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多个月的社会动荡给在香港生活或来香港短期公干、旅行的人带来许多不便。然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或许对这场风波的感受更深、心情也更复杂，那就是“港漂”——那些到香港求学或工作的内地人。根据香港入境条例，在香港居住连续7年或以上的中国公民就有资格成为永久居民。曾经，“东方之珠”是许多“港漂”追逐的目标，但在经历近期的乱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悄悄改变着计划。《环球时报》记者近日与多名“港漂”交流，听他们讲述在香港当前政治社会氛围下各自的忧虑、迷惘，以及心中不愿放弃的希望。
担忧——“说普通话竟然成了一种‘罪’”
10月上旬，当听说香港摩根大通一名内地男性员工只因说了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而遭到暴徒袭击后，同样来自内地并在香港一家金融机构工作的小李既震惊又担忧。他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港漂”生活正笼罩在一种巨大的不安之中，看不见的威胁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自己身边。
“我变得不太敢说话了，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其他地方，能不出声就不出声。”已在香港“漂”了7年多的小李这样和《环球时报》记者形容自己最近的变化。小李说：“公司里不少香港本地同事经常问我和政治有关的事情，试探我的态度，但我并不敢无保留地表达。上下班的路上也会很紧张，因为我不会讲粤语，所以一看到有黑衣人群聚集的地方就赶紧离开。”
小李并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香港乱局持续4个多月，一些暴力分子针对中企和内地人的攻击言行正在加剧“港漂”群体的不安。香港《南华早报》在一篇有关香港新移民的报道中讲述了一位35岁“港漂”的经历：有一次她和朋友在西九龙用普通话聊天，一个年轻人突然冲过来对她们大喊脏话，并让她们“滚回内地去”。这位“港漂”回忆说：“那一刻我太震惊了，我和我的朋友只是在谈论我的宝宝……我不明白为什么在香港说普通话现在也会成为一种‘罪’？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但我的天空却布满乌云，我是边哭边走回家的。”报道称，在香港大学工程系担任研究助理的张先生因为撕去攻击校长的海报就遭到暴徒的攻击，有袭击者甚至还用手机拍下凌辱他的视频。“事情发生两个月了，我仍心有余悸。”张先生这样形容称。而一位在香港经营餐厅业务的内地女士的个人信息在社交网络上被肆意泄露，其餐厅也被贴上“中资”的标签。
社会上激烈的对立情绪甚至已进入一些“港漂”的家庭中，为他们带来更多痛苦。王诗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港漂”：她很小的时候就取得了香港身份证，但一直在广州读书，直到在香港读完研究生后才真正在这座城市定居。她自称很难像大部分人一样清楚地定义自己到底是内地人还是香港人，然而这一相对模糊和居中的身份并没有使她远离争端。王诗悦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很多香港人太喜欢谈政治，似乎不上街游行就不是香港人。”她和香港本土出生的男朋友一直在试图避免谈论当下的事情，但还是为此吵了很多次。闹得最僵的一次是，她的男朋指着她喊“你们内地人如何如何”。
迷惘——“香港和我的未来在哪里”
除了对自身安全的担心，让“港漂”更为迷惘和困惑的是：他们是否还能在香港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祖籍湖南的陈新军2014年移民到香港，在来之前，香港在他心中是一座“最宜居、最文明、最法治”的城市。身为厨师的陈新军会做湘、川、粵三个菜系的菜，原本在香港的收入还不错，每个月可以挣3万多港元，比在老家赚的钱要多很多。然而，今年的社会动荡彻底改变了他正常的营生。
陈新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由于餐饮业受时局影响很大，最近生意冷清了很多。从今年6月到现在，我已经是失业3次。最近一次在一家火锅店做了半个多月，老板看客人太少就直接跑路了，给我的工资都没来得及结算。”他无奈地表示：“我们老百姓真的是‘手停口就停’，只好先找朋友借钱暂渡难关。”
如果说陈新军担忧的是眼下，那从事金融业的小李忧心的就是将来。他告诉记者，自己供职的企业是一家中资金融机构，最近也被暴徒打砸过。鉴于现在的社会情况，公司高层已决定“不再对企业业务进行宣传，能有多低调就多低调”。小李说，公司现在的第一要务是保证员工不出事，因安全问题无法上班随时可以通融，业务和经营已变成次要问题。“这哪里还像是一家在国际金融中心运营的、蒸蒸日上的企业？”忧虑的小李这样反问记者。
