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武汉病毒性肺炎患者：难以预想的传染与未被确诊的感染 自1月21日起，新京报记者在同济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汉口医院等地走访发现，多家医院内均存在以“病毒性肺炎”名义收治的患者。多名家属称，患者起初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年长的则行走艰难，高烧持续不退。 2020年1月6日，上海的王佳接到居住在武汉的母亲刘睿的电话，母亲抱怨身体不舒服，“发烧、头痛，像抽筋一样痛。”后来，她先被诊断为病毒性感冒，后来被转至武汉同济医院发热门诊，胸部CT显示，双肺“考虑感染性病变”。 约十天后，65岁的刘睿不幸离世。在她的死亡证明上，致死疾病名称一栏写着“重度肺炎”。直到去世，她都未等到武汉市疾控中心的进一步检查，以确诊是否感染了新型肺炎。 1月7日，67岁的李顺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在李顺的死亡证明上，直接死亡原因是“重症肺炎”，从发病到死亡的大概间隔时间为18天。 自1月21日起，新京报记者在同济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汉口医院等地走访发现，多家医院内均存在以“病毒性肺炎”名义收治的患者。多名家属称，患者起初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年长的则行走艰难，高烧持续不退。 1月22日，武汉金银潭医院。新京报记者 向凯 摄 1月22日下午，金银潭医院一名患者家属说，自己的父亲就是患了“病毒性肺炎”。他说金银潭医院住院部南楼、北楼都住着感染患者，只有医疗人员可以接触，“现在是什么病，吃的什么药，我们都不清楚。” 1月22日，湖北省副省长杨云彦表示，为应对目前发热病人因无序就医可能带来的交叉感染和疾病传播，武汉市实行发热病人集中就诊的“7+7”新模式。双肺感染 李顺的症状出现在2019年12月底。 当时，他在距离华南海鲜市场600米，只有一街之隔的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中医科陪妻子做肿瘤治疗，最初只是身体不适：打嗝、腹部不舒服。他在中医科挂了号，医生为他摸脉问诊，建议住院观察。李顺当天办理了住院手续。 从2019年12月24日开始，李顺在肿瘤中心住了8天，同在那里进行肿瘤治疗的妻子始终陪床。起初李顺没有任何反应，李连清去探望时，看到身高169厘米、体重170多斤的父亲能吃能睡，精神也很好。只是胸部X片显示，李顺有轻微肺部感染，医生判断是轻微肺气肿，不需要治疗，为他开的药、打的吊针都是保护心脏和肝的。 与李顺相比，61岁的武汉市民刘睿发现身体不适的时间略晚。 那是2020年1月6日，远在上海的王佳和父亲王光华接到刘睿的电话，抱怨身体不舒服，“发烧、头痛，像抽筋一样痛。” 刘睿的病历显示，6日当天，刘睿曾到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就诊，诊断结果为病毒性感冒，医生开具了布洛芬与头孢类药物。但吃了两天药，刘睿病情不见好转，甚至一度高烧到40摄氏度。王光华不放心，当晚便坐高铁回了武汉。 1月8日晚，刘睿在王光华的陪同下来到武汉市中医医院汉阳院区就诊。医生给出的诊断与上次相同：病毒性感冒。除了相似的药物外，医院还为她进行了一次脑部CT扫描，希望发现头痛的原因，但CT报告“未见明显异常”。 两次遵医嘱服药后，刘睿的发热、头痛等症状没有得到丝毫缓解。1月11日，刘睿又来到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下称“同济医院”）。病历报告显示，她当天的体温已达到39.8摄氏度。 公开信息显示，持续发烧是新型肺炎的症状之一，但刘睿是高烧、低烧交替出现。刘睿1月11日的病历显示，除“发热一周”“伴头痛”外，她还存在少许白痰、白细胞偏低、C反应蛋白升高等体征，无咳嗽迹象；依据同济医院1月22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南》，除没有咳嗽外，其余皆符合病征描述。 了解到刘睿有发热症状后，同济医院让刘睿从内科门诊转至发热门诊，还做了胸部CT扫描。