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30周年纪念日。11月7日德国《明镜》周刊（Spiegel）就此采访了现任德国总理，前东德公民安格拉·默克尔，观察者网全文翻译采访内容，以飨读者。
《明镜》周刊：当下，德国社会各界都在庆祝柏林墙倒塌30周年。设想一下，如果柏林墙一直没有倒，现在的东德人民应该在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70周年，而你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默克尔：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对话了，这点可以肯定。
《明镜》周刊：想象一下，如果柏林墙现在还存在，你现在会在干什么？
默克尔：至少我当初的梦想就实现了。在东德，女性60岁退休。我今年65岁，意味着5年前我就可以拿起护照周游全世界了，我会去美国旅游。退休人员在东德可以被允许出入境，即那些不再是社会主义工作所需要的那批人。
德国总理默克尔（中）接受了《明镜》周刊两位高级编辑梅兰妮·阿曼（Melanie Amann，右一）和弗洛里安·加特曼（ Florian Gathmann，左一）的采访
《明镜》周刊：也就是说，美国是你梦想中的目的地？
默克尔：当然。不过我也会去西德游历一番，第一站应该会去美国，因为它有广袤的国土和多元的文化。我会亲自去看看落基山脉，开着车兜兜风，听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注：美国摇滚歌手斯普林斯汀在东德广受欢迎，在1988年他还在东德举办过演唱会。）
《明镜》周刊：兜风的那种车，是美国式的大型豪华小轿车吗？
默克尔：不是，我会选择小一点的轿车，当然这车肯定比东德的特拉贝特要好（注：Trabent也译“卫星”，是前东德汽车品牌，也是东德最常见的车）。
《明镜》周刊：上一次全国举行东西德统一庆典的时候，你当时就哀叹，说已经记不太清楚你在东德时代大部分时间的生活了，对1989-1990年的东德巨变的某些细节也有些记忆模糊，作为前东德公民，你如何看待当时和如今的历史关联？
默克尔：我确实需要好好花点时间才能记起当年的旧时光。不过柏林墙倒掉之后，前东德公民不得不面临很多新生事物的挑战。我们被迫转变思考模式，原来在东德的很多工作技能也会突然发现根本用不上，或者变得不再重要了。过去生活的种种印记被新时代刷新了。30年后，人们在追忆过去的时候，种种思绪再次涌上心头。
默克尔17岁军装照
《明镜》周刊：每个人对当时的历史记忆都不相同，其中有一部分人相当怀旧。
默克尔：当年每个东德人在现在生活的如何，决定了他们追忆的方式和内容。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有一点是西德人很难体会的：不管你们说东德当年多么的专制，但我们依然可以在那种体制下生活得很幸福。虽然政治气氛较为谨慎，但我们仍可以和家人朋友们自由地庆祝生日和圣诞节。当然了，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退休之前出国只能去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去美国是不可能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东德人可能都无法理解，这也是西德人所忽略的，那就是东德老人们的回忆为何会带有如此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东德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
《明镜》周刊：一个现象的出现削弱了我们庆祝东西德统一的热情，那就是最近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在东德几个州的州大选中攻城略地，进步神速，这个党是非常排外的。
默克尔：从我个人的角度看，1989年11月9日这天是非常值得高兴和纪念的。从1949年到1989年，不少东德人都渴望一种更自由的环境，突然间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公开地闲谈政治了。
我已经注意到，虽然在这场和平革命之后，东德人的自由度提升了，但不少东德的村落荒废了，年轻人们纷纷离开，留下的只有空巢老人。我想提醒某些人，虽然你们对当地的基础交通建设不满，对医疗体系不满，对政府施政体系不满，但你们也没有权利散播对他人的仇恨和轻蔑，甚至动用暴力，这是我们全体德国人都无法容忍的。
当地时间2019年9月1日，德国德累斯顿，选民和各党派成员在投票站投票。东部萨克森州与布兰登堡州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出口民调显示，极右派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在两邦得票率分别是27.5%与22.5%（@视觉中国）
《明镜》周刊：原东德公民如果把现在的政治体制和1989年对比一下，你觉得他们会感觉如何？
默克尔：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坚决不能认同：一批西德人跑到东德转了一圈，说我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如当年东德的水平，这完全就是在胡扯了。
《明镜》周刊：但是像薇拉·莱斯菲尔德（注：Vera
Lengsfeld，前东德异议人士，1990年当选东西德统一后的首届国会议员）这样的人权活动家就对柏林墙的倒塌欣喜若狂，她之前在东德有过牢狱之灾。她感谢柏林墙的倒塌，让她女儿有机会前往美国生活，她这个态度，会让你很不高兴吧。
默克尔：对此，我和她持不同观点。
《明镜》周刊：现在的很多东德人特别恨你，觉得你背叛了东德，让他们失望了，所以他们把票投给了AfD，你对这些东德人感到失望吗？
默克尔：每个人都有自由发表观点的权利，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我政治生涯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在党内是绝对的少数派，我有四个“少数派特征”：年轻，女性，新教徒和东德人。现在我当了14年的德国总理，为全体德国人民服务。假定说我来自东德，就该优先考虑东德问题，这是错误的，如果确实有人这么想，不好意思，我让你们失望了。话说回来，我可能在国内不同区域对话方面确实有所缺失。
如今，东西德依然有很明显的贫富差距，东德四个大州的人均GDP明显低于西德（德国联邦统计局2016年数据）