小李说，自己身边的“港漂”分为两种，大约一半的人想多赚些钱、拿到永居身份后返回内地，而另一半则非常希望留下来扎根香港。现在，后一半人中有很多人的想法已经动摇，因为绝大多数“港漂”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好香港的未来。小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也考虑过回去，因为深圳和大湾区的前景都很好，生活也很宜居。我在香港的工作经验能让我在那里很轻松地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香港社会诸多深层次问题和发展瓶颈也让许多“港漂”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王诗悦工作前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学习药剂学专业，与很多人认为的香港高校资金充足不同，她感受到的是：在香港能尽快出成果、实现商业转化的专业普遍比较有钱，而需要更多时间和资源的基础科研却不受重视。她告诉记者：“简单来说，就是急功近利!”据她介绍，她所在药剂学专业的实验室有3台质谱仪器，有一台是已几乎无法使用的20多年前的老仪器，另外两台也经常坏。
“在我研究的领域，港中大的科研能力已比不上内地最好的那批学校了，这里也留不住人才。”王诗悦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说。十几年来，她常常感觉香港这座城市几乎没有变化，无论是乘地铁还是逛商场，都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她举例说：“城市的外表没变，人的思维也没有变。香港人习惯于过去的生活方式，在内地如此普及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香港却很难推广，因为大家觉得，有八达通就好，为什么还要电子支付？”
希望——重建两地感情，“港漂”重任在肩
尽管有不安、有迷惘，但“港漂”们深知，正是因为考验重重，自己的角色才前所未有的重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了自己的担心，那就是眼下的香港乱局可能造成一个巨大的“后遗症”——香港与内地互信的下滑。一些香港有识之士认为，接下来重建两地感情的工作或将主要落在那些既爱国又爱港的新移民肩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刚从香港高校毕业的内地女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尽管最近的社会现状让她有些心烦，但总的来说，她依然喜欢香港，享受这里快节奏、国际化的氛围，希望趁年轻多在香港工作生活几年。她表示：“我依然有一个‘香港梦’，我想在这里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一点成绩。有朝一日，当我再去其他地方生活时，我希望自己能被视为香港青年的代表、‘港漂’的代表，也让世界知道，这才是香港年轻人真正的样子。”
陈新军也是一个从未想过离开香港的“港漂”。面对当前的乱局，这位湖南汉子反倒从心底萌生出一种“越挫越勇”、要为香港的法治和稳定担负起责任的信念。从今年6月起，陈新军就开始和其他“港漂”朋友一起去探望香港警察，给他们送去“港漂”募捐的物资，并组织各界人士为港警打气。让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8月4日凌晨。前一天，几名黑衣蒙面暴徒攀上香港尖沙咀天星码头的旗杆，扯下五星红旗并抛入海中。得知这条新闻后，陈新军非常气愤，连夜联络几位朋友，在凌晨一起赶到码头将国旗重新升起。当仰望着重新飘扬的五星红旗并唱起国歌时，陈新军差点流出眼泪。讲起3个月前的这件事，他难掩激动之情：“那一刻，我只想到，我爱香港，我爱中国。我希望香港早日恢复往日的平静和秩序，并愿为此贡献自己所有的力量。有近14亿祖国人民作后盾，我对香港的未来和发展有信心。”
过去几个月，很多香港人不怕威胁，举行“反暴力”“护法治”的爱国爱港活动，从撑警察到升国旗，再到抗议外国干涉，向世界传递出“东方之珠”应有的声音。在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中，经常能看到“港漂”的身影。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被他们的行为感染，也加入到守护香港的队伍中来。
在香港一所大学教书的新移民李志豪至今还记得7年前他刚来香港的一件小事：有一天他不小心在路上撞倒一位香港老人，他一下子慌了，心想：“完了，如果她要我付私家医院的医疗费可怎么办？”但出乎李志豪意料的是，老人的女儿赶到后告诉他，老人有保险，不需要他支付什么费用。就是这件事，一下子让香港在他心中变成了一座“可爱的城市”，也让他决定留在这里。李志豪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几年来，他看到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似乎有了一道“伤疤”，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并相信，这条“伤疤”能尽快愈合，香港能早日恢复7年前他初到这里时可爱的样子。他的话也代表着很多“港漂”的心声。
