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陈平老师的《华人有一点，远不如犹太裔》一文，对文章中的观点大多认可，尤其是华人支持政客时喜欢跟风，怀有侥幸心理等，笔者在法国也能体会到。不过在华人的政治影响力为什么远不如犹太裔的问题上，笔者觉得应该还有其他相当重要的原因。
中国人和犹太人经常被拿来做比较，从智商到经商，从读书到政坛，林林总总的观点不少，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往往会忽略以下三点：
一、中国人有家，犹太裔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家园
自从公元70年罗马大军攻破耶路撒冷，拆毁圣殿以后，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禁止进入耶路撒冷，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在约1900年的漫长时光里，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家，他们只能是流落异乡的寄居客。
而中国人从未失家，即便是在被异族统治的时期，中国人依然居住在自己的家园里。
有家和没家，在很多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但是它对个人、对族群的心理影响恐怕远远超出人们的“自以为”。
危难才见真相，就像今天新冠在各国肆虐，男女老少，中国籍、非中国籍，都在忙不迭地收拾行囊，千回百转、千辛万苦、甚至撒谎瞒报都要回国一样。因为家才是你最后也是最大的底气，有家可回，心里就不慌。即使身在海外，依然会分出一部分心思关注家乡，因为很可能某一时刻就会牵扯到自身的利益。
另外，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手段是劳动生产，但是在第三产业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劳动生产是紧紧依附在土地上的。有了土地，才能进行农业和工业生产，一旦农业和工业在土地上落户，便很难随时迁移。所以只有在自己的家园里，在自己的土地上，一个民族才能实行稳定的物质生产，而这又反过来帮助这个民族更加稳定地在土地上生存发展。
土地越多，占据时间越长，越能造就规模庞大和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中华民族自炎黄以来，一直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直至今天我们才能成为人口十四亿、国土近千万平方千米、拥有最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国。
而犹太人自从被罗马驱逐出耶路撒冷以后，流落在异乡各地，在很长的时间里，欧洲各国都不允许犹太人置办自己的不动产，他们只能通过租用、借用等手段使用一块土地，还要时时冒着被驱逐的风险，那么就决定了犹太人不可能从事工农业等行业，他们只能从事脱离了土地束缚、随时可以带着财物逃离的行业。
他们找到了，那就是商业和金融， 尤其是以银行放贷为代表的后者。
基督教教义禁止教徒有息放贷，有息放贷等同于偷盗。从公元332年开始，教会正式禁止有息放贷，违犯者死后会被打入炼狱的底层。而犹太教没有这么一条，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犹太人就是欧洲各地唯一能合法从事有息放贷的群体。放贷目标是需要用钱的小业主、小商户，尤其是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以至于当时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宫廷犹太人，指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犹太银行家，他们向国王贵族们放贷换取政治特权和地位，从而成为犹太人中的特权阶级。
中世纪的欧洲商业并不发达，流散在四处的犹太人凭借族群关系比较容易形成一个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的商业网络；而欧洲当时使用差不多几百种货币，混乱的系统提出了庞大的兑换需求，手续费在5-15%之间，可想而知能为坐地分金的操作者带来多少利润。所以犹太人最后集中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就毫不奇怪了，这是历史环境下被迫的选择。
一千多年来犹太人不断地磨炼本领，创新手段，积累人力财富资本，为后来凭借巨额资本插手国家政治奠定了基础。
二、历史上犹太裔一直在接触政权，但只有在新国家成立时他们才真正有机会插手
犹太人被迫害并不是从二战才开始的，历史上他们一直在遭受敲诈勒索、驱逐和屠杀，他们也一直在和政权接触。