诊断报告称，刘睿“双肺多发片状高密度影及磨玻璃密度影，考虑感染性病变”。 李顺的情况也不好。 住院四五天后，母亲告诉李连清，父亲晚上总是说梦话。转院之后，协和医院的医生告诉她李连清，这是缺氧的表现，“说鼻子呼吸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张嘴呼吸时会发出声音。” 李顺的食欲也越来越差，每天只喝一点稀饭。说话也变得长吁短叹，不知道是喘不上气，还是对自己的病情不太乐观。 李顺生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受访者供图 2020年1月1日，病床上的李顺已无法坐直，口中的臭气远远就能闻见。当天，家人为李顺办理了出院手续。他们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下车之后，李顺的女婿和妹妹一人一边搀扶着，把老人架到了距离肿瘤中心3.5公里的武汉协和医院总部就诊。 武汉协和医院总部的医生比对了李顺在肿瘤中心拍的两张胸部CT片——仅8天，他肺部的轻微感染就蔓延开了，双肺均已严重感染。“CT片里肺部全是白色的，前后就像两个人的片子。”李连清说。病因不明 在武汉协和医院住院的两天，医生先后为李顺进行了艾滋、梅毒、SARS、MERS等检测，均无果。 1月3日，家属被叫到医院，“医生说所有可能的病都做了筛查，全是阴性。”李连清记得，医生表示协和医院已经无能为力，建议李顺转到武汉金银潭医院，“那里有传染病方面最好的医生，说不定还有救。” 刘睿双肺感染的原因也不清楚，在随后进行的血液、咽拭子等测试中，各项抗体皆呈阴性，甲流、乙流病毒核酸亦未检出。 这一看似乐观结果让医生更为紧张。“当时我父亲就问门诊医生，说都是阴性不是挺好吗？但医生说，就是因为都是阴性，你们又是这个症状，那肯定有还没检测出来的病毒，需要留院观察。”王佳说。 不过，当时同济医院的发热门诊只有10张床位，全部住满，刘睿只好带着阿斯美（可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咳嗽、咳痰、喘息等）、乐松（一种非甾体抗炎药）等七八种常见药物回家观察。 李顺输液的药物，包括利他韦林和五水头孢唑林钠等。受访者供图 1月13日，刘睿终于住进了同济医院发热门诊。 据王光华回忆，当时的发热门诊人满为患：输液的病人拿着吊瓶，一排三个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有病人趴在护士的工作台上输液，输着输着就睡着了，护士只能站着办公；刘睿所在的住院病房10张床位全满，临近的一名患者说，自己的床位“是托关系找人批条才住上的”。 更让王光华担心的是，发热门诊病房的医生全部身穿白色连体式防护服，戴着口罩、手套、防护靴、护目镜，从上到下包裹得严严实实；前来就诊的患者也都戴上了浅蓝色的医用口罩。但包括刘睿在内的所有病人未被隔离，患者可以在发热门诊随意进出，住院病人的家属也可以陪床。 1月4日晚，李顺从武汉协和医院向金银潭医院转院时，救护车上也坐着穿戴了防护服、口罩、手套的医护人员，没有一寸肌肤裸露在外。李顺打了安定，睡着了，身上什么都没穿，只裹着一层被子，肩膀和脚都露在外面。救护车里温度很低，李连清穿着棉袄都觉得浑身发抖。她把外套的帽子摘下来盖在父亲肩上，一手为他擦拭额头上冒出的冷汗，一手不住地抹眼泪。 1月4日入住金银潭医院的当晚，医院就向李顺的家属发出了病危通知书。李顺的诊断结果之一为“病毒性肺炎”，李连清在上面签了字，随后又签署了入住ICU知情同意书和特殊检查（治疗）同意书，同意进行深静脉穿刺， 自那之后，父亲在ICU就诊，李连清不能探视。 李顺的病危通知书。诊断结论之一为“病毒性肺炎”。受访者供图“重症肺炎” 直到1月7日早上8点半，李连清接到金银潭医院的电话，称父亲心跳停止，还在抢救。 然而，李连清的父亲还是去世了。 在金银潭医院某位领导的办公室，院领导和两位专家告诉李连清父亲得的是“传染病”，必须立即火化，不能等，也不能见最后一面。 4小时后，李顺看到父亲被包在殓尸袋里，被救护车送到了殡仪馆。当天下午，她就拿到了父亲的骨灰。 在李顺的死亡证明上，直接死亡原因是“重症肺炎”，引发肺炎的原因是“侵入性肺曲霉病”。 对此，1月23日，山西省某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告诉新京报记者，死亡证明上的“侵入性肺曲霉病”或许只是治疗中出现的并发症。