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的三次失业高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出现过3次失业高峰。
第一次，1973年-1979年之间大量知青返城，产生了就业危机。
当时共有1500余万返城待安置人员，加上城镇本身待业人员及高校毕业、复转军人约500万，待业青年超过2000万。
大约占当时城镇劳动力（1.15亿）的17%，或者是占青年劳动力的30%以上。
大量青年的失业，表明是因为文革中断了升学、招工造成的，实质是“三大改造”和建立计划模式后，无差别地消灭私营企业，片面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压抑发展服务业等，这些根本性问题造成的。
面对严峻就业形势，新时期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三扇门”解决就业思想。
即除了扩大国有企业招工规模外，更要允许兴办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来解决失业问题。
经过调整，到1981年左右，全国新增2200余万工作岗位，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得以解决。我国民营经济也得以破土而出，慢慢成长为经济的重要成分。
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
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企开始大规模亏损，1998年全国国企亏损面达到55%，总体利润为负的72亿，创历史最低水平。
为此，新一届政府开展了以“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为主要方向的国企三年脱困行动。
这期间，国企职工累计下岗超过2600万，约占当时国企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此外，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有1000多万人下岗，城镇下岗人员总数超过3600万，当时城镇总劳动力数量约2.3亿，失业人口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5.6%。
面对严峻的下岗问题，政府在积极支持再就业同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期间民营企业共创造了约5000万就业岗位，不但基本帮助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而且还吸纳了众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第三次是2020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陡变、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综合因素冲击下产生的就业问题，关于这次失业人口规模，后面将有详细推算。
这次就业危机与前两次相比，还有两个特殊之处：
一是，这是首次发生在我国普遍城市化以后的就业危机。
当前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已经是1978年的近6倍，是1998年的近3倍，因此即便稍有失业率上升，总体失业人数都是非常惊人的，产生的社会问题都会比之前严重很多；
二是，去年我国的城镇就业人员从2021年的46773万减少至45931万人，减少了842万，系1962年以来的首次减少。
这说明，我国目前就业问题的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时刻。
总体看，我国每隔20多年就会出现一次就业危机，虽然目前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结果。
经过一个发展周期之后，经济增长机制以及国内外综合环境的弊端就会显现，因此产生一些经济上的较大波动，进而影响就业。
每次失业问题都是对过去经济政策、发展路径的一个警示，只有认真对待现实问题，切实以改革的态度解决问题，才能走出困境。
二、我国失业统计的漏洞与不足
从2018年起，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改为“调查失业率”，这是我国失业统计的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调查失业率也存在失真情况。
比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4月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仅为5.1%，比疫情前的2019年末尚低0.1个百分点。
这明显与大家实际感受不同：疫情三年多以来，社会就业不是改善了，而是大大恶化了。
为什么出现失业率统计失真呢？笔者认为有几点：
第一, 我国把“就业”的标准订的太低了。
国际劳动组织界定的是，调查周内工作10小时才算就业，美国为15个小时，法国为20个小时。而我国仅为1个小时，明显低于国际标准。
我国最低时薪21元左右，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时，这意味着每天仅有3元收入，远远低于联合国1.9美元日最低生活开支标准，显然不能视为能够解决生活问题的有效就业。
而按照美国的最低就业标准，那意味着劳动者日收入可以达到20美元左右（多数州最低时薪在10美元左右），覆盖基本食物支出没有问题，这样才是有效的就业。