《明镜》周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默克尔：东德人和西德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应该更加深度地去理解对方。
《明镜》周刊：柏林墙倒塌的时候，那年你才35岁，如果能让时间重新来过，重新调整统一模式，你会有不同的选择吗？
默克尔：时光匆匆，让我们来不及遐想，不过，我们都犯过一些错误。
1989年的夏天，35岁的默克尔（右一）和未来的丈夫约阿希姆·萨乌尔（Joachim Sauer）在波兰一所大学里研究化学
《明镜》周刊：比如说？
默克尔：我举一个例子，当年君特尔·克劳泽（注：Günther
Krause，基民盟成员，1991-1993年在德国统一后担任交通部部长，东德人）有一次在和克劳斯·金克尔（注：Klaus
Kinkel，自由民主党成员，1991-1992年在德国统一后担任司法部部长，西德人）谈话的过程中突然加大了音量，变得十分恼火，原因是金克尔看到他穿了一双锃光瓦亮的古铜色皮鞋，问他是不是用公款买的。这件事当时闹得还挺大。
为了不必要的误解，我首先声明我对金克尔先生是非常尊敬的，但这件事说明了两德统一之后双方政府官员一起共事后的产生的一些问题。
我在东德最后一届政府任职的时候，当时最后一任东德总理德梅基耶（Lothar de
Maizière）向西德总理表达了拜访西德的想法，结果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无礼地拒绝了他，说现在东西德马上统一了，你可以等统一之后再来西德，东德总理想过去看看又怎么了？西德的器量也太小了。
1994年1月，默克尔当选为联邦环境部部长，她录制视频，向公众展示如何制作可回收纸袋
《明镜》周刊：你认为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之后，东德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默克尔：我想提醒所有德国人，东西德统一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很多人都被西德总理科尔高超的政治手腕所倾服，但是在1989年11月9日这天，双方能和平地走到一起，是全体德国人尤其是东德公民不断推进的结果。我们为两德重新走向统一而欣喜，但当时东德人真的付出了巨大的勇气才走到这一步。要知道，1988年的西德人可不是对国家统一那么乐观，当时从西德寄送一本书到东德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东德人的努力理应得到更多尊重。
《明镜》周刊：现在我们《明镜》周刊编辑部内部，言论自由及其界限问题是个热点话题，你是否觉得现在的德国言论自由的环境正受到严重威胁？
默克尔：没有。连及右翼政党AfD的创建者卢克（Bernd
Lucke）都可以公开在汉堡大学演讲，正说明了我们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但言论自由的边界不一定是主流媒体描述的那样。什么是自由，自由其实是包含“反自由”的，即要容纳反自由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哪怕造成的结果一塌糊涂（shitstorm），我就有类似的经历，这都是民主的一部分。西德人对此也应该有所体会，比如在1960年代末的时候，西德对这个问题的辩论还要激烈，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
2009年4月，已经是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庆祝她带领德国克服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BBC）
《明镜》周刊：当年东德的长期执政党是社会统一党，也就是现在左翼党的前身。现在AfD在东德的得票率非常高，你所在的基民盟在图林根州多次想找左翼党对话，但看起来两党的合作之途并不是十分顺利，为何局面变得如此困难？
默克尔：对这个局面，基民盟早就有所预料。图林根州的州长拉梅洛夫（Bodo
Ramelow），是左翼党党员，他想尽可能保持该党的独立性，他们也有意愿扩大执政平台。左翼党涉及到东德历史问题的时候，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而且左翼党和基民盟的政治理念分歧太大，所以我们现在不想和他们合作了。但是图林根州的基民盟的领导人麦克•莫林（Mike
Mohring）和左翼党走得特别近，我对此很不满。他个人可以这么做，但他本人的活动和两党联合没有关系。
6月18日，默克尔在欢迎乌克兰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的仪式上全程发抖，引发外界对她健康状况的担心
《明镜》周刊：虽然你不满意，但是你党内同僚倒是很宽容，没有和拉梅洛夫彻底划清界限。
默克尔：拉梅洛夫现在面对的问题，早就不是联合党执政是否可以拿到多数席位的问题了。我一再告诫党内同侪，现在我们的策略是边等边看。可能未来拉梅洛夫想通了，愿意同我们合作，我们也不会拒绝，毕竟他现在是州长。但现在的局面不涉及两党联合执政的问题。
《明镜》周刊：看看现在的德国联邦内阁成员，除了你之外，只有家庭事务部部长姬菲（Franziska Giffey）一个人来自东德，现在德国政坛的东西德政治资源分配看起来非常不平衡。
默克尔：前几天还有人告诉我，说现在的德国大学的一把手已经找不到东德人了。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这是典型的东德政治赤字。对此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老一辈的东德政治家们，也就是1990年那批都退了。我也花了很长时间从基层一点点做起，坐到了总理的位置上。
我鼓励来自东德的政府官员们要更自信一点，行事更高调一点。目前政坛这个局面确实对东德很不利
柏林墙倒塌三十年：依旧失落的东德
排犹、仇外、右倾、激进是东德地区始终无法摘掉的标签，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近十年间，这些负面标签反而越粘越牢。
两百场免费音乐会、连续七天的庆祝活动……11月4日至10日，德国首都柏林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30年前的11月9日，阻止民主德国德居民逃往西柏林的柏林墙轰然倒塌。东德地区开始了漫长的改革。
但直到十年前，东西德难以弥合且巨大的贫富差距，始终是各大发展经济学教材上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经典案例。彼时，困扰前东德五大联邦州的最核心经济指标——失业率甚至高达14.7%，超过同期西德联邦州的两倍有余。
