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年初开始，不断爆出一些体制内人员工资调整的消息。而且都是降低，不论是公务员还是事业编制。最少的大约降低15%，多的甚至超过30%。而且级别越高的降低得越多。
一开始还只是个别地方的零星政策，后来渐渐越来越多，于是事情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我最近把这事研究了下，以前的熟人现在也都当领导了，找他们问几乎知无不言，有点收获，跟大家分享下，一起看看有没有道理。
（一）
首先要说一个情况，体制内的人，他们的工资按理说是一样的，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哪一级的工资是多少，这个都能查到。但是工资这玩意在他们的收入结构里这些年的占比是不断下降的。
一般来讲，你去问一个公务员工资多少，他们肯定会跟你说没多少，月薪三千，这个可能也没胡说，他们的职务工资或者说月薪可能就这些。
但是你能找到一个领导， 他也不会告诉你他自己的，但是他会跟你说他的小弟收入，如果事先不了解，大概率会吓一跳，因为除了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公积金，还有什么住房，交通，物业，通信，精神文明，过节费，下乡什么的，加起来就很可观了。
所以他们的收入比较复杂，有的人要两张甚至三张银行卡领钱。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人民的名义》第一集，侯亮平抓赵德汉，在赵德汉办公室桌上摆了五张卡，赵德汉一一介绍，一张是工资的，一张是奖金的，还有一张过节费的。另外两张估计是报销和发补贴之类的。原着里赵德汉说自己过节费的卡里藏了三万，自己老婆都不知道。
一般来讲，他们的基础工资是国家财政给发的，各地都是统一的，其他的那些，都是各地地方政府自己来决定，地方上有钱就多发，没钱就少发。这种情况下，各地情况差异就大了。即使是明确规定发的钱，因为各地经济情况不同，发放的情况也有很大区别。
在2018年5月27日，一个新闻上了热搜：安徽六安教师上访，围了市政府，讨要补贴，导致事件在全国迅速发酵。
其实事情很简单，安徽省在2017年底发文件，要给教师们发放一次性奖励。文件下了以后，省会合肥是一见到文件就发了，然后有几个地市也发了一些。六安因为经济发展不太好，一直都没有发。
原本大家都没有还能忍，到了5月，听说六安市直区域和经济开发区的教师终于发了补贴，但是其他区县的还是没有动静。这样一来，其他区县的教师一下子就乱套了，多次询问无果，最后在市政府门口上访，闹出一场惊动全国的风波来。
实际情况更加复杂，省里面关于补贴只是说要发，让各地区视自己情况而定，各地开支不一样，结余也不一样，最后发下去的钱也不一样。也就是上面出个政策执行看下面，各个地市之间教师都有很大区别。
这样一来，钱少的地方工作积极性肯定受打击，按理说同样级别年限的，收入应该差不多。国家的原则是如果去艰苦边远地区，或者工作非常辛苦，给予照顾。但是很多时候，艰苦地区本来就是因为没钱才艰苦，所以那里的公务员又艰苦又没钱。
富裕地区财政充足，工作相对舒适收入也高。而且各地经济不同，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大城市，相对的消费高生活压力大，发的比中西部地区多些，也可以说得过去。
但是像六安与合肥市中心距离才几十公里，开车算上进城出城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人们的心理落差就有些大了。至于同一城市区县之间也能有几倍的差距，这就很让人难以接受了。
很多时候偏远地区工作更加难做。比如六安下辖区县多是大别山区，而且是贫困县。这里的教师工作更辛苦，平时收入就没有城里的多，好容易省里统一叫发补贴却没有自己的，这种不公平很难让人释怀。
另一方面，钱少的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看着其他地方和部门发钱。即使自己不眼红，也不为自己增加收入，单单为了以后工作开展得更好。也要想办法弄钱发补贴。如果是自己个人拿，那是贪污违法行为；违规给员工随便发钱，那是搞小金库的违纪行为；但是别人弄钱发了，那自己学着操作就有理了。