中世纪的宫廷犹太人经常出入国王贵族的庭院，债主若无钱，甚至可以用领地的收税权顶替还债。犹太人还参与制币和设立货币，英国的英镑、法国的法郎、意大利的佛罗伦金币，都与犹太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他们没能真正插手政权，这一点和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别无二致。不同的是，中国皇帝整治起商人来尚要顾虑子民之份和自己的名声，不能干得太绝，但欧洲国王们却没这个束缚，钱多而没有国家为后盾、没有武力为支持的犹太人在他们眼中无疑是必须清除的债主和可以杀鸡取卵的财源，欧洲大国多次在搜刮完之后把他们驱逐出境。
但是随着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还是改善了犹太人的境地。十八世纪以后，犹太人活跃在各国的金融政治舞台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公国以及波兰和丹麦等地，都出现了宫廷犹太人，为维也纳教堂和美泉宫提供贷款，为铸币厂提供金属，为奥地利军队提供运输，承担商业和外交任务以及调查，为法兰克福或汉堡等的商业中心促进贸易和工业，许多人还被授予了各种尊称头衔。
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当属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代梅耶·罗斯柴尔德开始在汉诺威的欧本海默家族银行当学徒，后来回到法兰克福刻意结交宫廷人物，经冯·伊斯托弗将军引见，认识了威廉王子，1769年9月21日，成了威廉王子指定的代理人。梅耶在自己的招牌上镶上皇室盾徽，旁边用金字写上：“M·A·罗斯柴尔德，威廉王子殿下指定代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欧洲内部版图频繁变化的时期。犹太人获得的机会，与战争、与大小国家的兴衰有很大关系。
18世纪的法国犹太人，图片来源：jewishbusinessnews.com
而美洲开发给犹太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654年9月7日的一份荷兰文献记载，“老少23（犹太）人”踏上北美大陆，1776年美国独立时犹太移民已有2500人，1841年进入美国国会，南北战争时有15万犹太人，1880年犹太人达50万人。
虽然美国仍有欧洲歧视犹太人的惯性，而且延续的时间不短，甚至像亨利·福特这样的著名人物都是排犹主义者，但总体而言，犹太人在美国的地位与他们在欧洲受压迫受欺凌已经大相径庭。美国是靠各族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而且有广袤的西部可以“转移矛盾”，内部矛盾相对和缓，相对宽松的宗教和政治环境给了犹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
在美国开国的艰难（也是商业空白的）时刻，犹太人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Levis牛仔裤和梅西百货公司都是犹太人的创造，1860年犹太人创建了374家商号，1870年则扩展到1714家。1885年前，纽约有241家服饰工厂，234家归犹太人所有。
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中期近200年里，正是美国形成的阶段，犹太人的早早到来、族群扩大和他们积极参与美国经济的建设，使他们成为美国的建国族群之一，虽然仍会受到一些白人的歧视，但还是给自己的社会地位打下了基础。
十九和二十世纪欧洲的反犹运动，在美国掀起了几次犹太移民迁徙高潮。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使得美国社会更生同情，加上大批犹太精英带着巨额财富迁移到美国，既帮助了美国发展，又为自己带来新的发财机会，犹太群体成为了美国的支柱群体之一。从南北战争到二战，犹太人迅速地聚集财富并且垄断行业，前总统罗斯福曾感叹：“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二百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
所以，犹太裔大规模参政是美国的特有现象，在英法德和世界各国都没有。因为随着欧洲大国格局逐渐明朗，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即使在如德国、意大利这样相对较年轻的国家，经过历史长期锤炼的主体民族，也已经较为稳固地掌握了政权，形成了固定的统治阶层。虽然商业资本一直在侵蚀政权，但一个外族异教的商业群体“明目张胆”地插手政体还是很难的。只有新建美国这样的特殊情况，尤其是美国是一个资本立国的国家，才会出现犹太人与美国人共同开创、共同建设，并利用其雄厚财富垄断美国经济的现象，从而也有机会发挥其政治影响力。
三、犹太裔的利益已经和美国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全世界1400万犹太人中，600多万人在美国，以色列只有500多万。
