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张明扬
3月18日，英特尔迎来了新任掌门人陈立武，结束了长达三个月的CEO空窗期。
至此，美国芯片四巨头首次全面由华人掌舵：英伟达的黄仁勋、AMD的苏姿丰、博通的陈福阳、英特尔的陈立武。
01
尽管都是华人，但四人都不来自中国大陆：黄仁勋与苏姿丰出生于台南，年少时随父母移民美国；陈福阳和陈立武均出生于马来西亚。
这四人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均毕业于美国名校，苏姿丰和陈福阳更是麻省理工学院校友。
随着华人掌舵美国芯片四巨头，华人在硅谷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
气氛都烘托到这了，势必要谈到一个这几年最受关注的话题：曾经由印裔CEO主导硅谷的权力格局，是否被撼动了几分？
2014年，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接替鲍尔默执掌微软，成为首个执掌全球科技巨头的印裔CEO。
也是在这一年，苏姿丰接替罗里·里德，被任命为AMD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但从体量上讲，此时的AMD远远算不上科技巨头，市值仅在20亿美元左右。
当然，彼时黄仁勋创办英伟达虽已有二十一年（1993年2月17日），但市值也不过在100亿美元左右。
相比当时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微软，AMD和英伟达都是望尘莫及。
从这个角度而言，硅谷的印裔CEO在2014年便已开始确立对华人的绝对优势。
此后，印度人在硅谷更是高歌猛进：
2015年，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成为谷歌CEO，并于2019年同时担任母公司Alphabet 和谷歌的CEO；
2017年，桑杰·梅赫罗特拉（Sanjay Mehrotra）担任美光科技CEO；
2020年，阿尔温德·克里希纳（Arvind Krishna）被任命为IBM CEO；
2021年，推特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Jack Dorsey)将权力移交给帕拉格·阿格拉瓦尔(Parag Agrawal)……
此时，印度CEO占领硅谷，已经成为了国际媒体的热门话题，而关于“华人高管为何斗不过印度人”，却只是一个只有华人才关心的小众话题。
而正当印度CEO在硅谷如日中天之时，硅谷的华人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反转，主角是黄仁勋和苏姿丰，导火线是人工智能。
在苏姿丰的带领下，从2014年到2024年，AMD的市值最高时上涨超过了150倍，也就是从20亿美元到突破3000亿美元；营收从2014财年的55亿美元跃升为2024财年的258亿美元，净利润更是从亏损4亿美元到盈利16.4亿美元；2024年，苏姿丰被《时代》杂志及《CEO》杂志评选为2024最佳CEO。
英伟达和黄仁勋的传奇故事这两年更是街知巷闻，成为了AI时代的最大赢家：
2014年，英伟达的市值还仅为100亿美元左右；
2020年7月，英伟达市值首次超越英特尔，成为美国市值最高的芯片厂商；
而在2025年1月底的巅峰时刻，英伟达市值一度达到3.66万亿美元，超越微软和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很显然，无论是黄仁勋还是苏姿丰，同期的表现均远远超越印裔CEO：印度人当得起“稳健”二字，而这对据说是远亲的华人双子星则是熠熠生辉，横扫千军，创造了AI时代无可比拟的科技与商业奇迹。
印裔CEO强于管理，华人CEO强于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守成”与“创业”的巨大差异。
由此，硅谷的权力结构正在走向重构：华人技术派执掌美国半导体硬科技，印裔CEO把控美国软件和互联网巨头。
02
华人掌舵美国芯片四巨头，不意遭逢了多故之秋。
几乎在英特尔官宣陈立武就任CEO的同时，美国开始对全球无差别的挥舞起对等关税的大棒，本已萎靡不振的美股迭遭重创，进入了新一轮的下跌，纳斯达克指数更是一度一度下探至技术性熊市。
美国芯片企业面临还不仅是一个关税问题，还是一个出口管制无限升级的问题，所谓的“小院高墙”，正升级为“大院高墙”。
4月15日，美国商务部突然宣布，将对英伟达的H20、AMD的MI308等特供中国的“简装版”AI芯片，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
