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海外华人在国家建设的许多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就是典型的代表。李政道因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备受世人称道。从1970年代开始，李政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为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改革发展，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对外交流合作，加快培养优秀科技人才，作出了独特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成功建设，博士后制度的创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等等，都与李政道密切相关。
那么，李政道的报国之举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这当然首先归因于李政道的赤子之心、远见卓识和出色的动员能力，但也离不开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鼎力支持，邓小平就是最大的支持者。笔者依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李政道文选》等信史资料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馆藏档案文献和口述史资料，较为系统地梳理出邓小平与李政道的交流历程和内容，分析总结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领导人与著名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在推动中国重大科学工程建设、科技人才培养、科教政策改革等方面所发挥的重大而独特的作用。
1968年，李政道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演讲。
邓小平初识李政道
李政道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5月。
1974年5月，时隔两年之后，李政道作为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第二次回到祖国。5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政道全家。这次接见，不仅邓小平参加了，“四人帮”也参加了，更重要的是，李政道与“四人帮”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科学和教育问题的辩论。这场辩论，让参加此次接见的邓小平了解到李政道的赤子之心和为人为学，这为日后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问题上支持李政道的建议和想法奠定了基础。因此，有必要在这里花些笔墨介绍一下这次会见以及“辩论”的来龙去脉。
周恩来接见李政道起因于李政道写给他的一封建议信《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在这封建议信里，李政道对祖国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被严重忽视以及科技人才面临断层的状况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并提出了效仿培养芭蕾舞人才的做法培养年青一代的基础科学人才。[1]李政道在信中写道：
应用科学对人类的服务是及时的，是直接的。基础科学对人类的服务，不是立刻的，是间接的，是通过应用科学后才能使用的。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应用科学是基础科学的应用。
做基础科学的人员不要多，但必须精。此外还有两个要点：一、基础科学人员的训练，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有连续性的培养时间。二、基础科学人员能力发挥效率的最高峰，往往在年纪相当轻的时候，约20至30岁之间。因为有这两个要点，基础科学人员的训练，是否应该在更年轻的时候，13或14岁左右开始？
在上海的时候，也参观了上海舞蹈学院。讨论了舞蹈人员的选择和训练，受到很大启发。觉得虽然基础科学和舞蹈是大不相同，但对基础科学人员的选择和训练，是否也可以采纳一部分相类似的方法？
有现在的基础科学才能有将来的应用科学。要中国人在科学上有不断的新成就，能开辟出自然界中还没有人到过的新天地，从而对人类有所贡献，一支少而精的、不脱离群众的中国基础科学工作队伍，看来是很必要的。
这封信是于5月22日经李政道的好友朱光亚转递给周恩来总理的，仅仅隔了一天，5月24日，周恩来就立刻要接见李政道，而且接见时周恩来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就对李政道说：“您有些话要告诉我们，请您先讲。”[2]显然，李政道的建议信触动了周恩来，而周恩来是想借这个接见的机会推动几乎停滞了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但这又会受到“四人帮”的阻挠，李政道与“四人帮”现场辩论的原因就在于此。
李政道以几天前在上海参观复旦大学和芭蕾舞学校的经过作为开场白，当讲到选拔基础科学人才也需要像选拔芭蕾舞人才那样从年轻的时候做起，江青突然发言：“难道50岁就不行了吗?”李政道回答说：“舞蹈演员不是从小的时候就培养起的吗?”江青说：“舞蹈演员要有持续性。”[3]于是李政道又解释为什么基础科学人才也要有持续性，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基础科学人才也应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训练。在其他在座的科学家不愿发言的情况下，周恩来让李政道继续讲，于是李政道就解释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重要性以及两者的关系，强调基础科学有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应用科学也有理论和实验，没有什么孤立存在的基础理论。基础科学十分重要，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因为没有基础科学，就不会有应用科学。因此，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是非常必需的。李政道第二次讲完后，“四人帮”的笔杆子之一、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谢静宜加入到对李政道的责难之中。谢静宜说：“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李政道回答说：“问题是怎样才能为人民服务，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没有现在的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这样，李政道坚持真理，和“四人帮”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4]