因为曲霉菌是一种细菌，是空气中常见的真菌，难免被吸入人体。一般情况下，免疫力正常的人可以抵挡这种真菌的攻击；但对于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人，它可能是致命的。 看过李顺的病历后，这名医生表示金银潭医院确诊的“病毒性肺炎”或许才是李顺病危的起因，而治疗过程中大量使用的激素、抗生素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于是真菌趁虚而入，“这在2003年的SARS中也是常见现象。” 但李顺得的是哪种病毒性肺炎，这名医生无法给出答案。因为SARS、MERS等不少病毒性肺炎都有较强的传播性，但这些可能都在武汉协和医院被一一排除。 李顺过世的那天是2020年1月7日。当晚9点，武汉市卫健委发布消息，称实验室检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并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专家组认为，本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在同济医院，刘睿的情况也是急转直下。 1月14日一早，刘睿似乎很有活力，自己下床走动、洗漱，还吃了豆沙包和一大碗皮蛋粥，直到11时左右才上床休息。但王光华发现妻子的状态不太对，“感觉她身体的姿态很游离，说话不清楚，差不多失去意识了。” 医生当即决定对她进行胸部CT复查。王光华将已经不能行动的刘睿抬上轮椅，推到CT室，又在仪器前将她架起来，听从医生指令拿起她的手接受扫描，“因为现场的护工都不愿意碰”。 1月22日，金银潭医院住院部南楼。新京报记者 向凯 摄 复查结果是“大白肺”，王光华说，在30幅CT影像中，妻子胸腔中的白色部分面积扩大、密度更高，逐渐连到了一起。CT诊断报告称，刘睿双肺多发片状高密度影，考虑感染性病变，较1月11日的情况“进展明显”。医生在当天的病历中写道：患者神志模糊，给予面罩给氧，遵医嘱给予呼吸机辅助通气。 据王光华回忆，他当晚就问了发热门诊的医生，刘睿是不是得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炎，医生答“可能是”。王光华又问医生，是否需要转院到金银潭医院，医生说转过去也是一样，“金银潭的治疗方案就是给你的治疗方案”。 1月15日上午，发热门诊医生查房时决定将刘睿转到传染病科。传染病科的医生表示，刘睿病情非常严重，询问家属是否有意愿继续治疗。“我爸当时就急了，说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都要治。”医生们说，如果继续治疗，药物的效果和副作用都会更加猛烈，“各种有可能有用的没用的方法都要尝试了”，家属要做好思想准备。 16时许，王光华在家属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之后在医院附近吃了顿晚饭，准备坐地铁回家。但刚坐了一站，他就接到了传染病科的短信，请他速来医院。 死亡通知书显示，刘睿的死亡时间为1月15日19时10分，直接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引起的疾病为“重症肺炎”。家人被确诊为“病毒性肺炎” 李顺的过世，没能让肺炎的阴影离开他的家人。 2020年1月1日，李顺的妹妹李梅开始感到疲倦。她家在武昌，肿瘤中心和协和医院都在汉口，她每天都要乘坐地铁两边往返，她以为是自己太累了。 直到1月4日，她才在儿子的陪同下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下称“军区总医院”）就诊，胸部X光片显示，她和哥哥一样双肺感染。 她开始回忆与哥哥的接触：李顺转往武汉协和医院时，她架着他的肩膀，将他送进了急诊室；哥哥在协和医院急诊部里，她曾近距离闻到过他嘴中呼出的臭气，两人还喝过同一瓶矿泉水。 向医生说明情况后，李梅被迅速隔离，并先后在军区总医院、金银潭医院治疗。但她至今不知道自己的肺怎么了，也不清楚自己是否在官方通报的新型肺炎感染病例中。 “那几天太虚弱了，医生来叫我签字我就签，要输液我就输，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李梅告诉新京报记者，她不记得治疗方案，更不记得自己是否用过核酸测试盒检测、确诊。