第二, 虽然城镇失业调查开始把农村户籍人员统计在内，但是由于农民工失业后，往往会因无力承担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而选择返乡。
因此，失业调查很难抽取到已失业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失业并不会被反映在失业率上。
我国去年进城农民工数量依然高达1.72亿，而实际因失业返乡数量估计在1200万左右，这部分是失业统计的灰色地带。
第三, 据初步估算，我国现在灵活就业人员多达2亿，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0%左右，如何真实统计他们的就业状态也是非常大的难题。
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与率不足20%（广东有2000多万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320余万；北京约400万以上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65万），也很难通过失业险领取和失业登记等指标，观察他们的实际就业情况。
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官方统计数据，来衡量实际失业问题。我们还需要从其他统计线索，来推算中国的实际失业水平，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的苦楚和青年人的困惑。
不过现在很多媒体，都以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6-24岁失业率20.4%，当作整个青年群体失业率，这也不合理。
4月份，我国16-24岁参加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共3220万左右，其中失业人员656万左右，占总数的20.4%。
由于这个年龄段（尤其是16-20岁）人口比较特殊，他们即便不升学的话，劳动参与率也不高，长期维持在18%以上。
因此，近年这个年龄段失业率变化其实不是很大，仅仅比2018年增加了100余万失业人口而已，并没有反映青年实际就业困境，我们也还需要从更全面角度综合考察青年就业问题。
三、青年（16-40岁）实际失业人口推算
1. 到底有多少应届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经济基础，抗失业打击能力差。
所以，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是所有就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是我国就业问题的“一号问题”。
那么具体有多少应届生找不到工作呢？
这个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统计数据，经济学界也缺乏研究，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每年中等以上教育毕业人数与新增就业岗位之差，来做一些推算。
在经济统计上，新增就业人数=社会初次就业人员（主要是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应届毕业生、海外归国留学生）+再就业安置人员－退休人员。
根据历年统计，我国每年再就业人员的数量，基本与退休人员数量大致相同，二者都在550万左右，可以相抵消。
所以，新增就业人员，基本由初次就业的应届毕业生组成。可根据新增就业人数与全部应届毕业生之差，来判定就业情况。
（历年新增就业人数增加情况和新增应届毕业生增长形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在2013年之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总体上是新增就业人数大于应届生总数。
比如，2007年我国新增就业岗位数是1204万，而当年各类毕业生总数为829万。这意味着，不仅能满足所有毕业生的需求，还可以接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2013年—2019年之间，应届生毕业规模和新增就业岗位数量都在增加，不过前者增速更快，新增岗位数量和毕业生规模都在1300万左右，初次就业市场的供需大致平衡，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不过疫情后，就业形势产生了根本性转折。
一方面，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开始剧烈减少，2022年的新增就业岗位比2019年减少了148万，仅与2010年相当。
而另一方面，由于过去的扩招，中等职业教育和高校毕业人数剧增，归国留学人员规模也日益庞大，去年三类毕业生数量已经达到1655万，相当于2007年的两倍。
因此，出现了就业市场的职位严重供不应求局面。
粗略估计，2020年、2021年每年大约有200万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约占总数的15%；2022届毕业生失业人口进一步上升到400万以上，今年则攀升到500万以上，约占总数30%，与大家实际观感差不多。
考虑到2020年和2021年经济形势尚未不错，这两届毕业生就业虽然延迟，但是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找到了工作。
而最近一年多来经济向差，2022届未就业学生的多数和2023届缺口部分，可能仍在未就业状态，这四届毕业生积累的未就业人数应该在1000万左右。
