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北京发生了反对新冠“清零”的抗议活动。执政的中共试图用抗议者背后有“外部势力”的说法来诋毁他们。 Thomas Peter/Reuters
最初被带走的是一名会计事务所职员和一名自由撰稿人。然后是拥有英国文学学位的培训机构教师。几天后，警察来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带走了一名编辑。
这四名被拘留的女性是朋友。她们在中国首都度过闲暇时间的方式与许多有好奇心、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一样：办读书会、看电影，边吃烧烤边讨论女权主义和LGBTQ权益等社会问题。去年11月，当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各地都出现针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抗议时，她们参加了活动。现在，她们是已知的第一批因参加抗议活动而被警方逮走的人。
中国正在对活动抗议者进行恐吓威胁。这些抗议活动给中共统治带来了几十年来的最大胆挑战，也是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尴尬的冒犯。
中共似乎决意要警告那些可能会受这次公众不满情绪爆发鼓舞的人。中国政府在抗议活动发生后不久，突然决定放弃新冠“清零”，之后政府在国内面临的挑战不断增长：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放缓，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飙升。
当局尚未在官媒宣布这些逮捕行动，并尽力避免提及抗议活动。中共一直爱用秘密镇压来平息骚乱，以免进一步激起公众的愤怒。
但警察抓人的消息，以及许多其他抗议者被询问和拘留的消息，已在参加过示威的人，还有曾为抗议者鼓与呼、期望公民社会复活的人当中广为流传。对许多人来说，镇压再次提醒人们，当局对即使是和平地表达异见也不容忍，并让人们重新意识到挑战政府所带来的个人风险。
北京的抗议活动最初是为新疆一场公寓楼大火的遇难者举行的守夜活动。许多中国人认为，新冠“清零”措施阻碍了遇难者逃生。 Thomas Peter/Reuters
中共也一直在抹黑抗议者，试图将他们描述为境外势力的工具。从呼吁女性权益到倡导民主的活动、再到民族问题引发的骚乱——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把国内异见说成是西方支持的颠覆活动，反对新冠“清零”的抗议活动也不例外。一名中国外交官表示，有些抗议者“被外部势力收买”。
《纽约时报》采访了几名了解那四名被捕女性案件的人士。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这些人在提供有关上述女性被捕和受审的详细情况时要求不具名。他们一直在密切跟踪这四名女性的案件进展，包括警方几周前审讯她们的情况。这些人或在四名女性被捕前与她们有联系，或在她们失踪后与和她们关系密切的人有联系。
据这些知情者说，警方已询问了四名女性使用海外即时通讯平台或参与女权活动（如读书会）的情况。中国宣传机器把女权主义嘲讽为外国势力的又一个工具。
被捕的女性则表示，参加活动是受信念驱使，她们相信即使在中国也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其中一名女性是北大出版社编辑曹芷馨，她在去年12月被抓前录制了一段视频，并委托朋友在她失踪后将视频发到网上。
“我们关注这个社会，”26岁的曹芷馨在视频中说。她还表示，另外三名已被警方带走的女性是会计事务所职员李元婧、27岁的自由撰稿人李思琪，以及之前学文学专业的翟登蕊。
“在现场，我们遵守秩序，没有与警方发生任何冲突，”曹芷馨继续说道。“为什么还要悄无声息地带走我们？”
目前完全不清楚的是，这四名女性成为打击对象是否因为她们对女权主义感兴趣。可能还有其他的抗议者被捕。一些中国社交媒体用户试图公布抗议活动发生后失踪者的姓名，几个靠群力搜集的名单上有大约20名失踪者。
但中国的法律系统不透明，社交媒体受严格审查，这让将所有失踪者统计出来困难重重。按照中国法律，警方能在不正式逮捕的情况下将人拘留一个多月。
但即使当局一开始不是因为这几名女性的女权活动而将她们挑出来，警方对她们进行调查后，这些活动也有可能让她们成为打击目标，现居美国、曾在国内遭到警方骚扰的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吕频说。
“中国政府必须寻找符合他们逻辑的解释，他们不相信人民会根据自己的政治感觉自行组织起来。一定有背后‘黑手’，”吕频表示。“在中国，女权主义是最后一个活跃的、可见的社会运动。”
北京去年11月27日的抗议活动是以烛光守夜活动开始的，以悼念当月新疆一场公寓楼火灾中死亡的至少10名遇难者。许多中国人认为，新冠“清零”措施阻碍了遇难者逃出公寓楼，尽管政府否认了这个说法。
曹芷馨在视频中说，她们参加活动是出于悲痛。
“我们的同胞遇难时，有合理的情绪想要表达，我们对失去生命的人充满同情，所以我们才去了现场，”曹芷馨说。
上海的警察对一名抗议者采取行动，摄于去年11月。 The New York Times
抗议活动当晚，北京警方的做法相对克制，即使是在守夜活动变成了要求结束新冠“清零”和要求更多政治自由的街头抗议后。虽然警察对参与者进行了拍摄，但没有在现场声势浩大地抓人。
时报记者当时曾听到一名警察对抗议者说，他也哀悼在火灾中丧生的人。另一名警察提醒游行者，“没人碰你。”