自以为已摸准特朗普制裁套路的英伟达措手不及，只得表示，若新规实施，预计公司将损失约55亿美元营收。而AMD也警告，新规将导致公司产生8亿美元的损失。
几天后，黄仁勋迅速开启访华行程，公开强调中国市场对英伟达的重要性，被市场解读为黄仁勋试图在当前紧张局势下安抚中国客户，寻求继续供应中国的途径。
而在此一个月前，苏姿丰也现身中国，停留了至少一周。
出访中国时，黄仁勋甚至在一些重要场合没有穿他招牌式的皮夹克，而是穿上了西装，足见他的郑重其事。
多重打击之下，英伟达的股价一度跌破90美元，而年初曾突破过150美元；AMD则延续了去年的跌势，一度跌穿80美元，几乎时去年3月最高点的1/3。
图/微信公共图库
英特尔的现状之糟糕甚至配不上讨论地缘局势，那是专属于英伟达和AMD们的高端局。
从2022到2024年，英特尔这三年仅芯片代工业务便亏掉了256亿美元，再加上不可思议地完美错过了人工智能浪潮，于是英特尔在2024年底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只得宣布全球裁员约15%。最终CEO帕特•基辛格引咎退休，陈立武火线上岗，受任于败军之际。
内有前两任CEO留下的烂摊子，外有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与芯片管制联动，陈立武选择在危急存亡之秋躬身入局，他真的能够成为英特尔的救世主么？
03
华人一统美国芯片巨头，这当然是一个美妙的巧合，但也似有迹可循。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芯片进口国，芯片市场总规模与美国并驾齐驱。2024年，中国进口芯片数量达到了惊人的5492亿块，同比增长14.5%，进口金额高达3856亿美元。
对于包括英伟达和AMD在内的美国芯片业而言，中国是无可争议的海外第一大市场：2024年，AMD在华营收达62.3亿美元，占全球总营收的24.2%；同年，英伟达在华销售额达到171亿美元，占总营收的13%，据海外媒体报道，仅今年一季度，在AI热潮的刺激下，英伟达H20芯片在华销售额就达到了160亿美元，采购量约在100万颗左右。
要知道，这还是美国各种出口管制下的销售数据。
中国不仅是美国芯片巨头的最大海外市场，且又是出口管制的主要对象，还正在“被迫”成长为美国芯片业不容忽视的竞争者，再加上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又来自中国台湾，考虑到这么些与中国相关的因素，除了华人，还有谁更合适担纲美国芯片巨头的CEO呢？
又有谁比华人CEO，更擅长斡旋奔走于中美两国，同时成为两国座上宾，处理中美科技竞争这一世纪级的棘手难题呢？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但也就是以上这些原因，海外华人背景比中国出生的高管更适合走上CEO这个敏感的岗位。这也就是为什么，张一鸣选择周受资这个新加坡华人担任TikTok CEO。
除了地缘政治因素，还有人才，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
美国保尔森基金会内部智库MacroPolo发布的《全球AI人才追踪报告》显示，2022年，在美国的机构中，来自美国和中国的AI研究人员分别占到37%和38%，来自印度的占7%；而在全球前20%的顶尖AI人才中，更是有近一半（47%）是来自中国。
OpenAI发布大模型GPT-4o后，GPT-4o关键团队成员被爆出17位团队成员中，有6人是华人，本科分别来自清华、北大、上交、中科大等；在今年马斯克旗下AI公司推出最新程序Grok 3时，同马斯克一同出镜且坐在C位的也有两位华人：吴宇怀和Jimmy Ba。
从存量人才的比率而言，芯片、人工智能乃至整个美国高科技行业的未来趋势都将是，有着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核心岗位或管理层。
这就是所谓的底层逻辑。
当然，也有变数，也还是要回归到地缘政治逻辑。近年来，美国政府通过推行“中国行动计划”等手段，大力限制STEM领域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获得签证。2023至2024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下降4%。
但所谓的变数也是“灰色”的。我们未来很可能将更多看到，一方面美国科技企业选择更多华人主导核心产业（包括AI行业中大量启用中国留学生），一方面继续加强限制性政策和措施。
竞争与合作并行，“政治打压”与“企业用人”齐飞，企业归企业，政府归政府，这既可以视作美国体系多元化的自我调节能力，折射出其深层次的韧性；也可以看作华人（中国人）精英在中美科技竞争大时代中的隐忍、弹性与坚韧。
