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收入3000元到底是什么水平？一位专家最近给出了“权威答案”。
近日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李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根据我们的测量，2022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概达到了4.6亿人左右。平均到一个人身上，每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这些年来，再没有什么话题比讨论收入多少更能撩拨到流量的敏感神经了。这一次专家的发言，再一次引发了“被平均”的全网吐槽。
01
大家的反对点有很多层次，比如有人认为月入3000元连维系基本生活开销都不够，也有声音认为虽然自己月薪3000元，但是远没有中产的幸福感可言。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所有人都认为，3000元的标准就能够被称为中等收入群体，太低了。
其实这一次，专家还真没有说错。因为无论是按照公开官方统计数据还是此前的权威人士表态都能够看出，在全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情况下，月收入达到3000元，自然算不上是低收入群体。
而且，其实早在2019年时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中就对不同收入群体给出具体划分标准：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为低收入群体，月收入2000-5000元为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5000-10000元为较高收入群体，月收入10000以上为高收入群体。
也就是说，月入3000元，是官方认定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不过即便是在数据公布时便引发了巨大争议；这一次，专家的测量尽管从学术上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从大家的观感上来看，绝大多数人依然拒绝接受这一点。
为什么？
02
自工业革命以来，对于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等等的人群划分在各个国家都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西方常见的以收入为衡量标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对比家庭收入，按人们的收入按高低排列，将处于最高和最低收入中间的50%的人定为中产阶级，另一种是排列最低到最高收入的家庭，列出中等收入(中位数)，将那个数字的50%到150%列为中产阶级。
但其实，除了收入之外，全球也有根据受教育程度、从事的职业类型等等分类模式，甚至还有从消费能力来判定的。
只不过收入是最为直观、大家也最热衷于讨论的标准。
应该说，如果我们横向比较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月收入3000元确实并不算低。这个收入是在三四线小县城公务员且没有房贷压力的情况下，当然也能获得相对比较体面的生活。
但是，当我们的人均GDP已经站在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之上时，那我们理应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如果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合租单间的租金可能都不够支付，更不要说养活自己了。
因此，中等收入群体更多还是一种动态的评价机制，其与所在区域的消费水平、房价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其实在那篇采访文章中，浙大教授李实也说明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只考虑收入，有人可能刚刚越过这个标准的门槛，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即使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都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
当年日本可能是个例外。在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是有过“一亿总中流”的国民期待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九成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
但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进入了贫富差距分化严重的格差社会，这也是大前研一“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各居两端，并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M型社会理论来源。
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就像是“未富先老”一样，我们当下面临着或许相比日本当年更为困窘的现实：在巨大的人口基数之下，即便是月收入3000元这样一个看似明晰的人群划分标准也是没有意义的。
月入3000元零花、在小城市住着大平层的人，与在北上广早出晚归、合租2500元单间的人，完全没有任何归类和可比价值，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悲欢并不相通。
03
而无意义的标准所导致的身份焦虑，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当一个人或者家庭承担着与收入不匹配的开支、账本的收支两端严重失衡之时，无论月收入是3千元还是3万元，都会认为自己不配“中产”。
在消费社会所描摹的美好图景里，中等收入群体本应该过着体面的生活——有独立的房产、可供支配的余钱以及消遣的时间，丰富的业余生活。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它形成了一个美好生活的乌托邦，标志着现代社会的“中流”。这也符合弗朗西斯·福山的定义，“我所说的‘中产阶级’指的是处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社会阶层，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拥有不动产、耐用品或自己经商。”
但我们可能没有想过的是，中产的多少，其实一定程度上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我们所期待的橄榄型社会、中产人群的扩大，良性的情况是低收入群体的上升而不是相反。但是，从法拍房的数量、老赖的数量，从网约车和外卖员的从业满员，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的一角。
近期，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法拍房共挂拍60.6万套，同比增长35.7%，全国法拍房市场规模已经增至1.4万亿元。而按照中国执行信息网公开的数据显示，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已经突破800万。
法拍、老赖、灵活就业，固然从个体层面有各种各样的悲剧和不得已，但从宏观上来看，原因只有一个：别说成为有钱有闲的中产，许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正在面临极限挑战。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前些日子就发文警示过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他认为，虽然居民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5.1%，实际增速3.8%，但4%左右的居民收入增长并不足以给“拉动消费的关键人群”在收入和资产负债表带来明显拉动效应。
这是由于在疫情期间，很多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恶化，典型事实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占整体收入比重和占GDP比重是下降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启动消费最为核心的载体——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此外，更需要未雨绸缪的是，即便是配称为“中产”的那一波人，从负债表角度来看也是极端脆弱的。
根据央行 2019 年进行的调查，我国城镇居民配置比例最高的资产还是房地产，住房加上商铺配置比例高达66%。也就是说，房地产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家庭的资产状况。
但在2022年房地产市场预期出现大幅度逆转之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首当其冲的是家庭资产——当月入3万的大厂中产遭遇中年毕业，另一头却是每个月一两万的房贷，而且很有可能这一房产相比他购置的时候还是在贬值的。
在如今这种情况下讨论中产，毫无意义可言。对于真正关心经济的专家学者们来说，与其花工夫去测量一个有争议的身份标签，不如多去看看，中国经济当前到底正在发生着什么。
月收入3000元到底是什么水平？一位专家最近给出了“权威答案”。