在2010年代就业形势宽松的时期，应届生喜欢到市场上择业，考研、考公和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增长缓慢。比如，2005年至2016年，考研人数每年平均只增加5万人；而2019年至2023年，每年增加近37万人。
其他考试报名人数增幅，也是非常大。疫情三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增加了121万（129万至250万）；教师资格证考试报名人数增加264万（880万至1144万，部分阶段专科可以报考）；省考人数也暴增到500万以上。
这些都说明，最近几年就业市场的岗位缺口，扩大了数百万，青年人不得不参与竞争激烈的各种选拔性考试，来寻找出路。
（历年研究生招生报考人数，数据来源：教育部）
2. 到底有多少在岗人员失业？
除了初次就业人员的求职难问题外，这两年失业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第一，A股上市企业的平均职工数量比疫情前缩水11.9%。
A股上市企业每年都会披露员工数量。
疫情前，我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职工在6500—6600人之间浮动。
2018年平均人数为6560，而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5775，降幅达11.9%，其中是2021、2022年度跌幅最为明显。
（A股上市公司平均员工数量变化，数据来源：中国上市公司协会、Wind）
我们最熟悉的一些科技公司（虽然是美股或港股上市）裁员数量也跟这规模差不多。比如，腾讯、阿里、美团、百度裁员率，都在9%上下。
尤其旅游、房地产和教培行业裁员情况则更为严重。
比如，携程裁员率达到27.3%。再如，57家A股上市房企中，只有8家员工总数在增长，有28家裁员超过20%，其中最高的裁员率达73%。
考虑到上市企业的效益，往往好于未上市的同类企业。因此，其他企业的裁员率应该更高。
（疫情以来，科技公司和房地产企业裁员情况，数据来源：各公司年报）
第二，中小微企业去年注销率约10%。
去年，上海有21.5万家中小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9.9%，而2018注销数量仅为5.1万，增加了3倍多；广州有9.4万小微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3%，2018年仅为2.8万家，也增加了近2.4倍。
总体来讲，全国中小微企业注销率至少应该在10%左右，相对应的就业容量也会减少10%左右。
（2016年—2022年上海市微型企业注销数量，数据来源：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财经十一人）
中小微企业招聘，基本全靠求职网站。
从BOSS直聘活跃企业用户数量来看。2022年第一季度，为410万家。年底则降为360万家，减幅为12.2%，创有史以来最大跌幅。
这也说明，大概有10%的企业注销，或停止运营，或暂停增员。
3. 疫情以来，青年总体失业规模估算
综上研究，我国疫情3年以来，大约累计有1500万左右中专和高校应届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同时，大约有10%的企业在职员工失业，这部分16-40岁青年（注释一）在职人员约2500万左右（注释二）。
此外，根据北大卢锋教授的研究，近三年还至少有2300万左右农民工因为失业而返乡，如果以其中60%为青年人计算，那么这部分也有1400万左右。
那么，疫情以来大约共新增了5400万左右青年人失业人口。
当然，以上只是对就业流动性状态的推算，也是说曾经多少人遭遇失业或裁员，但是很难估算最终的失业规模。
因为这些失业人口中，不排除有相当部分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者通过灵活就业形式，实现了再就业（比如，三年以来滴滴活跃司机数量增加了1200余万，外卖骑手、快递员、配送员增加了月增加了约800万），不过估计仍有一半，也就是2500万—3000万左右至今仍处于失业状态。
也就是说，保守估计，目前青年绝对失业人口，比疫情前增加了2500万—3000万左右。大约相当于这个年龄段，参与就业市场劳动力总量（4.02亿）的6.2%—7.5%，或者相当于全部劳动年龄人口（8.8亿）的2.8—3.4%。
考虑到青年人就业集中在21世纪新兴的互联网、教育、地产、金融等行业，而这些行业最近三年受冲击程度最大，做出上述推论应该不至于太过分。
（*由于做失业研究推算非常困难，缺乏有效的统计线索，以上仅做抛砖引玉之用，不精确之处希望关注这个问题的同仁批评赐教。）
4. 未来几年就业问题会更加严峻
那么是不是青年失业问题是暂时的，过两年会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呢？
从各方面数据来看，我国未来就业问题，将会比目前更加严重，原因有三。
第一，新进入就业群体的以“05后”为主体，这些年轻人选择就业几乎无一例外会到城市中去，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务农，就业压力要完全挤向城市，而农村的缓冲作用渐渐消失。
第二，我国这两年为了应付这就业难问题，进一步大幅扩招，虽然暂时平抑了就业高峰，但是会增加以后的就业压力。
估计到2025年，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两类毕业生总数，将达到1900万左右，比2022年进一步增加300万左右（中等职业教育增加51万，本专科生增加223万，研究生增加33万），就业需求将达到史无前例高峰。
而届时，就业岗位供给乐观估计在1350万左右，至少有550万个缺口。
第三，我国经济增速越来越放缓，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数量越来越难。
