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以来，从未有过这样一场自中国内地兴起，蔓延多个国家，涌现得如此之快之广的线下社运。当人们开始谈论“白纸革命”将何去何从时，我们详细询问了12月3日在德国柏林参与集会并发言的一名留学生和一名德籍华人，讲述他们为何跳出自己优越的舒适圈去为他人抗争。
12月3日德国柏林集会现场
（德国之声中文网）“起初，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在围成半圆形的人群中间，一位眼睛弯弯的高个儿年轻人手拿红色话筒，用流利的中英德三语复述了《起初他们......》，一篇二战后从德国流传出来的忏悔自白。这段反政治冷漠的隐喻开启了12月3日在中国驻柏林使馆门前反独裁集会的宣言。
盡管当日柏林的气温已坠入零下，紧邻中国使馆的扬诺维茨桥（Jannowitzbrücke）上，集会在抗议者们的热情中仍持续了足足四个小时，参加人数近200人。
在各式各样的口罩和面具背后，青年抗议者们彼此张望著，略微迟疑但宏亮的呼喊声中透露出他们忐忑又兴奋的情绪。集会中的口号和发言时而伴随著郎朗的笑声，时而伴随著抽泣与沈默。在斯普雷河边华灯初上的时候，他们在鲜花和横幅之间点燃了象征著哀思和希望的蜡烛。河岸的另一边是低垂的五星红旗和紧闭的中国使馆大门。
为他人抗争 - 公民意识觉醒的真正体现
坚持化名为“境外势力”的演讲者是一个刚来德国不久的传媒专业学生。她表示自己热爱思考、习惯质疑，很早就对国家和民族沙文主义等概念有了自己的认识。她告诉记者，如此匿名是因为中国政府给所有反对声音都恶意地贴上了“境外势力”的标签，所以她决定以此举来讽刺中国政府。“我们去说他们的话，让他们无话可说”，她主张道。
12月3日德国柏林集会现场的演讲者
在她致维吾尔人的发言中，“境外势力”愤怒地低吼：“当我举起白纸的时候，我看到它们了。我看到这些（维吾尔人的）故事，密密麻麻，全写在这张白纸上！... 我同样看到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害怕我们举起的这张白纸，因为这上面写满了他们的丑恶！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
听著她列举的、无数身在新疆“集中营”以及中国境内外维吾尔人在中共控制下所经历的骇人故事，现场鸦雀无声，一位紧挨著她，手拿蓝色旗帜的维吾尔女孩数次低头落泪。最后带著些许哽咽，“境外势力”对她的维吾尔朋友们深鞠一躬：“对不起”。
记者：为何选择了“讲述维吾尔人的遭遇”这个发言的角度呢？
“境外势力”：在我看来，汉人和维吾尔人的误解实在是太深了。我所接触过的维吾尔朋友中，绝大多数都已不再相信会有汉人是真心站著他们那边的。作为一个不认同国别概念的国际主义者，我决定明确的向他们表明我的立场，希望维吾尔人能看到还是有汉人跟我一样想要理解和支持他们的。我的这个想法来自于一位朋友对我的启发，我反思到了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对内的殖民化。
各个所谓的少数民族，在中共的掌控下纯粹成为了一种观赏性的文化符号，而他们自身文化的真正内核早已被抽走。于此同时，政府表面上鼓励汉人与少数民族团结，但实际上却在不断分裂他们。例如“给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等对非汉人的优待措施实则是很表面化的，跟妖魔化少数族裔的话术一样，其作用就是让他们与汉人之间互相产生怀疑和难以化解的敌对情绪。
记者：你跟大多数其他普通的汉人民众一样，并没有对维吾尔人进行任何直接的伤害，你为什么要坚持给他们道歉呢？
“境外势力”：无知是罪，知道了他人承受的不幸还不去发声是更大的罪。今天，许多维吾尔人再也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了，他们生活在中国的恐惧是我们根本无法想像的，而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日常使用的产品是“集中营”里维吾尔人淌著血汗做出来的，我们平日里许多所谓的“小确幸”都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所以我们普通人也必须说对不起，必须为我们的无知和听之任之而道歉。
12月3日德国柏林集会现场。近200人参加了集会
记者：是什么契机鼓舞了你参加这次响应中国境内民众的“白纸革命”？