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此后东德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期，并正以惊人的速度追赶西德——至少在数据层面如此。
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和德国政府公布的《德国统一年度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前东德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西德地区的75%，而东德地区去年1.6%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甚至还要高于前西德地区的1.4%。
另外，前东德联邦州的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也达到了西德地区的85%，计入购买力的可支配收入更是已经达后者的92%，甚至已经高于诸如下萨克森、萨尔州等相对欠发达的原西德联邦州；对于退休人员而言，东德地区的平均退休工资同样也已经达到了西德地区94%的水平。
即使是曾经困扰联邦政府许久的失业率问题，东德地区也在过去十年取得了长足进步。联邦劳动局的数据显示，东德各州2018年的失业率为6.9%，与西德地区4.8%的差距已经十分微小，而在过去30年内，两德之间的失业率始终相差十个百分点以上。
德国16个联邦州的平均税前年收入对比。东德五州（灰色部分）尽管仍无法比拟西德地区，但差距正在持续缩小。图源：Gehalt.de
但是在这些漂亮的经济数据背后，东德的政治和社会形态却又展露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意涵。
就在两个星期之前的10月27日，东德五州之一的图林根州举行了地方选举。左翼党和极右翼的选项党分别以31%和23%的得票率获得大胜，而默克尔的基民盟和前总理施罗德的社民党在地方大选中仅能充当配角。左翼党的前身也正是东德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
图林根州极左和极右强势的政治格局也是东德五州的缩影。
而在东德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萨克森州，当街殴打犹太人、左右翼大规模冲突、公然行纳粹举手礼更是屡见报端。
如何解释增长的经济与愤怒的民意之间的矛盾？
多年以来，许多观察人士和学者都将东德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居民的认同感缺失。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当年简单粗暴地将西德模式强加于前东德地区，以及政治正确式地否定东德时代一切制度和组织形式所带来的连串后果。
但是该观点同样无法解释的是，不仅仅是“怀旧”的老东德人，即便是未曾经历过苏联时代的新生代东德居民也同样对现状充斥着不满。
据《德国统一年度报告》的调查，超过一半（57%）的东德居民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二等公民，仅有38%的东德居民认为两德统一是成功的，而这个比例在40岁以下的东德青壮年中反而更低，仅为20%。
那么，东德五州到底还缺什么？答案或许就是：希望。
大企业去哪了？
近十年来，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德国超级企业对于城市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提升作用愈发明显。遗憾的是，德国的Dax指数三十强企业无一将总部设在前东德地区。即便是将范围扩大到在德企业100强榜单，将总部设立在东德地区的企业数量也只有一家：道达尔中德石油公司——一家法国公司。
东德地区究竟有多么不受企业家待见？
不仅曾经总部设于东德小城耶拿的蔡司公司拒绝迁回旧址，即便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总部迁回柏林的西门子集团和德国铁路公司也同样阳奉阴违地仍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保留了集团的管理职能部门，实际政令也皆出自于这两座城市。
东德地区并非没有区位优势，至少东德人拥有其引以为傲的褐煤资源。但是当地煤矿却几乎都被总部位于西德的莱茵集团、Eon集团等能源巨头们所掌控。而东德人拿得出手的能源企业只是VNG，一家靠着向西德地区输送俄罗斯天然气而存活的“倒爷”公司。
在高新技术或者消费品领域，东德地区交出的成绩单就更为惨淡。
一直以来被东德各州树立为成功典型的企业有：精密仪器生产商业纳公司（Jenoptik）、香槟制造商小红帽公司（Rotkäppchen-Mumm-Sektkellereien）、创业范例的文具用品公司Böttcher等。但是这些企业不足10亿欧元的营收额不仅无法与西门子这种动辄近千亿欧元营收的公司相比，甚至连带动当地经济都显得力不从心。
大企业的缺位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研发、管理等高端岗位在东德地区的严重稀缺，东德五州在德国的定位始终无法摆脱资源提供者和生产基地。对于东德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言，几乎只有背井离乡去寻找专业对口的就业岗位，或者留在家乡屈才地从事低端职业两种选择。
仅以研发费用为例，根据德国教育与研发部的统计，2018年全德研发投入超过880亿欧元，其中东德五州占比不足十分之一。
研发能力的低下还直接体现在东德地区优秀学府的稀缺。截至2019年，德国政府已经进行了三轮精英大学的评选，入选大学机构将得到联邦政府的大笔财政资助。但是在11所精英大学中，东德地区仅有一所德累斯顿理工大学入选。
即便如此，关于德累斯顿理工大学仅仅是依靠东德这张牌才走后门入选的质疑声从未停歇过。包括斯图加特大学、达姆施塔特理工大学等综合实力丝毫不逊于德累斯顿理工大学的学府无法入选精英计划，在许多媒体看来，正是针对南德两州科研实力过于突出而做出的妥协。目前，南德两州在11所精英大学中已经占据了6个名额。
年轻人去哪了？
东德地区高等教育乏力现状的根源是什么？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就是生源匮乏。
自从柏林墙倒塌以来，已经有超过200万东德居民迁往西德地区；即使算上从欠发达地区流入东德五州的人口，东德地区的净流出人口也已超过了120万，相当于1990年东德解体时14%的人口数量。其中流出人口绝大多数均为年轻人。