从2008年至2018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为7%，每年可以创造1300万个就业岗位。
而我国未来每年经济增速，将下降到4%—5%之间，要想创造比过去更多的工作岗位，几乎不可能。
所以，未来几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刻。
既要消化过去三年的失业存量，又要面对城镇就业需求达到历史最高峰的事实。另一方面，供给面明显收窄，就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突出。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未来5年每年继续积累500万青年失业人员的话，意味着到2028年社会可能积压5000万左右的青年失业人员。
那么失业将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每四五个家庭就有一个失业人员，进而引发一系列深层危机。
如果能够基本应付的话，到2030年以后，随着70后退休潮的来临，我国就业压力将会明显减弱。
四、解决失业问题的建议
那么如何解决目前的青年就业问题呢？
首先，我们不要指望通过让青年进入“体制”来解决就业问题。
2022年，国企招录应届生76万人，国考和省考共招录应届生10万人左右，加起来也仅相当于应届生岗位需求的5%。
长期看，国企和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持续减少的，任由国企和政府规模扩张，必将带来机构臃肿、低效亏损等问题。
其次，也没有办法通过“乡村振兴”来解决青年人就业。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规模非常有限，全国农业总产值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能安置一两百万人就不错了。并且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是农村向城市集中，而不是相反。
因此，只有尊重经济的客观规律，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从改革开放45年来，尤其是最近10年情形看，我国就业趋势有以下三点规律。
第一，从所有制上讲，就业增量基本是民营经济发展所创造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就业总量增加了3.67亿，这些几乎全部是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
就最近十年情况看，每创造占全国1%的GDP，国企可以带来185万就业，而民企可以达到636万。
第二，从行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量，主要是由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发展带来的。
近10年，数字经济一共为我国创造了2亿个左右就业岗位，现在年轻人最青睐的10个就业领域，8个与数字经济相关。
第三，从产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主要是服务业带来的。
近1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68%，但是就业人口反而比顶峰期减少了1500万。而服务业发展，却带来了近1亿的社会就业容量。
从实际看，这几年失业人口增加，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因经济综合环境的变化，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遇到波动造成的。
所以，想要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应该从改善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环境入手。
最后一点，特别强调要彻底改善市场环境，鼓励支持青年创业的问题。
最近三四年，受到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影响，我国青年的创业热情大大降低。这不仅增加了就业压力，也对我国创新能力是极大的伤害。
疫情前，青年人都以创业为荣，虽然年轻人不完美，科创市场也不太规范，但这种现象是可喜的。
因为青年人创业，不但可以自行解决就业、创造就业岗位，还是推进技术革命和业态升级的最强劲动力，它孕育着国家未来无穷的希望。
因此，有必要根本扭转这个情况，彻底改善市场环境，让青年人创业梦想重新燃起来。
纵观全球，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家，都是那些青年人创业最积极的国家。
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必然是年轻人都在积极去创造和实现各种梦想，而不是都在考编的路上。
*注释一：国家统计局的社会经济统计中，往往把16—35之间的人口称为“青年”。但是联合国和很多发达国家，逐渐把青年范围放宽到45岁左右。考虑到我国人均工作时长的延长，以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16-40岁人口为青年。这些人是大学扩招和互联网革命后进入工作的的新一代，其就业领域和择业习惯，与之前的有明显代际差别。
*注释二：我国城镇城镇就业人口约4.7亿，但是其中相当部分是半就业或灵活就业状态，按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纳人数计算，全国在岗全职职工约3.5亿。按其中70%为16-40岁劳动力计算，青年全职职工约2.5亿。