“境外势力”：国内一些地区也曾经发生过各种大大小小的抗议，但说老实话我并没有很受触动。这样说也许比较刺耳，但我认为，例如富士康的工人抗争，虽然是反抗剥削和压迫，但他们的抗争说到底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为自身争取权益固然没有错，但那种类型的抗争，可能意味著当权力有一天向他们倾斜时，当他们有一天也能变成既得利益者时，这些人的立场很可能会180度大转弯，转去歌颂权力。
然而在乌鲁木齐火灾后，当我听到上海市民齐声高喊“新疆解封”的时候，我的内心才重燃起希望。我兴奋地意识到，大家终于开始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发声了！这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我曾纠结地想过，乌鲁木齐民众为什么没有在他们的维吾尔邻居、朋友或同事们被押去“集中营”的时候站出来抗议？为什么只有“铁拳”砸在自己身上时他们才想起来去发声，如果他们走上街头的原因仅仅是要求自己被“解封”的话... 但这次上海为新疆、北京为上海声援的抗争让我大大地被触动了，我觉得“为别人的权益去抗争”才是公民意识真正觉醒的体现，所以我要坚决地和他们站在一起。
记者：华人青年在海外抗争的原因？
“境外势力”：我觉得中国人在海外的抗争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参考中共的宣传机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刻意区别对内外两边的言论。而今天在国外的我们也要当自己的“大外宣”，把话语权拿回来。我们要向世界讲述中共暴政的真相，讲述中国人民生活的真相以及他们真正想说的话；同时也告诉维吾尔和其他民族的人们，有很多汉人想要支持他们，希望他们能看到我们，从而尽力去化解族群之间的矛盾和误解。我希望海外的抗争可以跟中国内部觉醒了的人们形成一种呼应，就像是伊朗此次“头巾革命”的海外声援团与他们国内的抗争者们互相配合的那样。
记者：你对中国以及欧洲政府们的诉求是什么？
“境外势力”：对中国政府我没有诉求，因为我觉得他们早在“六四”之后就没有合法性了，他们的权力是全靠国家暴力机器支撑的，所以我们没有与他们沟通的必要和余地，我主张华人在海外抗争的行动和口号越激进越好。
同时我坚持，在未来，中国人必须自救。然而单单提倡民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其他方面的彻底变革也要并进，不然一定会产生新的巨大的问题。比如从中国人口和民族分布的体量上看，大范圍的民主化可能会加剧少数群体被边缘化的危险，所以我认为汉人应该放弃所谓的“大一统”思维，提倡民族自决甚至独立。
欧洲方面，首先我希望他们能给维吾尔和其他在中国被迫害的人民更多的政治庇护，帮助他们逃离，保护他们的安全。其次，我希望欧洲民主国家的人可以持续地关注这些来自遥远地区和文化的声音。我的印象中，比如在德国，有很多人只嘴上挂著关心人权，但在中国问题触及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时，往往退避三舍。有的人甚至只是担心自己以后不能去中国做生意或旅游了，所以不愿表达中国政府不喜欢的立场，这非常讽刺。
记者：这次反对中共的抗争浪潮如果之后慢慢消退，你会怎么办呢？
“境外势力”：国外的抗争浪潮是否会退去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继续，继续寻找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朋友，一同纪录并诉说中国政府的罪行，总有一天把他们依法带上审判台。
至于国内的话，其实通过这次各地走上街头的运动，许多人应该已经明白了，政府不是坚不可摧的。那么多人自发举起白纸，一定多多少少在人们心中播撒了民主意识的种子。同时我也相信，因为中国体制本身的缺陷和这次对新冠疫情的管理失败，今后一定还会有人们站出来反抗的，目前的消沉是暂时的。如同政治学理论中“塔西佗陷阱”所描述的：倘若政府的公信力已然不断下降，无论他们今后如何发言或处事，也无法再获得人们的信任了。
记者：近来有抗争者自爆遭到了中国当局的警告，甚至国内家人的安全也被威胁了。面对这种未知的风险，你害怕吗？
“境外势力”：我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害怕中国政府的打压和要胁，但既然连在北京和上海的年轻人都能够勇敢站出来，我身在德国为什么就不能呢？只考虑自己实在是太自私了。就算我的声音只能影响或感染一两个人我也觉得足够了。在国内的父母目前还不知道我现在参与的行动，我并不想避讳他们，只是由于网络安全的问题，我还不能向他们解释。不过我相信，如果父母知道我是在为自由和他人的权益抗争的话，他们一定会为我骄傲的！