1985年，李政道对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接见有过一段回忆，“我第二次与周总理长谈是在一九七四年五月，那时他身体已不太好。那次主要谈教育工作，当时‘四人帮’都参加了，还有邓小平。这次会见的背景是，一九七四年我回国到上海,在那里看到不要说基础科学，连教育也几乎没有了。我就写信向周总理反映我的意见。”
“周总理对教育非常关心。虽然这时他的身体已很不好，也知道说服那些人非常困难，但他还是尽量说服他们。少年班有周的支持，‘种子’是种下了，可是还有人控制此事，他们有阴谋，对这件事进行歪曲。”[5]
“我认为，应用科学与基础理论都要发展，要平衡。研究人员不能关在象牙塔里，也不能觉得自己了不起。知识重要，但知识并不是一切。周总理永远对国家忠心，并不觉得有知识就了不起。我们中国以农立国，应平衡发展，基础、应用、生产是三部曲。有了基础理论才能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才能应用。”[6]
会议最后，周恩来总理对李政道说，“你写的那篇文章，我已经让他们把字放大，送给毛主席看。今天的会议记录也会送给毛主席看的。你的建议可以试验一下。”[7]
参加此次会见的邓小平并未与李政道直接对话——邓小平由毛泽东亲自点名刚刚获得“解放”而复出，但李政道真心报国、坚持真理、不屈服“四人帮”淫威的表现无疑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会见结束的那天晚上，李政道又紧急写成《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8]第二天，李政道就把这份“补充说明”呈交给周恩来，并且也给参加会议的人员每人一份。这样，邓小平也看到了这份“补充说明”，从而加深了对李政道的印象。
据王垂林先生转述，李政道曾说，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总理曾三次主动问邓小平：“小平，你多大了？”周恩来总理这种不寻常的问话可能是有深意的。正常情况下，在这种会见客人的场合问另一个人的年龄本来就不大合适，更何况周恩来总理居然在不长的会见过程中问了三次。李政道认为，这可能是周恩来总理的某种暗示，暗示李政道以后回国要多找小平同志，而小平同志对此也心领神会。李政道说，后来他每次回国都要拜会小平同志，就与这次重要的经历有关，这是周恩来总理的嘱托。而小平同志也是有求必应，在整个1980年代，年年会见李政道，与李政道交流互动密切，听取并采纳李政道的意见和建议，为推动中国科教事业改革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为什么特别青睐李政道？
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李政道的正式交往，从目前可考的资料来看，是在1979年春邓小平访美期间。据李政道回忆：“第二次见到小平先生是1979年在美国，在那次中美间高级领导人的会晤中，科技合作是很重要的方面，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被写进了双方协议中。”[9]李政道这里提到的“高能物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点发展的科学领域之一，核心是建造中国自己的高能加速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直都是中国政府和科学家的愿望。然而，实现这一愿望的过程却极为曲折复杂，有“七下八上”之说，也就是七次下马，第八次上马的意思。而第八次上马，也即1981年中央决策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李政道付出很大心血并且一直得到邓小平鼎力支持的一个重大科学工程。
在一篇纪念邓小平的文章里，李政道先生对他与邓小平的交往进行回顾总结：“近20年来，我为推动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几件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博士后流动站制度的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完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以及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等。这些工作大多是我直接向小平先生提出的，无不受到小平先生的直接关怀和帮助。我与小平先生交往中的话题，主要是围绕上述工作创意筹划和实施而进行的。小平先生对上述工作一直是重视和关心的。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眼光很远大，非常广阔……小平先生是非常有远见的，处处从基础着手，面向全局，一方面注意基础，一方面注意人才，注重全局性的发展，这是了不起的。”[10]这可以看作是李政道先生对他与邓小平之间交往的总结，他对邓小平的评价也非溢美之词，应当说是二人交往的真实写照。
邓小平与李政道的交流不拘形式，有单独接见、共同接见、书信交流、相关批示、现场交流等多种方式和途径。仅就面对面的会见而言，根据笔者的考证，从1974年到1989年，邓小平与李政道至少会见14次；1978年至1989年的11年间，邓小平年年会见李政道（1982年除外），有时一年还不止会见1次，1984年二人的会见更是达到3次之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80年代的邓小平可谓日理万机，即便如此，邓小平坚持每年接见李政道，有的年份还不止接见1次，这足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李政道的重视。邓小平与李政道的14次会见，其中的10次在《邓小平年谱（1975—1997）》里都有明确的记载，而另外4次会见因《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不详等缘故，常被研究者忽视。[11]但这4次会见同样具有实质性内容，是邓小平与李政道交往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2]此外，1980年代的其他的领导人如赵紫阳、胡耀邦、方毅等也都多次会见李政道。进入1990年代，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也多次接见李政道，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在海外华人中，能够如此频繁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与高规格礼遇的，仅李政道一人！