一、新中国的三次失业高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出现过3次失业高峰。
第一次，1973年-1979年之间大量知青返城，产生了就业危机。
当时共有1500余万返城待安置人员，加上城镇本身待业人员及高校毕业、复转军人约500万，待业青年超过2000万。
大约占当时城镇劳动力（1.15亿）的17%，或者是占青年劳动力的30%以上。
大量青年的失业，表明是因为文革中断了升学、招工造成的，实质是“三大改造”和建立计划模式后，无差别地消灭私营企业，片面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压抑发展服务业等，这些根本性问题造成的。
面对严峻就业形势，新时期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三扇门”解决就业思想。
即除了扩大国有企业招工规模外，更要允许兴办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来解决失业问题。
经过调整，到1981年左右，全国新增2200余万工作岗位，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得以解决。我国民营经济也得以破土而出，慢慢成长为经济的重要成分。
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
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企开始大规模亏损，1998年全国国企亏损面达到55%，总体利润为负的72亿，创历史最低水平。
为此，新一届政府开展了以“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为主要方向的国企三年脱困行动。
这期间，国企职工累计下岗超过2600万，约占当时国企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此外，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有1000多万人下岗，城镇下岗人员总数超过3600万，当时城镇总劳动力数量约2.3亿，失业人口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5.6%。
面对严峻的下岗问题，政府在积极支持再就业同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期间民营企业共创造了约5000万就业岗位，不但基本帮助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而且还吸纳了众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第三次是2020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陡变、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综合因素冲击下产生的就业问题，关于这次失业人口规模，后面将有详细推算。
这次就业危机与前两次相比，还有两个特殊之处：
一是，这是首次发生在我国普遍城市化以后的就业危机。
当前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已经是1978年的近6倍，是1998年的近3倍，因此即便稍有失业率上升，总体失业人数都是非常惊人的，产生的社会问题都会比之前严重很多；
二是，去年我国的城镇就业人员从2021年的46773万减少至45931万人，减少了842万，系1962年以来的首次减少。
这说明，我国目前就业问题的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时刻。
总体看，我国每隔20多年就会出现一次就业危机，虽然目前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结果。
经过一个发展周期之后，经济增长机制以及国内外综合环境的弊端就会显现，因此产生一些经济上的较大波动，进而影响就业。
每次失业问题都是对过去经济政策、发展路径的一个警示，只有认真对待现实问题，切实以改革的态度解决问题，才能走出困境。
二、我国失业统计的漏洞与不足
从2018年起，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改为“调查失业率”，这是我国失业统计的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调查失业率也存在失真情况。
比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4月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仅为5.1%，比疫情前的2019年末尚低0.1个百分点。
这明显与大家实际感受不同：疫情三年多以来，社会就业不是改善了，而是大大恶化了。
为什么出现失业率统计失真呢？笔者认为有几点：
第一, 我国把“就业”的标准订的太低了。
国际劳动组织界定的是，调查周内工作10小时才算就业，美国为15个小时，法国为20个小时。而我国仅为1个小时，明显低于国际标准。
我国最低时薪21元左右，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时，这意味着每天仅有3元收入，远远低于联合国1.9美元日最低生活开支标准，显然不能视为能够解决生活问题的有效就业。
而按照美国的最低就业标准，那意味着劳动者日收入可以达到20美元左右（多数州最低时薪在10美元左右），覆盖基本食物支出没有问题，这样才是有效的就业。
第二, 虽然城镇失业调查开始把农村户籍人员统计在内，但是由于农民工失业后，往往会因无力承担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而选择返乡。
