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击，敲击，敲击。打字机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每一次敲击，又一个名字被添加到死亡名单上。
在德国北部的一家养老院，被称为"邪恶秘书"的伊姆加德·福希纳悄然离世，享年99岁。
这位曾在二战期间为纳粹效力的老人于今年1月14日去世，但消息直到最近才被德国《明镜周刊》披露，并得到当地检方证实。
这位老妇人，是在两年前、97岁高龄时成为世界瞩目的战犯的。
1943年初夏，18岁的福希纳走进了施图特霍夫集中营的指挥官办公室，开始了她作为秘书的职业生涯。那时的她，青春靓丽，满怀希望。而在她工作的窗外，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施图特霍夫集中营位于当时德国占领的波兰但泽（今天的格但斯克），1939年建立后逐渐发展成纳粹杀人机器的重要一环。
从这个的大门进入的犹太人、政治犯、同性恋者等几乎注定了悲惨结局。
"施图特霍夫的入口被称为'死亡之门'，进入基本等同于死亡。"集中营幸存者曼弗雷德·戈德伯格回忆道。在这片恐怖土地上，至少有6万多人命丧于此，包括被毒气室杀害、被强制劳动至死，或在战争末期的"死亡行军"中丧生。
工作日的福希纳，面对的是一摞摞需要打字的名单、报告和命令。看似普通的办公室工作，却成了这部杀人机器中不可或缺的齿轮。法院最终认定，从1943年6月到1945年4月，她"知情并故意协助"了10,505起谋杀案。
多年后，当记者询问她是否知道集中营内正在发生的暴行时，福希纳始终坚称自己"一无所知"。然而，审判中却揭露，她的丈夫——一名SS士兵——早在1954年就曾作证知晓集中营内的毒气杀人行为。
她，真的不知道吗？
对幸存者来说，这种辩解简直荒谬至极。"所有事情都有记录，包括收集了多少人类头发的进度报告，都送到了她的办公室，"戈德伯格愤怒地说。被害者的尖叫声，浓重的焦臭味，从营地飘出的滚滚浓烟，这些都能被一个18岁的女孩完全忽视吗？
2021年9月，德国审判这位"邪恶秘书"的消息震惊世界。更让人意外的是，开庭当天，97岁的福希纳竟从养老院逃跑，试图乘出租车前往火车站逃之夭夭。
这一幕恍如她76年前随着德军溃败而仓皇逃离集中营的重演。几小时后，警方将她拘留，审判被迫推迟五天。
法庭上，证人们描述了施图特霍夫的恐怖景象：穿白大褂的SS军人假扮医生，以测量身高为名，用特制的"颈部射击"装置处决囚犯；毒气室内，人们痛苦地尖叫，抓挠自己的皮肤直至血肉模糊；为了娱乐，看守强迫儿子鞭打自己的父亲至死……
证人曼弗雷德·戈德堡
面对这些证词，福希纳始终保持沉默。直到最后，她才轻声说了一句："我为发生的一切感到抱歉。我后悔当时在施图特霍夫。我不能说别的了。"
2022年12月，法院宣判福希纳有罪，判处两年缓刑。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判决过于轻微。"如果一个小偷被判两年，那么一个被判为10,000起谋杀共犯的人怎么能得到相同的判决？"94岁的戈德伯格质问道。
去年8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福希纳的上诉，维持原判。几个月后，她在养老院悄然离世，带着秘密与忏悔，永远闭上了双眼。
福希纳的案件或许是最后几个纳粹战争罪行案件之一。据德国负责调查纳粹罪行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透露，目前全德范围内仅剩三宗相关案件尚未结案。时间正在带走最后的亲历者，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
历史告诉我们，邪恶往往不是以狰狞面目出现的恶魔，而是穿着整齐制服、埋头打字的普通人。它藏在日常的细节里，潜伏在"我只是按命令行事"的借口中。
不过，当一个普通人被卷入邪恶的体系中，她是否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是你我，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