美国100多名诺贝尔奖者，一半是犹太人；400大富豪排行榜中，一半是犹太人；美联储之前连续三届主席都是犹太人：格林斯潘、伯南克和耶伦。华尔街的各大金融公司和投资银行，大部分属于犹太财团。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几乎全是犹太人掌控，美国五大军工也大部分被犹太人掌控。犹太人还占名牌大学教授近1/3，律师的1/4，大学生的1/5，犹太人的产业从百货、服装业延伸到钢铁、石油、化工、军工、电子、餐饮、娱乐业等。
时至今日，美国已经和犹太裔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以色列既是美国犹太裔的心灵家园，更是美国安插在中东的棋子，是制衡阿拉伯世界的工具，是美国财团发财的渠道，是美国的自家人。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以色列在美国游说的长胜局面，才有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基础。没有这个前提，任何游说和舆论恐怕也只是机会主义性的昙花一现。
再看华人，华人大规模出现在美国已经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事了，美国建国已经完成，中国正是最贫困最积弱的时候，大批华工被迫、被骗甚至是被绑去了美国做苦力，绝大多数是文盲，华工的价格远远低于黑奴的价格，是各种苦力中最廉价的。1863- 1869年建成的太平洋铁路，被英国BBC评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全长2000英里，被形容为“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体”，换来的却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它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
从一开始，华人和犹太人在美国的地位就不一样。他们的出身太低了，既没有与美国开国者同甘共苦的资历，也不是具备高素质的社会精英，更没有千年锻炼出来的商业金融手段和参政意识。而后来新中国的建立，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对立，乃至今天中国的强大，都不能根本改变美国人对华人的态度，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加强其防范心理。即使现在第二三代华人开始试图进入政坛，恐怕首先都要撇清与中国的关系。
所以华人的政治影响力不如犹太人，是长期的历史因素造成的，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也没有什么改善的可能。因此，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上，指望华人参政远远不如“以我为主”。
看过陈平老师的《华人有一点，远不如犹太裔》一文，对文章中的观点大多认可，尤其是华人支持政客时喜欢跟风，怀有侥幸心理等，笔者在法国也能体会到。不过在华人的政治影响力为什么远不如犹太裔的问题上，笔者觉得应该还有其他相当重要的原因。
中国人和犹太人经常被拿来做比较，从智商到经商，从读书到政坛，林林总总的观点不少，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往往会忽略以下三点：
一、中国人有家，犹太裔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家园
自从公元70年罗马大军攻破耶路撒冷，拆毁圣殿以后，犹太人被罗马帝国禁止进入耶路撒冷，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在约1900年的漫长时光里，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家，他们只能是流落异乡的寄居客。
而中国人从未失家，即便是在被异族统治的时期，中国人依然居住在自己的家园里。
有家和没家，在很多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但是它对个人、对族群的心理影响恐怕远远超出人们的“自以为”。
危难才见真相，就像今天新冠在各国肆虐，男女老少，中国籍、非中国籍，都在忙不迭地收拾行囊，千回百转、千辛万苦、甚至撒谎瞒报都要回国一样。因为家才是你最后也是最大的底气，有家可回，心里就不慌。即使身在海外，依然会分出一部分心思关注家乡，因为很可能某一时刻就会牵扯到自身的利益。
另外，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手段是劳动生产，但是在第三产业还没有发达的时候，劳动生产是紧紧依附在土地上的。有了土地，才能进行农业和工业生产，一旦农业和工业在土地上落户，便很难随时迁移。所以只有在自己的家园里，在自己的土地上，一个民族才能实行稳定的物质生产，而这又反过来帮助这个民族更加稳定地在土地上生存发展。
土地越多，占据时间越长，越能造就规模庞大和全面的物质生产体系。中华民族自炎黄以来，一直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直至今天我们才能成为人口十四亿、国土近千万平方千米、拥有最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国。
