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延安曾经出现过严重的传染病疫情。
在缺医少药的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面对传染病疫情肆虐，坚持以西医为主体的医疗机构，团结中医能手，将公共卫生等西医防治组织措施，与中医诊治、中药汤剂相结合，综合施策，群防群治，取得抗击疫情战斗胜利，并推动中西医团结合作，用科学改造传统，努力实现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社会理想。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医生下乡，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郊区农村出现传染病疫情。疫情最初出现在延安东南方向的川口、柳林、金盆等地农村，逐渐蔓延至河庄、丰富等地，并且病势极为猖獗。
据延安《解放日报》报道：
“从一月到现在病死者已达500人，其中约有半数为最近半月中得病死亡的。川口区死104人，其中有66名为妇女；柳林区病势最为激烈，如圪拉沟一村就病死14人，全区共死229人，其中110人为最近二十天中死亡的；金盆区亦有110人得病而死。河庄、丰富二区虽没有上述三区厉害，但最近蔓延的趋势亦属骇人，如河庄区三乡新窑沟村，在4月25日一天就病死8人。”
延安鲁艺美术系教员彦涵版画《乡村诊所》（1944年）
这是延安县所属几个区的疫情，很快延安市也出现同样的疫情。5月初延安市死亡108人，月底“因疫病而死亡者242人，牲畜的死亡也很大，猪、马、牛、羊死去将近700头”。
五个月时间里，疫情导致延安县和延安市死亡人数总计742人，一时间人心为之惶恐。
经卫生部门统计显示，各地传染病病情大致相同，发病之初多为心痛头昏，上吐下泻，短则两三小时，长则两三天就死去。
主要症状是，发病突然，感觉胸闷、胸痛、眩晕、四肢麻木、出冷汗，面色苍白、口吐黄水，或伴有腹泻，不发烧，心音微弱。临死前呼吸困难，神志清醒。死亡者大多是妇女、儿童。
从延安各大医院抽调下乡参与疫情防治的西医诊断认为：
“病的来源主要是饮水不净，在发病区域内，很多水井旁边的水坑，猪即躺卧其中，水内杂菌很多，加之群众日常喝水并不煮开，因之更易得病。其次因群众不常洗衣，虱子繁生，得斑疹伤寒者亦众”。
显然，这是一个浮泛的常态卫生情况判断，并没有对此次疫情作出具体的确切诊断，其救治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相应地是一般性的卫生防疫措施。
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对策，成立防疫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医生下乡，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
其主要措施有五：其一，组织流动医疗队，由各医务机关、医院，分别组织，划定区域负责治疗。中央卫生处负责延安市西北区、延安县河庄区；留守兵团卫生部、和平医院、医科大学（特放假三星期），负责延安县川口、金盆区；边区卫生处负责延安县柳林、丰富两区。在发生瘟疫地方以急治为主，未发生的地区以防疫为主。凡医务所所在地皆负责为群众治疗。
其二，各机关、学校、部队，进行防疫紧急动员，并发动各机关团体帮助所在地区之居民进行大扫除、挖厕所、挖垃圾坑，宣传清洁、消灭虱子、喝煮开的水等防疫知识。县、区、乡负责同志，切实负责防疫，组织疫病区的隔离，勿使疾病蔓延。修理水井，以防病菌传流。
其三，边区医院增设床位，收容群众病人。并用拨款炮制大宗药品，救治病员。
其四，为了使防疫卫生工作经常、普遍进行，由文协制卫生图画，及编写秧歌及剧本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提倡如延安市创办之民办公助综合性（中西医、兽医，既门诊又收住院）的卫生合作社，于乡间试办，使其成为今后医务、卫生进行工作之中心。
其五，在此次急救与防疫过程中，发动医务人员工作竞赛，使医生下乡为群众解决问题，工作优良者得到奖励与表扬。
为解决延安疫病流行问题，毛泽东提出：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在这次疫情危难面前，中医发挥了特殊有效的诊断救治作用。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同时也是陕北中医名家李鼎铭，邀请延安中医名家毕光斗等人一起研究疫情。
“毕先生治病极其慎重虚心，他开方子时，每次回来总要细加研究，考虑用药分量是否适当。他治病的特点不是一下子就开药量很重的方子。他很慎重的先清病源后理病状，对于病情的研究分析十分精确。”
他们从中医病理诊治立场出发，经过研究和验证，对疫情作出独立判断，因时因地制宜，确定了针对此次疫情的中医药方，简便而有效，再经防疫委员会委员讨论同意，作为下乡医疗救治方法。
实践证明，中医药方在救治传染病疫情上效果显著。
据中国医科大学医疗队统计，“在川口区三乡，未经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98%（60人中仅一人未死），而经过医疗者却只死去20%，其原因尚多由于群众迷信巫神拒绝复诊，或病势稍轻时即参加劳动复发后难以医治而来”。
在医药短缺的陕北农村，维系群众生命安全的主要医疗保障是中医。当凶猛的传染病疫情发生后，中共中央卫生主管部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迅速动员组织机关单位所有医疗机构参与紧急救治工作。
但是，受医药条件限制，必须大量采用当地出产的中药制剂，相应地接受中医诊断理念，在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中实行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对付疾病疫情，维护军民干群生命健康。
