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探究如何判断中国通货膨胀率问题的文章。文章说，美国的通膨率即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去年3月突破2％警戒线之后，一路攀升，去年12月CPI同比已突破7％，今年5月CPI创40年来新高，达到了8.6％。欧元区5月CPI同比涨幅也创历史新高，达到了8.1％。连长年陷入通缩的日本，CPI也在4月上升了2％，为13年来首次站上日本央行的通膨目标。
文章认为，在全球各地正遭遇严重通胀危机的大背景下，身为世界工厂和拥有14亿人口消费市场的大陆，理应卷入这场全球通膨“完美风暴”中，但意外的是，中国大陆的通膨率不温不火，5月份CPI同比上涨2.1%，1-5月平均涨幅只有1.5%。文章认定，大陆物价看似稳定，但CPI中猪肉权重过大、计算CPI包含的项目过少、部分应列入CPI的项目被列入PPI（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中等因素导致中国CPI数据失真。要了解大陆通膨情况，应综合CPI和PPI两数据来判断，或会更贴近真实情况。
国际公认CPI具有三大用途。即用于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国民经济核算的工具、支付调整的参照系数。毫无疑问，CPI的准确性非常重要。一旦CPI不准确或者失真，将会对我们的货币政策、最低工资标准与养老金政策、很多可比价计算的经济增长指标、投资者对投资决策的判断，产生严重的影响。
结合中美CPI核算资料以及这两年中外物价涨幅与通货膨胀的成因，综合分析判断，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基本上还是能够反映我国消费物价变化的真实状况的。中国的通货膨胀在海外较为激烈的大环境下表现得极其温和，也比较符合中外实际的经济基本面。但我们要注意到，下半年我们大概率也会面临着成本推动型和输入性通胀的危险。
一、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编制方法基本上符合科学的、合理的原则
按照统计制度规定，我国CPI每五年进行一次样本调整。每次调整后，商品分类目录、代表商品和规格品、价格采集点均有变化，分类权数和各类代表商品的权数则是每年调整一次，以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的最新变动。
2021年1月开始编制和发布的CPI则是以2020年确定的方案进行的。选取商品与服务分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8个大类，代表商品从262个增加至268个。
美国劳工统计局编制的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All Urban Consumers (CPI-U)，其分类和商品的选取也会定期调整，调整间隔尚未找到确切资料，但其商品和服务权重是2年调整一次。但美国的CPI分类与我们有较大差异。他们大类分为食品、能源、不含食品与能源的商品、不含食品与能源的服务4个大类，4大类下面又分有13个中类。
从美国每月公布的CPI-U的分类和商品详细数据，我们逐一点数，可发现2022年5月美国CPI选取了216种代表商品。
从代表商品数量上看，我们有268种，比美国的216种多52种。我们的商品与分类权重每年调整一次，比美国调整得更频繁，更接近真实的消费比例。因此，从制度上来看，我们的CPI编制制度不逊于美国。
二、CPI分类和项目权重的不同，反映了中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水平的差异
实际上，国内民众和国外研究人员，对中国CPI编制方法最大的质疑，都在于不理解中国CPI中食品对CPI的影响为什么那么大？为什么中国住房租金的权重比美国小那么多？
为便于比较，我们把美国CPI小类按我们的分类习惯重新调整，可以得到便于观察的“2020中美两国CPI分类权重比较”图。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美国CPI中，占比最大的类别前三，一是租金占比高达32%，我们只有24%；二是交通运输（包含能源）占比22%，我们只有13%；三是食品饮料占比15%，而我们高达28%。各类别不同的权重，决定了其价格变化对CPI的影响程度大小。
中美两国CPI分类与商品权重的差异比较大，但这并非中美两国CPI计算方法的不同，也非计算质量的优劣，恰恰说明中美两国计算CPI的权重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消费现实。
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55万美元，仅为美国6.93万美元的18.1%。经济学上衡量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就是食品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恩格尔系数越低，生活水平越高。2021年我们的恩格尔系数为29.8%，美国为14.6%。2010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为33%，美国才19%。我们2020年确定的CPI权重是依据2019年的统计资料计算的。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559元，其中食品烟酒支出为6084元，占比28.2%。所以国家统计局确定的食品权重28%，也是准确的。