而犹太人自从被罗马驱逐出耶路撒冷以后，流落在异乡各地，在很长的时间里，欧洲各国都不允许犹太人置办自己的不动产，他们只能通过租用、借用等手段使用一块土地，还要时时冒着被驱逐的风险，那么就决定了犹太人不可能从事工农业等行业，他们只能从事脱离了土地束缚、随时可以带着财物逃离的行业。
他们找到了，那就是商业和金融， 尤其是以银行放贷为代表的后者。
基督教教义禁止教徒有息放贷，有息放贷等同于偷盗。从公元332年开始，教会正式禁止有息放贷，违犯者死后会被打入炼狱的底层。而犹太教没有这么一条，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犹太人就是欧洲各地唯一能合法从事有息放贷的群体。放贷目标是需要用钱的小业主、小商户，尤其是欧洲各国的王公贵族，以至于当时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宫廷犹太人，指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犹太银行家，他们向国王贵族们放贷换取政治特权和地位，从而成为犹太人中的特权阶级。
中世纪的欧洲商业并不发达，流散在四处的犹太人凭借族群关系比较容易形成一个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的商业网络；而欧洲当时使用差不多几百种货币，混乱的系统提出了庞大的兑换需求，手续费在5-15%之间，可想而知能为坐地分金的操作者带来多少利润。所以犹太人最后集中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就毫不奇怪了，这是历史环境下被迫的选择。
一千多年来犹太人不断地磨炼本领，创新手段，积累人力财富资本，为后来凭借巨额资本插手国家政治奠定了基础。
二、历史上犹太裔一直在接触政权，但只有在新国家成立时他们才真正有机会插手
犹太人被迫害并不是从二战才开始的，历史上他们一直在遭受敲诈勒索、驱逐和屠杀，他们也一直在和政权接触。
中世纪的宫廷犹太人经常出入国王贵族的庭院，债主若无钱，甚至可以用领地的收税权顶替还债。犹太人还参与制币和设立货币，英国的英镑、法国的法郎、意大利的佛罗伦金币，都与犹太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是，他们没能真正插手政权，这一点和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别无二致。不同的是，中国皇帝整治起商人来尚要顾虑子民之份和自己的名声，不能干得太绝，但欧洲国王们却没这个束缚，钱多而没有国家为后盾、没有武力为支持的犹太人在他们眼中无疑是必须清除的债主和可以杀鸡取卵的财源，欧洲大国多次在搜刮完之后把他们驱逐出境。
但是随着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还是改善了犹太人的境地。十八世纪以后，犹太人活跃在各国的金融政治舞台上，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多数公国以及波兰和丹麦等地，都出现了宫廷犹太人，为维也纳教堂和美泉宫提供贷款，为铸币厂提供金属，为奥地利军队提供运输，承担商业和外交任务以及调查，为法兰克福或汉堡等的商业中心促进贸易和工业，许多人还被授予了各种尊称头衔。
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当属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一代梅耶·罗斯柴尔德开始在汉诺威的欧本海默家族银行当学徒，后来回到法兰克福刻意结交宫廷人物，经冯·伊斯托弗将军引见，认识了威廉王子，1769年9月21日，成了威廉王子指定的代理人。梅耶在自己的招牌上镶上皇室盾徽，旁边用金字写上：“M·A·罗斯柴尔德，威廉王子殿下指定代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欧洲内部版图频繁变化的时期。犹太人获得的机会，与战争、与大小国家的兴衰有很大关系。
18世纪的法国犹太人，图片来源：jewishbusinessnews.com
而美洲开发给犹太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1654年9月7日的一份荷兰文献记载，“老少23（犹太）人”踏上北美大陆，1776年美国独立时犹太移民已有2500人，1841年进入美国国会，南北战争时有15万犹太人，1880年犹太人达50万人。
虽然美国仍有欧洲歧视犹太人的惯性，而且延续的时间不短，甚至像亨利·福特这样的著名人物都是排犹主义者，但总体而言，犹太人在美国的地位与他们在欧洲受压迫受欺凌已经大相径庭。美国是靠各族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而且有广袤的西部可以“转移矛盾”，内部矛盾相对和缓，相对宽松的宗教和政治环境给了犹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