“鱼儿们”为“水”奋斗
朗诵《起初他们......》的小笼包（化名）自幼成长在德国，是一位华裔德国电影人。有著双重文化身份的她对中国青年们的勇气多次表示钦佩。在演讲中，她呼吁抗争者们要凝聚力量，把看似难以想像的反抗运动分解成可实现的小任务，一步一步地去挑战那个庞大的强权。
记者：作为一个德国公民，你为什么会来支持中国青年的民主运动呢？
小笼包：虽然我拥有的是德国国籍，但我也是听著中国儿歌，背著唐诗长大的，我对中国的情节很深，而且一直很想到那片土地上去做些事。为少数群体平权一直是我非常关注的议题，通过媒体和中国的朋友和家人，我了解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目前的专制统治，这样的社会现实让我即失望又心疼。所以当我上周走在柏林的大街上，突然看到中国爆发的抗议视频时，我激动得哭了...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随后，我就在社交网络里惊喜得找到了“白纸革命”和柏林集会的消息。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主动报名了在这次集会上的演讲呢？
小笼包：我是做电影的，但我并不是一个很爱表现的人，甚至高中以前都很害羞。这次特意连夜用中文写演讲稿，是因为我被中国境内年轻人的反抗声音深深地打动了。在那样严苛的环境下，他们能冒著生命危险来表达自己，我们在海外的人如果不回应他们，不去替他们分担一份责任的话，那就太对不起他们了！同时，坚持自由和民主对于现在的中国，以至于全世界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就连在今天的欧洲，民主也处于被动摇的边缘。
记者：你认为西方国家们能够为中国的民主和来自中国的抗争者做些什么呢？
小笼包：我认为西方国家需要做到“言行一致”。不要总是嘴上宣扬民主和人权，但实际上不去做，不去支持那些为民权奋斗的人们。欧美政府必须抵抗中国的施压，拒绝出卖自己的良知去换取经济利益或政治权宜，因为中国可能会提出用做生意的机会来蒙蔽西方的双眼，诱导他们对践踏人权和民主视而不见。
他们为民主运动具体能做的比如有：第一，给予媒体关注。由于中国的媒体是不自由的，所以对中国政府有异见的人对海外的媒体和网络平台有很大的依赖性，这次“白纸革命”也不例外。有了西方媒体的关注，很多被404（屏蔽）的信息就能得到记录、传播，以防是非被颠倒，信息“被消失”，事情“被没发生”。第二，保证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现在中国人的抗争运动在利用很多外国的网络平台。欧美政府要声明保证社运者们的安全，认真对待并优化自己的信息保障法，保护抗议者们在Telegram、TikTok、Instagram等交流平台上的个人信息不被泄漏、不被购买等等。
记者：身为一个生活在民主社会的公民，你认为这次中国“白纸”青年们的抗争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小笼包：跟西方社会里的抗争相比，中国人的勇气十分令人感叹！把自己从一个独裁的社会中抽出来，去学习和实践民主，是一件极其困难、极其有挑战的事情，他们面臨的障碍是巨大的。但这次运动可能让很多人开始摆脱那种觉得自己微不足道、螳螂挡车的消极观点。胆怯和做什么都没意义的态度是人人都有的，也是最无力和最腐朽的。
如同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讲的两只小鱼与水的寓言一样，中国人沉浸在独裁、压制和政治宣传（Propaganda）的水里。鱼对水的存在是没有意识的，因为习惯了、被渗透了、被洗脑了。而现在这批中国的年轻人居然有勇气跳出这“水”，并且为改善和净化这它而奋斗！然而从一个西方视角我也看到，很多欧洲人可能很难理解他们，西方人沈浸在民主之“水”中，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不再能理解失去水会是什么概念。
所以即使这次运动最终可能会走入低潮，但只要它使一些人的内心产生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波动，或在心里稍稍有了一点改变，那已经是非常值得和重大的成就。因为在我看来，任何长久性的改变一定是从意识上的改变开始的。