因此，失业调查很难抽取到已失业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失业并不会被反映在失业率上。
我国去年进城农民工数量依然高达1.72亿，而实际因失业返乡数量估计在1200万左右，这部分是失业统计的灰色地带。
第三, 据初步估算，我国现在灵活就业人员多达2亿，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0%左右，如何真实统计他们的就业状态也是非常大的难题。
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与率不足20%（广东有2000多万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320余万；北京约400万以上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65万），也很难通过失业险领取和失业登记等指标，观察他们的实际就业情况。
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官方统计数据，来衡量实际失业问题。我们还需要从其他统计线索，来推算中国的实际失业水平，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的苦楚和青年人的困惑。
不过现在很多媒体，都以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6-24岁失业率20.4%，当作整个青年群体失业率，这也不合理。
4月份，我国16-24岁参加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共3220万左右，其中失业人员656万左右，占总数的20.4%。
由于这个年龄段（尤其是16-20岁）人口比较特殊，他们即便不升学的话，劳动参与率也不高，长期维持在18%以上。
因此，近年这个年龄段失业率变化其实不是很大，仅仅比2018年增加了100余万失业人口而已，并没有反映青年实际就业困境，我们也还需要从更全面角度综合考察青年就业问题。
三、青年（16-40岁）实际失业人口推算
1. 到底有多少应届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经济基础，抗失业打击能力差。
所以，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是所有就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是我国就业问题的“一号问题”。
那么具体有多少应届生找不到工作呢？
这个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统计数据，经济学界也缺乏研究，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每年中等以上教育毕业人数与新增就业岗位之差，来做一些推算。
在经济统计上，新增就业人数=社会初次就业人员（主要是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应届毕业生、海外归国留学生）+再就业安置人员－退休人员。
根据历年统计，我国每年再就业人员的数量，基本与退休人员数量大致相同，二者都在550万左右，可以相抵消。
所以，新增就业人员，基本由初次就业的应届毕业生组成。可根据新增就业人数与全部应届毕业生之差，来判定就业情况。
（历年新增就业人数增加情况和新增应届毕业生增长形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在2013年之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总体上是新增就业人数大于应届生总数。
比如，2007年我国新增就业岗位数是1204万，而当年各类毕业生总数为829万。这意味着，不仅能满足所有毕业生的需求，还可以接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2013年—2019年之间，应届生毕业规模和新增就业岗位数量都在增加，不过前者增速更快，新增岗位数量和毕业生规模都在1300万左右，初次就业市场的供需大致平衡，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不过疫情后，就业形势产生了根本性转折。
一方面，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开始剧烈减少，2022年的新增就业岗位比2019年减少了148万，仅与2010年相当。
而另一方面，由于过去的扩招，中等职业教育和高校毕业人数剧增，归国留学人员规模也日益庞大，去年三类毕业生数量已经达到1655万，相当于2007年的两倍。
因此，出现了就业市场的职位严重供不应求局面。
粗略估计，2020年、2021年每年大约有200万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约占总数的15%；2022届毕业生失业人口进一步上升到400万以上，今年则攀升到500万以上，约占总数30%，与大家实际观感差不多。
考虑到2020年和2021年经济形势尚未不错，这两届毕业生就业虽然延迟，但是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找到了工作。
而最近一年多来经济向差，2022届未就业学生的多数和2023届缺口部分，可能仍在未就业状态，这四届毕业生积累的未就业人数应该在1000万左右。
在2010年代就业形势宽松的时期，应届生喜欢到市场上择业，考研、考公和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增长缓慢。比如，2005年至2016年，考研人数每年平均只增加5万人；而2019年至2023年，每年增加近37万人。