由于她目前所在的金银潭医院不允许探视，她的儿子已经18天没有见过母亲了，更没接到医院的任何告知、通知。 李连清是在父亲去世后发现身体不对劲的。起初，她总是在夜里醒来，一夜醒四五次，嘴巴里又干又苦，吃东西尝不出味道。后来，她慢慢觉得自己很容易疲惫，走平路还行，一上楼梯就气喘。 1月17日、18日，她和丈夫先后到武汉市中心医院（下称“中心医院”）就诊，夫妻俩都是双肺感染。但二人未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她要求自己和丈夫接受核酸检测盒检测，但医生拒绝了。 “医生说检测盒不是每个医院都有，不是谁都能用。”李连清称，医生表示需要院领导批准才能使用，“所以不能给我们检测。” 从1月17日开始，李连清和丈夫每天都要在中心医院打吊针——利巴韦林和五水头孢唑林钠，这两种抗生素都常用于呼吸道病毒感染。 在1月22日的病历中，她被确诊为“呼吸道感染和病毒性肺炎”，有“不明肺炎患者接触史”。 但直到现在，李连清和丈夫仍然未被隔离，两人向单位请了病假，开始了每天从家到医院、再回家的两点一线生活。“在路上都躲着人，怕别人嫌弃自己，也怕传染别人。”两人甚至不敢出门买菜，每天一小量杯大米下锅煮成稀饭，就着榨菜就是一顿饭。 在中心医院，李连清感觉那里每天都变得更加拥挤。1月22日，她凌晨5点、天还没亮就到医院输液，还是排到了100多号。能容纳100人左右的输液室不够用了，李连清跟着人群挤在大堂里，直到中午11点才完成注射。 李连清发现，输液的人群病情大同小异——肺部感染、病毒性肺炎，打的吊针基本都是利巴韦林和五水头孢唑林钠。 与李连清每日往返于医院和家中相比，李梅幸运一些。截至1月8日，她已在军区总医院治疗了5天。与哥哥曾经接受的治疗一样，医生对她使用了头孢、利他韦林等大量抗生素，她的肠胃出现了剧烈反应：胃痉挛，上吐下泻。 李顺的死亡证明。受访者供图 1月7日，李梅得到哥哥过世的消息后，决定转到金银潭医院。“我当时想，他们如果从我哥哥身上取样，多少都会有些经验，对我的治疗会有好处。”李梅说。 转到金银潭医院的3天后，李梅夜里开始发低烧，医生则对她使用了激素、输了血浆。几天后，烧退了，激素也停了，医院又为李梅拍了胸片。胸片显示，肺部的病灶控制住了，甚至有转好的趋势。 截至发稿时，李梅仍在金银潭医院住院治疗。她表示病情目前已经得到控制，未来几天可能出院。
原标题：武汉病毒性肺炎患者：难以预想的传染与未被确诊的感染
自1月21日起，新京报记者在同济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汉口医院等地走访发现，多家医院内均存在以“病毒性肺炎”名义收治的患者。多名家属称，患者起初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年长的则行走艰难，高烧持续不退。
2020年1月6日，上海的王佳接到居住在武汉的母亲刘睿的电话，母亲抱怨身体不舒服，“发烧、头痛，像抽筋一样痛。”后来，她先被诊断为病毒性感冒，后来被转至武汉同济医院发热门诊，胸部CT显示，双肺“考虑感染性病变”。
约十天后，65岁的刘睿不幸离世。在她的死亡证明上，致死疾病名称一栏写着“重度肺炎”。直到去世，她都未等到武汉市疾控中心的进一步检查，以确诊是否感染了新型肺炎。
1月7日，67岁的李顺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去世了。在李顺的死亡证明上，直接死亡原因是“重症肺炎”，从发病到死亡的大概间隔时间为18天。
自1月21日起，新京报记者在同济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汉口医院等地走访发现，多家医院内均存在以“病毒性肺炎”名义收治的患者。多名家属称，患者起初出现发热、乏力等症状，年长的则行走艰难，高烧持续不退。
1月22日，武汉金银潭医院。新京报记者 向凯 摄
1月22日下午，金银潭医院一名患者家属说，自己的父亲就是患了“病毒性肺炎”。他说金银潭医院住院部南楼、北楼都住着感染患者，只有医疗人员可以接触，“现在是什么病，吃的什么药，我们都不清楚。”
1月22日，湖北省副省长杨云彦表示，为应对目前发热病人因无序就医可能带来的交叉感染和疾病传播，武汉市实行发热病人集中就诊的“7+7”新模式。
双肺感染
李顺的症状出现在2019年12月底。