1980年代前后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封闭的国门打开了，如何改革、怎样开放，都是全新的伟大事业，需要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需要中国人去探索。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全新的伟大事业急需向全世界“借智”，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而积极听取、吸收海外华人杰出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推动相关领域的先行先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和选择。邓小平之所以如此重视与李政道等海外华人交往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正是时代呼唤的结果。1985年，7月14日接李政道给国内写了一封科技改革建议信，交给了聂荣臻，随后这封信同时送国内各有关部门。来信建议，“祖国在自力更生、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派人出国留学深造等前提下,来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18日，聂荣臻复信李政道:“您的华翰及精论，我已拜读，感谢您对祖国建设的深切关怀。这些年来，您为祖国出了不少力，贡献是卓著的。现在，您又提出宝贵的建议，我认为都很中肯，很重要。国内有关部门将会结合体制改革进一步研究落实的。我现在精力已大不如前，但看到您热情洋溢的书信和精辟的论断，还是兴奋万分！谨此函谢。”[13]
另一方面，李政道都是在他熟悉的科技和教育领域向邓小平建言献策，强烈的报国意愿、杰出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丰富的科学实践经历、对世界科教事业发展的深刻把握，使得李政道能够针对中国的情况和国际发展趋势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因此效果非常好。实践证明，这些建议都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需要的，而这又反过来提升了李政道建言献策的分量，实现了良性循环，这就可以解释邓小平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接见李政道并高度重视李政道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海外华裔科学家，做一件有益于祖国的事不难，持续不断为祖国作贡献则很难。李政道就是后者，他的赤子情怀与贡献经受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当下，如何充分发挥好海外华人的作用，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与李政道之间的交流经历，或许会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注释：
[1]李政道.关于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建议——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C]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57—60.
[2]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C]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8.
[3]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C]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8.
[4]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C]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8—30.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传 1949-1976 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1886-1887.
[6]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 话说周恩来[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06.353-357.
[7]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C]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9.
[8]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C]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30.
[9]李政道：《回忆和小平先生的交往》，《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10]李政道.回忆和小平先生的交往[C] //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7.
[11]韩孝成.李政道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影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4):68—73.
[12]这4次会见分别是：1974年5月26日周恩来会见李政道时，邓小平在座；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出席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签字仪式，李政道是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主要促成者；1984年10月2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等60多位外籍华人科学家并发表重要讲话；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时，会见了以李政道为首的前来参加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美国科学家。
[13]周均伦主编. 聂荣臻年谱 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10.577-578.