其他考试报名人数增幅，也是非常大。疫情三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增加了121万（129万至250万）；教师资格证考试报名人数增加264万（880万至1144万，部分阶段专科可以报考）；省考人数也暴增到500万以上。
这些都说明，最近几年就业市场的岗位缺口，扩大了数百万，青年人不得不参与竞争激烈的各种选拔性考试，来寻找出路。
（历年研究生招生报考人数，数据来源：教育部）
2. 到底有多少在岗人员失业？
除了初次就业人员的求职难问题外，这两年失业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第一，A股上市企业的平均职工数量比疫情前缩水11.9%。
A股上市企业每年都会披露员工数量。
疫情前，我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职工在6500—6600人之间浮动。
2018年平均人数为6560，而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5775，降幅达11.9%，其中是2021、2022年度跌幅最为明显。
（A股上市公司平均员工数量变化，数据来源：中国上市公司协会、Wind）
我们最熟悉的一些科技公司（虽然是美股或港股上市）裁员数量也跟这规模差不多。比如，腾讯、阿里、美团、百度裁员率，都在9%上下。
尤其旅游、房地产和教培行业裁员情况则更为严重。
比如，携程裁员率达到27.3%。再如，57家A股上市房企中，只有8家员工总数在增长，有28家裁员超过20%，其中最高的裁员率达73%。
考虑到上市企业的效益，往往好于未上市的同类企业。因此，其他企业的裁员率应该更高。
（疫情以来，科技公司和房地产企业裁员情况，数据来源：各公司年报）
第二，中小微企业去年注销率约10%。
去年，上海有21.5万家中小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9.9%，而2018注销数量仅为5.1万，增加了3倍多；广州有9.4万小微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3%，2018年仅为2.8万家，也增加了近2.4倍。
总体来讲，全国中小微企业注销率至少应该在10%左右，相对应的就业容量也会减少10%左右。
（2016年—2022年上海市微型企业注销数量，数据来源：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财经十一人）
中小微企业招聘，基本全靠求职网站。
从BOSS直聘活跃企业用户数量来看。2022年第一季度，为410万家。年底则降为360万家，减幅为12.2%，创有史以来最大跌幅。
这也说明，大概有10%的企业注销，或停止运营，或暂停增员。
3. 疫情以来，青年总体失业规模估算
综上研究，我国疫情3年以来，大约累计有1500万左右中专和高校应届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同时，大约有10%的企业在职员工失业，这部分16-40岁青年（注释一）在职人员约2500万左右（注释二）。
此外，根据北大卢锋教授的研究，近三年还至少有2300万左右农民工因为失业而返乡，如果以其中60%为青年人计算，那么这部分也有1400万左右。
那么，疫情以来大约共新增了5400万左右青年人失业人口。
当然，以上只是对就业流动性状态的推算，也是说曾经多少人遭遇失业或裁员，但是很难估算最终的失业规模。
因为这些失业人口中，不排除有相当部分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者通过灵活就业形式，实现了再就业（比如，三年以来滴滴活跃司机数量增加了1200余万，外卖骑手、快递员、配送员增加了月增加了约800万），不过估计仍有一半，也就是2500万—3000万左右至今仍处于失业状态。
也就是说，保守估计，目前青年绝对失业人口，比疫情前增加了2500万—3000万左右。大约相当于这个年龄段，参与就业市场劳动力总量（4.02亿）的6.2%—7.5%，或者相当于全部劳动年龄人口（8.8亿）的2.8—3.4%。
考虑到青年人就业集中在21世纪新兴的互联网、教育、地产、金融等行业，而这些行业最近三年受冲击程度最大，做出上述推论应该不至于太过分。
（*由于做失业研究推算非常困难，缺乏有效的统计线索，以上仅做抛砖引玉之用，不精确之处希望关注这个问题的同仁批评赐教。）
4. 未来几年就业问题会更加严峻
那么是不是青年失业问题是暂时的，过两年会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呢？
从各方面数据来看，我国未来就业问题，将会比目前更加严重，原因有三。
第一，新进入就业群体的以“05后”为主体，这些年轻人选择就业几乎无一例外会到城市中去，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务农，就业压力要完全挤向城市，而农村的缓冲作用渐渐消失。
第二，我国这两年为了应付这就业难问题，进一步大幅扩招，虽然暂时平抑了就业高峰，但是会增加以后的就业压力。
估计到2025年，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两类毕业生总数，将达到1900万左右，比2022年进一步增加300万左右（中等职业教育增加51万，本专科生增加223万，研究生增加33万），就业需求将达到史无前例高峰。
而届时，就业岗位供给乐观估计在1350万左右，至少有550万个缺口。
第三，我国经济增速越来越放缓，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数量越来越难。
从2008年至2018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为7%，每年可以创造1300万个就业岗位。