当时，他在距离华南海鲜市场600米，只有一街之隔的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中医科陪妻子做肿瘤治疗，最初只是身体不适：打嗝、腹部不舒服。他在中医科挂了号，医生为他摸脉问诊，建议住院观察。李顺当天办理了住院手续。
从2019年12月24日开始，李顺在肿瘤中心住了8天，同在那里进行肿瘤治疗的妻子始终陪床。起初李顺没有任何反应，李连清去探望时，看到身高169厘米、体重170多斤的父亲能吃能睡，精神也很好。只是胸部X片显示，李顺有轻微肺部感染，医生判断是轻微肺气肿，不需要治疗，为他开的药、打的吊针都是保护心脏和肝的。
与李顺相比，61岁的武汉市民刘睿发现身体不适的时间略晚。
那是2020年1月6日，远在上海的王佳和父亲王光华接到刘睿的电话，抱怨身体不舒服，“发烧、头痛，像抽筋一样痛。”
刘睿的病历显示，6日当天，刘睿曾到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就诊，诊断结果为病毒性感冒，医生开具了布洛芬与头孢类药物。但吃了两天药，刘睿病情不见好转，甚至一度高烧到40摄氏度。王光华不放心，当晚便坐高铁回了武汉。
1月8日晚，刘睿在王光华的陪同下来到武汉市中医医院汉阳院区就诊。医生给出的诊断与上次相同：病毒性感冒。除了相似的药物外，医院还为她进行了一次脑部CT扫描，希望发现头痛的原因，但CT报告“未见明显异常”。
两次遵医嘱服药后，刘睿的发热、头痛等症状没有得到丝毫缓解。1月11日，刘睿又来到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下称“同济医院”）。病历报告显示，她当天的体温已达到39.8摄氏度。
公开信息显示，持续发烧是新型肺炎的症状之一，但刘睿是高烧、低烧交替出现。刘睿1月11日的病历显示，除“发热一周”“伴头痛”外，她还存在少许白痰、白细胞偏低、C反应蛋白升高等体征，无咳嗽迹象；依据同济医院1月22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南》，除没有咳嗽外，其余皆符合病征描述。
了解到刘睿有发热症状后，同济医院让刘睿从内科门诊转至发热门诊，还做了胸部CT扫描。诊断报告称，刘睿“双肺多发片状高密度影及磨玻璃密度影，考虑感染性病变”。
李顺的情况也不好。
住院四五天后，母亲告诉李连清，父亲晚上总是说梦话。转院之后，协和医院的医生告诉她李连清，这是缺氧的表现，“说鼻子呼吸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张嘴呼吸时会发出声音。”
李顺的食欲也越来越差，每天只喝一点稀饭。说话也变得长吁短叹，不知道是喘不上气，还是对自己的病情不太乐观。
李顺生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受访者供图
2020年1月1日，病床上的李顺已无法坐直，口中的臭气远远就能闻见。当天，家人为李顺办理了出院手续。他们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下车之后，李顺的女婿和妹妹一人一边搀扶着，把老人架到了距离肿瘤中心3.5公里的武汉协和医院总部就诊。
武汉协和医院总部的医生比对了李顺在肿瘤中心拍的两张胸部CT片——仅8天，他肺部的轻微感染就蔓延开了，双肺均已严重感染。“CT片里肺部全是白色的，前后就像两个人的片子。”李连清说。
病因不明
在武汉协和医院住院的两天，医生先后为李顺进行了艾滋、梅毒、SARS、MERS等检测，均无果。
1月3日，家属被叫到医院，“医生说所有可能的病都做了筛查，全是阴性。”李连清记得，医生表示协和医院已经无能为力，建议李顺转到武汉金银潭医院，“那里有传染病方面最好的医生，说不定还有救。”
刘睿双肺感染的原因也不清楚，在随后进行的血液、咽拭子等测试中，各项抗体皆呈阴性，甲流、乙流病毒核酸亦未检出。
这一看似乐观结果让医生更为紧张。“当时我父亲就问门诊医生，说都是阴性不是挺好吗？但医生说，就是因为都是阴性，你们又是这个症状，那肯定有还没检测出来的病毒，需要留院观察。”王佳说。
不过，当时同济医院的发热门诊只有10张床位，全部住满，刘睿只好带着阿斯美（可用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咳嗽、咳痰、喘息等）、乐松（一种非甾体抗炎药）等七八种常见药物回家观察。
李顺输液的药物，包括利他韦林和五水头孢唑林钠等。受访者供图
1月13日，刘睿终于住进了同济医院发热门诊。