这一趋势也明显体现在生产力数据指标上。根据《德国商报》的统计数据，东德地区在2000年尚能贡献81.34亿有效工时，而这个数字到了2018年仅为73.66亿有效工时。但是与此同时，西德地区各州的有效工时却增长了12%以上。
1990年至2035年，除了首都柏林周边，东德五州都是人口流出地区。图源：BBSR
越来越多的东德中年人陆续到了退休年龄，同时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从这个意义而言，即便东德地区的经济停留在十年之前的水平，该地区的失业率也会自动下降。当然，老龄化引发的失业率下降的代价，自然是经济活力的彻底丧失。
更令东德地区的未来蒙上阴影的是，人口流失和老龄化在未来甚至还会呈现出加速趋势。萨克森州政府就预计，该州现有的200余万就业人口到2030年将进一步下降30万；而预计到2035年，东德所有州的人口都会出现超过15%的萎缩。值得注意的是，东德地区人口完成第一次15%的负增长用了近30年，完成第二次15%的负增长却预计仅需十年时间。
不可否认，即便是经济发达的西德地区也同样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但是凭借引入难民、开放技术移民等诸多政策，来自东欧、独联体国家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大大缓解了人口问题。目前，总人口达8310万的德国已经是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移民净流入国。
既无法提供高端技术就业机会，还充斥着排外情绪的东德地区很难吸引外国技术人才常驻，更多的外国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东德作为前往巴伐利亚等富裕联邦州的跳板。
“在校园里并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城里，那里的居民并不愿意跟我们用英语交流，尽管他们都会说英语”，来自印度的Niyantkumar Mehta向笔者诉说道。
27岁的Mehta就读于位于东德的马格德堡大学，这座同名城市也是中国高中物理课本上所提及的马德堡半球试验的发源地。大概半年前毕业后，Mehta并没有留在马格德堡，而是选择南下慕尼黑就业：“东德那里并没有什么合适的就业机会，而且在巴伐利亚这里说英语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Mehta的顾虑远非孤立个案。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则来自于东德第一强州萨克森州的明星企业家：安德里亚斯·冯俾斯麦。
他也正是“铁血宰相”、帝国舵手俾斯麦的曾曾孙。小俾斯麦目前在德累斯顿经营着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并于2016年建立了“向世界开放的萨克森州”协会。
促使小俾斯麦创立该协会的初衷，源自他前些年的招工困难经历。面对几乎所有德国媒体，小俾斯麦都喜欢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在我的企业，一个年轻人需要九年时间才能成长为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但是现在公司根本无法招到足够的年轻人。曾经有一名来自北威州的土耳其裔求职者在拒绝我们提供的销售岗位时这么说：‘我不认为我和我的家庭在萨克森生活能够感到安全快乐’。”
命运在西德手里
即便算上柏林，东德去年GDP仅相当于整个德国的15.3%。而没有大企业，也没有年轻人，东德人应当如何自救？
从要求联邦政府继续在东德大规模投资基建项目，到将东德划为放松管制的自由经济贸易区，甚至是iwh经济研究所提出的直接放弃人口萎缩的乡村地区、专攻城市发展的弃车保帅之策，东德各大智库的对策不可谓不多。
遗憾的是，东德的命运并不由东德居民决定。真正能够决定东德未来的依然是掌握着资源的西德人。
对于此，位于萨克森州波兰边境地区的卢萨蒂亚（Lausitz）和格尔利茨（Görlitz）居民最具备发言权。
这两座小城的产业结构十分单一，其中卢萨蒂亚严重依赖当地的露天褐煤矿开采基地，而格尔利茨则主要依靠西门子集团发电业务旗下的燃气轮机工厂。
但是在不到一年时间之内，这些支柱产业就被千里之外的慕尼黑人和柏林人轻松摧毁。
2019年2月初，柏林方面宣布为了达成减排目标，将于2038年前彻底放弃所有燃煤发电，卢萨蒂亚的褐煤矿将被关停；而西门子集团同样在资本和环保的双重压力下，决定缩减并剥离发电业务，格尔利茨工厂也将彻底关闭。
尽管西门子宣布将在格尔利茨新建一个氢能源研发基地以抵消关闭工厂的负面影响，但是新研发基地不仅根本无法提供如此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在格尔利茨这个甚至没有大专院校的小城，也根本没有合格的氢能源专业人才。
即便是在创造了德国六分之一就业机会的汽车行业，东德人的命运同样掌握在“西德佬”手中。
直到1991年，萨克森州的茨维考市一直是苏东集团著名的汽车城，曾经闻名一时的卫星牌汽车总部就位于该城。但在两德统一之后，卫星牌轿车就在大众、奔驰、宝马们的冲击下迅速倒闭，工厂最终也被大众收购。
如今，大众仍在茨维考雇佣超过8000名员工。为了彰显对东德的照顾，大众大手一挥将新电动车型ID3分配给了茨维考工厂，茨维考工厂也由此成为大众集团下第一个具备大批量生产能力的电动汽车工厂。这听上去前景光明，但却无法掩盖东德地区毫无话语权的现状。
即便是对茨维考工厂关爱有加的大众，也没有将真正的拳头级产品高尔夫8留给茨维考，更妄论大众当下更关心集团在土耳其建厂计划。
除了企业投资之外，东德地区在政治上也开始逐渐吃光了两德统一的红利老本。
一直以来，西部各州以税收形式的补贴和基建投资都是促进东德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这其中就以“德国统一交通基建计划”最为明显。该计划中，西德政府承诺修建15条高速公路和高铁线路连接东西德。目前，除了沿海的A20高速以外，其余的基建项目已经几乎完全完工。
基建项目修无可修的背后是西德居民30年来连续不断缴纳的“团结税”。相比与上世纪90年代西德居民踊跃缴纳援助东德的团结税，如今却有超过63%的西德人认为应当彻底废除该税目。即便是默克尔政府也已于今年8月将于2021年取消团结税。
2011年起，团结税的财政收入已经大于对于东德的援助额，团结税也被多数人视为政府创收的手段。图源：世界报
30年来，已经习惯于西德输血的前东德各州始终没有发展出其区位优势。当从未经历过冷战的新一代西德年轻人对此感到疲倦之时，当身后的东欧诸国开始大力吸引投资之时，前有狼后有虎的老东德还有未来吗？
