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1日，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一位女护士汪某被一名47岁尼日利亚籍确诊新冠肺炎的男子推倒、殴打，并咬伤脸部。这位女护士可能因此被恶意传染。由于医护人员在抗击疫情的战役中一直身处最危险的前线，在中国是备受尊重与呵护的一群人，这名外国人的做法激起舆情的强烈愤慨。
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以下简称“外国人”）越来越多，也时有发生。在中国的新冠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的当下，东西南北各地突然集中出现的这类争议性事件尤其显得突兀，也一次次引爆中国舆论。
中国官方多次表态要对中国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一视同仁”，但是中国民间依然不依不饶。那么，外国人可以与中国人“一视同仁”吗？
外国人争议激增
在中国的外国人一直是一个很受关注的群体。不仅因为他们数量相对较少，还因为他们在中国一般都享受“超国民待遇”，以及经常会有一些影响社会秩序的行为。
就在广州女护士被咬伤脸部的同一天，山东省青岛市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核酸检测采样时，几名外国人径直插队，遭到几位中国居民谴责后抢过其手中的单据扔在了地上，同时大喊“中国人出去！”检测人员的做法也被认为袒护外国人，对居民说“给个面子”。后来外国男子声称是工作人员通知让他们直接检测，不必排队。
在4月1日之前，也有几起有关外国人的争议性事件尚未平息。先是一位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坦桑尼亚籍男子在回京后居家隔离期间，拒绝房东和社区工作人员劝说，多次冲出房门，甚至私自拆除门磁报警系统。陕西省西安市则发生一起一名未戴口罩的男子强闯商场，辱骂甚至用手机猛砸防疫人员。另外中国媒体还有过两次有关优待外国人的宣传报道，一个是上海的英国籍女婿返沪后不愿集中隔离，居委会安排他岳母、刚生完孩子的妻子与出生才两个月的孩子都搬到亲戚家，为他腾出住房；另一个是南京居委会为684个外国人成立对接“小组”，提供无微不至的“暖心服务”，包括每天把新鲜面包送上门、把桶装纯净水扛到楼上等等。
从地理层面来看，中国的东（上海、南京、青岛）、西（西安）、南（广州）、北（北京）四个方位，都出现了外国人闹事的情况。
目前，北京那位外籍男子已经同意遵守规定接受隔离。西安外籍男子已被驱逐出境，令中国民间舆情稍感宽慰。广州与青岛两起事件还在继续调查和处理。
对于青岛的事件，该市崂山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崂山发布”在北京时间4月2日零时10分称，“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下一步，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坚持中国人、外国人一视同仁，依法依规进行处置，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截至4月2日14时，这条微博已有1.5万余次转发，10万多评论。名为“少儿人工智能编程”的评论有13多万点赞，位列第一。该评论称，“中国人、外国人一视同仁？那我纳税为了什么？我疫情期间的与国奋战算什么？”名为“LJWBXZL”的微博账号在转发时则称，“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竟然需要用‘中外一视同仁’来安抚国人，真是莫大的讽刺。”
这些说法听起来显得有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舆情中确有相当的代表性，展现了一定的民意。
相比于其他很多国家，中国对外国人的态度与待遇确实比较好。中国古书《论语》里有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遇到外国人的时候，也往往会比较热情好客。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对中国和中国人造成巨大伤害的当前，类似的歧视中国人、扰乱治安、攻击医护人员等行为，自然会容易激起人们的反对情绪。这时候仍然优待、袒护外国人，尤其显得不合时宜。
“一视同仁”似乎是中国官方面对有关外国人争议的一种模板式的说词与方案。除了青岛崂山表示要“一视同仁”，南京街道办也称“一视同仁”。在上海的英国籍女婿拒绝集中隔离事件后，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评论提到，“外防输入，必须一视同仁。”“如果那个居委会和相关报道者就觉得这样对待洋女婿好,为此骄傲，罢，由他们去。但问题是现在抗疫当前，一视同仁是必须绝对遵守的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4月2日的外交部例会上也有称，“（中国）对在华感染了新冠肺炎的外国公民也一视同仁地进行救治”。
而在早前引起舆情震动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为在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了与中国人相近甚至更优越的福利待遇，一方面又一次体现了对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而其应当承担与责任与义务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种“一视同仁”倾向，毕竟如果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永久居留”，可以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待遇，就与中国人没有了差异。
但是不论如何，外国人与中国人毕竟有很多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语言、文化、价值观、宗教、国籍等诸多方面。如果基于这些差异将外国人与中国人分设为两个群体，甚至在不同外国人之间也细分为几个小群体，不仅会增加社会负担，还将形成“双轨制”甚至“多轨制”。这会导致不公平的局面，以及制度化的“超国民待遇”。这也是给予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利的潜在隐患，因为这将在中国永久性地制造一个不同于中国人的“群体”，形成“双轨制”。
因此，相对于“超国民待遇”，“一视同仁”已经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一视同仁”一定程度上抹去了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差异，而将其统一杂糅进中国人的大集体里来对待。
不过，“一视同仁”还存在两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于，基层行政很难“一视同仁”。外国人在中国普遍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有中国制度环境的原因。相关官员与执法者既有出于维持所谓“团结”局面、良好对外形象而讨好与袒护的动机，也有“外事无小事”理念下的深深忌讳，或者还有实际操作层面的变形走样。每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很复杂，牵扯到很多现实层面的问题，对基层人员来说确实非常棘手。例如，有的外国人听不懂、不会说中国普通话，是否需要特意安排或额外配备一个能够与之交流的工作人员？再比如，如果这名外国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而把事件曲解后曝光在中国境外，很有可能会出现体制内自上而下的调查，由此传递下来的压力很可能导致基层工作人员失去工作。