不管是从各种费用里弄，还是找财政要，或者立个名目搞个专项。别人咋弄的我就咋弄，法不责众有啥怕的？说难听的，也就是老师这种事业编制人数又太多，还没啥权，也没有财政拨款以外的什么收入， 只能伸手向上面要。
公务员和有门路的事业单位，想发补贴，只要有站得住的名目。大多还是有办法多少发一些的。
于是这几年，很多地方体制内人员，除了日常的岗位补贴、绩效补贴之外。各种名目补贴奖金都冒了出来。很多时候钱因为总数目太大，如果年底发一大笔，太过于扎眼。于是通过各种名目分摊在每月和节假日发。
所以地方这几年都统一的有了一个所谓“创建文明城市补贴”。数量从上万到十万都有。反正文明城市年年都创，这钱也年年补。
所以这次调薪，并不是真调工资，而是调整那些奖金，而且也不是取消，应该看作是一种重新平衡。
如果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原本补贴就少的，受到的影响基本忽略不计。而且按照新颁布的规范，国家将对艰苦地区的体制内人员，提高补贴数目。主要降的是发达地方。
有人问，公务员这个铁饭碗有倒退的可能性吗？这事直接说大家可能感受不深，咱们讲讲之前发生过的事。这事又又又要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真的是非常困难，我经常拿那个时候举例，也是为了说明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国内体制内人员的工资收入，确实出现过一段时间问题。
在八十年代，因为改开的激励，加上体制内人员工资过低，出现过一次“公务员下海潮”。当时为了鼓励下海，有个政策叫“停薪留职”。就是不发钱但是位置给你留着，放你出去闯闯。混好了就在外面混，不行的话再回来。最多的时候，全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有超过1000万人参与，大部分离开体制后没回去，一小部分又重新回到了体制。这政策一直到1999年才取消。
很多改开后最早一批富豪，就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一来想下水试试，二来那时体制内收入吸引力不足。有的人真的就闯出来了，直到现在还是大名鼎鼎。
比如王石是广东外经委管招商的公务员。史玉柱本是安徽省统计局的公务员，工作后考研了，如果毕业不创业估计还要回去干统计。潘石屹是石油部经改研究室的研究员。王健林部队转业后，在大连的一个区政府上班，后来当了区政府房产公司经理，然后才自己开了万达公司。等等。
这些早期的脱离体制，还有一些主动成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地方财政情况变得更糟糕，很多地方出现过发不出公务员和教师工资的事情。
上次我们说分税制后，中央财政问题缓解，地方财政又紧张起来。很快就传导到了体制内人员收入上。公务员拖欠时有发生，即使不拖欠，当时所谓“两张大票”（200块）多年不涨。在物价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公务员的收入其实是连续下滑。
比起公务员，教师的情况更严重。当时的义务教育是收费的，特别是初中的收费每学期要几百元（那可是20世纪90年代的几百元）。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是农村孩子超过三个，很多时候老大要辍学打工帮弟弟妹妹挣学费。那时的老师工资由当地政府出钱，城市里还能勉强维持，在农村地区拖欠成了家常便饭。
农村老师当时两个主要工作，一个是走访让孩子不要辍学，一个是走访想法子收学费。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几乎无解。
那段时间人们对于“坐机关的”和“教书的”，远没有这些年那么向往。当然我说的是普通机关人员。对于干部和一线城市的岗位，啥时候都向往的。
现在回头看看，主要原因还是国内财政制度转型，结果造成了中央过度集中。
当时有的地方干部称分税制为“明抢制”。这部分我在上次说财政的时候讲过了。这些问题直到1999年后，通过转移支付，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才解决。
