外国记者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上周敦促政府保证当局不会试图干涉记者的工作。政府没有回应，但官员们试图向公众保证，该市的公民自由将受到保护。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Hong Kong University’s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er)总监瑞凯德(Keith Richburg)说，在最近的一个学期末会议上，工作人员明确想知道红线在哪里，以及某些话题是否会超纲。
曾任《华盛顿邮报》驻外记者的瑞凯德说：“如果我说我没有三思而后行就在Twitter上发布内容，那我是在撒谎。”
就在北京立法者一致通过《国安法》之后，周二，其预期的作用已经立竿见影。
23岁的黄之锋也许是香港最知名的活动人士，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他将退出他于2016年成立的青年政治组织香港众志。对于许多人来说，要求香港拥有更大自治权的香港众志代表着抗议运动的未来。
此后不久，香港众志的其他三位主要领导人也宣布退出。几个小时后，该组织宣布彻底解散。
在解释其决定的说明中，黄之锋写道：“谁也没有办法确定明天。”
在5月的一次展览中，展出了以一名在抗议中被打伤眼睛的女性为原型的“香港自由女神”雕像。
与去年动辄数十万人走上街头相比，周三的抗议者人数很少。但是大批防暴人员迅速包围了他们。
对于一些抗议者来说，即使意味着要与北京对抗，他们也愿意继续战斗。“我们必须向香港人民表明，我们不能对国安法感到恐惧或被其威慑，”社会民主连线的领导人吴文远说。“我们承担着一定程度的风险，因为我们的要求之一就是终结一党专政。”
香港会变得越来越像北京吗？
周三，警察逮捕了数百名抗议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欢迎点击此处订阅NYT简报，我们将在每个工作日发送最新内容至您的邮箱。）
在中国立法机构一致通过国家安全法、压制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抗议活动后，我最初的想法是，“香港现在是和北京一样了吗？”
我第一次感到香港变得像北京，是在2017年的春天。当时我受邀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2014年“占领中环”抗议活动的共同发起人陈健民共进午餐，“占中”又称“雨伞运动”。
当时，就在几天前，他因自己在亲民主抗议活动中起到的作用受到指控。我们坐在一家茶楼的花园里，对面就是香港新界的一处美丽海湾，九重葛在我们身边盛开。陈健民谈到了他是如何在心理、身体方面做好了入狱生活的准备。
这个场面对我来说似曾相识，多年来，我在北京有过多次类似的对话场面。像陈健民一样，他们都是有志于将民主、自由和正义带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像陈健民一样，他们都成为了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他们谈论、撰写相关文章，或是组织了追求那些理想的活动。
自201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活动人士、知识分子和人权律师遭到当局拘留。大多数人会在几周、几个月或一年后获释，有几位仍身陷囹圄。
有一段时间，坐牢是饭桌上的流行话题。一名在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后入狱一年的男子喜欢说，在他那个年代，狱警和狱友对政治犯的态度比现在的要好。有一名女士在70年代末和2014年都曾因政治原因入狱，在圣诞节前夜为其接风的盛大晚餐上，她将当时和如今的经历做了个比较。一个绰号叫“胖子”的男子入狱一年后瘦了50多斤。他聊到了自己是怎么遭到毒打的。有一次他被打得太厉害了，以致大小便失禁。
陈健民服刑的香港监狱。
桌上的其他人一直听着，然后讨论了如果那一天到来的话，自己会怎么做，和我三年前与陈健民的对话如出一辙。
陈健民说他当时在想要带什么书去监狱。在香港，每个囚犯可以带六本书。我们打趣说，能有选择书的自由挺好。
在大陆，犯人能得到的阅读材料有限。一名法学教授很爱讲的故事是，他曾试图送两本书给身陷囹圄的一位异见者朋友。
其中的《围城》被狱警拒绝了，这是一本关于二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讽刺小说。书中一句话很出名：“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狱警认为这是一本“战争小说”，因此，不适合囚犯阅读。
然后狱警转向了《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这位因发声而面临惩罚的法学教授看着他的眼睛说，这本书是关于爱国主义的。于是狱警让它通过了。