第二个问题在于，“一视同仁”背后的不公平。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中国发酵的情况下，如果从未与中国有任何瓜葛的外国人到中国后都与中国人享有“一视同仁”的待遇，意味着在不必承担责任与义务的条件下，便可享有中国人的权利与待遇。这对早前承受巨大风险和生活压力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中国官方已有规定，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外籍人士，个人不需要负担相关费用。但是如果刚加入基本医疗保险一天时间就确诊感染的外籍人士，是否也要“一视同仁”，免除其所有相关费用呢？可见，在这些细节性问题上也很容易有失公允。
其实在“一视同仁”问题的背后，暗藏着一个更重要且尚待严肃回答的问题，即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外国人的定位，以及和中国人相互关系究竟如何？
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增多，以及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外国人数量增多，外国人不适应、不遵守，甚至是破坏中国社会秩序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中国人与中国境内外国人之间的矛盾也急剧激化。
当然，如果没有那么多外国人，自然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和矛盾。而如果认为外国人的迅速增多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趋势，中国则明显尚未形成一种应对这种局面的合情合理的整体性制度和心态。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比较难熬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比较迫切的时代性挑战。
中国执政者首先需要给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外国人一个定位，其次要明确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才能形成一整套治理外国人的方案。中国民间的意见是执政者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毕竟他们不仅是国家的主人，也最容易在不公平的政策下受到伤害。也就是说，执政者的相关政策必须要让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不然不仅会导致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或中国人歧视外国人，更有可能使得执政党失去民心。
因此，如果不能在外国人相关问题上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或许适当控制中国境内外国人数量，特别处理是数量未知的“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就是一个更为务实的选项。
北京时间4月1日，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一位女护士汪某被一名47岁尼日利亚籍确诊新冠肺炎的男子推倒、殴打，并咬伤脸部。这位女护士可能因此被恶意传染。由于医护人员在抗击疫情的战役中一直身处最危险的前线，在中国是备受尊重与呵护的一群人，这名外国人的做法激起舆情的强烈愤慨。
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以下简称“外国人”）越来越多，也时有发生。在中国的新冠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的当下，东西南北各地突然集中出现的这类争议性事件尤其显得突兀，也一次次引爆中国舆论。
中国官方多次表态要对中国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一视同仁”，但是中国民间依然不依不饶。那么，外国人可以与中国人“一视同仁”吗？
外国人争议激增
在中国的外国人一直是一个很受关注的群体。不仅因为他们数量相对较少，还因为他们在中国一般都享受“超国民待遇”，以及经常会有一些影响社会秩序的行为。
就在广州女护士被咬伤脸部的同一天，山东省青岛市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核酸检测采样时，几名外国人径直插队，遭到几位中国居民谴责后抢过其手中的单据扔在了地上，同时大喊“中国人出去！”检测人员的做法也被认为袒护外国人，对居民说“给个面子”。后来外国男子声称是工作人员通知让他们直接检测，不必排队。
在4月1日之前，也有几起有关外国人的争议性事件尚未平息。先是一位居住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坦桑尼亚籍男子在回京后居家隔离期间，拒绝房东和社区工作人员劝说，多次冲出房门，甚至私自拆除门磁报警系统。陕西省西安市则发生一起一名未戴口罩的男子强闯商场，辱骂甚至用手机猛砸防疫人员。另外中国媒体还有过两次有关优待外国人的宣传报道，一个是上海的英国籍女婿返沪后不愿集中隔离，居委会安排他岳母、刚生完孩子的妻子与出生才两个月的孩子都搬到亲戚家，为他腾出住房；另一个是南京居委会为684个外国人成立对接“小组”，提供无微不至的“暖心服务”，包括每天把新鲜面包送上门、把桶装纯净水扛到楼上等等。
从地理层面来看，中国的东（上海、南京、青岛）、西（西安）、南（广州）、北（北京）四个方位，都出现了外国人闹事的情况。
目前，北京那位外籍男子已经同意遵守规定接受隔离。西安外籍男子已被驱逐出境，令中国民间舆情稍感宽慰。广州与青岛两起事件还在继续调查和处理。
对于青岛的事件，该市崂山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崂山发布”在北京时间4月2日零时10分称，“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下一步，根据调查核实情况，坚持中国人、外国人一视同仁，依法依规进行处置，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截至4月2日14时，这条微博已有1.5万余次转发，10万多评论。名为“少儿人工智能编程”的评论有13多万点赞，位列第一。该评论称，“中国人、外国人一视同仁？那我纳税为了什么？我疫情期间的与国奋战算什么？”名为“LJWBXZL”的微博账号在转发时则称，“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竟然需要用‘中外一视同仁’来安抚国人，真是莫大的讽刺。”
这些说法听起来显得有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舆情中确有相当的代表性，展现了一定的民意。