其实，战争年代受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制约，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队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崇尚西医、相信西医的观念；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始终接受中医中药，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医中药，从而形成一种“西医为体，中医为用”的医疗体系。中医在治病方面的功效，毛泽东等领导人就有切身认识。
大约在延安疫情暴发的前两年，毛泽东患肩周炎，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并且西医对此没有什么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后来是李鼎铭先生用中医诊治痊愈了毛泽东的肩周炎。
毛泽东在与李鼎铭交往过程中，征询李鼎铭意见：“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
李鼎铭自信地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充分肯定李鼎铭的意见：“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针对如何防控疫情，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
“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借着延安附近农村传染病流行之际，动员组织中西医团结合作，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显得特别重要。《解放日报》社论曾强调指出：
“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中西医密切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针下，大批培养边区医药卫生工作干部，以便在最近三五年以内，具体实现毛主席指示，做到每个乡都有医务所，都有医生。”
这表明，“中西医合作”已成为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
延安时期先后出现过鼠疫、伤寒、霍乱等传染性疫情，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共产党采用“中西医合作”，防患于未然，是逐渐形成的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的有效良策和成功经验。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
1944年，延安曾经出现过严重的传染病疫情。
在缺医少药的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面对传染病疫情肆虐，坚持以西医为主体的医疗机构，团结中医能手，将公共卫生等西医防治组织措施，与中医诊治、中药汤剂相结合，综合施策，群防群治，取得抗击疫情战斗胜利，并推动中西医团结合作，用科学改造传统，努力实现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社会理想。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医生下乡，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郊区农村出现传染病疫情。疫情最初出现在延安东南方向的川口、柳林、金盆等地农村，逐渐蔓延至河庄、丰富等地，并且病势极为猖獗。
据延安《解放日报》报道：
“从一月到现在病死者已达500人，其中约有半数为最近半月中得病死亡的。川口区死104人，其中有66名为妇女；柳林区病势最为激烈，如圪拉沟一村就病死14人，全区共死229人，其中110人为最近二十天中死亡的；金盆区亦有110人得病而死。河庄、丰富二区虽没有上述三区厉害，但最近蔓延的趋势亦属骇人，如河庄区三乡新窑沟村，在4月25日一天就病死8人。”
延安鲁艺美术系教员彦涵版画《乡村诊所》（1944年）
这是延安县所属几个区的疫情，很快延安市也出现同样的疫情。5月初延安市死亡108人，月底“因疫病而死亡者242人，牲畜的死亡也很大，猪、马、牛、羊死去将近700头”。
五个月时间里，疫情导致延安县和延安市死亡人数总计742人，一时间人心为之惶恐。
经卫生部门统计显示，各地传染病病情大致相同，发病之初多为心痛头昏，上吐下泻，短则两三小时，长则两三天就死去。
主要症状是，发病突然，感觉胸闷、胸痛、眩晕、四肢麻木、出冷汗，面色苍白、口吐黄水，或伴有腹泻，不发烧，心音微弱。临死前呼吸困难，神志清醒。死亡者大多是妇女、儿童。
从延安各大医院抽调下乡参与疫情防治的西医诊断认为：
“病的来源主要是饮水不净，在发病区域内，很多水井旁边的水坑，猪即躺卧其中，水内杂菌很多，加之群众日常喝水并不煮开，因之更易得病。其次因群众不常洗衣，虱子繁生，得斑疹伤寒者亦众”。
显然，这是一个浮泛的常态卫生情况判断，并没有对此次疫情作出具体的确切诊断，其救治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相应地是一般性的卫生防疫措施。
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专题研究对策，成立防疫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组织医生下乡，参与救治病人并指导防疫工作。