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在之后的几天里，据参加过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的人描述，他们被警察传唤或登门，警察问他们为什么参加示威，和谁一起去的。有些人被告知，警察用他们手机的定位数据对他们进行追踪。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称抗议者受了“外部势力”操纵，但在记者的追问下拒绝提供证据。
据了解这四名女性情况的人士，类似的说法也许贯穿在警方对她们的审讯中。
警察询问了读书会的情况，她们曾在那里读了日本著名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津子的书。警方指出她们使用了即时通讯应用程序Telegram，这个应用在中国被屏蔽，需要翻墙软件才能使用。至少一些参加了抗议活动的女性有在海外念书的经历。
了解情况的人说，警方指控这几名女性的罪名是“寻衅滋事”，这个模糊的罪名是当局为了使批评者噤声常用的指控，最高可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官员，他说，在为期一周春节假日期间，没人能对本文置评。
虽然去年11月北京发生抗议活动时，警方的做法相对克制，但后来警察到示威者的家中对他们进行了询问。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吕频说，警方显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些不是主要组织者，甚至看来不属于任何更大群体的人身上，凸显出当局已把中国的公民社会摧毁到了什么程度。
“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镇压之后，这些人已在警方眼中成为最具威胁性的力量，”她说。“这些人聚会的方式，比如一起吃饭、看电影、谈论艺术，以前不会被视为有政治性，但在关键时刻，这些小圈子有成为政治活动的潜力。”
当局对她们进行办案处理的主要动机可能不是专门为了打击这些女性，而是为了警告那些可能从这次示威活动中受到启发的人。
虽然在去年年底带有政治色彩的抗议活动后并没有再发生类似的大规模活动，但小规模的、针对更具地问题的零星示威活动仍在最近几周继续上演。政府在新冠“清零”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导致之前的防疫人员聚集起来，要求把拖欠的工资发给他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说，突然放弃“清零”后出现的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激增也可能引发人们的愤怒。
“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对中共和习近平的声誉和合法性有很大损害，”曾锐生说。他还表示，在看到损害变成了政治抗议后，“对抗议者们进行恐吓威胁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确保抗议活动不再发生。”
去年11月北京发生了反对新冠“清零”的抗议活动。执政的中共试图用抗议者背后有“外部势力”的说法来诋毁他们。 Thomas Peter/Reuters
最初被带走的是一名会计事务所职员和一名自由撰稿人。然后是拥有英国文学学位的培训机构教师。几天后，警察来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带走了一名编辑。
这四名被拘留的女性是朋友。她们在中国首都度过闲暇时间的方式与许多有好奇心、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一样：办读书会、看电影，边吃烧烤边讨论女权主义和LGBTQ权益等社会问题。去年11月，当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各地都出现针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抗议时，她们参加了活动。现在，她们是已知的第一批因参加抗议活动而被警方逮走的人。
中国正在对活动抗议者进行恐吓威胁。这些抗议活动给中共统治带来了几十年来的最大胆挑战，也是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尴尬的冒犯。
中共似乎决意要警告那些可能会受这次公众不满情绪爆发鼓舞的人。中国政府在抗议活动发生后不久，突然决定放弃新冠“清零”，之后政府在国内面临的挑战不断增长：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放缓，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飙升。
当局尚未在官媒宣布这些逮捕行动，并尽力避免提及抗议活动。中共一直爱用秘密镇压来平息骚乱，以免进一步激起公众的愤怒。
但警察抓人的消息，以及许多其他抗议者被询问和拘留的消息，已在参加过示威的人，还有曾为抗议者鼓与呼、期望公民社会复活的人当中广为流传。对许多人来说，镇压再次提醒人们，当局对即使是和平地表达异见也不容忍，并让人们重新意识到挑战政府所带来的个人风险。
北京的抗议活动最初是为新疆一场公寓楼大火的遇难者举行的守夜活动。许多中国人认为，新冠“清零”措施阻碍了遇难者逃生。 Thomas Peter/Reuters
中共也一直在抹黑抗议者，试图将他们描述为境外势力的工具。从呼吁女性权益到倡导民主的活动、再到民族问题引发的骚乱——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把国内异见说成是西方支持的颠覆活动，反对新冠“清零”的抗议活动也不例外。一名中国外交官表示，有些抗议者“被外部势力收买”。