撰文丨张明扬
3月18日，英特尔迎来了新任掌门人陈立武，结束了长达三个月的CEO空窗期。
至此，美国芯片四巨头首次全面由华人掌舵：英伟达的黄仁勋、AMD的苏姿丰、博通的陈福阳、英特尔的陈立武。
01
尽管都是华人，但四人都不来自中国大陆：黄仁勋与苏姿丰出生于台南，年少时随父母移民美国；陈福阳和陈立武均出生于马来西亚。
这四人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均毕业于美国名校，苏姿丰和陈福阳更是麻省理工学院校友。
随着华人掌舵美国芯片四巨头，华人在硅谷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
气氛都烘托到这了，势必要谈到一个这几年最受关注的话题：曾经由印裔CEO主导硅谷的权力格局，是否被撼动了几分？
2014年，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接替鲍尔默执掌微软，成为首个执掌全球科技巨头的印裔CEO。
也是在这一年，苏姿丰接替罗里·里德，被任命为AMD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但从体量上讲，此时的AMD远远算不上科技巨头，市值仅在20亿美元左右。
当然，彼时黄仁勋创办英伟达虽已有二十一年（1993年2月17日），但市值也不过在100亿美元左右。
相比当时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微软，AMD和英伟达都是望尘莫及。
从这个角度而言，硅谷的印裔CEO在2014年便已开始确立对华人的绝对优势。
此后，印度人在硅谷更是高歌猛进：
2015年，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成为谷歌CEO，并于2019年同时担任母公司Alphabet 和谷歌的CEO；
2017年，桑杰·梅赫罗特拉（Sanjay Mehrotra）担任美光科技CEO；
2020年，阿尔温德·克里希纳（Arvind Krishna）被任命为IBM CEO；
2021年，推特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Jack Dorsey)将权力移交给帕拉格·阿格拉瓦尔(Parag Agrawal)……
此时，印度CEO占领硅谷，已经成为了国际媒体的热门话题，而关于“华人高管为何斗不过印度人”，却只是一个只有华人才关心的小众话题。
而正当印度CEO在硅谷如日中天之时，硅谷的华人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大反转，主角是黄仁勋和苏姿丰，导火线是人工智能。
在苏姿丰的带领下，从2014年到2024年，AMD的市值最高时上涨超过了150倍，也就是从20亿美元到突破3000亿美元；营收从2014财年的55亿美元跃升为2024财年的258亿美元，净利润更是从亏损4亿美元到盈利16.4亿美元；2024年，苏姿丰被《时代》杂志及《CEO》杂志评选为2024最佳CEO。
英伟达和黄仁勋的传奇故事这两年更是街知巷闻，成为了AI时代的最大赢家：
2014年，英伟达的市值还仅为100亿美元左右；
2020年7月，英伟达市值首次超越英特尔，成为美国市值最高的芯片厂商；
而在2025年1月底的巅峰时刻，英伟达市值一度达到3.66万亿美元，超越微软和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很显然，无论是黄仁勋还是苏姿丰，同期的表现均远远超越印裔CEO：印度人当得起“稳健”二字，而这对据说是远亲的华人双子星则是熠熠生辉，横扫千军，创造了AI时代无可比拟的科技与商业奇迹。
印裔CEO强于管理，华人CEO强于创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守成”与“创业”的巨大差异。
由此，硅谷的权力结构正在走向重构：华人技术派执掌美国半导体硬科技，印裔CEO把控美国软件和互联网巨头。
02
华人掌舵美国芯片四巨头，不意遭逢了多故之秋。
几乎在英特尔官宣陈立武就任CEO的同时，美国开始对全球无差别的挥舞起对等关税的大棒，本已萎靡不振的美股迭遭重创，进入了新一轮的下跌，纳斯达克指数更是一度一度下探至技术性熊市。
美国芯片企业面临还不仅是一个关税问题，还是一个出口管制无限升级的问题，所谓的“小院高墙”，正升级为“大院高墙”。
4月15日，美国商务部突然宣布，将对英伟达的H20、AMD的MI308等特供中国的“简装版”AI芯片，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