在美国开国的艰难（也是商业空白的）时刻，犹太人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Levis牛仔裤和梅西百货公司都是犹太人的创造，1860年犹太人创建了374家商号，1870年则扩展到1714家。1885年前，纽约有241家服饰工厂，234家归犹太人所有。
从十七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中期近200年里，正是美国形成的阶段，犹太人的早早到来、族群扩大和他们积极参与美国经济的建设，使他们成为美国的建国族群之一，虽然仍会受到一些白人的歧视，但还是给自己的社会地位打下了基础。
十九和二十世纪欧洲的反犹运动，在美国掀起了几次犹太移民迁徙高潮。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使得美国社会更生同情，加上大批犹太精英带着巨额财富迁移到美国，既帮助了美国发展，又为自己带来新的发财机会，犹太群体成为了美国的支柱群体之一。从南北战争到二战，犹太人迅速地聚集财富并且垄断行业，前总统罗斯福曾感叹：“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二百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
所以，犹太裔大规模参政是美国的特有现象，在英法德和世界各国都没有。因为随着欧洲大国格局逐渐明朗，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起，即使在如德国、意大利这样相对较年轻的国家，经过历史长期锤炼的主体民族，也已经较为稳固地掌握了政权，形成了固定的统治阶层。虽然商业资本一直在侵蚀政权，但一个外族异教的商业群体“明目张胆”地插手政体还是很难的。只有新建美国这样的特殊情况，尤其是美国是一个资本立国的国家，才会出现犹太人与美国人共同开创、共同建设，并利用其雄厚财富垄断美国经济的现象，从而也有机会发挥其政治影响力。
三、犹太裔的利益已经和美国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全世界1400万犹太人中，600多万人在美国，以色列只有500多万。
美国100多名诺贝尔奖者，一半是犹太人；400大富豪排行榜中，一半是犹太人；美联储之前连续三届主席都是犹太人：格林斯潘、伯南克和耶伦。华尔街的各大金融公司和投资银行，大部分属于犹太财团。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几乎全是犹太人掌控，美国五大军工也大部分被犹太人掌控。犹太人还占名牌大学教授近1/3，律师的1/4，大学生的1/5，犹太人的产业从百货、服装业延伸到钢铁、石油、化工、军工、电子、餐饮、娱乐业等。
时至今日，美国已经和犹太裔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以色列既是美国犹太裔的心灵家园，更是美国安插在中东的棋子，是制衡阿拉伯世界的工具，是美国财团发财的渠道，是美国的自家人。在这个前提下，才有以色列在美国游说的长胜局面，才有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基础。没有这个前提，任何游说和舆论恐怕也只是机会主义性的昙花一现。
再看华人，华人大规模出现在美国已经是十九世纪后期的事了，美国建国已经完成，中国正是最贫困最积弱的时候，大批华工被迫、被骗甚至是被绑去了美国做苦力，绝大多数是文盲，华工的价格远远低于黑奴的价格，是各种苦力中最廉价的。1863- 1869年建成的太平洋铁路，被英国BBC评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全长2000英里，被形容为“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体”，换来的却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它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
从一开始，华人和犹太人在美国的地位就不一样。他们的出身太低了，既没有与美国开国者同甘共苦的资历，也不是具备高素质的社会精英，更没有千年锻炼出来的商业金融手段和参政意识。而后来新中国的建立，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对立，乃至今天中国的强大，都不能根本改变美国人对华人的态度，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加强其防范心理。即使现在第二三代华人开始试图进入政坛，恐怕首先都要撇清与中国的关系。
所以华人的政治影响力不如犹太人，是长期的历史因素造成的，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也没有什么改善的可能。因此，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上，指望华人参政远远不如“以我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