《纽约时报》采访了几名了解那四名被捕女性案件的人士。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这些人在提供有关上述女性被捕和受审的详细情况时要求不具名。他们一直在密切跟踪这四名女性的案件进展，包括警方几周前审讯她们的情况。这些人或在四名女性被捕前与她们有联系，或在她们失踪后与和她们关系密切的人有联系。
据这些知情者说，警方已询问了四名女性使用海外即时通讯平台或参与女权活动（如读书会）的情况。中国宣传机器把女权主义嘲讽为外国势力的又一个工具。
被捕的女性则表示，参加活动是受信念驱使，她们相信即使在中国也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其中一名女性是北大出版社编辑曹芷馨，她在去年12月被抓前录制了一段视频，并委托朋友在她失踪后将视频发到网上。
“我们关注这个社会，”26岁的曹芷馨在视频中说。她还表示，另外三名已被警方带走的女性是会计事务所职员李元婧、27岁的自由撰稿人李思琪，以及之前学文学专业的翟登蕊。
“在现场，我们遵守秩序，没有与警方发生任何冲突，”曹芷馨继续说道。“为什么还要悄无声息地带走我们？”
目前完全不清楚的是，这四名女性成为打击对象是否因为她们对女权主义感兴趣。可能还有其他的抗议者被捕。一些中国社交媒体用户试图公布抗议活动发生后失踪者的姓名，几个靠群力搜集的名单上有大约20名失踪者。
但中国的法律系统不透明，社交媒体受严格审查，这让将所有失踪者统计出来困难重重。按照中国法律，警方能在不正式逮捕的情况下将人拘留一个多月。
但即使当局一开始不是因为这几名女性的女权活动而将她们挑出来，警方对她们进行调查后，这些活动也有可能让她们成为打击目标，现居美国、曾在国内遭到警方骚扰的中国女权活动人士吕频说。
“中国政府必须寻找符合他们逻辑的解释，他们不相信人民会根据自己的政治感觉自行组织起来。一定有背后‘黑手’，”吕频表示。“在中国，女权主义是最后一个活跃的、可见的社会运动。”
北京去年11月27日的抗议活动是以烛光守夜活动开始的，以悼念当月新疆一场公寓楼火灾中死亡的至少10名遇难者。许多中国人认为，新冠“清零”措施阻碍了遇难者逃出公寓楼，尽管政府否认了这个说法。
曹芷馨在视频中说，她们参加活动是出于悲痛。
“我们的同胞遇难时，有合理的情绪想要表达，我们对失去生命的人充满同情，所以我们才去了现场，”曹芷馨说。
上海的警察对一名抗议者采取行动，摄于去年11月。 The New York Times
抗议活动当晚，北京警方的做法相对克制，即使是在守夜活动变成了要求结束新冠“清零”和要求更多政治自由的街头抗议后。虽然警察对参与者进行了拍摄，但没有在现场声势浩大地抓人。
时报记者当时曾听到一名警察对抗议者说，他也哀悼在火灾中丧生的人。另一名警察提醒游行者，“没人碰你。”
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在之后的几天里，据参加过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的人描述，他们被警察传唤或登门，警察问他们为什么参加示威，和谁一起去的。有些人被告知，警察用他们手机的定位数据对他们进行追踪。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称抗议者受了“外部势力”操纵，但在记者的追问下拒绝提供证据。
据了解这四名女性情况的人士，类似的说法也许贯穿在警方对她们的审讯中。
警察询问了读书会的情况，她们曾在那里读了日本著名女权主义学者上野千津子的书。警方指出她们使用了即时通讯应用程序Telegram，这个应用在中国被屏蔽，需要翻墙软件才能使用。至少一些参加了抗议活动的女性有在海外念书的经历。
了解情况的人说，警方指控这几名女性的罪名是“寻衅滋事”，这个模糊的罪名是当局为了使批评者噤声常用的指控，最高可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官员，他说，在为期一周春节假日期间，没人能对本文置评。
虽然去年11月北京发生抗议活动时，警方的做法相对克制，但后来警察到示威者的家中对他们进行了询问。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吕频说，警方显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些不是主要组织者，甚至看来不属于任何更大群体的人身上，凸显出当局已把中国的公民社会摧毁到了什么程度。
“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镇压之后，这些人已在警方眼中成为最具威胁性的力量，”她说。“这些人聚会的方式，比如一起吃饭、看电影、谈论艺术，以前不会被视为有政治性，但在关键时刻，这些小圈子有成为政治活动的潜力。”
当局对她们进行办案处理的主要动机可能不是专门为了打击这些女性，而是为了警告那些可能从这次示威活动中受到启发的人。
虽然在去年年底带有政治色彩的抗议活动后并没有再发生类似的大规模活动，但小规模的、针对更具地问题的零星示威活动仍在最近几周继续上演。政府在新冠“清零”政策上的180度大转弯导致之前的防疫人员聚集起来，要求把拖欠的工资发给他们。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说，突然放弃“清零”后出现的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激增也可能引发人们的愤怒。
“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对中共和习近平的声誉和合法性有很大损害，”曾锐生说。他还表示，在看到损害变成了政治抗议后，“对抗议者们进行恐吓威胁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确保抗议活动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