（三）
从公开信息可知，这次所谓“降薪”也不是地方主动开始的，而是从上而下的一次行动，那么有什么目的呢？我认为有两个，首先还是将体制内人员收入规范化。
这几年各种补贴的乱象，不但体制外的人不满意，因为地域、经济甚至主要干部“胆子”大不大，收入有了很大的差距，体制内也有很大的不满。
经济条件好的就乱发，造成体制内收入不合理。比如深圳的中学招聘，开出的收入和福利非常高，以至于大量清北级别的毕业生报名。至于很多地方招一些很简单工作的岗位，却一群高学历人员报名。几十个名校研究生抢一个街道办岗位。
一般来讲，职业上的“收入”，“稳定性”，“舒适性”是个不可能三角，收入高的职位，往往压力大而且淘汰率高；舒服稳定的职业不太可能收入高。如果一个职位把这些优点全占了，傻子才会犹豫，这个本身就不合理。特别是这两年经济困难，普通人面临降薪和失业，所谓大厂都在紧缩过日子。体制内还在发着各种补贴，于是造成两个后果：一个是体制外的人非常不满，认为不公平；一个是“打不过就加入”，体制内工作竞争卷得越来越厉害。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问题，社会对公务员的追捧，已经改变了应该有的导向。
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是人才去冒险去突破，都想躲入体制，这才是真正的内卷。
比如果2019年的数据，北大博士生77%进入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总毕业生里，占比第一的行业是教育（23%），第二是金融（19%），第三是机关（18%），第四是互联网（14%）。咱们倒也不是说不能进体制，只是这几年对于体制内的热捧，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特别是那句“不孝有三，无编为大”。因为考编过于成功，山东的考生被编了无数段子，还被无数文章分析，从几千年之前的孔孟开始讲到现在的丈母娘。
考公热背后的深层原因，也是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土地出让金这块大蛋糕，使得地方政府收入增加很多。但是体制内员工的基本工资额度，是由中央统一规定的，地方无权增减。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增加那么快，体制内基本工资增加得比较慢。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用自有资金发钱给大家补上这个差距，既有了理由也有了动力。
此外体制外实在是太卷太卷了，现在这个形势就是谁都没安全感，哪怕你年纪轻轻进了大厂，刚毕业就二三十万，依旧没有安全感，一波裁员下来，可能就跟麦子似的被裁掉。
前几天打车打到一个一百多万的进口车，车主就是某团高管，他说他刚入职的时候，某团才50来个人。不干了（被裁得不会说自己被裁，一般会说不干了）之后还没想好去干啥，这段时间环境不好，倒是有点钱，准备等形势稳定了再看看。这段时间先找点事做起来。所以说你们看到裁员，并不是只针对基层，高管们一样头顶悬着一把刀。
就算不裁员，平时也折腾得你够呛，又是996又是节假日加班，不信收拾不服你，这种情况下，太多心高气傲的人毕业一两年后受不了去考编制了。
你说有啥办法？确实没啥办法，不仅仅中国是这样，日韩也是一样的，都在竭力考编制，躲进一个避风港这辈子也不出来。而且以前留在外边，有个明显的好处是各个产业都在爆发，希望渺茫但是一旦撞大运，几乎一夜之间一步升天。但是随着互联网行业的暴富机会变少，其他行业还没有爆发，太多人越来越迷茫，导致不仅普通大学生在考编，这两年开始各个名校毕业生也在削尖脑袋往里挤。
所以说接下来很多年，估计也就这样了，就算降薪，依旧阻挡不了大家对稳定的渴望。但是随着土地收入降低，很可能下一步一般都会开始人员精简。
前些日子山西一条新闻上了热搜，河曲县机构改革。通过精简之后，公务员队伍人数基本不变，领导数量也没有多少变化。但是事业编缩减了2/3。