自以为已摸准特朗普制裁套路的英伟达措手不及，只得表示，若新规实施，预计公司将损失约55亿美元营收。而AMD也警告，新规将导致公司产生8亿美元的损失。
几天后，黄仁勋迅速开启访华行程，公开强调中国市场对英伟达的重要性，被市场解读为黄仁勋试图在当前紧张局势下安抚中国客户，寻求继续供应中国的途径。
而在此一个月前，苏姿丰也现身中国，停留了至少一周。
出访中国时，黄仁勋甚至在一些重要场合没有穿他招牌式的皮夹克，而是穿上了西装，足见他的郑重其事。
多重打击之下，英伟达的股价一度跌破90美元，而年初曾突破过150美元；AMD则延续了去年的跌势，一度跌穿80美元，几乎时去年3月最高点的1/3。
图/微信公共图库
英特尔的现状之糟糕甚至配不上讨论地缘局势，那是专属于英伟达和AMD们的高端局。
从2022到2024年，英特尔这三年仅芯片代工业务便亏掉了256亿美元，再加上不可思议地完美错过了人工智能浪潮，于是英特尔在2024年底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只得宣布全球裁员约15%。最终CEO帕特•基辛格引咎退休，陈立武火线上岗，受任于败军之际。
内有前两任CEO留下的烂摊子，外有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战与芯片管制联动，陈立武选择在危急存亡之秋躬身入局，他真的能够成为英特尔的救世主么？
03
华人一统美国芯片巨头，这当然是一个美妙的巧合，但也似有迹可循。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芯片进口国，芯片市场总规模与美国并驾齐驱。2024年，中国进口芯片数量达到了惊人的5492亿块，同比增长14.5%，进口金额高达3856亿美元。
对于包括英伟达和AMD在内的美国芯片业而言，中国是无可争议的海外第一大市场：2024年，AMD在华营收达62.3亿美元，占全球总营收的24.2%；同年，英伟达在华销售额达到171亿美元，占总营收的13%，据海外媒体报道，仅今年一季度，在AI热潮的刺激下，英伟达H20芯片在华销售额就达到了160亿美元，采购量约在100万颗左右。
要知道，这还是美国各种出口管制下的销售数据。
中国不仅是美国芯片巨头的最大海外市场，且又是出口管制的主要对象，还正在“被迫”成长为美国芯片业不容忽视的竞争者，再加上全球最大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又来自中国台湾，考虑到这么些与中国相关的因素，除了华人，还有谁更合适担纲美国芯片巨头的CEO呢？
又有谁比华人CEO，更擅长斡旋奔走于中美两国，同时成为两国座上宾，处理中美科技竞争这一世纪级的棘手难题呢？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但也就是以上这些原因，海外华人背景比中国出生的高管更适合走上CEO这个敏感的岗位。这也就是为什么，张一鸣选择周受资这个新加坡华人担任TikTok CEO。
除了地缘政治因素，还有人才，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
美国保尔森基金会内部智库MacroPolo发布的《全球AI人才追踪报告》显示，2022年，在美国的机构中，来自美国和中国的AI研究人员分别占到37%和38%，来自印度的占7%；而在全球前20%的顶尖AI人才中，更是有近一半（47%）是来自中国。
OpenAI发布大模型GPT-4o后，GPT-4o关键团队成员被爆出17位团队成员中，有6人是华人，本科分别来自清华、北大、上交、中科大等；在今年马斯克旗下AI公司推出最新程序Grok 3时，同马斯克一同出镜且坐在C位的也有两位华人：吴宇怀和Jimmy Ba。
从存量人才的比率而言，芯片、人工智能乃至整个美国高科技行业的未来趋势都将是，有着越来越多的华人进入核心岗位或管理层。
这就是所谓的底层逻辑。
当然，也有变数，也还是要回归到地缘政治逻辑。近年来，美国政府通过推行“中国行动计划”等手段，大力限制STEM领域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获得签证。2023至2024年，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下降4%。
但所谓的变数也是“灰色”的。我们未来很可能将更多看到，一方面美国科技企业选择更多华人主导核心产业（包括AI行业中大量启用中国留学生），一方面继续加强限制性政策和措施。
竞争与合作并行，“政治打压”与“企业用人”齐飞，企业归企业，政府归政府，这既可以视作美国体系多元化的自我调节能力，折射出其深层次的韧性；也可以看作华人（中国人）精英在中美科技竞争大时代中的隐忍、弹性与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