今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30周年纪念日。11月7日德国《明镜》周刊（Spiegel）就此采访了现任德国总理，前东德公民安格拉·默克尔，观察者网全文翻译采访内容，以飨读者。
《明镜》周刊：当下，德国社会各界都在庆祝柏林墙倒塌30周年。设想一下，如果柏林墙一直没有倒，现在的东德人民应该在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70周年，而你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默克尔：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对话了，这点可以肯定。
《明镜》周刊：想象一下，如果柏林墙现在还存在，你现在会在干什么？
默克尔：至少我当初的梦想就实现了。在东德，女性60岁退休。我今年65岁，意味着5年前我就可以拿起护照周游全世界了，我会去美国旅游。退休人员在东德可以被允许出入境，即那些不再是社会主义工作所需要的那批人。
德国总理默克尔（中）接受了《明镜》周刊两位高级编辑梅兰妮·阿曼（Melanie Amann，右一）和弗洛里安·加特曼（ Florian Gathmann，左一）的采访
《明镜》周刊：也就是说，美国是你梦想中的目的地？
默克尔：当然。不过我也会去西德游历一番，第一站应该会去美国，因为它有广袤的国土和多元的文化。我会亲自去看看落基山脉，开着车兜兜风，听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注：美国摇滚歌手斯普林斯汀在东德广受欢迎，在1988年他还在东德举办过演唱会。）
《明镜》周刊：兜风的那种车，是美国式的大型豪华小轿车吗？
默克尔：不是，我会选择小一点的轿车，当然这车肯定比东德的特拉贝特要好（注：Trabent也译“卫星”，是前东德汽车品牌，也是东德最常见的车）。
《明镜》周刊：上一次全国举行东西德统一庆典的时候，你当时就哀叹，说已经记不太清楚你在东德时代大部分时间的生活了，对1989-1990年的东德巨变的某些细节也有些记忆模糊，作为前东德公民，你如何看待当时和如今的历史关联？
默克尔：我确实需要好好花点时间才能记起当年的旧时光。不过柏林墙倒掉之后，前东德公民不得不面临很多新生事物的挑战。我们被迫转变思考模式，原来在东德的很多工作技能也会突然发现根本用不上，或者变得不再重要了。过去生活的种种印记被新时代刷新了。30年后，人们在追忆过去的时候，种种思绪再次涌上心头。
默克尔17岁军装照
《明镜》周刊：每个人对当时的历史记忆都不相同，其中有一部分人相当怀旧。
默克尔：当年每个东德人在现在生活的如何，决定了他们追忆的方式和内容。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有一点是西德人很难体会的：不管你们说东德当年多么的专制，但我们依然可以在那种体制下生活得很幸福。虽然政治气氛较为谨慎，但我们仍可以和家人朋友们自由地庆祝生日和圣诞节。当然了，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退休之前出国只能去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去美国是不可能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东德人可能都无法理解，这也是西德人所忽略的，那就是东德老人们的回忆为何会带有如此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把东德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
《明镜》周刊：一个现象的出现削弱了我们庆祝东西德统一的热情，那就是最近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在东德几个州的州大选中攻城略地，进步神速，这个党是非常排外的。
默克尔：从我个人的角度看，1989年11月9日这天是非常值得高兴和纪念的。从1949年到1989年，不少东德人都渴望一种更自由的环境，突然间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公开地闲谈政治了。
我已经注意到，虽然在这场和平革命之后，东德人的自由度提升了，但不少东德的村落荒废了，年轻人们纷纷离开，留下的只有空巢老人。我想提醒某些人，虽然你们对当地的基础交通建设不满，对医疗体系不满，对政府施政体系不满，但你们也没有权利散播对他人的仇恨和轻蔑，甚至动用暴力，这是我们全体德国人都无法容忍的。
当地时间2019年9月1日，德国德累斯顿，选民和各党派成员在投票站投票。东部萨克森州与布兰登堡州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出口民调显示，极右派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在两邦得票率分别是27.5%与22.5%（@视觉中国）
《明镜》周刊：原东德公民如果把现在的政治体制和1989年对比一下，你觉得他们会感觉如何？
默克尔：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坚决不能认同：一批西德人跑到东德转了一圈，说我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如当年东德的水平，这完全就是在胡扯了。
《明镜》周刊：但是像薇拉·莱斯菲尔德（注：Vera
Lengsfeld，前东德异议人士，1990年当选东西德统一后的首届国会议员）这样的人权活动家就对柏林墙的倒塌欣喜若狂，她之前在东德有过牢狱之灾。她感谢柏林墙的倒塌，让她女儿有机会前往美国生活，她这个态度，会让你很不高兴吧。
默克尔：对此，我和她持不同观点。
《明镜》周刊：现在的很多东德人特别恨你，觉得你背叛了东德，让他们失望了，所以他们把票投给了AfD，你对这些东德人感到失望吗？
默克尔：每个人都有自由发表观点的权利，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我政治生涯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在党内是绝对的少数派，我有四个“少数派特征”：年轻，女性，新教徒和东德人。现在我当了14年的德国总理，为全体德国人民服务。假定说我来自东德，就该优先考虑东德问题，这是错误的，如果确实有人这么想，不好意思，我让你们失望了。话说回来，我可能在国内不同区域对话方面确实有所缺失。
如今，东西德依然有很明显的贫富差距，东德四个大州的人均GDP明显低于西德（德国联邦统计局2016年数据）