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都在事业单位从180多个一下子裁到了40。其实这不是重点，重点是36个党政机构压缩到了22个。就连党政机构这种部门，都可以压掉1/3却不影响日常工作（这说明肯定还有压缩空间）。可见随着社会发展，原有的机构编制需要调整，而且是可以调整的，这很可能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而且河曲县非常小，还没有一线城市一个大街道人多。但我们以前说过，县级政府2000年来，都是有完整行政体系的最小单位，往上各级政府其实都是县的扩大。
县可以改，上级政府也可以改，只是程度不同。随着中国的人口的结构变化和数量变化，再叠加财政结基础的变迁，一场轰轰烈烈的行政规划优化，即将会发生了。
大家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绝对，凡事都有个天然约束，也就是成本和钱，如果没钱了，该做的都会做，公务员铁饭碗这个底线一般不会动，但是事业编就谁都保证不了了。经济不好的时候去体制，反过来想，体制的钱不也是大环境创造的？大环境不好，小环境能好到哪？压力迟早会蔓延过去。
一代版本一代神，我这些年的所见，风口已经换了好几次，我刚毕业那会儿，最牛逼的岗位是外企，后来是房地产，再后来是互联网，直到这两年考编席卷全国，但是我依旧倾向于觉得持续不了多久，没啥东西能持续太久，凡事一旦形成了共识，赚钱的东西被大家发现了，风口立刻就变了。
尾声
文末再总结两句吧，今年的大规模整顿奖金的事，尽管让很多体制内不爽，不过这绝对是执政党不忘初心从现实出发的自我调整，不出意外，今后还有调整空间，直到平衡下来，也就是体制内既能用一个合理收入招聘到优秀人才，又能避免全社会的考公热，也能让那些处在贫困地区的人有合理回报。
而且我这些年有个感触，政府效率和公务员队伍的质量有肉眼可见的提升，这个固然和这些年的高激励相关，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合理的激励机制，让有才能得人去科技和商业的边疆上去征战，去开拓新边疆，而不是躲在深宅大院里做刀笔吏。啥是“外卷”？外卷就是去冒险去未知领域开疆扩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出东亚人的内卷宿命。
自从年初开始，不断爆出一些体制内人员工资调整的消息。而且都是降低，不论是公务员还是事业编制。最少的大约降低15%，多的甚至超过30%。而且级别越高的降低得越多。
一开始还只是个别地方的零星政策，后来渐渐越来越多，于是事情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我最近把这事研究了下，以前的熟人现在也都当领导了，找他们问几乎知无不言，有点收获，跟大家分享下，一起看看有没有道理。
（一）
首先要说一个情况，体制内的人，他们的工资按理说是一样的，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哪一级的工资是多少，这个都能查到。但是工资这玩意在他们的收入结构里这些年的占比是不断下降的。
一般来讲，你去问一个公务员工资多少，他们肯定会跟你说没多少，月薪三千，这个可能也没胡说，他们的职务工资或者说月薪可能就这些。
但是你能找到一个领导， 他也不会告诉你他自己的，但是他会跟你说他的小弟收入，如果事先不了解，大概率会吓一跳，因为除了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公积金，还有什么住房，交通，物业，通信，精神文明，过节费，下乡什么的，加起来就很可观了。
所以他们的收入比较复杂，有的人要两张甚至三张银行卡领钱。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人民的名义》第一集，侯亮平抓赵德汉，在赵德汉办公室桌上摆了五张卡，赵德汉一一介绍，一张是工资的，一张是奖金的，还有一张过节费的。另外两张估计是报销和发补贴之类的。原着里赵德汉说自己过节费的卡里藏了三万，自己老婆都不知道。
一般来讲，他们的基础工资是国家财政给发的，各地都是统一的，其他的那些，都是各地地方政府自己来决定，地方上有钱就多发，没钱就少发。这种情况下，各地情况差异就大了。即使是明确规定发的钱，因为各地经济情况不同，发放的情况也有很大区别。