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海外华人在国家建设的许多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就是典型的代表。李政道因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备受世人称道。从1970年代开始，李政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为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改革发展，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对外交流合作，加快培养优秀科技人才，作出了独特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成功建设，博士后制度的创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设立等等，都与李政道密切相关。
那么，李政道的报国之举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这当然首先归因于李政道的赤子之心、远见卓识和出色的动员能力，但也离不开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鼎力支持，邓小平就是最大的支持者。笔者依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李政道文选》等信史资料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馆藏档案文献和口述史资料，较为系统地梳理出邓小平与李政道的交流历程和内容，分析总结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领导人与著名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在推动中国重大科学工程建设、科技人才培养、科教政策改革等方面所发挥的重大而独特的作用。
1968年，李政道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演讲。
邓小平初识李政道
李政道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5月。
1974年5月，时隔两年之后，李政道作为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第二次回到祖国。5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李政道全家。这次接见，不仅邓小平参加了，“四人帮”也参加了，更重要的是，李政道与“四人帮”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科学和教育问题的辩论。这场辩论，让参加此次接见的邓小平了解到李政道的赤子之心和为人为学，这为日后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问题上支持李政道的建议和想法奠定了基础。因此，有必要在这里花些笔墨介绍一下这次会见以及“辩论”的来龙去脉。
周恩来接见李政道起因于李政道写给他的一封建议信《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在这封建议信里，李政道对祖国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被严重忽视以及科技人才面临断层的状况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并提出了效仿培养芭蕾舞人才的做法培养年青一代的基础科学人才。[1]李政道在信中写道：
应用科学对人类的服务是及时的，是直接的。基础科学对人类的服务，不是立刻的，是间接的，是通过应用科学后才能使用的。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应用科学是基础科学的应用。
做基础科学的人员不要多，但必须精。此外还有两个要点：一、基础科学人员的训练，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有连续性的培养时间。二、基础科学人员能力发挥效率的最高峰，往往在年纪相当轻的时候，约20至30岁之间。因为有这两个要点，基础科学人员的训练，是否应该在更年轻的时候，13或14岁左右开始？
在上海的时候，也参观了上海舞蹈学院。讨论了舞蹈人员的选择和训练，受到很大启发。觉得虽然基础科学和舞蹈是大不相同，但对基础科学人员的选择和训练，是否也可以采纳一部分相类似的方法？
有现在的基础科学才能有将来的应用科学。要中国人在科学上有不断的新成就，能开辟出自然界中还没有人到过的新天地，从而对人类有所贡献，一支少而精的、不脱离群众的中国基础科学工作队伍，看来是很必要的。
这封信是于5月22日经李政道的好友朱光亚转递给周恩来总理的，仅仅隔了一天，5月24日，周恩来就立刻要接见李政道，而且接见时周恩来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就对李政道说：“您有些话要告诉我们，请您先讲。”[2]显然，李政道的建议信触动了周恩来，而周恩来是想借这个接见的机会推动几乎停滞了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但这又会受到“四人帮”的阻挠，李政道与“四人帮”现场辩论的原因就在于此。
李政道以几天前在上海参观复旦大学和芭蕾舞学校的经过作为开场白，当讲到选拔基础科学人才也需要像选拔芭蕾舞人才那样从年轻的时候做起，江青突然发言：“难道50岁就不行了吗?”李政道回答说：“舞蹈演员不是从小的时候就培养起的吗?”江青说：“舞蹈演员要有持续性。”[3]于是李政道又解释为什么基础科学人才也要有持续性，效率最高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基础科学人才也应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训练。在其他在座的科学家不愿发言的情况下，周恩来让李政道继续讲，于是李政道就解释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重要性以及两者的关系，强调基础科学有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应用科学也有理论和实验，没有什么孤立存在的基础理论。基础科学十分重要，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因为没有基础科学，就不会有应用科学。因此，培养基础科学人才是非常必需的。李政道第二次讲完后，“四人帮”的笔杆子之一、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谢静宜加入到对李政道的责难之中。谢静宜说：“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李政道回答说：“问题是怎样才能为人民服务，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没有现在的基础科学，就没有将来的应用科学，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这样，李政道坚持真理，和“四人帮”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4]