89年以来，从未有过这样一场自中国内地兴起，蔓延多个国家，涌现得如此之快之广的线下社运。当人们开始谈论“白纸革命”将何去何从时，我们详细询问了12月3日在德国柏林参与集会并发言的一名留学生和一名德籍华人，讲述他们为何跳出自己优越的舒适圈去为他人抗争。
12月3日德国柏林集会现场
（德国之声中文网）“起初，纳粹抓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在围成半圆形的人群中间，一位眼睛弯弯的高个儿年轻人手拿红色话筒，用流利的中英德三语复述了《起初他们......》，一篇二战后从德国流传出来的忏悔自白。这段反政治冷漠的隐喻开启了12月3日在中国驻柏林使馆门前反独裁集会的宣言。
盡管当日柏林的气温已坠入零下，紧邻中国使馆的扬诺维茨桥（Jannowitzbrücke）上，集会在抗议者们的热情中仍持续了足足四个小时，参加人数近200人。
在各式各样的口罩和面具背后，青年抗议者们彼此张望著，略微迟疑但宏亮的呼喊声中透露出他们忐忑又兴奋的情绪。集会中的口号和发言时而伴随著郎朗的笑声，时而伴随著抽泣与沈默。在斯普雷河边华灯初上的时候，他们在鲜花和横幅之间点燃了象征著哀思和希望的蜡烛。河岸的另一边是低垂的五星红旗和紧闭的中国使馆大门。
为他人抗争 - 公民意识觉醒的真正体现
坚持化名为“境外势力”的演讲者是一个刚来德国不久的传媒专业学生。她表示自己热爱思考、习惯质疑，很早就对国家和民族沙文主义等概念有了自己的认识。她告诉记者，如此匿名是因为中国政府给所有反对声音都恶意地贴上了“境外势力”的标签，所以她决定以此举来讽刺中国政府。“我们去说他们的话，让他们无话可说”，她主张道。
12月3日德国柏林集会现场的演讲者
在她致维吾尔人的发言中，“境外势力”愤怒地低吼：“当我举起白纸的时候，我看到它们了。我看到这些（维吾尔人的）故事，密密麻麻，全写在这张白纸上！... 我同样看到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害怕我们举起的这张白纸，因为这上面写满了他们的丑恶！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
听著她列举的、无数身在新疆“集中营”以及中国境内外维吾尔人在中共控制下所经历的骇人故事，现场鸦雀无声，一位紧挨著她，手拿蓝色旗帜的维吾尔女孩数次低头落泪。最后带著些许哽咽，“境外势力”对她的维吾尔朋友们深鞠一躬：“对不起”。
记者：为何选择了“讲述维吾尔人的遭遇”这个发言的角度呢？
“境外势力”：在我看来，汉人和维吾尔人的误解实在是太深了。我所接触过的维吾尔朋友中，绝大多数都已不再相信会有汉人是真心站著他们那边的。作为一个不认同国别概念的国际主义者，我决定明确的向他们表明我的立场，希望维吾尔人能看到还是有汉人跟我一样想要理解和支持他们的。我的这个想法来自于一位朋友对我的启发，我反思到了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对内的殖民化。
各个所谓的少数民族，在中共的掌控下纯粹成为了一种观赏性的文化符号，而他们自身文化的真正内核早已被抽走。于此同时，政府表面上鼓励汉人与少数民族团结，但实际上却在不断分裂他们。例如“给少数民族学生高考加分”等对非汉人的优待措施实则是很表面化的，跟妖魔化少数族裔的话术一样，其作用就是让他们与汉人之间互相产生怀疑和难以化解的敌对情绪。
记者：你跟大多数其他普通的汉人民众一样，并没有对维吾尔人进行任何直接的伤害，你为什么要坚持给他们道歉呢？
“境外势力”：无知是罪，知道了他人承受的不幸还不去发声是更大的罪。今天，许多维吾尔人再也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了，他们生活在中国的恐惧是我们根本无法想像的，而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日常使用的产品是“集中营”里维吾尔人淌著血汗做出来的，我们平日里许多所谓的“小确幸”都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所以我们普通人也必须说对不起，必须为我们的无知和听之任之而道歉。
12月3日德国柏林集会现场。近200人参加了集会
记者：是什么契机鼓舞了你参加这次响应中国境内民众的“白纸革命”？