陈健民后来在狱中读了50本书。今年3月，在服刑11个月后出狱时，人们看到他拿着加拿大诺贝尔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的《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Lives of Girls and Women)。他看起来开心、健康、平静。
3月，陈健民获释。
周二早上，当我醒来看到国家安全法通过的新闻后，我在想：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一个人在狱中能被允许读的书的差别了吗？
新的法律允许对在香港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提起诉讼。该法列出了该地区的新罪名，包括煽动分裂和与外国势力勾结。政府还在该地区设立了新的安全机构。
这意味着，这座城市的民主抗议者将很有可能遭受与大陆异见者相同的惩罚，比如刑期，以及国安官员的频频来访。
在北京通过该法案的一小时后，已经是香港民主运动中最知名面孔的活动人士黄之锋宣布，他将退出自己参与创立的政治组织香港众志(Demosisto)。
“从现在开始，香港进入了一个新的恐怖统治时代，就像台湾的‘白色恐怖’时代一样，到处都是任意起诉、黑监狱、秘密审判、逼供、媒体打压和政治审查，”他在Twitter上写道。他指的是台湾长达40年的政治镇压，有超过10万异见人士入狱，至少1000人被处决。
该组织的另外两名联合创始人也在该法案通过后宣布退出。几天前，另一位民主派人士、曾任香港二号领导人的陈方安生称，因女儿在5月去世，她将停止从事公民和政治活动。
同时，支持民主的香港居民正在删除他们的Twitter账户，害怕在新法案之下，自己可能因发过的信息获罪。撰稿人也在请求媒体删除他们过去发表的文章。
这样的气氛是身在北京的人所熟悉的。2013年和2014年，数十名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被监禁，更多的社交媒体账户被审查人员删除，自由派知识分子陷入沉默。作家和学者没法出书，也不能发表文章。他们的演讲和研讨会被取消。人权律师几乎全军覆没。许多记者辞去工作，成了科技公司的公关经理。
2019年6月，获假释出狱的黄之锋。
这是由外力引起的变化。但人的内在也变了。渐渐地，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停止了写作和公开演讲，部分是出于恐惧，部分是出于徒劳的感觉。
今年早些时候，当许多民族主义青年追着武汉作家和政府批评者方方的支持者们不放的时候，市面上出现了一个软件，一键点击就能删除所有社交媒体上的内容。那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会深入钻研这些批评人士过去在微博（类似Twitter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帖子，挖掘那些他们认为是反华的内容，并将作者贴上“人民公敌”的标签。一位小说家就用这个软件删除了自己的1.1万条微博。
那位把《联邦党人文集》寄给狱中朋友的法学教授已经没什么可删除的了。他以前在微博很活跃，从2009年到2014年间注册了300多个账号，但一个接一个被审查者删除。
现在，他只有一个仅用于浏览的匿名账号。他曾是位多产的作家，但现在已经没有写作欲望，一方面是因为大陆没有出版社敢出他的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作品会给家人带来灾难。
他上周告诉我，他为自己不能像许志永那样勇敢而羞愧，许志永作为异见人士，给习近平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他应对冠状病毒危机处理不当，敦促他辞职。许志永曾因组织新公民运动入狱四年，自今年2月以来就被拘禁，最近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国安法通过后，我与陈健民叙旧。“国安法一出来，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大监狱里，”他说，“香港与北京现在已经没有分别。”
香港焦虑程度不断上升的另一个迹象，就是他的新书《陈健民狱中书简》在本月的预售和书店订单中卖出了2000本。他说，这样的书通常只能卖出几百本。
他说这种需求不仅仅是出于对监狱生活的兴趣。“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是，在一个越来越少自由、越来越压抑的环境下，如何保持清醒，不要奔溃。”
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建设公民社会的人，陈健民说从长远来看，他有信心看到香港证明它的坚韧。人们只是需要时间来适应黑暗，他补充道。
“遥遥长路，有时真的觉得前路茫茫，灯有时会暗淡，”他在2019年退休前的最后一节课上对他的学生说。“暗夜里，可以怎样？我想只能看星。”
周一在香港，一块宣传中国《国家安全法》的广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