《明镜》周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默克尔：东德人和西德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应该更加深度地去理解对方。
《明镜》周刊：柏林墙倒塌的时候，那年你才35岁，如果能让时间重新来过，重新调整统一模式，你会有不同的选择吗？
默克尔：时光匆匆，让我们来不及遐想，不过，我们都犯过一些错误。
1989年的夏天，35岁的默克尔（右一）和未来的丈夫约阿希姆·萨乌尔（Joachim Sauer）在波兰一所大学里研究化学
《明镜》周刊：比如说？
默克尔：我举一个例子，当年君特尔·克劳泽（注：Günther
Krause，基民盟成员，1991-1993年在德国统一后担任交通部部长，东德人）有一次在和克劳斯·金克尔（注：Klaus
Kinkel，自由民主党成员，1991-1992年在德国统一后担任司法部部长，西德人）谈话的过程中突然加大了音量，变得十分恼火，原因是金克尔看到他穿了一双锃光瓦亮的古铜色皮鞋，问他是不是用公款买的。这件事当时闹得还挺大。
为了不必要的误解，我首先声明我对金克尔先生是非常尊敬的，但这件事说明了两德统一之后双方政府官员一起共事后的产生的一些问题。
我在东德最后一届政府任职的时候，当时最后一任东德总理德梅基耶（Lothar de
Maizière）向西德总理表达了拜访西德的想法，结果西德总理科尔（Helmut
Kohl）无礼地拒绝了他，说现在东西德马上统一了，你可以等统一之后再来西德，东德总理想过去看看又怎么了？西德的器量也太小了。
1994年1月，默克尔当选为联邦环境部部长，她录制视频，向公众展示如何制作可回收纸袋
《明镜》周刊：你认为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之后，东德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默克尔：我想提醒所有德国人，东西德统一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很多人都被西德总理科尔高超的政治手腕所倾服，但是在1989年11月9日这天，双方能和平地走到一起，是全体德国人尤其是东德公民不断推进的结果。我们为两德重新走向统一而欣喜，但当时东德人真的付出了巨大的勇气才走到这一步。要知道，1988年的西德人可不是对国家统一那么乐观，当时从西德寄送一本书到东德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东德人的努力理应得到更多尊重。
《明镜》周刊：现在我们《明镜》周刊编辑部内部，言论自由及其界限问题是个热点话题，你是否觉得现在的德国言论自由的环境正受到严重威胁？
默克尔：没有。连及右翼政党AfD的创建者卢克（Bernd
Lucke）都可以公开在汉堡大学演讲，正说明了我们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但言论自由的边界不一定是主流媒体描述的那样。什么是自由，自由其实是包含“反自由”的，即要容纳反自由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哪怕造成的结果一塌糊涂（shitstorm），我就有类似的经历，这都是民主的一部分。西德人对此也应该有所体会，比如在1960年代末的时候，西德对这个问题的辩论还要激烈，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
2009年4月，已经是德国总理的默克尔庆祝她带领德国克服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BBC）
《明镜》周刊：当年东德的长期执政党是社会统一党，也就是现在左翼党的前身。现在AfD在东德的得票率非常高，你所在的基民盟在图林根州多次想找左翼党对话，但看起来两党的合作之途并不是十分顺利，为何局面变得如此困难？
默克尔：对这个局面，基民盟早就有所预料。图林根州的州长拉梅洛夫（Bodo
Ramelow），是左翼党党员，他想尽可能保持该党的独立性，他们也有意愿扩大执政平台。左翼党涉及到东德历史问题的时候，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而且左翼党和基民盟的政治理念分歧太大，所以我们现在不想和他们合作了。但是图林根州的基民盟的领导人麦克•莫林（Mike
Mohring）和左翼党走得特别近，我对此很不满。他个人可以这么做，但他本人的活动和两党联合没有关系。
6月18日，默克尔在欢迎乌克兰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的仪式上全程发抖，引发外界对她健康状况的担心
《明镜》周刊：虽然你不满意，但是你党内同僚倒是很宽容，没有和拉梅洛夫彻底划清界限。
默克尔：拉梅洛夫现在面对的问题，早就不是联合党执政是否可以拿到多数席位的问题了。我一再告诫党内同侪，现在我们的策略是边等边看。可能未来拉梅洛夫想通了，愿意同我们合作，我们也不会拒绝，毕竟他现在是州长。但现在的局面不涉及两党联合执政的问题。
《明镜》周刊：看看现在的德国联邦内阁成员，除了你之外，只有家庭事务部部长姬菲（Franziska Giffey）一个人来自东德，现在德国政坛的东西德政治资源分配看起来非常不平衡。
默克尔：前几天还有人告诉我，说现在的德国大学的一把手已经找不到东德人了。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这是典型的东德政治赤字。对此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老一辈的东德政治家们，也就是1990年那批都退了。我也花了很长时间从基层一点点做起，坐到了总理的位置上。
我鼓励来自东德的政府官员们要更自信一点，行事更高调一点。目前政坛这个局面确实对东德很不利
柏林墙倒塌三十年：依旧失落的东德
排犹、仇外、右倾、激进是东德地区始终无法摘掉的标签，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近十年间，这些负面标签反而越粘越牢。
两百场免费音乐会、连续七天的庆祝活动……11月4日至10日，德国首都柏林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30年前的11月9日，阻止民主德国德居民逃往西柏林的柏林墙轰然倒塌。东德地区开始了漫长的改革。
但直到十年前，东西德难以弥合且巨大的贫富差距，始终是各大发展经济学教材上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经典案例。彼时，困扰前东德五大联邦州的最核心经济指标——失业率甚至高达14.7%，超过同期西德联邦州的两倍有余。