其主要措施有五：其一，组织流动医疗队，由各医务机关、医院，分别组织，划定区域负责治疗。中央卫生处负责延安市西北区、延安县河庄区；留守兵团卫生部、和平医院、医科大学（特放假三星期），负责延安县川口、金盆区；边区卫生处负责延安县柳林、丰富两区。在发生瘟疫地方以急治为主，未发生的地区以防疫为主。凡医务所所在地皆负责为群众治疗。
其二，各机关、学校、部队，进行防疫紧急动员，并发动各机关团体帮助所在地区之居民进行大扫除、挖厕所、挖垃圾坑，宣传清洁、消灭虱子、喝煮开的水等防疫知识。县、区、乡负责同志，切实负责防疫，组织疫病区的隔离，勿使疾病蔓延。修理水井，以防病菌传流。
其三，边区医院增设床位，收容群众病人。并用拨款炮制大宗药品，救治病员。
其四，为了使防疫卫生工作经常、普遍进行，由文协制卫生图画，及编写秧歌及剧本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提倡如延安市创办之民办公助综合性（中西医、兽医，既门诊又收住院）的卫生合作社，于乡间试办，使其成为今后医务、卫生进行工作之中心。
其五，在此次急救与防疫过程中，发动医务人员工作竞赛，使医生下乡为群众解决问题，工作优良者得到奖励与表扬。
为解决延安疫病流行问题，毛泽东提出：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在这次疫情危难面前，中医发挥了特殊有效的诊断救治作用。
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同时也是陕北中医名家李鼎铭，邀请延安中医名家毕光斗等人一起研究疫情。
“毕先生治病极其慎重虚心，他开方子时，每次回来总要细加研究，考虑用药分量是否适当。他治病的特点不是一下子就开药量很重的方子。他很慎重的先清病源后理病状，对于病情的研究分析十分精确。”
他们从中医病理诊治立场出发，经过研究和验证，对疫情作出独立判断，因时因地制宜，确定了针对此次疫情的中医药方，简便而有效，再经防疫委员会委员讨论同意，作为下乡医疗救治方法。
实践证明，中医药方在救治传染病疫情上效果显著。
据中国医科大学医疗队统计，“在川口区三乡，未经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98%（60人中仅一人未死），而经过医疗者却只死去20%，其原因尚多由于群众迷信巫神拒绝复诊，或病势稍轻时即参加劳动复发后难以医治而来”。
在医药短缺的陕北农村，维系群众生命安全的主要医疗保障是中医。当凶猛的传染病疫情发生后，中共中央卫生主管部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迅速动员组织机关单位所有医疗机构参与紧急救治工作。
但是，受医药条件限制，必须大量采用当地出产的中药制剂，相应地接受中医诊断理念，在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中实行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对付疾病疫情，维护军民干群生命健康。
其实，战争年代受长期处于农村环境制约，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队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崇尚西医、相信西医的观念；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始终接受中医中药，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医中药，从而形成一种“西医为体，中医为用”的医疗体系。中医在治病方面的功效，毛泽东等领导人就有切身认识。
大约在延安疫情暴发的前两年，毛泽东患肩周炎，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并且西医对此没有什么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后来是李鼎铭先生用中医诊治痊愈了毛泽东的肩周炎。
毛泽东在与李鼎铭交往过程中，征询李鼎铭意见：“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
李鼎铭自信地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充分肯定李鼎铭的意见：“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针对如何防控疫情，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
“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借着延安附近农村传染病流行之际，动员组织中西医团结合作，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显得特别重要。《解放日报》社论曾强调指出：
“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中西医密切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针下，大批培养边区医药卫生工作干部，以便在最近三五年以内，具体实现毛主席指示，做到每个乡都有医务所，都有医生。”
这表明，“中西医合作”已成为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群众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
延安时期先后出现过鼠疫、伤寒、霍乱等传染性疫情，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共产党采用“中西医合作”，防患于未然，是逐渐形成的群众性卫生防疫工作的有效良策和成功经验。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