1985年，李政道对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接见有过一段回忆，“我第二次与周总理长谈是在一九七四年五月，那时他身体已不太好。那次主要谈教育工作，当时‘四人帮’都参加了，还有邓小平。这次会见的背景是，一九七四年我回国到上海,在那里看到不要说基础科学，连教育也几乎没有了。我就写信向周总理反映我的意见。”
“周总理对教育非常关心。虽然这时他的身体已很不好，也知道说服那些人非常困难，但他还是尽量说服他们。少年班有周的支持，‘种子’是种下了，可是还有人控制此事，他们有阴谋，对这件事进行歪曲。”[5]
“我认为，应用科学与基础理论都要发展，要平衡。研究人员不能关在象牙塔里，也不能觉得自己了不起。知识重要，但知识并不是一切。周总理永远对国家忠心，并不觉得有知识就了不起。我们中国以农立国，应平衡发展，基础、应用、生产是三部曲。有了基础理论才能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才能应用。”[6]
会议最后，周恩来总理对李政道说，“你写的那篇文章，我已经让他们把字放大，送给毛主席看。今天的会议记录也会送给毛主席看的。你的建议可以试验一下。”[7]
参加此次会见的邓小平并未与李政道直接对话——邓小平由毛泽东亲自点名刚刚获得“解放”而复出，但李政道真心报国、坚持真理、不屈服“四人帮”淫威的表现无疑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会见结束的那天晚上，李政道又紧急写成《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补充说明》，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阐述。[8]第二天，李政道就把这份“补充说明”呈交给周恩来，并且也给参加会议的人员每人一份。这样，邓小平也看到了这份“补充说明”，从而加深了对李政道的印象。
据王垂林先生转述，李政道曾说，在这次会见中，周恩来总理曾三次主动问邓小平：“小平，你多大了？”周恩来总理这种不寻常的问话可能是有深意的。正常情况下，在这种会见客人的场合问另一个人的年龄本来就不大合适，更何况周恩来总理居然在不长的会见过程中问了三次。李政道认为，这可能是周恩来总理的某种暗示，暗示李政道以后回国要多找小平同志，而小平同志对此也心领神会。李政道说，后来他每次回国都要拜会小平同志，就与这次重要的经历有关，这是周恩来总理的嘱托。而小平同志也是有求必应，在整个1980年代，年年会见李政道，与李政道交流互动密切，听取并采纳李政道的意见和建议，为推动中国科教事业改革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为什么特别青睐李政道？
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李政道的正式交往，从目前可考的资料来看，是在1979年春邓小平访美期间。据李政道回忆：“第二次见到小平先生是1979年在美国，在那次中美间高级领导人的会晤中，科技合作是很重要的方面，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被写进了双方协议中。”[9]李政道这里提到的“高能物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点发展的科学领域之一，核心是建造中国自己的高能加速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直都是中国政府和科学家的愿望。然而，实现这一愿望的过程却极为曲折复杂，有“七下八上”之说，也就是七次下马，第八次上马的意思。而第八次上马，也即1981年中央决策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是李政道付出很大心血并且一直得到邓小平鼎力支持的一个重大科学工程。
在一篇纪念邓小平的文章里，李政道先生对他与邓小平的交往进行回顾总结：“近20年来，我为推动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做了几件事，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博士后流动站制度的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完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CUSPEA），以及建立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等等。这些工作大多是我直接向小平先生提出的，无不受到小平先生的直接关怀和帮助。我与小平先生交往中的话题，主要是围绕上述工作创意筹划和实施而进行的。小平先生对上述工作一直是重视和关心的。最使我佩服的是，他眼光很远大，非常广阔……小平先生是非常有远见的，处处从基础着手，面向全局，一方面注意基础，一方面注意人才，注重全局性的发展，这是了不起的。”[10]这可以看作是李政道先生对他与邓小平之间交往的总结，他对邓小平的评价也非溢美之词，应当说是二人交往的真实写照。
邓小平与李政道的交流不拘形式，有单独接见、共同接见、书信交流、相关批示、现场交流等多种方式和途径。仅就面对面的会见而言，根据笔者的考证，从1974年到1989年，邓小平与李政道至少会见14次；1978年至1989年的11年间，邓小平年年会见李政道（1982年除外），有时一年还不止会见1次，1984年二人的会见更是达到3次之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980年代的邓小平可谓日理万机，即便如此，邓小平坚持每年接见李政道，有的年份还不止接见1次，这足可以看出邓小平对李政道的重视。邓小平与李政道的14次会见，其中的10次在《邓小平年谱（1975—1997）》里都有明确的记载，而另外4次会见因《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不详等缘故，常被研究者忽视。[11]但这4次会见同样具有实质性内容，是邓小平与李政道交往历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2]此外，1980年代的其他的领导人如赵紫阳、胡耀邦、方毅等也都多次会见李政道。进入1990年代，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也多次接见李政道，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在海外华人中，能够如此频繁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与高规格礼遇的，仅李政道一人！