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此后东德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期，并正以惊人的速度追赶西德——至少在数据层面如此。
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和德国政府公布的《德国统一年度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前东德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西德地区的75%，而东德地区去年1.6%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甚至还要高于前西德地区的1.4%。
另外，前东德联邦州的平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也达到了西德地区的85%，计入购买力的可支配收入更是已经达后者的92%，甚至已经高于诸如下萨克森、萨尔州等相对欠发达的原西德联邦州；对于退休人员而言，东德地区的平均退休工资同样也已经达到了西德地区94%的水平。
即使是曾经困扰联邦政府许久的失业率问题，东德地区也在过去十年取得了长足进步。联邦劳动局的数据显示，东德各州2018年的失业率为6.9%，与西德地区4.8%的差距已经十分微小，而在过去30年内，两德之间的失业率始终相差十个百分点以上。
德国16个联邦州的平均税前年收入对比。东德五州（灰色部分）尽管仍无法比拟西德地区，但差距正在持续缩小。图源：Gehalt.de
但是在这些漂亮的经济数据背后，东德的政治和社会形态却又展露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意涵。
排犹、仇外、右倾、激进是东德地区始终无法摘掉的标签，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近十年间，这些负面标签反而越粘越牢。
就在两个星期之前的10月27日，东德五州之一的图林根州举行了地方选举。左翼党和极右翼的选项党分别以31%和23%的得票率获得大胜，而默克尔的基民盟和前总理施罗德的社民党在地方大选中仅能充当配角。左翼党的前身也正是东德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
图林根州极左和极右强势的政治格局也是东德五州的缩影。
而在东德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萨克森州，当街殴打犹太人、左右翼大规模冲突、公然行纳粹举手礼更是屡见报端。
如何解释增长的经济与愤怒的民意之间的矛盾？
多年以来，许多观察人士和学者都将东德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居民的认同感缺失。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当年简单粗暴地将西德模式强加于前东德地区，以及政治正确式地否定东德时代一切制度和组织形式所带来的连串后果。
但是该观点同样无法解释的是，不仅仅是“怀旧”的老东德人，即便是未曾经历过苏联时代的新生代东德居民也同样对现状充斥着不满。
据《德国统一年度报告》的调查，超过一半（57%）的东德居民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二等公民，仅有38%的东德居民认为两德统一是成功的，而这个比例在40岁以下的东德青壮年中反而更低，仅为20%。
那么，东德五州到底还缺什么？答案或许就是：希望。
大企业去哪了？
近十年来，拥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德国超级企业对于城市或某一地区的经济提升作用愈发明显。遗憾的是，德国的Dax指数三十强企业无一将总部设在前东德地区。即便是将范围扩大到在德企业100强榜单，将总部设立在东德地区的企业数量也只有一家：道达尔中德石油公司——一家法国公司。
东德地区究竟有多么不受企业家待见？
不仅曾经总部设于东德小城耶拿的蔡司公司拒绝迁回旧址，即便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将总部迁回柏林的西门子集团和德国铁路公司也同样阳奉阴违地仍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保留了集团的管理职能部门，实际政令也皆出自于这两座城市。
东德地区并非没有区位优势，至少东德人拥有其引以为傲的褐煤资源。但是当地煤矿却几乎都被总部位于西德的莱茵集团、Eon集团等能源巨头们所掌控。而东德人拿得出手的能源企业只是VNG，一家靠着向西德地区输送俄罗斯天然气而存活的“倒爷”公司。
在高新技术或者消费品领域，东德地区交出的成绩单就更为惨淡。
一直以来被东德各州树立为成功典型的企业有：精密仪器生产商业纳公司（Jenoptik）、香槟制造商小红帽公司（Rotkäppchen-Mumm-Sektkellereien）、创业范例的文具用品公司Böttcher等。但是这些企业不足10亿欧元的营收额不仅无法与西门子这种动辄近千亿欧元营收的公司相比，甚至连带动当地经济都显得力不从心。
大企业的缺位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研发、管理等高端岗位在东德地区的严重稀缺，东德五州在德国的定位始终无法摆脱资源提供者和生产基地。对于东德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而言，几乎只有背井离乡去寻找专业对口的就业岗位，或者留在家乡屈才地从事低端职业两种选择。
仅以研发费用为例，根据德国教育与研发部的统计，2018年全德研发投入超过880亿欧元，其中东德五州占比不足十分之一。
研发能力的低下还直接体现在东德地区优秀学府的稀缺。截至2019年，德国政府已经进行了三轮精英大学的评选，入选大学机构将得到联邦政府的大笔财政资助。但是在11所精英大学中，东德地区仅有一所德累斯顿理工大学入选。
即便如此，关于德累斯顿理工大学仅仅是依靠东德这张牌才走后门入选的质疑声从未停歇过。包括斯图加特大学、达姆施塔特理工大学等综合实力丝毫不逊于德累斯顿理工大学的学府无法入选精英计划，在许多媒体看来，正是针对南德两州科研实力过于突出而做出的妥协。目前，南德两州在11所精英大学中已经占据了6个名额。
年轻人去哪了？
东德地区高等教育乏力现状的根源是什么？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就是生源匮乏。
自从柏林墙倒塌以来，已经有超过200万东德居民迁往西德地区；即使算上从欠发达地区流入东德五州的人口，东德地区的净流出人口也已超过了120万，相当于1990年东德解体时14%的人口数量。其中流出人口绝大多数均为年轻人。