在2018年5月27日，一个新闻上了热搜：安徽六安教师上访，围了市政府，讨要补贴，导致事件在全国迅速发酵。
其实事情很简单，安徽省在2017年底发文件，要给教师们发放一次性奖励。文件下了以后，省会合肥是一见到文件就发了，然后有几个地市也发了一些。六安因为经济发展不太好，一直都没有发。
原本大家都没有还能忍，到了5月，听说六安市直区域和经济开发区的教师终于发了补贴，但是其他区县的还是没有动静。这样一来，其他区县的教师一下子就乱套了，多次询问无果，最后在市政府门口上访，闹出一场惊动全国的风波来。
实际情况更加复杂，省里面关于补贴只是说要发，让各地区视自己情况而定，各地开支不一样，结余也不一样，最后发下去的钱也不一样。也就是上面出个政策执行看下面，各个地市之间教师都有很大区别。
这样一来，钱少的地方工作积极性肯定受打击，按理说同样级别年限的，收入应该差不多。国家的原则是如果去艰苦边远地区，或者工作非常辛苦，给予照顾。但是很多时候，艰苦地区本来就是因为没钱才艰苦，所以那里的公务员又艰苦又没钱。
富裕地区财政充足，工作相对舒适收入也高。而且各地经济不同，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大城市，相对的消费高生活压力大，发的比中西部地区多些，也可以说得过去。
但是像六安与合肥市中心距离才几十公里，开车算上进城出城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人们的心理落差就有些大了。至于同一城市区县之间也能有几倍的差距，这就很让人难以接受了。
很多时候偏远地区工作更加难做。比如六安下辖区县多是大别山区，而且是贫困县。这里的教师工作更辛苦，平时收入就没有城里的多，好容易省里统一叫发补贴却没有自己的，这种不公平很难让人释怀。
另一方面，钱少的部门和地方领导干部，看着其他地方和部门发钱。即使自己不眼红，也不为自己增加收入，单单为了以后工作开展得更好。也要想办法弄钱发补贴。如果是自己个人拿，那是贪污违法行为；违规给员工随便发钱，那是搞小金库的违纪行为；但是别人弄钱发了，那自己学着操作就有理了。
不管是从各种费用里弄，还是找财政要，或者立个名目搞个专项。别人咋弄的我就咋弄，法不责众有啥怕的？说难听的，也就是老师这种事业编制人数又太多，还没啥权，也没有财政拨款以外的什么收入， 只能伸手向上面要。
公务员和有门路的事业单位，想发补贴，只要有站得住的名目。大多还是有办法多少发一些的。
于是这几年，很多地方体制内人员，除了日常的岗位补贴、绩效补贴之外。各种名目补贴奖金都冒了出来。很多时候钱因为总数目太大，如果年底发一大笔，太过于扎眼。于是通过各种名目分摊在每月和节假日发。
所以地方这几年都统一的有了一个所谓“创建文明城市补贴”。数量从上万到十万都有。反正文明城市年年都创，这钱也年年补。
所以这次调薪，并不是真调工资，而是调整那些奖金，而且也不是取消，应该看作是一种重新平衡。
如果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原本补贴就少的，受到的影响基本忽略不计。而且按照新颁布的规范，国家将对艰苦地区的体制内人员，提高补贴数目。主要降的是发达地方。
有人问，公务员这个铁饭碗有倒退的可能性吗？这事直接说大家可能感受不深，咱们讲讲之前发生过的事。这事又又又要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真的是非常困难，我经常拿那个时候举例，也是为了说明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国内体制内人员的工资收入，确实出现过一段时间问题。
在八十年代，因为改开的激励，加上体制内人员工资过低，出现过一次“公务员下海潮”。当时为了鼓励下海，有个政策叫“停薪留职”。就是不发钱但是位置给你留着，放你出去闯闯。混好了就在外面混，不行的话再回来。最多的时候，全国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有超过1000万人参与，大部分离开体制后没回去，一小部分又重新回到了体制。这政策一直到1999年才取消。
很多改开后最早一批富豪，就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一来想下水试试，二来那时体制内收入吸引力不足。有的人真的就闯出来了，直到现在还是大名鼎鼎。