据王光华回忆，当时的发热门诊人满为患：输液的病人拿着吊瓶，一排三个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有病人趴在护士的工作台上输液，输着输着就睡着了，护士只能站着办公；刘睿所在的住院病房10张床位全满，临近的一名患者说，自己的床位“是托关系找人批条才住上的”。
更让王光华担心的是，发热门诊病房的医生全部身穿白色连体式防护服，戴着口罩、手套、防护靴、护目镜，从上到下包裹得严严实实；前来就诊的患者也都戴上了浅蓝色的医用口罩。但包括刘睿在内的所有病人未被隔离，患者可以在发热门诊随意进出，住院病人的家属也可以陪床。
1月4日晚，李顺从武汉协和医院向金银潭医院转院时，救护车上也坐着穿戴了防护服、口罩、手套的医护人员，没有一寸肌肤裸露在外。李顺打了安定，睡着了，身上什么都没穿，只裹着一层被子，肩膀和脚都露在外面。救护车里温度很低，李连清穿着棉袄都觉得浑身发抖。她把外套的帽子摘下来盖在父亲肩上，一手为他擦拭额头上冒出的冷汗，一手不住地抹眼泪。
1月4日入住金银潭医院的当晚，医院就向李顺的家属发出了病危通知书。李顺的诊断结果之一为“病毒性肺炎”，李连清在上面签了字，随后又签署了入住ICU知情同意书和特殊检查（治疗）同意书，同意进行深静脉穿刺，
自那之后，父亲在ICU就诊，李连清不能探视。
李顺的病危通知书。诊断结论之一为“病毒性肺炎”。受访者供图
“重症肺炎”
直到1月7日早上8点半，李连清接到金银潭医院的电话，称父亲心跳停止，还在抢救。
然而，李连清的父亲还是去世了。
在金银潭医院某位领导的办公室，院领导和两位专家告诉李连清父亲得的是“传染病”，必须立即火化，不能等，也不能见最后一面。
4小时后，李顺看到父亲被包在殓尸袋里，被救护车送到了殡仪馆。当天下午，她就拿到了父亲的骨灰。
在李顺的死亡证明上，直接死亡原因是“重症肺炎”，引发肺炎的原因是“侵入性肺曲霉病”。
对此，1月23日，山西省某三甲医院呼吸科主治医生告诉新京报记者，死亡证明上的“侵入性肺曲霉病”或许只是治疗中出现的并发症。因为曲霉菌是一种细菌，是空气中常见的真菌，难免被吸入人体。一般情况下，免疫力正常的人可以抵挡这种真菌的攻击；但对于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人，它可能是致命的。
看过李顺的病历后，这名医生表示金银潭医院确诊的“病毒性肺炎”或许才是李顺病危的起因，而治疗过程中大量使用的激素、抗生素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于是真菌趁虚而入，“这在2003年的SARS中也是常见现象。”
但李顺得的是哪种病毒性肺炎，这名医生无法给出答案。因为SARS、MERS等不少病毒性肺炎都有较强的传播性，但这些可能都在武汉协和医院被一一排除。
李顺过世的那天是2020年1月7日。当晚9点，武汉市卫健委发布消息，称实验室检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并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专家组认为，本次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在同济医院，刘睿的情况也是急转直下。
1月14日一早，刘睿似乎很有活力，自己下床走动、洗漱，还吃了豆沙包和一大碗皮蛋粥，直到11时左右才上床休息。但王光华发现妻子的状态不太对，“感觉她身体的姿态很游离，说话不清楚，差不多失去意识了。”
医生当即决定对她进行胸部CT复查。王光华将已经不能行动的刘睿抬上轮椅，推到CT室，又在仪器前将她架起来，听从医生指令拿起她的手接受扫描，“因为现场的护工都不愿意碰”。
1月22日，金银潭医院住院部南楼。新京报记者 向凯 摄
复查结果是“大白肺”，王光华说，在30幅CT影像中，妻子胸腔中的白色部分面积扩大、密度更高，逐渐连到了一起。CT诊断报告称，刘睿双肺多发片状高密度影，考虑感染性病变，较1月11日的情况“进展明显”。医生在当天的病历中写道：患者神志模糊，给予面罩给氧，遵医嘱给予呼吸机辅助通气。
据王光华回忆，他当晚就问了发热门诊的医生，刘睿是不是得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炎，医生答“可能是”。王光华又问医生，是否需要转院到金银潭医院，医生说转过去也是一样，“金银潭的治疗方案就是给你的治疗方案”。