可是，没有"微不足道的恶"，即使只是在文件上盖章、在名单上打字，也可能成为杀人链条上的一环。在面对不公和暴行时，沉默和服从同样是一种选择，一种需要为之负责的选择。
敲击，敲击，敲击。打字机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荡。每一次敲击，又一个名字被添加到死亡名单上。
在德国北部的一家养老院，被称为"邪恶秘书"的伊姆加德·福希纳悄然离世，享年99岁。
这位曾在二战期间为纳粹效力的老人于今年1月14日去世，但消息直到最近才被德国《明镜周刊》披露，并得到当地检方证实。
这位老妇人，是在两年前、97岁高龄时成为世界瞩目的战犯的。
1943年初夏，18岁的福希纳走进了施图特霍夫集中营的指挥官办公室，开始了她作为秘书的职业生涯。那时的她，青春靓丽，满怀希望。而在她工作的窗外，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施图特霍夫集中营位于当时德国占领的波兰但泽（今天的格但斯克），1939年建立后逐渐发展成纳粹杀人机器的重要一环。
从这个的大门进入的犹太人、政治犯、同性恋者等几乎注定了悲惨结局。
"施图特霍夫的入口被称为'死亡之门'，进入基本等同于死亡。"集中营幸存者曼弗雷德·戈德伯格回忆道。在这片恐怖土地上，至少有6万多人命丧于此，包括被毒气室杀害、被强制劳动至死，或在战争末期的"死亡行军"中丧生。
工作日的福希纳，面对的是一摞摞需要打字的名单、报告和命令。看似普通的办公室工作，却成了这部杀人机器中不可或缺的齿轮。法院最终认定，从1943年6月到1945年4月，她"知情并故意协助"了10,505起谋杀案。
多年后，当记者询问她是否知道集中营内正在发生的暴行时，福希纳始终坚称自己"一无所知"。然而，审判中却揭露，她的丈夫——一名SS士兵——早在1954年就曾作证知晓集中营内的毒气杀人行为。
她，真的不知道吗？
对幸存者来说，这种辩解简直荒谬至极。"所有事情都有记录，包括收集了多少人类头发的进度报告，都送到了她的办公室，"戈德伯格愤怒地说。被害者的尖叫声，浓重的焦臭味，从营地飘出的滚滚浓烟，这些都能被一个18岁的女孩完全忽视吗？
2021年9月，德国审判这位"邪恶秘书"的消息震惊世界。更让人意外的是，开庭当天，97岁的福希纳竟从养老院逃跑，试图乘出租车前往火车站逃之夭夭。
这一幕恍如她76年前随着德军溃败而仓皇逃离集中营的重演。几小时后，警方将她拘留，审判被迫推迟五天。
法庭上，证人们描述了施图特霍夫的恐怖景象：穿白大褂的SS军人假扮医生，以测量身高为名，用特制的"颈部射击"装置处决囚犯；毒气室内，人们痛苦地尖叫，抓挠自己的皮肤直至血肉模糊；为了娱乐，看守强迫儿子鞭打自己的父亲至死……
证人曼弗雷德·戈德堡
面对这些证词，福希纳始终保持沉默。直到最后，她才轻声说了一句："我为发生的一切感到抱歉。我后悔当时在施图特霍夫。我不能说别的了。"
2022年12月，法院宣判福希纳有罪，判处两年缓刑。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判决过于轻微。"如果一个小偷被判两年，那么一个被判为10,000起谋杀共犯的人怎么能得到相同的判决？"94岁的戈德伯格质问道。
去年8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福希纳的上诉，维持原判。几个月后，她在养老院悄然离世，带着秘密与忏悔，永远闭上了双眼。
福希纳的案件或许是最后几个纳粹战争罪行案件之一。据德国负责调查纳粹罪行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透露，目前全德范围内仅剩三宗相关案件尚未结案。时间正在带走最后的亲历者，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
历史告诉我们，邪恶往往不是以狰狞面目出现的恶魔，而是穿着整齐制服、埋头打字的普通人。它藏在日常的细节里，潜伏在"我只是按命令行事"的借口中。
不过，当一个普通人被卷入邪恶的体系中，她是否有选择的余地？如果是你我，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
可是，没有"微不足道的恶"，即使只是在文件上盖章、在名单上打字，也可能成为杀人链条上的一环。在面对不公和暴行时，沉默和服从同样是一种选择，一种需要为之负责的选择。