“境外势力”：国内一些地区也曾经发生过各种大大小小的抗议，但说老实话我并没有很受触动。这样说也许比较刺耳，但我认为，例如富士康的工人抗争，虽然是反抗剥削和压迫，但他们的抗争说到底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为自身争取权益固然没有错，但那种类型的抗争，可能意味著当权力有一天向他们倾斜时，当他们有一天也能变成既得利益者时，这些人的立场很可能会180度大转弯，转去歌颂权力。
然而在乌鲁木齐火灾后，当我听到上海市民齐声高喊“新疆解封”的时候，我的内心才重燃起希望。我兴奋地意识到，大家终于开始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发声了！这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我曾纠结地想过，乌鲁木齐民众为什么没有在他们的维吾尔邻居、朋友或同事们被押去“集中营”的时候站出来抗议？为什么只有“铁拳”砸在自己身上时他们才想起来去发声，如果他们走上街头的原因仅仅是要求自己被“解封”的话... 但这次上海为新疆、北京为上海声援的抗争让我大大地被触动了，我觉得“为别人的权益去抗争”才是公民意识真正觉醒的体现，所以我要坚决地和他们站在一起。
记者：华人青年在海外抗争的原因？
“境外势力”：我觉得中国人在海外的抗争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参考中共的宣传机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刻意区别对内外两边的言论。而今天在国外的我们也要当自己的“大外宣”，把话语权拿回来。我们要向世界讲述中共暴政的真相，讲述中国人民生活的真相以及他们真正想说的话；同时也告诉维吾尔和其他民族的人们，有很多汉人想要支持他们，希望他们能看到我们，从而尽力去化解族群之间的矛盾和误解。我希望海外的抗争可以跟中国内部觉醒了的人们形成一种呼应，就像是伊朗此次“头巾革命”的海外声援团与他们国内的抗争者们互相配合的那样。
12月3日德国柏林集会现场
记者：你对中国以及欧洲政府们的诉求是什么？
“境外势力”：对中国政府我没有诉求，因为我觉得他们早在“六四”之后就没有合法性了，他们的权力是全靠国家暴力机器支撑的，所以我们没有与他们沟通的必要和余地，我主张华人在海外抗争的行动和口号越激进越好。
同时我坚持，在未来，中国人必须自救。然而单单提倡民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其他方面的彻底变革也要并进，不然一定会产生新的巨大的问题。比如从中国人口和民族分布的体量上看，大范圍的民主化可能会加剧少数群体被边缘化的危险，所以我认为汉人应该放弃所谓的“大一统”思维，提倡民族自决甚至独立。
欧洲方面，首先我希望他们能给维吾尔和其他在中国被迫害的人民更多的政治庇护，帮助他们逃离，保护他们的安全。其次，我希望欧洲民主国家的人可以持续地关注这些来自遥远地区和文化的声音。我的印象中，比如在德国，有很多人只嘴上挂著关心人权，但在中国问题触及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时，往往退避三舍。有的人甚至只是担心自己以后不能去中国做生意或旅游了，所以不愿表达中国政府不喜欢的立场，这非常讽刺。
记者：这次反对中共的抗争浪潮如果之后慢慢消退，你会怎么办呢？
“境外势力”：国外的抗争浪潮是否会退去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继续，继续寻找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朋友，一同纪录并诉说中国政府的罪行，总有一天把他们依法带上审判台。
至于国内的话，其实通过这次各地走上街头的运动，许多人应该已经明白了，政府不是坚不可摧的。那么多人自发举起白纸，一定多多少少在人们心中播撒了民主意识的种子。同时我也相信，因为中国体制本身的缺陷和这次对新冠疫情的管理失败，今后一定还会有人们站出来反抗的，目前的消沉是暂时的。如同政治学理论中“塔西佗陷阱”所描述的：倘若政府的公信力已然不断下降，无论他们今后如何发言或处事，也无法再获得人们的信任了。
记者：近来有抗争者自爆遭到了中国当局的警告，甚至国内家人的安全也被威胁了。面对这种未知的风险，你害怕吗？
“境外势力”：我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害怕中国政府的打压和要胁，但既然连在北京和上海的年轻人都能够勇敢站出来，我身在德国为什么就不能呢？只考虑自己实在是太自私了。就算我的声音只能影响或感染一两个人我也觉得足够了。在国内的父母目前还不知道我现在参与的行动，我并不想避讳他们，只是由于网络安全的问题，我还不能向他们解释。不过我相信，如果父母知道我是在为自由和他人的权益抗争的话，他们一定会为我骄傲的！