相比于其他很多国家，中国对外国人的态度与待遇确实比较好。中国古书《论语》里有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遇到外国人的时候，也往往会比较热情好客。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对中国和中国人造成巨大伤害的当前，类似的歧视中国人、扰乱治安、攻击医护人员等行为，自然会容易激起人们的反对情绪。这时候仍然优待、袒护外国人，尤其显得不合时宜。
“一视同仁”似乎是中国官方面对有关外国人争议的一种模板式的说词与方案。除了青岛崂山表示要“一视同仁”，南京街道办也称“一视同仁”。在上海的英国籍女婿拒绝集中隔离事件后，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评论提到，“外防输入，必须一视同仁。”“如果那个居委会和相关报道者就觉得这样对待洋女婿好,为此骄傲，罢，由他们去。但问题是现在抗疫当前，一视同仁是必须绝对遵守的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4月2日的外交部例会上也有称，“（中国）对在华感染了新冠肺炎的外国公民也一视同仁地进行救治”。
而在早前引起舆情震动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为在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了与中国人相近甚至更优越的福利待遇，一方面又一次体现了对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而其应当承担与责任与义务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种“一视同仁”倾向，毕竟如果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永久居留”，可以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待遇，就与中国人没有了差异。
但是不论如何，外国人与中国人毕竟有很多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语言、文化、价值观、宗教、国籍等诸多方面。如果基于这些差异将外国人与中国人分设为两个群体，甚至在不同外国人之间也细分为几个小群体，不仅会增加社会负担，还将形成“双轨制”甚至“多轨制”。这会导致不公平的局面，以及制度化的“超国民待遇”。这也是给予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利的潜在隐患，因为这将在中国永久性地制造一个不同于中国人的“群体”，形成“双轨制”。
因此，相对于“超国民待遇”，“一视同仁”已经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一视同仁”一定程度上抹去了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差异，而将其统一杂糅进中国人的大集体里来对待。
不过，“一视同仁”还存在两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于，基层行政很难“一视同仁”。外国人在中国普遍享受的“超国民待遇”有中国制度环境的原因。相关官员与执法者既有出于维持所谓“团结”局面、良好对外形象而讨好与袒护的动机，也有“外事无小事”理念下的深深忌讳，或者还有实际操作层面的变形走样。每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很复杂，牵扯到很多现实层面的问题，对基层人员来说确实非常棘手。例如，有的外国人听不懂、不会说中国普通话，是否需要特意安排或额外配备一个能够与之交流的工作人员？再比如，如果这名外国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而把事件曲解后曝光在中国境外，很有可能会出现体制内自上而下的调查，由此传递下来的压力很可能导致基层工作人员失去工作。
第二个问题在于，“一视同仁”背后的不公平。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中国发酵的情况下，如果从未与中国有任何瓜葛的外国人到中国后都与中国人享有“一视同仁”的待遇，意味着在不必承担责任与义务的条件下，便可享有中国人的权利与待遇。这对早前承受巨大风险和生活压力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中国官方已有规定，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外籍人士，个人不需要负担相关费用。但是如果刚加入基本医疗保险一天时间就确诊感染的外籍人士，是否也要“一视同仁”，免除其所有相关费用呢？可见，在这些细节性问题上也很容易有失公允。
其实在“一视同仁”问题的背后，暗藏着一个更重要且尚待严肃回答的问题，即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外国人的定位，以及和中国人相互关系究竟如何？
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增多，以及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外国人数量增多，外国人不适应、不遵守，甚至是破坏中国社会秩序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中国人与中国境内外国人之间的矛盾也急剧激化。
当然，如果没有那么多外国人，自然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和矛盾。而如果认为外国人的迅速增多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趋势，中国则明显尚未形成一种应对这种局面的合情合理的整体性制度和心态。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比较难熬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比较迫切的时代性挑战。
中国执政者首先需要给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外国人一个定位，其次要明确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才能形成一整套治理外国人的方案。中国民间的意见是执政者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毕竟他们不仅是国家的主人，也最容易在不公平的政策下受到伤害。也就是说，执政者的相关政策必须要让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不然不仅会导致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或中国人歧视外国人，更有可能使得执政党失去民心。
因此，如果不能在外国人相关问题上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或许适当控制中国境内外国人数量，特别处理是数量未知的“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就是一个更为务实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