近日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李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根据我们的测量，2022年我们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大概达到了4.6亿人左右。平均到一个人身上，每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这些年来，再没有什么话题比讨论收入多少更能撩拨到流量的敏感神经了。这一次专家的发言，再一次引发了“被平均”的全网吐槽。
01
大家的反对点有很多层次，比如有人认为月入3000元连维系基本生活开销都不够，也有声音认为虽然自己月薪3000元，但是远没有中产的幸福感可言。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所有人都认为，3000元的标准就能够被称为中等收入群体，太低了。
其实这一次，专家还真没有说错。因为无论是按照公开官方统计数据还是此前的权威人士表态都能够看出，在全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情况下，月收入达到3000元，自然算不上是低收入群体。
而且，其实早在2019年时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中就对不同收入群体给出具体划分标准：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为低收入群体，月收入2000-5000元为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5000-10000元为较高收入群体，月收入10000以上为高收入群体。
也就是说，月入3000元，是官方认定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不过即便是在数据公布时便引发了巨大争议；这一次，专家的测量尽管从学术上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点，但是从大家的观感上来看，绝大多数人依然拒绝接受这一点。
为什么？
02
自工业革命以来，对于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级等等的人群划分在各个国家都一直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西方常见的以收入为衡量标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对比家庭收入，按人们的收入按高低排列，将处于最高和最低收入中间的50%的人定为中产阶级，另一种是排列最低到最高收入的家庭，列出中等收入(中位数)，将那个数字的50%到150%列为中产阶级。
但其实，除了收入之外，全球也有根据受教育程度、从事的职业类型等等分类模式，甚至还有从消费能力来判定的。
只不过收入是最为直观、大家也最热衷于讨论的标准。
应该说，如果我们横向比较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月收入3000元确实并不算低。这个收入是在三四线小县城公务员且没有房贷压力的情况下，当然也能获得相对比较体面的生活。
但是，当我们的人均GDP已经站在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之上时，那我们理应有更高的要求。而且，如果把这个收入水平放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合租单间的租金可能都不够支付，更不要说养活自己了。
因此，中等收入群体更多还是一种动态的评价机制，其与所在区域的消费水平、房价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其实在那篇采访文章中，浙大教授李实也说明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只考虑收入，有人可能刚刚越过这个标准的门槛，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即使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人都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
当年日本可能是个例外。在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是有过“一亿总中流”的国民期待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九成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
但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日本进入了贫富差距分化严重的格差社会，这也是大前研一“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各居两端，并且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M型社会理论来源。
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就像是“未富先老”一样，我们当下面临着或许相比日本当年更为困窘的现实：在巨大的人口基数之下，即便是月收入3000元这样一个看似明晰的人群划分标准也是没有意义的。
月入3000元零花、在小城市住着大平层的人，与在北上广早出晚归、合租2500元单间的人，完全没有任何归类和可比价值，人与人之间的贫富悲欢并不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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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意义的标准所导致的身份焦虑，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当一个人或者家庭承担着与收入不匹配的开支、账本的收支两端严重失衡之时，无论月收入是3千元还是3万元，都会认为自己不配“中产”。
在消费社会所描摹的美好图景里，中等收入群体本应该过着体面的生活——有独立的房产、可供支配的余钱以及消遣的时间，丰富的业余生活。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它形成了一个美好生活的乌托邦，标志着现代社会的“中流”。这也符合弗朗西斯·福山的定义，“我所说的‘中产阶级’指的是处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的社会阶层，至少接受过中等教育，拥有不动产、耐用品或自己经商。”
但我们可能没有想过的是，中产的多少，其实一定程度上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我们所期待的橄榄型社会、中产人群的扩大，良性的情况是低收入群体的上升而不是相反。但是，从法拍房的数量、老赖的数量，从网约车和外卖员的从业满员，我们得以窥见中国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的一角。
近期，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法拍房共挂拍60.6万套，同比增长35.7%，全国法拍房市场规模已经增至1.4万亿元。而按照中国执行信息网公开的数据显示，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已经突破800万。
法拍、老赖、灵活就业，固然从个体层面有各种各样的悲剧和不得已，但从宏观上来看，原因只有一个：别说成为有钱有闲的中产，许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正在面临极限挑战。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前些日子就发文警示过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压力。他认为，虽然居民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5.1%，实际增速3.8%，但4%左右的居民收入增长并不足以给“拉动消费的关键人群”在收入和资产负债表带来明显拉动效应。
这是由于在疫情期间，很多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恶化，典型事实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占整体收入比重和占GDP比重是下降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启动消费最为核心的载体——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此外，更需要未雨绸缪的是，即便是配称为“中产”的那一波人，从负债表角度来看也是极端脆弱的。
根据央行 2019 年进行的调查，我国城镇居民配置比例最高的资产还是房地产，住房加上商铺配置比例高达66%。也就是说，房地产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家庭的资产状况。
但在2022年房地产市场预期出现大幅度逆转之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首当其冲的是家庭资产——当月入3万的大厂中产遭遇中年毕业，另一头却是每个月一两万的房贷，而且很有可能这一房产相比他购置的时候还是在贬值的。
在如今这种情况下讨论中产，毫无意义可言。对于真正关心经济的专家学者们来说，与其花工夫去测量一个有争议的身份标签，不如多去看看，中国经济当前到底正在发生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