这一趋势也明显体现在生产力数据指标上。根据《德国商报》的统计数据，东德地区在2000年尚能贡献81.34亿有效工时，而这个数字到了2018年仅为73.66亿有效工时。但是与此同时，西德地区各州的有效工时却增长了12%以上。
1990年至2035年，除了首都柏林周边，东德五州都是人口流出地区。图源：BBSR
越来越多的东德中年人陆续到了退休年龄，同时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从这个意义而言，即便东德地区的经济停留在十年之前的水平，该地区的失业率也会自动下降。当然，老龄化引发的失业率下降的代价，自然是经济活力的彻底丧失。
更令东德地区的未来蒙上阴影的是，人口流失和老龄化在未来甚至还会呈现出加速趋势。萨克森州政府就预计，该州现有的200余万就业人口到2030年将进一步下降30万；而预计到2035年，东德所有州的人口都会出现超过15%的萎缩。值得注意的是，东德地区人口完成第一次15%的负增长用了近30年，完成第二次15%的负增长却预计仅需十年时间。
不可否认，即便是经济发达的西德地区也同样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但是凭借引入难民、开放技术移民等诸多政策，来自东欧、独联体国家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大大缓解了人口问题。目前，总人口达8310万的德国已经是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移民净流入国。
既无法提供高端技术就业机会，还充斥着排外情绪的东德地区很难吸引外国技术人才常驻，更多的外国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东德作为前往巴伐利亚等富裕联邦州的跳板。
“在校园里并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城里，那里的居民并不愿意跟我们用英语交流，尽管他们都会说英语”，来自印度的Niyantkumar Mehta向笔者诉说道。
27岁的Mehta就读于位于东德的马格德堡大学，这座同名城市也是中国高中物理课本上所提及的马德堡半球试验的发源地。大概半年前毕业后，Mehta并没有留在马格德堡，而是选择南下慕尼黑就业：“东德那里并没有什么合适的就业机会，而且在巴伐利亚这里说英语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Mehta的顾虑远非孤立个案。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则来自于东德第一强州萨克森州的明星企业家：安德里亚斯·冯俾斯麦。
他也正是“铁血宰相”、帝国舵手俾斯麦的曾曾孙。小俾斯麦目前在德累斯顿经营着一家纺织机械制造厂，并于2016年建立了“向世界开放的萨克森州”协会。
促使小俾斯麦创立该协会的初衷，源自他前些年的招工困难经历。面对几乎所有德国媒体，小俾斯麦都喜欢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在我的企业，一个年轻人需要九年时间才能成长为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但是现在公司根本无法招到足够的年轻人。曾经有一名来自北威州的土耳其裔求职者在拒绝我们提供的销售岗位时这么说：‘我不认为我和我的家庭在萨克森生活能够感到安全快乐’。”
命运在西德手里
即便算上柏林，东德去年GDP仅相当于整个德国的15.3%。而没有大企业，也没有年轻人，东德人应当如何自救？
从要求联邦政府继续在东德大规模投资基建项目，到将东德划为放松管制的自由经济贸易区，甚至是iwh经济研究所提出的直接放弃人口萎缩的乡村地区、专攻城市发展的弃车保帅之策，东德各大智库的对策不可谓不多。
遗憾的是，东德的命运并不由东德居民决定。真正能够决定东德未来的依然是掌握着资源的西德人。
对于此，位于萨克森州波兰边境地区的卢萨蒂亚（Lausitz）和格尔利茨（Görlitz）居民最具备发言权。
这两座小城的产业结构十分单一，其中卢萨蒂亚严重依赖当地的露天褐煤矿开采基地，而格尔利茨则主要依靠西门子集团发电业务旗下的燃气轮机工厂。
但是在不到一年时间之内，这些支柱产业就被千里之外的慕尼黑人和柏林人轻松摧毁。
2019年2月初，柏林方面宣布为了达成减排目标，将于2038年前彻底放弃所有燃煤发电，卢萨蒂亚的褐煤矿将被关停；而西门子集团同样在资本和环保的双重压力下，决定缩减并剥离发电业务，格尔利茨工厂也将彻底关闭。
尽管西门子宣布将在格尔利茨新建一个氢能源研发基地以抵消关闭工厂的负面影响，但是新研发基地不仅根本无法提供如此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在格尔利茨这个甚至没有大专院校的小城，也根本没有合格的氢能源专业人才。
即便是在创造了德国六分之一就业机会的汽车行业，东德人的命运同样掌握在“西德佬”手中。
直到1991年，萨克森州的茨维考市一直是苏东集团著名的汽车城，曾经闻名一时的卫星牌汽车总部就位于该城。但在两德统一之后，卫星牌轿车就在大众、奔驰、宝马们的冲击下迅速倒闭，工厂最终也被大众收购。
如今，大众仍在茨维考雇佣超过8000名员工。为了彰显对东德的照顾，大众大手一挥将新电动车型ID3分配给了茨维考工厂，茨维考工厂也由此成为大众集团下第一个具备大批量生产能力的电动汽车工厂。这听上去前景光明，但却无法掩盖东德地区毫无话语权的现状。
即便是对茨维考工厂关爱有加的大众，也没有将真正的拳头级产品高尔夫8留给茨维考，更妄论大众当下更关心集团在土耳其建厂计划。
除了企业投资之外，东德地区在政治上也开始逐渐吃光了两德统一的红利老本。
一直以来，西部各州以税收形式的补贴和基建投资都是促进东德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这其中就以“德国统一交通基建计划”最为明显。该计划中，西德政府承诺修建15条高速公路和高铁线路连接东西德。目前，除了沿海的A20高速以外，其余的基建项目已经几乎完全完工。
基建项目修无可修的背后是西德居民30年来连续不断缴纳的“团结税”。相比与上世纪90年代西德居民踊跃缴纳援助东德的团结税，如今却有超过63%的西德人认为应当彻底废除该税目。即便是默克尔政府也已于今年8月将于2021年取消团结税。
2011年起，团结税的财政收入已经大于对于东德的援助额，团结税也被多数人视为政府创收的手段。图源：世界报
30年来，已经习惯于西德输血的前东德各州始终没有发展出其区位优势。当从未经历过冷战的新一代西德年轻人对此感到疲倦之时，当身后的东欧诸国开始大力吸引投资之时，前有狼后有虎的老东德还有未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