美国的能源交通类权重达到22%，比我们高9个百分点，也符合两国消费实际。2020年，美国每百人拥有81辆汽车，中国每百人只有18辆。美国人出行以自驾为主，中国人以公共交通为主。这些生活水平与生活习惯反映在消费支出上，就是美国人花费在购买汽车、汽油、保险、维修汽车上的支出远高于我们。
在住房租金这一块，美国32%，我们才24%，中美权重差距较大。中美CPI都不包含房价，但都有住房租金类别。不过我们租金类别的权重，只包含了直接的房租，美国不仅包括了房租，还多了一个“虚拟租金”。一般的国家，包括欧盟、加拿大和我国，编制CPI的项目和权重均不包含“虚拟租金”，所以住房租金权重较低，比如欧盟22%，加拿大26%，与我们差不多。
美国的CPI中虚拟租金的差异，源于其GDP计算方法的不同。一般国家包括我们国家统计局用支出法计算GDP中的住房消费增加值时，是按50年即年折旧率为2%来计算。而美国是按虚拟租金来计算的。不过按租金回报率计算，两者计入GDP时区别不大，但对计算CPI就有较大影响了。因为折旧不是价格，自然无法计算CPI，但虚拟租金是一种价格。这就是美国与众不同地在CPI中包含了虚拟租金的原因。
这里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很多人在自媒体写文章认为美国是按支出法计算GDP，我们是按生产法计算GDP，导致美国GDP高估，这是没根据的臆想和猜测。实际上国家统计局每年都按生产法和支出法，各计算一套GDP，两者计算的结果差别极小。2021年我国生产法GDP为114.37万亿元，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为114.03万亿元，生产法计算结果比支出法大0.3%。
三、中美编制CPI的方法和项目权重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中国低估了通胀水平
中美两国物价指数的编制方法，基本原则上都是一致的，在具体的分类、代表商品的选取、权重的计算、商品和权重的调整周期上，包括在价格的调查获取方式上，虽然有一些区别，特别是在房租、食品、能源交通上区别还比较大。但这些并不会必然导致两者计算结果的较大差异。
比如，我们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看，中美两国的消费物价指数虽然不同年份互有高低，但长期看是基本接近的。从“2001-2021年中美消费物价指数比较”曲线图看，21年中间，中国CPI涨幅比美国高的有11年，美国CPI涨幅高于中国的有10年。这22年间，中国CPI年均涨幅为2.31%，美国年均涨幅为2.28%两者差距仅有0.03个百分点。
四、为什么2021年开始，美国以及大多数国家通胀不断攀升，但中国的通胀比较温和？
从近两年看，中国的CPI数据似乎与国际脱轨了。从“2021-2022年中美通货膨胀指标CPI比较”曲线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美国CPI涨幅逐月攀升，2022年5月份达到了8.6%。而我们的CPI一直不温不火，到5月份才上涨2.1%，两者相差4倍。
从全球看，我们的CPI涨幅基本上低于所有的国家。5月份CPI同比涨幅，斯里兰卡达到39.1%，俄罗斯达到17.1%，均为恶性通胀阶段。美国、欧洲各国、印度、韩国等国在5-10之间，为中度通货膨胀阶段。我们与日本均刚刚超过2%，为温和通胀阶段。
不过，我们与欧美等外国的通胀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问题并非出现在CPI的计算方法上，而是出现在疫情期间中外不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导致的不同的经济表现上。
CPI表面上看是价格变化的结果，实质上是供求关系的体现。我们的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受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已经连续14个月站在5%以上的中度通货膨胀的高位，2021年3月份到2022年5月， PPI平均同比涨幅高达9.03%，但同时间的CPI上涨幅度仅为1.27%。
这一组数据说明，中国价格也受到了国际通胀的传递影响，也面临强烈的上游PPI推动。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对比，我们的CPI上涨幅度却非常乏力。最近12个月在PPI涨幅比美国高1.2个百分点的前提下，CPI平均涨幅居然比美国低5个百分点，这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中外消费的冷热差异导致PPI对CPI的传导效率差异。
2020年疫情之后，各国都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打击。欧美等国家普遍采用的是在货币宽松中优先增加政府负债，然后利用财政手段给民众和企业直接的现金补助方式来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我们采取的是传统的仅依靠直接增加市场主体（企业和个人）负债的方式来刺激消费。
我们的这种方式因为获取信贷主要还得依靠抵押物，这就造成了宽松出来的货币主要流向了土地、房产等抵押物充足的政府平台、国企和私企中的大型企业，而消费主体的居民因缺乏抵押品反而难以获得。