比如王石是广东外经委管招商的公务员。史玉柱本是安徽省统计局的公务员，工作后考研了，如果毕业不创业估计还要回去干统计。潘石屹是石油部经改研究室的研究员。王健林部队转业后，在大连的一个区政府上班，后来当了区政府房产公司经理，然后才自己开了万达公司。等等。
这些早期的脱离体制，还有一些主动成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地方财政情况变得更糟糕，很多地方出现过发不出公务员和教师工资的事情。
上次我们说分税制后，中央财政问题缓解，地方财政又紧张起来。很快就传导到了体制内人员收入上。公务员拖欠时有发生，即使不拖欠，当时所谓“两张大票”（200块）多年不涨。在物价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公务员的收入其实是连续下滑。
比起公务员，教师的情况更严重。当时的义务教育是收费的，特别是初中的收费每学期要几百元（那可是20世纪90年代的几百元）。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是农村孩子超过三个，很多时候老大要辍学打工帮弟弟妹妹挣学费。那时的老师工资由当地政府出钱，城市里还能勉强维持，在农村地区拖欠成了家常便饭。
农村老师当时两个主要工作，一个是走访让孩子不要辍学，一个是走访想法子收学费。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几乎无解。
那段时间人们对于“坐机关的”和“教书的”，远没有这些年那么向往。当然我说的是普通机关人员。对于干部和一线城市的岗位，啥时候都向往的。
现在回头看看，主要原因还是国内财政制度转型，结果造成了中央过度集中。
当时有的地方干部称分税制为“明抢制”。这部分我在上次说财政的时候讲过了。这些问题直到1999年后，通过转移支付，或者说中国经济的大发展才解决。
（三）
从公开信息可知，这次所谓“降薪”也不是地方主动开始的，而是从上而下的一次行动，那么有什么目的呢？我认为有两个，首先还是将体制内人员收入规范化。
这几年各种补贴的乱象，不但体制外的人不满意，因为地域、经济甚至主要干部“胆子”大不大，收入有了很大的差距，体制内也有很大的不满。
经济条件好的就乱发，造成体制内收入不合理。比如深圳的中学招聘，开出的收入和福利非常高，以至于大量清北级别的毕业生报名。至于很多地方招一些很简单工作的岗位，却一群高学历人员报名。几十个名校研究生抢一个街道办岗位。
一般来讲，职业上的“收入”，“稳定性”，“舒适性”是个不可能三角，收入高的职位，往往压力大而且淘汰率高；舒服稳定的职业不太可能收入高。如果一个职位把这些优点全占了，傻子才会犹豫，这个本身就不合理。特别是这两年经济困难，普通人面临降薪和失业，所谓大厂都在紧缩过日子。体制内还在发着各种补贴，于是造成两个后果：一个是体制外的人非常不满，认为不公平；一个是“打不过就加入”，体制内工作竞争卷得越来越厉害。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问题，社会对公务员的追捧，已经改变了应该有的导向。
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是人才去冒险去突破，都想躲入体制，这才是真正的内卷。
比如果2019年的数据，北大博士生77%进入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总毕业生里，占比第一的行业是教育（23%），第二是金融（19%），第三是机关（18%），第四是互联网（14%）。咱们倒也不是说不能进体制，只是这几年对于体制内的热捧，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特别是那句“不孝有三，无编为大”。因为考编过于成功，山东的考生被编了无数段子，还被无数文章分析，从几千年之前的孔孟开始讲到现在的丈母娘。