1月15日上午，发热门诊医生查房时决定将刘睿转到传染病科。传染病科的医生表示，刘睿病情非常严重，询问家属是否有意愿继续治疗。“我爸当时就急了，说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都要治。”医生们说，如果继续治疗，药物的效果和副作用都会更加猛烈，“各种有可能有用的没用的方法都要尝试了”，家属要做好思想准备。
16时许，王光华在家属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之后在医院附近吃了顿晚饭，准备坐地铁回家。但刚坐了一站，他就接到了传染病科的短信，请他速来医院。
死亡通知书显示，刘睿的死亡时间为1月15日19时10分，直接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引起的疾病为“重症肺炎”。
家人被确诊为“病毒性肺炎”
李顺的过世，没能让肺炎的阴影离开他的家人。
2020年1月1日，李顺的妹妹李梅开始感到疲倦。她家在武昌，肿瘤中心和协和医院都在汉口，她每天都要乘坐地铁两边往返，她以为是自己太累了。
直到1月4日，她才在儿子的陪同下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下称“军区总医院”）就诊，胸部X光片显示，她和哥哥一样双肺感染。
她开始回忆与哥哥的接触：李顺转往武汉协和医院时，她架着他的肩膀，将他送进了急诊室；哥哥在协和医院急诊部里，她曾近距离闻到过他嘴中呼出的臭气，两人还喝过同一瓶矿泉水。
向医生说明情况后，李梅被迅速隔离，并先后在军区总医院、金银潭医院治疗。但她至今不知道自己的肺怎么了，也不清楚自己是否在官方通报的新型肺炎感染病例中。
“那几天太虚弱了，医生来叫我签字我就签，要输液我就输，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李梅告诉新京报记者，她不记得治疗方案，更不记得自己是否用过核酸测试盒检测、确诊。由于她目前所在的金银潭医院不允许探视，她的儿子已经18天没有见过母亲了，更没接到医院的任何告知、通知。
李连清是在父亲去世后发现身体不对劲的。起初，她总是在夜里醒来，一夜醒四五次，嘴巴里又干又苦，吃东西尝不出味道。后来，她慢慢觉得自己很容易疲惫，走平路还行，一上楼梯就气喘。
1月17日、18日，她和丈夫先后到武汉市中心医院（下称“中心医院”）就诊，夫妻俩都是双肺感染。但二人未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她要求自己和丈夫接受核酸检测盒检测，但医生拒绝了。
“医生说检测盒不是每个医院都有，不是谁都能用。”李连清称，医生表示需要院领导批准才能使用，“所以不能给我们检测。”
从1月17日开始，李连清和丈夫每天都要在中心医院打吊针——利巴韦林和五水头孢唑林钠，这两种抗生素都常用于呼吸道病毒感染。
在1月22日的病历中，她被确诊为“呼吸道感染和病毒性肺炎”，有“不明肺炎患者接触史”。
但直到现在，李连清和丈夫仍然未被隔离，两人向单位请了病假，开始了每天从家到医院、再回家的两点一线生活。“在路上都躲着人，怕别人嫌弃自己，也怕传染别人。”两人甚至不敢出门买菜，每天一小量杯大米下锅煮成稀饭，就着榨菜就是一顿饭。
在中心医院，李连清感觉那里每天都变得更加拥挤。1月22日，她凌晨5点、天还没亮就到医院输液，还是排到了100多号。能容纳100人左右的输液室不够用了，李连清跟着人群挤在大堂里，直到中午11点才完成注射。
李连清发现，输液的人群病情大同小异——肺部感染、病毒性肺炎，打的吊针基本都是利巴韦林和五水头孢唑林钠。
与李连清每日往返于医院和家中相比，李梅幸运一些。截至1月8日，她已在军区总医院治疗了5天。与哥哥曾经接受的治疗一样，医生对她使用了头孢、利他韦林等大量抗生素，她的肠胃出现了剧烈反应：胃痉挛，上吐下泻。
李顺的死亡证明。受访者供图
1月7日，李梅得到哥哥过世的消息后，决定转到金银潭医院。“我当时想，他们如果从我哥哥身上取样，多少都会有些经验，对我的治疗会有好处。”李梅说。
转到金银潭医院的3天后，李梅夜里开始发低烧，医生则对她使用了激素、输了血浆。几天后，烧退了，激素也停了，医院又为李梅拍了胸片。胸片显示，肺部的病灶控制住了，甚至有转好的趋势。
截至发稿时，李梅仍在金银潭医院住院治疗。她表示病情目前已经得到控制，未来几天可能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