从实际效果上看，欧美等直接发钱的国家消费强劲，抛开非加工食品，5月份欧美的PPI涨幅95%都传导给了CPI。但我们的PPI涨幅，仅有15%传导给了CPI。5月份我们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了8.1%，但面对消费市场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仅上涨1.2%。
其次是消费结构不同导致CPI涨幅不高。
近十几个月的国际性价格上涨，主要是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领涨，其年涨幅均在两位数以上，比如能源价格，2月份，美国汽油价格同比上涨30.2%,中国汽油价格上涨了27.6%，不相上下。但由于中外生活水平导致的能源消费量存在的巨大差别，能源交通支出在美国消费者支出中占约22%，但在中国仅占13%。仅此一项，导致我们的CPI比美国少上涨2.48%。
五、中国下半年依然面临较大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目前我们的物价虽然比较稳定，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存在通胀的危险。实际上，从农产品看，国内粮油价格在随着国际市场而上涨。这两年处于下跌阶段的猪周期，跌幅也在收窄，秋季可能转跌为涨。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到六月份，成品油价格迎来年内第十次上调，一些地方的92号汽油进入“10元时代”。这一波从去年二季度开启的能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周期积累推升的工业生产成本，也在逐渐向消费端传递、释放。虽然我们今年还不存在像发达国家那样的消费过热、消费驱动型的价格上涨问题，但存在输入性通胀叠加猪周期价格回升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一是“猪周期”跌幅收窄，3季度可能由跌转涨。
这一轮开始于2020年4季度的猪肉下降周期，已经延续了19个月，其中去年7月到今年3月份跌幅多在40%以上，但4月份跌幅开始收窄到21.4%，5月份跌幅继续收窄到21.1%。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生猪平均收购价格和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环比已连续11周上涨。5月份国家统计局的猪肉零售价环比也上涨了5.2%。往后看，猪肉价格大概率将企稳回升。
二是PPI中的消费品出厂价格涨幅趋升。
5月份虽然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涨幅明显收窄，但其中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与环比涨幅都在悄悄地放大。原因是受制于消费端需求不足，消费品制造业在购入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无法将增加的成本通过上调销售价格的方式，及时传导给消费品市场。而这两年消费旺盛的欧美市场与我们相反，CPI能与PPI同步上涨，导致通胀压力巨大，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美联储不得不加息缩表抑制消费的主要原因。
但企业的承压也是有限的，现在就到了消费品制造业承受不住成本压力开始推升消费品价格的时候了。我们注意到，5月份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涨幅，已经从1-4月份的0.8、0.9，扩大到1.2%了，生活资料出厂价格的环比上月涨幅，也从1-4月份的0%、0.1%、0.2%，扩大到0.3%。
三是输入性通胀压力较大。
今年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乌克兰局势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全球各大经济体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10月9日海关公布的5月份能源和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也在继续上涨。其中，原油价格达到每吨4463元，环比上涨5%，同比上涨55.6%；煤炭价格达到每吨1018.2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上涨105.3%；成品油价格达到每吨5167.2元，环比上涨3.3%，同比上涨38.8%；大豆价格达到每吨3803.5元，环比上涨2.1%，同比上涨23.3%；钢材价格达到每吨9776.6元，环比上涨2.1%，同比上涨23.3%；铜材价格达到每吨6.49万元，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12.1%；初级塑料价格为每吨1.23万元，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12.3%。海关列出的10大类的大宗商品，价格环比上涨的和同比上涨的，都有9个。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我们合理预测，今年下半年CPI将逐月温和上涨，预计6-9月CPI同比将分别上涨2.5%、2.7%、2.9%、3.2%。误差在正负0.2个百分点内。四季度中国通胀水平有可能超过4%。