连续多个月的社会动荡给在香港生活或来香港短期公干、旅行的人带来许多不便。然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或许对这场风波的感受更深、心情也更复杂，那就是“港漂”——那些到香港求学或工作的内地人。根据香港入境条例，在香港居住连续7年或以上的中国公民就有资格成为永久居民。曾经，“东方之珠”是许多“港漂”追逐的目标，但在经历近期的乱局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悄悄改变着计划。《环球时报》记者近日与多名“港漂”交流，听他们讲述在香港当前政治社会氛围下各自的忧虑、迷惘，以及心中不愿放弃的希望。
担忧——“说普通话竟然成了一种‘罪’”
10月上旬，当听说香港摩根大通一名内地男性员工只因说了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而遭到暴徒袭击后，同样来自内地并在香港一家金融机构工作的小李既震惊又担忧。他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港漂”生活正笼罩在一种巨大的不安之中，看不见的威胁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自己身边。
“我变得不太敢说话了，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其他地方，能不出声就不出声。”已在香港“漂”了7年多的小李这样和《环球时报》记者形容自己最近的变化。小李说：“公司里不少香港本地同事经常问我和政治有关的事情，试探我的态度，但我并不敢无保留地表达。上下班的路上也会很紧张，因为我不会讲粤语，所以一看到有黑衣人群聚集的地方就赶紧离开。”
小李并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香港乱局持续4个多月，一些暴力分子针对中企和内地人的攻击言行正在加剧“港漂”群体的不安。香港《南华早报》在一篇有关香港新移民的报道中讲述了一位35岁“港漂”的经历：有一次她和朋友在西九龙用普通话聊天，一个年轻人突然冲过来对她们大喊脏话，并让她们“滚回内地去”。这位“港漂”回忆说：“那一刻我太震惊了，我和我的朋友只是在谈论我的宝宝……我不明白为什么在香港说普通话现在也会成为一种‘罪’？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但我的天空却布满乌云，我是边哭边走回家的。”报道称，在香港大学工程系担任研究助理的张先生因为撕去攻击校长的海报就遭到暴徒的攻击，有袭击者甚至还用手机拍下凌辱他的视频。“事情发生两个月了，我仍心有余悸。”张先生这样形容称。而一位在香港经营餐厅业务的内地女士的个人信息在社交网络上被肆意泄露，其餐厅也被贴上“中资”的标签。
社会上激烈的对立情绪甚至已进入一些“港漂”的家庭中，为他们带来更多痛苦。王诗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港漂”：她很小的时候就取得了香港身份证，但一直在广州读书，直到在香港读完研究生后才真正在这座城市定居。她自称很难像大部分人一样清楚地定义自己到底是内地人还是香港人，然而这一相对模糊和居中的身份并没有使她远离争端。王诗悦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很多香港人太喜欢谈政治，似乎不上街游行就不是香港人。”她和香港本土出生的男朋友一直在试图避免谈论当下的事情，但还是为此吵了很多次。闹得最僵的一次是，她的男朋指着她喊“你们内地人如何如何”。
迷惘——“香港和我的未来在哪里”
除了对自身安全的担心，让“港漂”更为迷惘和困惑的是：他们是否还能在香港实现自己最初的梦想。祖籍湖南的陈新军2014年移民到香港，在来之前，香港在他心中是一座“最宜居、最文明、最法治”的城市。身为厨师的陈新军会做湘、川、粵三个菜系的菜，原本在香港的收入还不错，每个月可以挣3万多港元，比在老家赚的钱要多很多。然而，今年的社会动荡彻底改变了他正常的营生。
陈新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由于餐饮业受时局影响很大，最近生意冷清了很多。从今年6月到现在，我已经是失业3次。最近一次在一家火锅店做了半个多月，老板看客人太少就直接跑路了，给我的工资都没来得及结算。”他无奈地表示：“我们老百姓真的是‘手停口就停’，只好先找朋友借钱暂渡难关。”
如果说陈新军担忧的是眼下，那从事金融业的小李忧心的就是将来。他告诉记者，自己供职的企业是一家中资金融机构，最近也被暴徒打砸过。鉴于现在的社会情况，公司高层已决定“不再对企业业务进行宣传，能有多低调就多低调”。小李说，公司现在的第一要务是保证员工不出事，因安全问题无法上班随时可以通融，业务和经营已变成次要问题。“这哪里还像是一家在国际金融中心运营的、蒸蒸日上的企业？”忧虑的小李这样反问记者。