而我国未来每年经济增速，将下降到4%—5%之间，要想创造比过去更多的工作岗位，几乎不可能。
所以，未来几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刻。
既要消化过去三年的失业存量，又要面对城镇就业需求达到历史最高峰的事实。另一方面，供给面明显收窄，就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突出。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未来5年每年继续积累500万青年失业人员的话，意味着到2028年社会可能积压5000万左右的青年失业人员。
那么失业将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每四五个家庭就有一个失业人员，进而引发一系列深层危机。
如果能够基本应付的话，到2030年以后，随着70后退休潮的来临，我国就业压力将会明显减弱。
四、解决失业问题的建议
那么如何解决目前的青年就业问题呢？
首先，我们不要指望通过让青年进入“体制”来解决就业问题。
2022年，国企招录应届生76万人，国考和省考共招录应届生10万人左右，加起来也仅相当于应届生岗位需求的5%。
长期看，国企和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持续减少的，任由国企和政府规模扩张，必将带来机构臃肿、低效亏损等问题。
其次，也没有办法通过“乡村振兴”来解决青年人就业。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规模非常有限，全国农业总产值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能安置一两百万人就不错了。并且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是农村向城市集中，而不是相反。
因此，只有尊重经济的客观规律，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从改革开放45年来，尤其是最近10年情形看，我国就业趋势有以下三点规律。
第一，从所有制上讲，就业增量基本是民营经济发展所创造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就业总量增加了3.67亿，这些几乎全部是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
就最近十年情况看，每创造占全国1%的GDP，国企可以带来185万就业，而民企可以达到636万。
第二，从行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量，主要是由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发展带来的。
近10年，数字经济一共为我国创造了2亿个左右就业岗位，现在年轻人最青睐的10个就业领域，8个与数字经济相关。
第三，从产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主要是服务业带来的。
近1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68%，但是就业人口反而比顶峰期减少了1500万。而服务业发展，却带来了近1亿的社会就业容量。
从实际看，这几年失业人口增加，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因经济综合环境的变化，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遇到波动造成的。
所以，想要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应该从改善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环境入手。
最后一点，特别强调要彻底改善市场环境，鼓励支持青年创业的问题。
最近三四年，受到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影响，我国青年的创业热情大大降低。这不仅增加了就业压力，也对我国创新能力是极大的伤害。
疫情前，青年人都以创业为荣，虽然年轻人不完美，科创市场也不太规范，但这种现象是可喜的。
因为青年人创业，不但可以自行解决就业、创造就业岗位，还是推进技术革命和业态升级的最强劲动力，它孕育着国家未来无穷的希望。
因此，有必要根本扭转这个情况，彻底改善市场环境，让青年人创业梦想重新燃起来。
纵观全球，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家，都是那些青年人创业最积极的国家。
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必然是年轻人都在积极去创造和实现各种梦想，而不是都在考编的路上。
*注释一：国家统计局的社会经济统计中，往往把16—35之间的人口称为“青年”。但是联合国和很多发达国家，逐渐把青年范围放宽到45岁左右。考虑到我国人均工作时长的延长，以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16-40岁人口为青年。这些人是大学扩招和互联网革命后进入工作的的新一代，其就业领域和择业习惯，与之前的有明显代际差别。
*注释二：我国城镇城镇就业人口约4.7亿，但是其中相当部分是半就业或灵活就业状态，按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纳人数计算，全国在岗全职职工约3.5亿。按其中70%为16-40岁劳动力计算，青年全职职工约2.5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