1980年代前后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封闭的国门打开了，如何改革、怎样开放，都是全新的伟大事业，需要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需要中国人去探索。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全新的伟大事业急需向全世界“借智”，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而积极听取、吸收海外华人杰出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推动相关领域的先行先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和选择。邓小平之所以如此重视与李政道等海外华人交往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正是时代呼唤的结果。1985年，7月14日接李政道给国内写了一封科技改革建议信，交给了聂荣臻，随后这封信同时送国内各有关部门。来信建议，“祖国在自力更生、依靠科技进步、大力派人出国留学深造等前提下,来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18日，聂荣臻复信李政道:“您的华翰及精论，我已拜读，感谢您对祖国建设的深切关怀。这些年来，您为祖国出了不少力，贡献是卓著的。现在，您又提出宝贵的建议，我认为都很中肯，很重要。国内有关部门将会结合体制改革进一步研究落实的。我现在精力已大不如前，但看到您热情洋溢的书信和精辟的论断，还是兴奋万分！谨此函谢。”[13]
另一方面，李政道都是在他熟悉的科技和教育领域向邓小平建言献策，强烈的报国意愿、杰出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丰富的科学实践经历、对世界科教事业发展的深刻把握，使得李政道能够针对中国的情况和国际发展趋势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因此效果非常好。实践证明，这些建议都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需要的，而这又反过来提升了李政道建言献策的分量，实现了良性循环，这就可以解释邓小平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接见李政道并高度重视李政道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海外华裔科学家，做一件有益于祖国的事不难，持续不断为祖国作贡献则很难。李政道就是后者，他的赤子情怀与贡献经受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在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当下，如何充分发挥好海外华人的作用，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与李政道之间的交流经历，或许会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注释：
[1]李政道.关于培养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建议——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C]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57—60.
[2]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C]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8.
[3]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C]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8.
[4]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C]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8—30.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传 1949-1976 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1886-1887.
[6]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 话说周恩来[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06.353-357.
[7]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C]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9.
[8]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C] //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30.
[9]李政道：《回忆和小平先生的交往》，《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10]李政道.回忆和小平先生的交往[C] //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7.
[11]韩孝成.李政道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影响[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4):68—73.
[12]这4次会见分别是：1974年5月26日周恩来会见李政道时，邓小平在座；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出席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签字仪式，李政道是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主要促成者；1984年10月2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吴健雄等60多位外籍华人科学家并发表重要讲话；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时，会见了以李政道为首的前来参加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美国科学家。
[13]周均伦主编. 聂荣臻年谱 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10.577-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