考公热背后的深层原因，也是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土地出让金这块大蛋糕，使得地方政府收入增加很多。但是体制内员工的基本工资额度，是由中央统一规定的，地方无权增减。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增加那么快，体制内基本工资增加得比较慢。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用自有资金发钱给大家补上这个差距，既有了理由也有了动力。
此外体制外实在是太卷太卷了，现在这个形势就是谁都没安全感，哪怕你年纪轻轻进了大厂，刚毕业就二三十万，依旧没有安全感，一波裁员下来，可能就跟麦子似的被裁掉。
前几天打车打到一个一百多万的进口车，车主就是某团高管，他说他刚入职的时候，某团才50来个人。不干了（被裁得不会说自己被裁，一般会说不干了）之后还没想好去干啥，这段时间环境不好，倒是有点钱，准备等形势稳定了再看看。这段时间先找点事做起来。所以说你们看到裁员，并不是只针对基层，高管们一样头顶悬着一把刀。
就算不裁员，平时也折腾得你够呛，又是996又是节假日加班，不信收拾不服你，这种情况下，太多心高气傲的人毕业一两年后受不了去考编制了。
你说有啥办法？确实没啥办法，不仅仅中国是这样，日韩也是一样的，都在竭力考编制，躲进一个避风港这辈子也不出来。而且以前留在外边，有个明显的好处是各个产业都在爆发，希望渺茫但是一旦撞大运，几乎一夜之间一步升天。但是随着互联网行业的暴富机会变少，其他行业还没有爆发，太多人越来越迷茫，导致不仅普通大学生在考编，这两年开始各个名校毕业生也在削尖脑袋往里挤。
所以说接下来很多年，估计也就这样了，就算降薪，依旧阻挡不了大家对稳定的渴望。但是随着土地收入降低，很可能下一步一般都会开始人员精简。
前些日子山西一条新闻上了热搜，河曲县机构改革。通过精简之后，公务员队伍人数基本不变，领导数量也没有多少变化。但是事业编缩减了2/3。
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都在事业单位从180多个一下子裁到了40。其实这不是重点，重点是36个党政机构压缩到了22个。就连党政机构这种部门，都可以压掉1/3却不影响日常工作（这说明肯定还有压缩空间）。可见随着社会发展，原有的机构编制需要调整，而且是可以调整的，这很可能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而且河曲县非常小，还没有一线城市一个大街道人多。但我们以前说过，县级政府2000年来，都是有完整行政体系的最小单位，往上各级政府其实都是县的扩大。
县可以改，上级政府也可以改，只是程度不同。随着中国的人口的结构变化和数量变化，再叠加财政结基础的变迁，一场轰轰烈烈的行政规划优化，即将会发生了。
大家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绝对，凡事都有个天然约束，也就是成本和钱，如果没钱了，该做的都会做，公务员铁饭碗这个底线一般不会动，但是事业编就谁都保证不了了。经济不好的时候去体制，反过来想，体制的钱不也是大环境创造的？大环境不好，小环境能好到哪？压力迟早会蔓延过去。
一代版本一代神，我这些年的所见，风口已经换了好几次，我刚毕业那会儿，最牛逼的岗位是外企，后来是房地产，再后来是互联网，直到这两年考编席卷全国，但是我依旧倾向于觉得持续不了多久，没啥东西能持续太久，凡事一旦形成了共识，赚钱的东西被大家发现了，风口立刻就变了。
尾声
文末再总结两句吧，今年的大规模整顿奖金的事，尽管让很多体制内不爽，不过这绝对是执政党不忘初心从现实出发的自我调整，不出意外，今后还有调整空间，直到平衡下来，也就是体制内既能用一个合理收入招聘到优秀人才，又能避免全社会的考公热，也能让那些处在贫困地区的人有合理回报。
而且我这些年有个感触，政府效率和公务员队伍的质量有肉眼可见的提升，这个固然和这些年的高激励相关，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合理的激励机制，让有才能得人去科技和商业的边疆上去征战，去开拓新边疆，而不是躲在深宅大院里做刀笔吏。啥是“外卷”？外卷就是去冒险去未知领域开疆扩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出东亚人的内卷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