【作者：徐晓伟】
6月23日，《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探究如何判断中国通货膨胀率问题的文章。文章说，美国的通膨率即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在去年3月突破2％警戒线之后，一路攀升，去年12月CPI同比已突破7％，今年5月CPI创40年来新高，达到了8.6％。欧元区5月CPI同比涨幅也创历史新高，达到了8.1％。连长年陷入通缩的日本，CPI也在4月上升了2％，为13年来首次站上日本央行的通膨目标。
文章认为，在全球各地正遭遇严重通胀危机的大背景下，身为世界工厂和拥有14亿人口消费市场的大陆，理应卷入这场全球通膨“完美风暴”中，但意外的是，中国大陆的通膨率不温不火，5月份CPI同比上涨2.1%，1-5月平均涨幅只有1.5%。文章认定，大陆物价看似稳定，但CPI中猪肉权重过大、计算CPI包含的项目过少、部分应列入CPI的项目被列入PPI（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中等因素导致中国CPI数据失真。要了解大陆通膨情况，应综合CPI和PPI两数据来判断，或会更贴近真实情况。
国际公认CPI具有三大用途。即用于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国民经济核算的工具、支付调整的参照系数。毫无疑问，CPI的准确性非常重要。一旦CPI不准确或者失真，将会对我们的货币政策、最低工资标准与养老金政策、很多可比价计算的经济增长指标、投资者对投资决策的判断，产生严重的影响。
结合中美CPI核算资料以及这两年中外物价涨幅与通货膨胀的成因，综合分析判断，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基本上还是能够反映我国消费物价变化的真实状况的。中国的通货膨胀在海外较为激烈的大环境下表现得极其温和，也比较符合中外实际的经济基本面。但我们要注意到，下半年我们大概率也会面临着成本推动型和输入性通胀的危险。
一、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编制方法基本上符合科学的、合理的原则
按照统计制度规定，我国CPI每五年进行一次样本调整。每次调整后，商品分类目录、代表商品和规格品、价格采集点均有变化，分类权数和各类代表商品的权数则是每年调整一次，以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的最新变动。
2021年1月开始编制和发布的CPI则是以2020年确定的方案进行的。选取商品与服务分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8个大类，代表商品从262个增加至268个。
美国劳工统计局编制的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All Urban Consumers (CPI-U)，其分类和商品的选取也会定期调整，调整间隔尚未找到确切资料，但其商品和服务权重是2年调整一次。但美国的CPI分类与我们有较大差异。他们大类分为食品、能源、不含食品与能源的商品、不含食品与能源的服务4个大类，4大类下面又分有13个中类。
从美国每月公布的CPI-U的分类和商品详细数据，我们逐一点数，可发现2022年5月美国CPI选取了216种代表商品。
从代表商品数量上看，我们有268种，比美国的216种多52种。我们的商品与分类权重每年调整一次，比美国调整得更频繁，更接近真实的消费比例。因此，从制度上来看，我们的CPI编制制度不逊于美国。
二、CPI分类和项目权重的不同，反映了中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水平的差异
实际上，国内民众和国外研究人员，对中国CPI编制方法最大的质疑，都在于不理解中国CPI中食品对CPI的影响为什么那么大？为什么中国住房租金的权重比美国小那么多？
为便于比较，我们把美国CPI小类按我们的分类习惯重新调整，可以得到便于观察的“2020中美两国CPI分类权重比较”图。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美国CPI中，占比最大的类别前三，一是租金占比高达32%，我们只有24%；二是交通运输（包含能源）占比22%，我们只有13%；三是食品饮料占比15%，而我们高达28%。各类别不同的权重，决定了其价格变化对CPI的影响程度大小。
中美两国CPI分类与商品权重的差异比较大，但这并非中美两国CPI计算方法的不同，也非计算质量的优劣，恰恰说明中美两国计算CPI的权重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消费现实。
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55万美元，仅为美国6.93万美元的18.1%。经济学上衡量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就是食品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恩格尔系数越低，生活水平越高。2021年我们的恩格尔系数为29.8%，美国为14.6%。2010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为33%，美国才19%。我们2020年确定的CPI权重是依据2019年的统计资料计算的。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559元，其中食品烟酒支出为6084元，占比28.2%。所以国家统计局确定的食品权重28%，也是准确的。