小李说，自己身边的“港漂”分为两种，大约一半的人想多赚些钱、拿到永居身份后返回内地，而另一半则非常希望留下来扎根香港。现在，后一半人中有很多人的想法已经动摇，因为绝大多数“港漂”已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好香港的未来。小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也考虑过回去，因为深圳和大湾区的前景都很好，生活也很宜居。我在香港的工作经验能让我在那里很轻松地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香港社会诸多深层次问题和发展瓶颈也让许多“港漂”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王诗悦工作前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学习药剂学专业，与很多人认为的香港高校资金充足不同，她感受到的是：在香港能尽快出成果、实现商业转化的专业普遍比较有钱，而需要更多时间和资源的基础科研却不受重视。她告诉记者：“简单来说，就是急功近利!”据她介绍，她所在药剂学专业的实验室有3台质谱仪器，有一台是已几乎无法使用的20多年前的老仪器，另外两台也经常坏。
“在我研究的领域，港中大的科研能力已比不上内地最好的那批学校了，这里也留不住人才。”王诗悦对《环球时报》记者感叹说。十几年来，她常常感觉香港这座城市几乎没有变化，无论是乘地铁还是逛商场，都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她举例说：“城市的外表没变，人的思维也没有变。香港人习惯于过去的生活方式，在内地如此普及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香港却很难推广，因为大家觉得，有八达通就好，为什么还要电子支付？”
希望——重建两地感情，“港漂”重任在肩
尽管有不安、有迷惘，但“港漂”们深知，正是因为考验重重，自己的角色才前所未有的重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了自己的担心，那就是眼下的香港乱局可能造成一个巨大的“后遗症”——香港与内地互信的下滑。一些香港有识之士认为，接下来重建两地感情的工作或将主要落在那些既爱国又爱港的新移民肩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刚从香港高校毕业的内地女孩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尽管最近的社会现状让她有些心烦，但总的来说，她依然喜欢香港，享受这里快节奏、国际化的氛围，希望趁年轻多在香港工作生活几年。她表示：“我依然有一个‘香港梦’，我想在这里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一点成绩。有朝一日，当我再去其他地方生活时，我希望自己能被视为香港青年的代表、‘港漂’的代表，也让世界知道，这才是香港年轻人真正的样子。”
陈新军也是一个从未想过离开香港的“港漂”。面对当前的乱局，这位湖南汉子反倒从心底萌生出一种“越挫越勇”、要为香港的法治和稳定担负起责任的信念。从今年6月起，陈新军就开始和其他“港漂”朋友一起去探望香港警察，给他们送去“港漂”募捐的物资，并组织各界人士为港警打气。让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8月4日凌晨。前一天，几名黑衣蒙面暴徒攀上香港尖沙咀天星码头的旗杆，扯下五星红旗并抛入海中。得知这条新闻后，陈新军非常气愤，连夜联络几位朋友，在凌晨一起赶到码头将国旗重新升起。当仰望着重新飘扬的五星红旗并唱起国歌时，陈新军差点流出眼泪。讲起3个月前的这件事，他难掩激动之情：“那一刻，我只想到，我爱香港，我爱中国。我希望香港早日恢复往日的平静和秩序，并愿为此贡献自己所有的力量。有近14亿祖国人民作后盾，我对香港的未来和发展有信心。”
过去几个月，很多香港人不怕威胁，举行“反暴力”“护法治”的爱国爱港活动，从撑警察到升国旗，再到抗议外国干涉，向世界传递出“东方之珠”应有的声音。在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中，经常能看到“港漂”的身影。很多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被他们的行为感染，也加入到守护香港的队伍中来。
在香港一所大学教书的新移民李志豪至今还记得7年前他刚来香港的一件小事：有一天他不小心在路上撞倒一位香港老人，他一下子慌了，心想：“完了，如果她要我付私家医院的医疗费可怎么办？”但出乎李志豪意料的是，老人的女儿赶到后告诉他，老人有保险，不需要他支付什么费用。就是这件事，一下子让香港在他心中变成了一座“可爱的城市”，也让他决定留在这里。李志豪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几年来，他看到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间似乎有了一道“伤疤”，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并相信，这条“伤疤”能尽快愈合，香港能早日恢复7年前他初到这里时可爱的样子。他的话也代表着很多“港漂”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