12月3日德国柏林集会现场
“鱼儿们”为“水”奋斗
朗诵《起初他们......》的小笼包（化名）自幼成长在德国，是一位华裔德国电影人。有著双重文化身份的她对中国青年们的勇气多次表示钦佩。在演讲中，她呼吁抗争者们要凝聚力量，把看似难以想像的反抗运动分解成可实现的小任务，一步一步地去挑战那个庞大的强权。
记者：作为一个德国公民，你为什么会来支持中国青年的民主运动呢？
小笼包：虽然我拥有的是德国国籍，但我也是听著中国儿歌，背著唐诗长大的，我对中国的情节很深，而且一直很想到那片土地上去做些事。为少数群体平权一直是我非常关注的议题，通过媒体和中国的朋友和家人，我了解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目前的专制统治，这样的社会现实让我即失望又心疼。所以当我上周走在柏林的大街上，突然看到中国爆发的抗议视频时，我激动得哭了...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随后，我就在社交网络里惊喜得找到了“白纸革命”和柏林集会的消息。
记者：是什么促使你主动报名了在这次集会上的演讲呢？
小笼包：我是做电影的，但我并不是一个很爱表现的人，甚至高中以前都很害羞。这次特意连夜用中文写演讲稿，是因为我被中国境内年轻人的反抗声音深深地打动了。在那样严苛的环境下，他们能冒著生命危险来表达自己，我们在海外的人如果不回应他们，不去替他们分担一份责任的话，那就太对不起他们了！同时，坚持自由和民主对于现在的中国，以至于全世界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就连在今天的欧洲，民主也处于被动摇的边缘。
12月3日德国柏林集会现场的演讲者
记者：你认为西方国家们能够为中国的民主和来自中国的抗争者做些什么呢？
小笼包：我认为西方国家需要做到“言行一致”。不要总是嘴上宣扬民主和人权，但实际上不去做，不去支持那些为民权奋斗的人们。欧美政府必须抵抗中国的施压，拒绝出卖自己的良知去换取经济利益或政治权宜，因为中国可能会提出用做生意的机会来蒙蔽西方的双眼，诱导他们对践踏人权和民主视而不见。
他们为民主运动具体能做的比如有：第一，给予媒体关注。由于中国的媒体是不自由的，所以对中国政府有异见的人对海外的媒体和网络平台有很大的依赖性，这次“白纸革命”也不例外。有了西方媒体的关注，很多被404（屏蔽）的信息就能得到记录、传播，以防是非被颠倒，信息“被消失”，事情“被没发生”。第二，保证网络安全(Cyber Security)。现在中国人的抗争运动在利用很多外国的网络平台。欧美政府要声明保证社运者们的安全，认真对待并优化自己的信息保障法，保护抗议者们在Telegram、TikTok、Instagram等交流平台上的个人信息不被泄漏、不被购买等等。
记者：身为一个生活在民主社会的公民，你认为这次中国“白纸”青年们的抗争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小笼包：跟西方社会里的抗争相比，中国人的勇气十分令人感叹！把自己从一个独裁的社会中抽出来，去学习和实践民主，是一件极其困难、极其有挑战的事情，他们面臨的障碍是巨大的。但这次运动可能让很多人开始摆脱那种觉得自己微不足道、螳螂挡车的消极观点。胆怯和做什么都没意义的态度是人人都有的，也是最无力和最腐朽的。
如同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讲的两只小鱼与水的寓言一样，中国人沉浸在独裁、压制和政治宣传（Propaganda）的水里。鱼对水的存在是没有意识的，因为习惯了、被渗透了、被洗脑了。而现在这批中国的年轻人居然有勇气跳出这“水”，并且为改善和净化这它而奋斗！然而从一个西方视角我也看到，很多欧洲人可能很难理解他们，西方人沈浸在民主之“水”中，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不再能理解失去水会是什么概念。
所以即使这次运动最终可能会走入低潮，但只要它使一些人的内心产生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波动，或在心里稍稍有了一点改变，那已经是非常值得和重大的成就。因为在我看来，任何长久性的改变一定是从意识上的改变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