美国的能源交通类权重达到22%，比我们高9个百分点，也符合两国消费实际。2020年，美国每百人拥有81辆汽车，中国每百人只有18辆。美国人出行以自驾为主，中国人以公共交通为主。这些生活水平与生活习惯反映在消费支出上，就是美国人花费在购买汽车、汽油、保险、维修汽车上的支出远高于我们。
在住房租金这一块，美国32%，我们才24%，中美权重差距较大。中美CPI都不包含房价，但都有住房租金类别。不过我们租金类别的权重，只包含了直接的房租，美国不仅包括了房租，还多了一个“虚拟租金”。一般的国家，包括欧盟、加拿大和我国，编制CPI的项目和权重均不包含“虚拟租金”，所以住房租金权重较低，比如欧盟22%，加拿大26%，与我们差不多。
美国的CPI中虚拟租金的差异，源于其GDP计算方法的不同。一般国家包括我们国家统计局用支出法计算GDP中的住房消费增加值时，是按50年即年折旧率为2%来计算。而美国是按虚拟租金来计算的。不过按租金回报率计算，两者计入GDP时区别不大，但对计算CPI就有较大影响了。因为折旧不是价格，自然无法计算CPI，但虚拟租金是一种价格。这就是美国与众不同地在CPI中包含了虚拟租金的原因。
这里顺便告诉大家一个常识，很多人在自媒体写文章认为美国是按支出法计算GDP，我们是按生产法计算GDP，导致美国GDP高估，这是没根据的臆想和猜测。实际上国家统计局每年都按生产法和支出法，各计算一套GDP，两者计算的结果差别极小。2021年我国生产法GDP为114.37万亿元，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为114.03万亿元，生产法计算结果比支出法大0.3%。
三、中美编制CPI的方法和项目权重的差异，并不必然导致中国低估了通胀水平
中美两国物价指数的编制方法，基本原则上都是一致的，在具体的分类、代表商品的选取、权重的计算、商品和权重的调整周期上，包括在价格的调查获取方式上，虽然有一些区别，特别是在房租、食品、能源交通上区别还比较大。但这些并不会必然导致两者计算结果的较大差异。
比如，我们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看，中美两国的消费物价指数虽然不同年份互有高低，但长期看是基本接近的。从“2001-2021年中美消费物价指数比较”曲线图看，21年中间，中国CPI涨幅比美国高的有11年，美国CPI涨幅高于中国的有10年。这22年间，中国CPI年均涨幅为2.31%，美国年均涨幅为2.28%两者差距仅有0.03个百分点。
四、为什么2021年开始，美国以及大多数国家通胀不断攀升，但中国的通胀比较温和？
从近两年看，中国的CPI数据似乎与国际脱轨了。从“2021-2022年中美通货膨胀指标CPI比较”曲线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美国CPI涨幅逐月攀升，2022年5月份达到了8.6%。而我们的CPI一直不温不火，到5月份才上涨2.1%，两者相差4倍。
从全球看，我们的CPI涨幅基本上低于所有的国家。5月份CPI同比涨幅，斯里兰卡达到39.1%，俄罗斯达到17.1%，均为恶性通胀阶段。美国、欧洲各国、印度、韩国等国在5-10之间，为中度通货膨胀阶段。我们与日本均刚刚超过2%，为温和通胀阶段。
不过，我们与欧美等外国的通胀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问题并非出现在CPI的计算方法上，而是出现在疫情期间中外不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导致的不同的经济表现上。
CPI表面上看是价格变化的结果，实质上是供求关系的体现。我们的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受到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已经连续14个月站在5%以上的中度通货膨胀的高位，2021年3月份到2022年5月， PPI平均同比涨幅高达9.03%，但同时间的CPI上涨幅度仅为1.27%。
这一组数据说明，中国价格也受到了国际通胀的传递影响，也面临强烈的上游PPI推动。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对比，我们的CPI上涨幅度却非常乏力。最近12个月在PPI涨幅比美国高1.2个百分点的前提下，CPI平均涨幅居然比美国低5个百分点，这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中外消费的冷热差异导致PPI对CPI的传导效率差异。
2020年疫情之后，各国都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打击。欧美等国家普遍采用的是在货币宽松中优先增加政府负债，然后利用财政手段给民众和企业直接的现金补助方式来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我们采取的是传统的仅依靠直接增加市场主体（企业和个人）负债的方式来刺激消费。
我们的这种方式因为获取信贷主要还得依靠抵押物，这就造成了宽松出来的货币主要流向了土地、房产等抵押物充足的政府平台、国企和私企中的大型企业，而消费主体的居民因缺乏抵押品反而难以获得。
从实际效果上看，欧美等直接发钱的国家消费强劲，抛开非加工食品，5月份欧美的PPI涨幅95%都传导给了CPI。但我们的PPI涨幅，仅有15%传导给了CPI。5月份我们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上涨了8.1%，但面对消费市场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仅上涨1.2%。
其次是消费结构不同导致CPI涨幅不高。
近十几个月的国际性价格上涨，主要是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领涨，其年涨幅均在两位数以上，比如能源价格，2月份，美国汽油价格同比上涨30.2%,中国汽油价格上涨了27.6%，不相上下。但由于中外生活水平导致的能源消费量存在的巨大差别，能源交通支出在美国消费者支出中占约22%，但在中国仅占13%。仅此一项，导致我们的CPI比美国少上涨2.48%。
五、中国下半年依然面临较大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目前我们的物价虽然比较稳定，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存在通胀的危险。实际上，从农产品看，国内粮油价格在随着国际市场而上涨。这两年处于下跌阶段的猪周期，跌幅也在收窄，秋季可能转跌为涨。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到六月份，成品油价格迎来年内第十次上调，一些地方的92号汽油进入“10元时代”。这一波从去年二季度开启的能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周期积累推升的工业生产成本，也在逐渐向消费端传递、释放。虽然我们今年还不存在像发达国家那样的消费过热、消费驱动型的价格上涨问题，但存在输入性通胀叠加猪周期价格回升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
一是“猪周期”跌幅收窄，3季度可能由跌转涨。
这一轮开始于2020年4季度的猪肉下降周期，已经延续了19个月，其中去年7月到今年3月份跌幅多在40%以上，但4月份跌幅开始收窄到21.4%，5月份跌幅继续收窄到21.1%。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生猪平均收购价格和白条肉平均出厂价格环比已连续11周上涨。5月份国家统计局的猪肉零售价环比也上涨了5.2%。往后看，猪肉价格大概率将企稳回升。
二是PPI中的消费品出厂价格涨幅趋升。
5月份虽然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涨幅明显收窄，但其中的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与环比涨幅都在悄悄地放大。原因是受制于消费端需求不足，消费品制造业在购入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无法将增加的成本通过上调销售价格的方式，及时传导给消费品市场。而这两年消费旺盛的欧美市场与我们相反，CPI能与PPI同步上涨，导致通胀压力巨大，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美联储不得不加息缩表抑制消费的主要原因。
但企业的承压也是有限的，现在就到了消费品制造业承受不住成本压力开始推升消费品价格的时候了。我们注意到，5月份生活资料出厂价格同比涨幅，已经从1-4月份的0.8、0.9，扩大到1.2%了，生活资料出厂价格的环比上月涨幅，也从1-4月份的0%、0.1%、0.2%，扩大到0.3%。
三是输入性通胀压力较大。
今年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叠加乌克兰局势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震荡，全球各大经济体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10月9日海关公布的5月份能源和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也在继续上涨。其中，原油价格达到每吨4463元，环比上涨5%，同比上涨55.6%；煤炭价格达到每吨1018.2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上涨105.3%；成品油价格达到每吨5167.2元，环比上涨3.3%，同比上涨38.8%；大豆价格达到每吨3803.5元，环比上涨2.1%，同比上涨23.3%；钢材价格达到每吨9776.6元，环比上涨2.1%，同比上涨23.3%；铜材价格达到每吨6.49万元，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12.1%；初级塑料价格为每吨1.23万元，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12.3%。海关列出的10大类的大宗商品，价格环比上涨的和同比上涨的，都有9个。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我们合理预测，今年下半年CPI将逐月温和上涨，预计6-9月CPI同比将分别上涨2.5%、2.7%、2.9%、3.2%。误差在正负0.2个百分点内。四季度中国通胀水平有可能超过4%。
【作者：徐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